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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满书报的桌子上，放着几页美国大选选票的样本复印件。11月中旬，记者在北京行政学院一间教研室里见到袁达毅教授时，他正看着自己记得满满的笔记，在电脑前敲打着“美国大选见闻”一文。喧嚣热闹的美国大选已落下帷幕。受美国国务院及长期与中国合作研究基层民主选举的卡特中心邀请，一个由30余人组成的中国官员学者代表团对2004年美国大选进行了现场观摩。他们由民政部城市社区选举代表团、民政部村民自治选举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团、地方人大与专家学者组成。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近距离观摩美国大选代表团规模最大的一次。
与袁达毅一样，回国后，代表团成员大多忙于整理观摩大选的资料文件。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观摩大选的所见所闻，还有沉淀下来的、对于中西方选举制度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思考。
此次观摩，来自民政系统的中国官员可谓阵势强大，既有从事农村基层村级选举的，也有主抓城市社区工作的。除海南、四川、湖北等各地方人员外，民政部去了3位官员。
带队的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巡视员曹国英说，针对农村基层的村民选举可参考借鉴一些国外经验，比如美国大选，在总统选举票上，同时有州长、参议员、警长，甚至包括殡仪馆馆长，都在一张选票上。“这种‘搭车’选举，比较经济，可节约选举成本。”
“由于我国目前只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如果下一步健全立法，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借鉴，以解决操作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一位来自人大系统的官员评价。
着眼于民主选举的细节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马胜康，有着多年的中国最基层的选举实践经历。1998年，时任遂宁市中区组织部部长的马胜康，在步云乡进行的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此近距离地观摩美国大选，对马胜康而言是“第一次”。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
来自上海市人大培训工作委员会的周梅燕女士快人快语，她感受最深切的是“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很高，选举的参与度很广泛”。
观摩团代表们更多从选举的细节处，考察了美国选举的程序设计及技术环节。
在波士顿，代表团观摩了一个被称为华人前进会社区的投票场景。那天天气很冷，一大早来投票的人就排成了长队，人们竖起衣领抵挡寒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老太太也在耐心地等待投票。最长的要等五六个小时才投上票。
“投票进行得很缓慢，先要核对选民名册，发选票，然后进秘密投票间划票。”周梅燕介绍说，美国大选投票方式多种多样，有填纸制选票的，有在电脑上投，还有函投、邮寄，投票站也随处可见，在人口并不多的剑桥市选区共设有33个投票站。
五花八门的秘密投票间是代表团成员印象最深的一景。在袁达毅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溜排开的小小投票间，用格子布帘罩得严严实实，只剩投票人一条条腿露在外面。投票间虽显简陋，却绝对私密。
在乔治亚州一处设在法院的投票站，周梅燕来了个电子投票的模拟操作。“进去后，几个挡板一拉出来，就自动围成一个秘密划票间。都由电脑出票、读卡，如果反复投是被拒绝的。很有意思。”
这一幕让马胜康大开眼界，感受也更多。秘密投票间的设置在中国基层选举中，还不多见。
湖北潜江人大代表候选人姚立法曾讲述过他参加选举的经历。划票通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时在学校的大教室里，面对面进行划票。“我们的选票设计也不合理，投票时同意的不划，只有不同意的才划，这样谁一动笔就表示不同意了，在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谁还敢划票?”
