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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吟咏南京的诗词极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都流芳百世，脍炙人口。近人咏南京之诗，曾读到赵炳麟的《金陵漫兴》，印象颇深，值得一记，兹录其三首：
前有梁陈后福王，名流如鲫策朝堂。
蛾眉顿使雄图歇，鸩毒江山是建康。
闲乘一棹访秦淮，舞榭参差伴水涯。
燕子春灯消歇尽，泥人今古是裙钗。（阮大铖传奇《燕子笺》《春灯谜》）
卞郑诗才顾李姿，风流不让古师师。（卞玉京、郑如英、顾横波、李香君）
终怜一片胭脂水，阅尽兴亡不自知。
其时赵炳麟受雇主阎锡山及刚就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之嘱托，赴广东调和南北关系。路经南京，有此诗作。清帝逊位后，赵炳麟作为袁世凯的死敌，只得蛰居老家广西数年。反袁护国军兴，他随陆荣廷讨袁。袁死，他受阎锡山邀请，北上任山西实业厅长。行前有诗云：
蒿目乡关噪晚蜩，中原物力久萧条。
此行不作服官看，半为游山半避嚣。
河汾避地文中子，门下偏储命世才。
此日中原糜烂甚，扶危可有济川才。
将军新筑傅公祠，节义峥嵘妇孺知。
南有亭林西二曲，与公鼎鼎是男儿。
与他和江春霖并称“乌台三霖”的赵启霖，清亡不仕，主讲船山学社多年。听说老友居然做了民国的官，不能为大清守节，来信责难。赵炳麟回信道：“古来所谓失节者，第一要义在作二臣，此帝制时期则然。今国体共和，自总统以至庶僚，皆为人民服务，称曰公仆。”意思是民国并非一姓之天下，因此做民国的官，不存在守节的问题。他且有诗明志，称自己是“移居避乱”：
日暮并门冷乱鸦，故人牢落隔天涯。
山中事业堪千古，劫后村墟剩几家。
多难只留肝胆在，余生弥苦岁时赊。
九州何日看同轨，阅尽星霜老髩华。
“乌台三霖”这个绰号，是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一生的荣耀。汉朝御史台外有很多柏树，乌鸦很多，古来故称御史台为“乌台”或“柏台”，“乌台三霖”亦称“台谏三霖”，望文生义，可知他们是言官中的英雄。现代中国已没有了言官制度，人们可能认为言官不过是长跪不起、额头流血的愚忠小官。实际上，言官制度延续两千多年，是中国官僚政治中最重要的制衡机制之一，比如宋明两代的言官就极为生猛。宋代祖制“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因此言官堪称“肆无忌惮”。言官是官僚政治的缩影，当时向皇帝提意见是政坛基本生态，如寇准进言时，抓住宋真宗的衣袖不肯放手；包拯反对任用外戚，说到激动处，喷了宋仁宗一脸口水。范仲淹《岳阳楼记》起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就是因言获罪的言官，范仲淹此文就是为他而写，写着写着写到了自己而已。而苏东坡仕途偃蹇，就是来自言官炮制的“乌台诗案”。明朝不仅没有宋朝颁给文官的“免死金券”，反而有由宦官厂卫机构主导的恐怖政治，针对文官精英的酷刑甚至极刑层出不穷，但文官并未噤若寒蝉，反而前仆后继、宁死不屈，残酷程度，更甚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足足打了一场持续三百年的战争。海瑞就是明代言官的代表人物，而严嵩、魏忠贤等权臣的覆灭，离不开言官的持续努力和巨大牺牲，连万历这样数十年不上朝，公开与群臣决裂的皇帝，一闻巡城御史的呵呼之声，都要马上停止宴乐，说“我畏御史”。
