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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人们对于“出版是什么”可以有很多种回答，但从本质上讲，出版是弘扬、传承文化的活动大概并无疑义。作为文学编辑的使命，应该是将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高品质的文学作品送达需要它们的读者手中。在我看来，文学编辑不是机械地改正错字病句的匠人，也不是只为“稻粱谋”的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而是具有人文理想、文学理念和原创激情的出版人。一名合格的文学编辑应该有所坚持，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眼光投入文学出版工作，把自己心目中的文学精品奉献给读者。不过，文学作品的出版并非是如此简单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陈酒佳酿”效益好
当下很多读者乃至业内人士慨叹：出版界出书多，好书少，精品少。相应的，“跟风”和重复出版的图书却很多。这的确是目前文学出版业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出版既是文化行为，也是商业活动。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相较于投入高、收益低甚至不赚钱的原创文学出版，出版社很容易把工作基点放在追求图书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上。作为企业，出版社追逐利润，实现经济目标是重要的功能。不说别的，编辑们的“稻粱”难道不得从出版收益中来?出版社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得从出版收益中积累?市场是残酷的，“无形的手”吸引我们的目光转向最好卖、最容易让出版社赚钱的书。
比如，经过时光流逝的筛淘，积淀下来的优秀文本，那些长销书，就是出版社的“最爱”。像《穆斯林的葬礼》，每年都维持不低的销量。不仅拥有经典名作单行本版权的出版社得益于这些重印率高的长销书，就是以“文集”等形式重新包装名家1日作者也可获得可观的利润。2009年，旧作新装的《平凡的世界》风行一时，销售看好。即使像《瓦尔登湖》《新月集·飞鸟集》这样并非独家授权的文学经典，销量也很好。这些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经典文本和已享盛名的“大家”作品，好像陈酒佳酿，味美质醇，历久弥新。
通过成功的营销手段把这样的文学精品传递到广大读者手中，是文学出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的陈酒佳酿是文学作品中极小的部分，文学出版者不能只围绕这部分有限的出版资源做文章。出版社转企改制、走向市场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创造和传播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倘若我们只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是不是丢失了一部分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出优秀原创作品是当务之急
文学精品的产生，只能从大力开掘和发展原创作品中来。怎样才能更多更好地推出原创精品，是我们文学出版业面临的一大课题。当前，原创文学作品的出版遭遇到极大的困局。
综观近年来的文学出版，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文学原创作品的吧。诗歌基本上就不考虑出版了，或者只能是作者自掏腰包自费出版了——我国还曾经被称为“诗的国度”；没名气或名气不大的作者，对他们哪怕是相对好卖一些的长篇小说也只能说“抱歉”了，更不要提什么中短篇集子——除非能找到炒作的“点”，我们以找到的“点”并不恶俗安慰自己……和一窝蜂地出版经典文本、“摘桃子”时的欢欣鼓舞相比，出版者在“栽树”的工作面前禁不住再三踌躇……看上去最“合理”、最利己、最省事的做法，实际上也让出版的路越走越窄——今天我们趋之若鹜的经典文本、名家大家不也出自当年的新人新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推“陈”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出“新”这一当务之急。
在《我与兰登书屋》一书中，美国著名出版家贝内特·瑟夫说道：“把约翰·奥哈拉或詹姆斯·米契纳的书做成畅销书并不算天才，但出版的许多乐趣在于发现完全陌生的新人。”对于瑟夫这句话，想来中国的出版人会“心有戚戚焉”。
和外国同行一样，发掘、培养年轻作者，推出精品原创作品，也是国内任何一个希望持续发展的出版社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出版社生存和发展的百年大计。国内许多出版社在这方面都有优良传统，留下了许多佳话。比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著名作家凌力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追溯到将近30年前。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处女作《星星草》投到编辑部，当时的老编辑慧眼识珠，发现了作者的潜力，决定大力扶植。《星星草》写的是捻军起义的故事，背景主要在安徽北部的淮河、涡河流域。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两位老编辑陪同作者根据故事线索，一一寻访了这些地区。凌力就是从《星星草》起步，开始了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达30年的合作。当年，十月文艺出版社还有一套“希望文学丛书”。从丛书名看，这就是一套着眼未来、着力培养文学新人的丛书。后来的许多知名作家，如张承志、史铁生、曹文轩等，最初的成名作都是收录在这里的。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也是在这套丛书中出版了他出国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但是，面对原创文学销售不佳的客观情况，迫于经济压力，当下出版社在推出新人新作的问题上要谨慎、小心翼翼得多，轻易不敢出手。内中况味，有几分苦涩，有几分无奈，有些英雄气短，也有些力不从心。编辑们手里经过的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得不到幸运的出版机会。