马胜康认为，秘密划票是从技术操作环节上保障选举真实地反映选民意愿。周梅燕说，强调投票的秘密性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意志自由独立、不受任何干扰地行使。
一位民政部官员认为，像秘密划票间这样从程序上确保选举正义，保障选民权利的做法，可以有助于我们改进和完善基层民主选举方式。曹国英说，实行秘密划票比较符合农村基层选举实际。“在农村选举中，存在着有人想操纵选举或收买村民选票的情况，如果实行秘密划票，村民胆子就会大起来，投谁的票自己做主，体现村民意志。”目前，有些地方基层选举中实行秘密划票，如北京东城区九道湾社区选举中就引入了秘密划票问，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一些地方尝试这么做。
竞选参议员的汤姆森敲了6000多户居民的门
乔治亚州参议员汤姆森的竞选经历，给所有专家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一般有三种人会去主动参选议员。第一种，将来准备参政的人。一些医生、律师都想从政，他们认为优秀的人要做美国的政治家；第二种，关注国家和社会问题，诸如关心教育、环保、交通等人士，被称作“问题候选人”；第三种是社区活动家，即在日常所居住的区域内关注社区内的各类问题。
“汤姆森就属于第三种人士，是从社区活动中走出来的竞选人。”周梅燕说，他的职业是律师，专门打劳动争议官司的，很赚钱的。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社区中，参加很多活动，他所以来竞选议员，是出于关心社区建设，对社区作贡献。
汤姆森所在的社区属于乔治亚州的一个老区，比较复杂，社会问题多。汤姆森竞选的初衷是他不仅关注这些问题，更要着手解决，他认为，“只有当选议员才能更好地来解决这些问题。”
汤姆森向中方观摩代表团介绍说，他为了竞选参议员，向社区居民们“推销自己”，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去一家一户地敲开了6000多户居民的门，召开了2l场与选民的见面会，阐释自己的施政主张。
在预选中，汤姆森获得了62％的选票，由于没有对手与他竞争，他如愿当选。汤姆森所在的选区共有14万选民。他表示自己当选参议员后就是要为这些选民服务，他的联络方式全部公开，选民有事可以随时找他。
袁达毅说，汤姆森的竞选经历表明，在美国竞选容易当选难。据汤姆森介绍，在美国要参加竞选很容易，如果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只要向选举机构交上400美元，就可登记。如果你很穷，交不起钱，向选举机构说明情况，也可以不交钱，照样登记参选。
“但想要竞选成功可不那么容易了。”袁达毅说，最重要的是要让选民了解你的施政主张，你能为选民做哪些实事，来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长期从事人大选举工作的周梅燕在思考，一直以来，我们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这一程序环节重视不够，很多时候选民是在根本不知道候选人为何人的情况下投票。
“对候选人情况的生疏，对他本人能力、水平的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选民的参选热情。”
马胜康则认为，提供选民与候选人见面的充分机会，了解其想法与主张，也是选民在心中酝酿提名人选的过程，更加透明、公开。
中国的选举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10月底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选举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增加了预选，明确了候选代表应与选民见面，回答提问。
周梅燕说，这是我国选举制度中的进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选举制度设计。
信访制度改革应扩大公民有序参与 这次大选观摩，观摩团在7天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华盛顿特区、北卡罗莱那、乔治亚、马塞诸塞等地，走访的机构包括智库、政府部门、CNN等传媒、院外游说组织、选举操作机构、政党助选总部，并与美国普通市民以及专家学者座谈。 连日的奔波并未使周梅燕感到疲惫，她说，这使我们得以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看美国的选举，而不是就选举看选举。
在美国同样有很多社会问题，如就业、环境、教育等等，那么他们有了社会问题如何解决? 周梅燕曾做过多年信访工作，为此她着意考察了美国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 在波士顿的一个投票站，一伙非政府组织(NGO)成员的活跃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