清朝的言官本来没有宋朝和明朝那么风光，在慈禧专权之前，清朝以异族征服者的淫威，在继承明朝制度的同时，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却刻意限制言路。入关之初，顺治皇帝即精简各部“给事中”，不久又對言官严格实行“京察”，实为限制；康雍乾三代大兴文字狱，百官噤若寒蝉，言官亦多明哲保身；雍正设立军机处，从制度上使权力进一步集中于皇帝，言官便更形同虚设了。如纪晓岚虽深受乾隆宠信，实被视同俳优，其他文臣更是可想而知。但咸丰病死于热河，慈禧突然登上权力顶峰，使情况骤然一变，言官突然成为政坛黑马。本来，慈禧上位离不开恭亲王的支持，但后来为了节制之，她借助了蔡寿祺等言官的力量，轻松摘掉了恭王的议政王身份，同时亦打击了曾国藩等实权派汉臣。从此言官成为慈禧控制朝政、统治中国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直到她1908年病逝，出现过多次言官引发的政潮，也涌现了“翰林四谏”（张之洞、宝廷、陈宝琛、张佩纶）、“乌台三霖”等言官英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一代名臣均曾遭到严厉弹劾。晚清政局一时间热闹非凡，竟有了西方现代政党政治的神似感。甚至慈禧本人的近侍太监李莲英都遭到王先谦等人的弹劾，据说她不得不让李当众脱裤以释众疑，这便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权力制衡了，我们后人没有资格以历史闹剧等闲视之。
清末著名的“杨翠喜案”便是“乌台三霖”的杰作。曾与李叔同交好的天津坤伶杨翠喜，被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军务处总办段芝贵聘买献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段因此获得黑龙江巡抚的高位。监察御史赵启霖率先发炮，弹劾段芝贵夤缘亲贵，庆亲王父子受贿鬻官。清廷令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调查，他们受慈禧授意，复命查无实据，遂将赵启霖革职。赵炳麟见状不服，接着发炮，上书表示如此处理，将无人再讲真话。接着江春霖上奏，分析了事件的疑点，指出存在舞弊之嫌，直言“人可欺，天可欺乎”。当时朝中大批官员反对庆亲王、袁世凯利益集团，声援“乌台三霖”，《京报》《申报》《时报》等名报追踪报道事态进展，舆论直逼宫廷。虽然慈禧有意大事化小，但“杨翠喜案”还是衍变为一场激烈的政争，结果是载振和段芝贵未能到东北就任总督和巡抚，段芝贵且被免职，而支持言官的瞿鸿禨被免职，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可谓两败俱伤。但庆亲王和袁世凯的势力并无实质性削弱，因此，虽然翌年慈禧病逝后袁世凯被载沣开缺三年，但并未影响其东山再起及篡夺清祚。
当赵启霖因“杨翠喜案”弹劾“失实”被革职时，朝中清流在城南龙树院为其饯行，席间多赋诗壮之者。如民政部主事汪荣宝有二律： 城阙阴阴白日倾，沧波渺渺客心惊。
浊醪一石难成醉，雄剑中宵尚有声。
虎豹自依天咫尺，蕙兰宁怯岁峥嵘。
长吟径度桑干去，万树鸣蜩送汝行。
縆瑟高堂曲未同，明灯离席思难穷。
岂期并世闻鸣凤，长遣行人惜逝骢。
左掖花枝迷夜月，洞庭木叶起秋风。
天书早晚思遗直，何处山幽问桂丛。
工部主事杨增荦诗亦佳：
玉虬偃蹇楚湘累，一疏真成博浪椎。
