如果你热爱文学，求知欲旺盛，经常阅读富有想象力的经典文学作品，你可能会拿起莎士比亚的《爱得其所》或者荷马的《玛吉特》来读。什么，你没听说过这两本书?是这样的，阅读它们也需要想象，因为这两部作品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有文献表明，它们确实曾经存在过。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的第四章中称赞《玛吉特》是古希腊喜剧作品的开山之作，莎士比亚的喜剧《爱得其所》也印过一千来册，而这两部作品都消失了。
　　这些都是斯图尔特，凯利在他的新著《遗失的书：你从来没读过的名著》中告诉我们的。他汇总了一个读不到的图书目录。书籍遗失的原因有很多：图书馆着火了或者被无意中扔到火炉中去了：被查禁了；没有写完或者压根没开始写——计划要写，但是没能写出来，像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的续篇《说吧，美国》。
　　凯利毕业于牛津大学。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收集全集，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部作品。当他开始阅读严肃文学的时候，却震惊地发现古希腊戏剧全集其实是不完整的，埃斯库罗斯写了80部剧作，现在只剩下7部，索福克里斯的120部只剩下7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也难逃厄运，100部只剩下18部。埃斯库罗斯的死因可以在最古怪的死因榜单上占有一席之地——一只鹰显然是误将他的秃顶当作岩石了，将叼在嘴里的乌龟甩到了他的头上。如果他的作品没有散失那么多，在古代世界他的名气还会更大，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将他的一部完整作品当作重点藏品，后来跟其他无数珍贵文献一样毁于大火。
　　凯利说文学作品能幸存下来都是奇迹，“书籍遗失并非异常、例外之事，整部文学史也是文学作品遗失的历史”。现在所说的西方正典都是碰巧传下来的，它们幸运地浮出了遗失文献的海面。凯利也写到了中国的事情，说孔子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他的学生靠回忆重新写的。他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四书五经”的经本来是有六部，即“六经”，后来其中的《乐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被烧掉了。
　　不仅古代的书经不起火烧。卡夫卡曾经要他的遗嘱执行人布劳德烧掉他的全部手稿，幸好布劳德觉得这些作品很珍贵，给留了下来，由此我们才得以读到《审判》和《城堡》。菲利普，拉金的遗嘱执行人做了相反的决定，销毁了传记作家们孜孜以求的拉金的个人资料。拜伦的出版商、遗嘱执行人和传记作者觉得他的回忆录“只适合放在妓院里，会坏了他的一世英名”，就把它烧了。凯利说蒲柏的《群愚史诗》多亏了斯威福特才得以存在，斯威福特从火里捡出蒲柏《群愚史诗》的第一稿，说服蒲柏继续写下去。倒霉的则有海明威，1922年他第一任妻子哈德利将他的财物运往瑞士时，一只手提箱在途中被小偷偷走，里面装着的是海明威的习作。
　　有的作品遗失了要好过留了下来。古希腊喜剧作家米南德的作品都遗失了，但是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大师，1905年在埃及发现了他五部戏剧，50年之后他的其他作品在日内瓦浮现，古典文学教授埃里奇·西格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说他是“乡下的欧里庇得斯”，情节低俗。爱德华，吉本如果照着他原来的计划去写什么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史、瑞士人民自由史、佛罗伦萨共和国史或者雷利爵士传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接着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了。瑞士人民自由史有什么好写的呀?奥森·威尔斯在《黑狱亡魂》里用两个词就总结了瑞士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布谷鸟闹钟。
　　“今天，英国每年出版近10万种书，至少有9.9万种书都应该被丢掉。我不会为那9.9万种书掉一滴眼泪。但我愿意为埃斯库罗斯遗失的剧本付出一切，或者卡莱尔被穆勒的妻子无意中丢到火里的《法国大革命》的原本，或者完整的《追忆逝水年华》和《没有个性的人》——两者分别因为作者普鲁斯特和穆齐尔的去世而没有完结。我希望柯勒律治服食鸦片后于梦中所得的诗《忽必烈》没有因为梦被‘一个来自波拉克的人’打断而只是一个片断；我也希望霍普金斯没有因为决定皈依基督而毁掉他年轻时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