在长长的投票队伍旁边，他们对每位参与投票的人都送上一份调查表，上面写着：亚裔选民在总统选举中选举权是否受到保障和限制。周梅燕和其中一位华裔小伙子聊起来，得知他们是一个NGO组织，特别关心亚裔选民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选举权保障问题。
他们的问卷表设计得非常详细，如是否首次登记选举、能否看懂英文、有无翻译、翻译资料是谁提供的、是否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影响投票的因素是什么，“甚至有‘选票字体是否过小，影响阅读?’这样细致的问题”。 小伙子说，亚裔选民在美国属于少数弱势群体，看他们的民主权利是否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得到保障，还遇到哪些问题。这些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在华盛顿地区，华人前进会作为一个纯粹的华人民间组织，专门为华人提供各种帮助，就华人遇到的诸如社保、教育、医疗等问题去与政府交涉。
“美国的NGO组织比较发达，他们把民间组织看作是社会与政府间一种润滑剂，可以消解很多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而且不需要政府投入。”周梅燕说，“由于市民有了这些由民间组织提供的情绪宣泄和问题解决的渠道与途径，他们不需要到政府去静坐、上访。”
这引发了周梅燕对国家信访制度改革的思考。周梅燕认为，虽然我们与美国的国体、政体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上有可吸收之处。
周梅燕认为中国信访制度改革应扩大公民有序的参与，信访制度中可以介入民间组织调解纠纷，同时，她建议制定监察条例，并把政府的监察与信访功能相结合，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监察。
如何看待美国的“金钱政治”
观摩中，代表团成员也看到美国选举制度上的种种问题。在回国的飞机上，周梅燕恰遇一位世界500强企业中方首席代表。这位老总毫不讳言地提到：美国的选举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比如，选区划分、流动选员投票、选举人团制度等，美国同样面临着选举制度中的法律困惑。
周梅燕介绍说，观摩中，剑桥选举委员会就提出希望通过法案成立独立的选区划分委员会，来划分选区。
有专家指出，美国的选举多年不划分选区，不利于选举公正与平等。有的党派出于自己党派利益，可能利用划分选区不同方式，照顾有利于自己的倾向，影响投票结果。在选区划分上曾出现奇形怪状的“环形”、“夹心形”或“墨迹形”划分，有的利用划分选区把少数民族或有色人种选票进行分散，使分散的选票难以起到作用。 2004年美国大选花费50亿美元，创了历史纪录。袁达毅对此进行考察。他分析说，这50亿美元竞选经费中包括了几部分，有行政经费投入，如投票机、计票设备等的更新，雇用选举工作人员，租用地点等。还有大大小小州长、参众两院议员、警察局长选举经费筹措，民间组织的捐款等都包括其中。两个候选人经费加起来总共不到5亿美元。
中国很走红的一部电视剧中有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袁达毅说，套用这句话用来看待美国选举是比较贴切的。
“在美国大选中，如果提不出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主张，没有良好的道德形象，钱再多没用，照样得不到支持。如果提的政策主张好，但没有钱，不能把它宣传出去，也是当选不了的。”
而游说在美国金钱政治中所起的重 要作用则是无法回避的。
他们参观了一家院外游说机构——道克多集团。对这种游说集团，代表们感到十分陌生、怪异。有人问这是不是一种公关公司?
游说是美国政治独有的产物，一些类似于政治公关公司的机构，他们接受某些大企业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委托，去游说政府或国会议员，通过某个法案或阻止某个法案，当然，这与委托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游说需要与政客们的良好关系，并且花销巨大。
“这完全要靠钱来运作。这说明，金钱运作和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美国的政治走向。”一位代表这样说。
如果一个游说集团代理一方要求通过某项法案，另一方要出钱让你们阻止这个法案，怎么办?面对中国代表团的疑问，道克多集团人士解释说，游说有严格的法律规则，不能做向议员、官员行贿的事，不能既代理这方又代理那方。
并非每一张选票都是清白的。作为美国大选中的核心环节，“选举人制度”，越来越受到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广泛质疑。越来越多的批评者指出，“赢者通吃”的选举人制度所存在着的严重漏洞，直接威胁美国大选结果的公正性。