宝鼎愔愔虚炼药，银灯霎霎忍看棋。
穴边旧梦酣蝼蚁，沙外残光恼子规。
枉乞灵氛重折竹，凤声飘断日迟迟。
卧虎虚名并不存，眼枯无泪向乾坤。
双龙吼罢青蜺断，群鵩飞来白日昏。
苦忆琼都淹石色，好收玉匣閟星痕。
衡山湘水清寥甚，散发高歌是主恩。
而“杨翠喜案”影响极大，时人多有以诗纪之者。“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为后生晚辈，因杨翠喜为名伶，他专写梨园掌故的《红毹纪梦诗注》亦有诗记录此事，不过他既然是袁世凯的外甥，自然就有为袁党缓颊之意：
买赠佳人金屋娇，封疆擢任气何豪。
启霖多事煞风景，却上弹章拆凤巢。
不过赵启霖得到巨大的舆论支持，不久就官复原级，但清朝不久覆亡，他甘于做清朝的遗民，不复出仕，回长沙任船山学社社长。他是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忠实信徒，船山誕辰他有诗云：
岳降神如在，天生德不孤。
圣门崇两庑，经训冠群儒。
声气当时少，风徽旷代无。
斯文将丧候，一位扫榛芜。
薇蕨仍清奠，蘋蘩总至诚。
江山无代谢，笾豆想神明。
岂但遗书护，还应大道宏。
高秋天气肃，遥闻九歌声。
多年前湖南前辈郭嵩焘曾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未得批准，如今他继承郭的遗志，靠着自己一代言官的话语权，终究奏请朝廷同意将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从祀文庙。此事令当时矢力排满的章太炎等惊愕不已，因为他怎么也不相信，清朝会把三位不承认清廷正统地位的大明儒生奉上神坛。
因为崇拜王夫之，所以赵启霖甘愿做清朝的遗民。与他相比，赵炳麟的思想就很不一样，他本是维新派，晚年在山西贾景德唱和，还写到戊戌变法的往事，对光绪的遭遇深感同情：
折角朱云正少年，妄鸣孤掌冀回天。
可怜百日维新梦，顿见君王化蜀鹃。
起居无注问瀛台，我与梅阳词最哀。
宿草三年君去矣，余英犹向莆田开。
梅阳即江春霖，这是回忆他们当年为幽居瀛台之光绪发声的往事。他既同情光绪的遭遇，则对由慈禧主导的清末朝廷必有微词。尤其是在庚子之变时，他的态度十分鲜明，有诗云：
秉国何人百政乖，中原从此祸无涯。
忽传白旆摇津海，忍覩红巾集洛街。
纵火残民新劫运，谭神说怪古齐谐。
回天无力惭君父，泪洒铜驼空感怀。
（《感事》）
赤眉塞大路，碧血流平川。
旧日繁华市，萧条生野烟。
有官难避地，无力可回天。
杖策献明圣，还期得转圆。
（《封事》）
风沙万里扑长安，满道红巾搆国难。
痛哭莫回天下事，断头柴市血光寒。
（《哭许景澄、袁昶》）
赤云红日照河沿，有客青衫河上眠。
道是侬家新被火，团民又索买香钱。
官衙车马太萧条，著得朝衫怕上朝。
不怕满城飞炮火，拳民露刃守天桥。
（《春明竹枝词》）
这些诗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可谓“三观极正”。他既不满“秉国何人百政乖”，故当赵启霖来信劝他做大清遗民时，他却表示要放眼未来：
叠书劝我作遗民，一老犹存劫后身。
想见湘潭歌泣后，声声唤起未来春。
他的思想并不停滞于维新派，他的诗中对民族主义、重商主义、政党政治等都有所阐述。待民国建立，他衷心赞美共和，有诗《共和政治万岁》：
西史所大书，共和政万岁。
观其立法权，无非代议制。
贤士定政策，决于相与帝。
法律所实行，包含有二义。
其一曰权限，其一曰保卫。
暴君与暴民，两两防流弊。
义务与责任，井井有分际。
上下同一心，斯为治平世。