在文学与市场的夹缝中起舞
十余年前刚入行时，还听到一位老编辑说起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版业的“盛况”——那时哪用编辑操心印数、宣传营销啊，把编好的稿子一交，印刷10万册太平常了。如今，这位老编辑已经退休了。倘若他还在责编岗位上，估计连忆旧都提不起兴致，只能叹气了。文学出版业的现状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编辑面对着在文学与市场的夹缝中起舞的尴尬处境。
善于借助外力，不失为原创文学出版的一条路数。例如，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出版资金每年都会为优秀作品提供资助。再如，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实施的“出版原创推新工程”，为4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写作爱好者提供出版机会。这样的活动和工程弘扬了出版业的另一层要义——出版不止于商业活动，它负有文化使命。与理想和激情同行。
毋庸置疑，仅靠这样的活动和工程是不能包揽繁荣原创文学创作重任的。这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倡导、一种带动、一份政府责任的担当。出版社和编辑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才是业内对推动原创文学出版所做的努力，才能担负起出版界的职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我国人口众多，但人均每年读书量甚至与很多不发达国家相比都相距甚远。除了为孩子准备的教辅、少儿图书以外，有多少成年人在功利性的实用目的之外掏钱买书，让自己沉浸在书香中?在网络文学、电子书的冲击下，传统纸质文学出版的受众再遭分流。
市场是如此残酷，我们又要在文学理想、出版理念上有所坚持，作为编辑个人，只能勤练“内功”，提高鉴别、把握文稿的能力，去芜存菁，优中选优。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出版的目标读者群细分很重要。社会上人手一册成为时尚，这样的文本是越来越难找了。具体到优秀文学原创作品，只要能把它送达相应的目标读者群，就是成功和胜利了。这样一本本做下来，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对真正看中的作品，责编应该有坚持选题的勇气、不将其出版不罢休的韧劲。凭借自身的文学素养和市场分析作出的判断，是理性的，有论据支撑的。我们要以此说服或许会心存疑虑的领导和同事，把作品推向市场。在营销手段上，利用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推介自然不是新鲜事。但如何找准宣传点又是今天编辑的基本功，是综合素养的体现，也是作品实现经济效益不可缺少的一环。可以说，原创精品出版的全程都有赖于高素质、高水平的编辑在出版理念下的坚持、担当和推动。
出版社的品牌和荣耀及其经济实力，是它的出版物带来的，是它的作者队伍带来的。让作者凝聚在出版社旗下，多出精品好书，是编辑的职责。尽力在文学和市场的夹缝中优雅地舞蹈，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也是文学编辑的宿命。
“陈酒佳酿”效益好
当下很多读者乃至业内人士慨叹：出版界出书多，好书少，精品少。相应的，“跟风”和重复出版的图书却很多。这的确是目前文学出版业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出版既是文化行为，也是商业活动。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相较于投入高、收益低甚至不赚钱的原创文学出版，出版社很容易把工作基点放在追求图书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上。作为企业，出版社追逐利润，实现经济目标是重要的功能。不说别的，编辑们的“稻粱”难道不得从出版收益中来?出版社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得从出版收益中积累?市场是残酷的，“无形的手”吸引我们的目光转向最好卖、最容易让出版社赚钱的书。
比如，经过时光流逝的筛淘，积淀下来的优秀文本，那些长销书，就是出版社的“最爱”。像《穆斯林的葬礼》，每年都维持不低的销量。不仅拥有经典名作单行本版权的出版社得益于这些重印率高的长销书，就是以“文集”等形式重新包装名家1日作者也可获得可观的利润。2009年，旧作新装的《平凡的世界》风行一时，销售看好。即使像《瓦尔登湖》《新月集·飞鸟集》这样并非独家授权的文学经典，销量也很好。这些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经典文本和已享盛名的“大家”作品，好像陈酒佳酿，味美质醇，历久弥新。
通过成功的营销手段把这样的文学精品传递到广大读者手中，是文学出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的陈酒佳酿是文学作品中极小的部分，文学出版者不能只围绕这部分有限的出版资源做文章。出版社转企改制、走向市场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创造和传播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倘若我们只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是不是丢失了一部分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出优秀原创作品是当务之急
文学精品的产生，只能从大力开掘和发展原创作品中来。怎样才能更多更好地推出原创精品，是我们文学出版业面临的一大课题。当前，原创文学作品的出版遭遇到极大的困局。