袁达毅说，选举制度建设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健康完善的选举制度有助于我们选出真正能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切实履行对各级政府的监督职能，制定出符合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以使整个社会生活达到一个和谐、祥和、稳定的有序状态。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基层选举制度改革还有加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袁教授说，比如我国候选人产生方式没有采取自愿报名参选，选举法规定十人以上可以联名提，往往提出的候选人特别多，有的一个选区提出200多人。但如果被提名的候选人并不愿意怎么办?应做到双向选择，两个意愿的结合。一个是候选人愿意为大家服务，另一个是选民愿意选择你来服务。
而美国的公民素质教育则给周梅燕留下深刻印象。
在剑桥选举委员会，周梅燕看到一男一女两个老师，领着十余个幼儿园孩子在参观投票站。这些孩子三四岁的样子，用一串拉环一个拉着一个。老师给孩子们解释投票站是做什么用的，大人们在这里在干什么。
观摩团代表提出与孩子合影，老师俯下身子轻声问：你们愿意吗?很多孩子欢呼“OK”，也有孩子说不愿意，老师就把他拦在身后。
周梅燕感慨道：这说明他们的公民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这让我们意识到，在国内中小学中开设公民课，进行公民素质教育，也是很必要的。
与袁达毅一样，回国后，代表团成员大多忙于整理观摩大选的资料文件。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观摩大选的所见所闻，还有沉淀下来的、对于中西方选举制度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思考。
此次观摩，来自民政系统的中国官员可谓阵势强大，既有从事农村基层村级选举的，也有主抓城市社区工作的。除海南、四川、湖北等各地方人员外，民政部去了3位官员。
带队的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巡视员曹国英说，针对农村基层的村民选举可参考借鉴一些国外经验，比如美国大选，在总统选举票上，同时有州长、参议员、警长，甚至包括殡仪馆馆长，都在一张选票上。“这种‘搭车’选举，比较经济，可节约选举成本。”
“由于我国目前只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如果下一步健全立法，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借鉴，以解决操作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一位来自人大系统的官员评价。
着眼于民主选举的细节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马胜康，有着多年的中国最基层的选举实践经历。1998年，时任遂宁市中区组织部部长的马胜康，在步云乡进行的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此近距离地观摩美国大选，对马胜康而言是“第一次”。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
来自上海市人大培训工作委员会的周梅燕女士快人快语，她感受最深切的是“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很高，选举的参与度很广泛”。
观摩团代表们更多从选举的细节处，考察了美国选举的程序设计及技术环节。
在波士顿，代表团观摩了一个被称为华人前进会社区的投票场景。那天天气很冷，一大早来投票的人就排成了长队，人们竖起衣领抵挡寒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老太太也在耐心地等待投票。最长的要等五六个小时才投上票。
“投票进行得很缓慢，先要核对选民名册，发选票，然后进秘密投票间划票。”周梅燕介绍说，美国大选投票方式多种多样，有填纸制选票的，有在电脑上投，还有函投、邮寄，投票站也随处可见，在人口并不多的剑桥市选区共设有33个投票站。
五花八门的秘密投票间是代表团成员印象最深的一景。在袁达毅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溜排开的小小投票间，用格子布帘罩得严严实实，只剩投票人一条条腿露在外面。投票间虽显简陋，却绝对私密。
在乔治亚州一处设在法院的投票站，周梅燕来了个电子投票的模拟操作。“进去后，几个挡板一拉出来，就自动围成一个秘密划票间。都由电脑出票、读卡，如果反复投是被拒绝的。很有意思。”
这一幕让马胜康大开眼界，感受也更多。秘密投票间的设置在中国基层选举中，还不多见。
湖北潜江人大代表候选人姚立法曾讲述过他参加选举的经历。划票通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时在学校的大教室里，面对面进行划票。“我们的选票设计也不合理，投票时同意的不划，只有不同意的才划，这样谁一动笔就表示不同意了，在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谁还敢划票?”