只是他曾几次弹劾袁世凯，甚至在慈禧刚刚病逝后，就奏请摄政王处死袁世凯。袁得清朝权贵及张之洞等人力保，才保住一命，开缺回籍养疴，但对赵炳麟必有不共戴天之感。赵有自知之明，归隐广西故里，并曾与画家李瑞清等策划行刺袁世凯未果。至袁世凯称帝，他拟东渡日本避难，旋护国军起，他追随陆荣廷在柳州起兵，亲作檄文，有“独夫一日不去，万姓一日不安”之语。晚年他在山西主管实业，极有成效，后来山西成为全国“模范省”，全国注册商标70%属于山西商家，与其奠定的良好基础有关。而当时军阀混战局面已成，唯山西政局稳定，阎锡山招揽了一批外省籍前清官员士大夫，他们与三晋名流文士吟咏唱和，颇过了一段充实惬意的好日子。如他与阎锡山在山中共渡中秋，有诗云：
我本湘源避世人，并阳六载看冰轮。
又逢佳节分朝夜，喜接明侯略主宾。
皓月依然垂普照，旧邦何以与维新。
他年史氏从头记，此地团圞十二春。
不过他在大同云冈石窟写的诗：
我辈抱负安在哉，毋使黄族为劫灰。
竟有了几分革命党人的味道了。 他寄诗与赵启霖最多，巴蜀书社出版他的诗集《赵柏岩诗集校注》中亦收录了不少赵启霖的和作，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湖湘文库”版《赵启霖集》皆未收录，是为遗珠之憾。他和赵启霖的诗有极佳者：
莫问山涯与水涯，一枝聊借愿无奢。
青杉繞屋烦襟减，白酒延宾正味加。
天地众生俱是客，乾坤到处可为家。
故人珍重山中药，世路崎岖戒覆车。
万事如棋一烂柯，光明悟后百无疴。
曾披肝胆酬知己，肯惜头颅付太阿。
汉献自能容魏武，范增岂必逊萧何。
兴亡因果皆人造，不用追思感慨多。
他诗学杜甫，水平极高，但历来为论诗著作所忽略，诚不公也。如《京居客感》：
迷离乡梦乱如丝，沈醉东风酒一卮。
大地于今皆泡影，长安自古似弹棋。
百年世事青衫泪，一点禅心黄檗知。
来日是非浑莫管，衔杯权赋草堂诗。
“乌台三霖”中，以江春霖年序最长，名气也更大，甚至有“有清第一御史”的美誉。他也是袁世凯的死敌，在朝中从不与袁交往，但袁办五十大寿时，他不请自来，一座皆惊，袁亦深感荣幸。不料次日他即上书弹劾袁世凯，罪状有庆亲王以亲王之尊也用“祝”字，载振称袁为“四哥”等，皆违祖制，可见袁有交通权贵之实，等等。他这做法，未免不够光明正大，但他毕竟是“实名举报”，却又正大光明之至，故只可视之为兵不厌诈了。他共曾八次弹劾袁世凯，终因弹劾与袁沆瀣一气的庆亲王未果而愤然辞职，返回福建莆田老家，做道士装束归隐，自称梅阳道人。待袁世凯僭夺天下，他有诗云：
对泣新亭笑似囚，可无砥柱作中流。
叠山空抱千年愤，宋室甘将半壁休。
漫向人前夸月旦，只因皮里记阳秋。
斧柯已落奸雄手，珍重身还有用留。
他和同乡林纾交好，他退隐后，朝政日趋糜烂，袁世凯乘势复起。林纾在京寄诗与他，感慨他预言成真：
直谏何曾愧昔贤，偏当危局放归田。
早知破碎难为国，自咽辛酸敢问天。
回首翰林官舍在，伤心同德殿门前。
可怜四世三公语，果在公归后数年。
（“四世三公”指袁绍家族，代指袁世凯。）
中国自秦朝“大一统”后，即有完备的监察制度，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同列“三公”。此制度延续两年多年，运转或不顺畅，但从未断绝。如在东汉、唐等朝代因外戚或宦官政治干扰，言官难以正常发挥作用。而在西汉、北宋、明、晚清等时期运转良好，在官僚政治中起到了制衡作用，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人士大夫“舍身取义”的道德追求。因此，崇拜西方却又深谙中国“道统”的孙中山，在其革命理论中提出“五权分立”，即在西方的“立法”“司法”“行政”之外，加上“考试”和“监察”，二者的精神内涵即分别延续自科举制度和言官制度。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五院制，监察院长为于右任。