综观近年来的文学出版，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文学原创作品的吧。诗歌基本上就不考虑出版了，或者只能是作者自掏腰包自费出版了——我国还曾经被称为“诗的国度”；没名气或名气不大的作者，对他们哪怕是相对好卖一些的长篇小说也只能说“抱歉”了，更不要提什么中短篇集子——除非能找到炒作的“点”，我们以找到的“点”并不恶俗安慰自己……和一窝蜂地出版经典文本、“摘桃子”时的欢欣鼓舞相比，出版者在“栽树”的工作面前禁不住再三踌躇……看上去最“合理”、最利己、最省事的做法，实际上也让出版的路越走越窄——今天我们趋之若鹜的经典文本、名家大家不也出自当年的新人新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推“陈”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出“新”这一当务之急。
在《我与兰登书屋》一书中，美国著名出版家贝内特·瑟夫说道：“把约翰·奥哈拉或詹姆斯·米契纳的书做成畅销书并不算天才，但出版的许多乐趣在于发现完全陌生的新人。”对于瑟夫这句话，想来中国的出版人会“心有戚戚焉”。
和外国同行一样，发掘、培养年轻作者，推出精品原创作品，也是国内任何一个希望持续发展的出版社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出版社生存和发展的百年大计。国内许多出版社在这方面都有优良传统，留下了许多佳话。比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著名作家凌力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追溯到将近30年前。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处女作《星星草》投到编辑部，当时的老编辑慧眼识珠，发现了作者的潜力，决定大力扶植。《星星草》写的是捻军起义的故事，背景主要在安徽北部的淮河、涡河流域。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两位老编辑陪同作者根据故事线索，一一寻访了这些地区。凌力就是从《星星草》起步，开始了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达30年的合作。当年，十月文艺出版社还有一套“希望文学丛书”。从丛书名看，这就是一套着眼未来、着力培养文学新人的丛书。后来的许多知名作家，如张承志、史铁生、曹文轩等，最初的成名作都是收录在这里的。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也是在这套丛书中出版了他出国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但是，面对原创文学销售不佳的客观情况，迫于经济压力，当下出版社在推出新人新作的问题上要谨慎、小心翼翼得多，轻易不敢出手。内中况味，有几分苦涩，有几分无奈，有些英雄气短，也有些力不从心。编辑们手里经过的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得不到幸运的出版机会。
在文学与市场的夹缝中起舞
十余年前刚入行时，还听到一位老编辑说起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版业的“盛况”——那时哪用编辑操心印数、宣传营销啊，把编好的稿子一交，印刷10万册太平常了。如今，这位老编辑已经退休了。倘若他还在责编岗位上，估计连忆旧都提不起兴致，只能叹气了。文学出版业的现状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编辑面对着在文学与市场的夹缝中起舞的尴尬处境。
善于借助外力，不失为原创文学出版的一条路数。例如，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出版资金每年都会为优秀作品提供资助。再如，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实施的“出版原创推新工程”，为4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写作爱好者提供出版机会。这样的活动和工程弘扬了出版业的另一层要义——出版不止于商业活动，它负有文化使命。与理想和激情同行。
毋庸置疑，仅靠这样的活动和工程是不能包揽繁荣原创文学创作重任的。这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倡导、一种带动、一份政府责任的担当。出版社和编辑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才是业内对推动原创文学出版所做的努力，才能担负起出版界的职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我国人口众多，但人均每年读书量甚至与很多不发达国家相比都相距甚远。除了为孩子准备的教辅、少儿图书以外，有多少成年人在功利性的实用目的之外掏钱买书，让自己沉浸在书香中?在网络文学、电子书的冲击下，传统纸质文学出版的受众再遭分流。
市场是如此残酷，我们又要在文学理想、出版理念上有所坚持，作为编辑个人，只能勤练“内功”，提高鉴别、把握文稿的能力，去芜存菁，优中选优。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出版的目标读者群细分很重要。社会上人手一册成为时尚，这样的文本是越来越难找了。具体到优秀文学原创作品，只要能把它送达相应的目标读者群，就是成功和胜利了。这样一本本做下来，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对真正看中的作品，责编应该有坚持选题的勇气、不将其出版不罢休的韧劲。凭借自身的文学素养和市场分析作出的判断，是理性的，有论据支撑的。我们要以此说服或许会心存疑虑的领导和同事，把作品推向市场。在营销手段上，利用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推介自然不是新鲜事。但如何找准宣传点又是今天编辑的基本功，是综合素养的体现，也是作品实现经济效益不可缺少的一环。可以说，原创精品出版的全程都有赖于高素质、高水平的编辑在出版理念下的坚持、担当和推动。
出版社的品牌和荣耀及其经济实力，是它的出版物带来的，是它的作者队伍带来的。让作者凝聚在出版社旗下，多出精品好书，是编辑的职责。尽力在文学和市场的夹缝中优雅地舞蹈，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也是文学编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