马胜康认为，秘密划票是从技术操作环节上保障选举真实地反映选民意愿。周梅燕说，强调投票的秘密性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意志自由独立、不受任何干扰地行使。
一位民政部官员认为，像秘密划票间这样从程序上确保选举正义，保障选民权利的做法，可以有助于我们改进和完善基层民主选举方式。曹国英说，实行秘密划票比较符合农村基层选举实际。“在农村选举中，存在着有人想操纵选举或收买村民选票的情况，如果实行秘密划票，村民胆子就会大起来，投谁的票自己做主，体现村民意志。”目前，有些地方基层选举中实行秘密划票，如北京东城区九道湾社区选举中就引入了秘密划票问，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一些地方尝试这么做。
竞选参议员的汤姆森敲了6000多户居民的门
乔治亚州参议员汤姆森的竞选经历，给所有专家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一般有三种人会去主动参选议员。第一种，将来准备参政的人。一些医生、律师都想从政，他们认为优秀的人要做美国的政治家；第二种，关注国家和社会问题，诸如关心教育、环保、交通等人士，被称作“问题候选人”；第三种是社区活动家，即在日常所居住的区域内关注社区内的各类问题。
“汤姆森就属于第三种人士，是从社区活动中走出来的竞选人。”周梅燕说，他的职业是律师，专门打劳动争议官司的，很赚钱的。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社区中，参加很多活动，他所以来竞选议员，是出于关心社区建设，对社区作贡献。
汤姆森所在的社区属于乔治亚州的一个老区，比较复杂，社会问题多。汤姆森竞选的初衷是他不仅关注这些问题，更要着手解决，他认为，“只有当选议员才能更好地来解决这些问题。”
汤姆森向中方观摩代表团介绍说，他为了竞选参议员，向社区居民们“推销自己”，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去一家一户地敲开了6000多户居民的门，召开了2l场与选民的见面会，阐释自己的施政主张。
在预选中，汤姆森获得了62％的选票，由于没有对手与他竞争，他如愿当选。汤姆森所在的选区共有14万选民。他表示自己当选参议员后就是要为这些选民服务，他的联络方式全部公开，选民有事可以随时找他。
袁达毅说，汤姆森的竞选经历表明，在美国竞选容易当选难。据汤姆森介绍，在美国要参加竞选很容易，如果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只要向选举机构交上400美元，就可登记。如果你很穷，交不起钱，向选举机构说明情况，也可以不交钱，照样登记参选。
“但想要竞选成功可不那么容易了。”袁达毅说，最重要的是要让选民了解你的施政主张，你能为选民做哪些实事，来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长期从事人大选举工作的周梅燕在思考，一直以来，我们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这一程序环节重视不够，很多时候选民是在根本不知道候选人为何人的情况下投票。
“对候选人情况的生疏，对他本人能力、水平的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选民的参选热情。”
马胜康则认为，提供选民与候选人见面的充分机会，了解其想法与主张，也是选民在心中酝酿提名人选的过程，更加透明、公开。
中国的选举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10月底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选举法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增加了预选，明确了候选代表应与选民见面，回答提问。
周梅燕说，这是我国选举制度中的进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选举制度设计。
信访制度改革应扩大公民有序参与 这次大选观摩，观摩团在7天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华盛顿特区、北卡罗莱那、乔治亚、马塞诸塞等地，走访的机构包括智库、政府部门、CNN等传媒、院外游说组织、选举操作机构、政党助选总部，并与美国普通市民以及专家学者座谈。 连日的奔波并未使周梅燕感到疲惫，她说，这使我们得以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看美国的选举，而不是就选举看选举。
在美国同样有很多社会问题，如就业、环境、教育等等，那么他们有了社会问题如何解决? 周梅燕曾做过多年信访工作，为此她着意考察了美国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 在波士顿的一个投票站，一伙非政府组织(NGO)成员的活跃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
在长长的投票队伍旁边，他们对每位参与投票的人都送上一份调查表，上面写着：亚裔选民在总统选举中选举权是否受到保障和限制。周梅燕和其中一位华裔小伙子聊起来，得知他们是一个NGO组织，特别关心亚裔选民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选举权保障问题。
他们的问卷表设计得非常详细，如是否首次登记选举、能否看懂英文、有无翻译、翻译资料是谁提供的、是否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影响投票的因素是什么，“甚至有‘选票字体是否过小，影响阅读?’这样细致的问题”。 小伙子说，亚裔选民在美国属于少数弱势群体，看他们的民主权利是否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得到保障，还遇到哪些问题。这些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在华盛顿地区，华人前进会作为一个纯粹的华人民间组织，专门为华人提供各种帮助，就华人遇到的诸如社保、教育、医疗等问题去与政府交涉。
“美国的NGO组织比较发达，他们把民间组织看作是社会与政府间一种润滑剂，可以消解很多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而且不需要政府投入。”周梅燕说，“由于市民有了这些由民间组织提供的情绪宣泄和问题解决的渠道与途径，他们不需要到政府去静坐、上访。”
这引发了周梅燕对国家信访制度改革的思考。周梅燕认为，虽然我们与美国的国体、政体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上有可吸收之处。
周梅燕认为中国信访制度改革应扩大公民有序的参与，信访制度中可以介入民间组织调解纠纷，同时，她建议制定监察条例，并把政府的监察与信访功能相结合，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监察。
如何看待美国的“金钱政治”
观摩中，代表团成员也看到美国选举制度上的种种问题。在回国的飞机上，周梅燕恰遇一位世界500强企业中方首席代表。这位老总毫不讳言地提到：美国的选举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比如，选区划分、流动选员投票、选举人团制度等，美国同样面临着选举制度中的法律困惑。
周梅燕介绍说，观摩中，剑桥选举委员会就提出希望通过法案成立独立的选区划分委员会，来划分选区。
有专家指出，美国的选举多年不划分选区，不利于选举公正与平等。有的党派出于自己党派利益，可能利用划分选区不同方式，照顾有利于自己的倾向，影响投票结果。在选区划分上曾出现奇形怪状的“环形”、“夹心形”或“墨迹形”划分，有的利用划分选区把少数民族或有色人种选票进行分散，使分散的选票难以起到作用。 2004年美国大选花费50亿美元，创了历史纪录。袁达毅对此进行考察。他分析说，这50亿美元竞选经费中包括了几部分，有行政经费投入，如投票机、计票设备等的更新，雇用选举工作人员，租用地点等。还有大大小小州长、参众两院议员、警察局长选举经费筹措，民间组织的捐款等都包括其中。两个候选人经费加起来总共不到5亿美元。
中国很走红的一部电视剧中有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袁达毅说，套用这句话用来看待美国选举是比较贴切的。
“在美国大选中，如果提不出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主张，没有良好的道德形象，钱再多没用，照样得不到支持。如果提的政策主张好，但没有钱，不能把它宣传出去，也是当选不了的。”
而游说在美国金钱政治中所起的重 要作用则是无法回避的。
他们参观了一家院外游说机构——道克多集团。对这种游说集团，代表们感到十分陌生、怪异。有人问这是不是一种公关公司?
游说是美国政治独有的产物，一些类似于政治公关公司的机构，他们接受某些大企业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委托，去游说政府或国会议员，通过某个法案或阻止某个法案，当然，这与委托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游说需要与政客们的良好关系，并且花销巨大。
“这完全要靠钱来运作。这说明，金钱运作和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美国的政治走向。”一位代表这样说。
如果一个游说集团代理一方要求通过某项法案，另一方要出钱让你们阻止这个法案，怎么办?面对中国代表团的疑问，道克多集团人士解释说，游说有严格的法律规则，不能做向议员、官员行贿的事，不能既代理这方又代理那方。
并非每一张选票都是清白的。作为美国大选中的核心环节，“选举人制度”，越来越受到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广泛质疑。越来越多的批评者指出，“赢者通吃”的选举人制度所存在着的严重漏洞，直接威胁美国大选结果的公正性。
袁达毅说，选举制度建设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健康完善的选举制度有助于我们选出真正能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切实履行对各级政府的监督职能，制定出符合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以使整个社会生活达到一个和谐、祥和、稳定的有序状态。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基层选举制度改革还有加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袁教授说，比如我国候选人产生方式没有采取自愿报名参选，选举法规定十人以上可以联名提，往往提出的候选人特别多，有的一个选区提出200多人。但如果被提名的候选人并不愿意怎么办?应做到双向选择，两个意愿的结合。一个是候选人愿意为大家服务，另一个是选民愿意选择你来服务。
而美国的公民素质教育则给周梅燕留下深刻印象。
在剑桥选举委员会，周梅燕看到一男一女两个老师，领着十余个幼儿园孩子在参观投票站。这些孩子三四岁的样子，用一串拉环一个拉着一个。老师给孩子们解释投票站是做什么用的，大人们在这里在干什么。
观摩团代表提出与孩子合影，老师俯下身子轻声问：你们愿意吗?很多孩子欢呼“OK”，也有孩子说不愿意，老师就把他拦在身后。
周梅燕感慨道：这说明他们的公民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这让我们意识到，在国内中小学中开设公民课，进行公民素质教育，也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