于右任在清末因办革命报纸被捕入狱，得到江春霖的帮助，得以无罪释放，他对江感佩一生，曾为江的《梅阳山人诗集》作序云：
莆田江先生以所职敢言闻天下，距兹二十年余，音声扬厉，风力岩岩。总理言监察制度，深引重之。夫制度系于人，而学养所以重其职。江先生言所当言，而天下以为至言。今其文流传万口，冰霜斧钺，无以加威，知有异世所不能改，则知公私之戒慎，即国家之利，人民之福，亦即监察制度之所以谨重也。
政治并不深奥，这段文字可见监察制度之本。像东汉和武周时代，大兴告密之风，而不是正常发挥御史台的作用，朝政所以日坏，外戚宦官成为政治的主宰；而明朝那样厂卫森严的环境下，言官真可谓是“文死谏”了，可那绝非制度优势的发挥，而是有赖于士大夫之间的道德砥砺，结果便是朝政沦为君子小人之争，卒至分崩离析不可收场。晚清言官的崛起虽因慈禧制衡政敌而兴，但后来的表现，却渐非慈禧所能控制，遂竟然成为一种制度的安排。这种制度，既不同于钳制言论、鼓励告密的弭谤政治，也不同于厂卫横行、缇骑四出的特务政治，而是公开透明、分庭辩论，有现代政党政治的影子。晚清虽颟顸失德，却没有一名言官因弹劾权贵被杀，较之明朝真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清言官的表现，也直接启发了孙中山的五权设计，这种传承是良性的。孙中山自称继承了中国的“道统”，此为其重要一绪。
作 者： 夏双刃，文史学者，专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著有《非常道II：1840—2004的中国话语》《激荡十七年：从袁世凯到张作霖（1912—1928）》等书。
前有梁陈后福王，名流如鲫策朝堂。
蛾眉顿使雄图歇，鸩毒江山是建康。
闲乘一棹访秦淮，舞榭参差伴水涯。
燕子春灯消歇尽，泥人今古是裙钗。（阮大铖传奇《燕子笺》《春灯谜》）
卞郑诗才顾李姿，风流不让古师师。（卞玉京、郑如英、顾横波、李香君）
终怜一片胭脂水，阅尽兴亡不自知。
其时赵炳麟受雇主阎锡山及刚就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之嘱托，赴广东调和南北关系。路经南京，有此诗作。清帝逊位后，赵炳麟作为袁世凯的死敌，只得蛰居老家广西数年。反袁护国军兴，他随陆荣廷讨袁。袁死，他受阎锡山邀请，北上任山西实业厅长。行前有诗云：
蒿目乡关噪晚蜩，中原物力久萧条。
此行不作服官看，半为游山半避嚣。
河汾避地文中子，门下偏储命世才。
此日中原糜烂甚，扶危可有济川才。
将军新筑傅公祠，节义峥嵘妇孺知。
南有亭林西二曲，与公鼎鼎是男儿。
与他和江春霖并称“乌台三霖”的赵启霖，清亡不仕，主讲船山学社多年。听说老友居然做了民国的官，不能为大清守节，来信责难。赵炳麟回信道：“古来所谓失节者，第一要义在作二臣，此帝制时期则然。今国体共和，自总统以至庶僚，皆为人民服务，称曰公仆。”意思是民国并非一姓之天下，因此做民国的官，不存在守节的问题。他且有诗明志，称自己是“移居避乱”：
日暮并门冷乱鸦，故人牢落隔天涯。
山中事业堪千古，劫后村墟剩几家。
多难只留肝胆在，余生弥苦岁时赊。
九州何日看同轨，阅尽星霜老髩华。
“乌台三霖”这个绰号，是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一生的荣耀。汉朝御史台外有很多柏树，乌鸦很多，古来故称御史台为“乌台”或“柏台”，“乌台三霖”亦称“台谏三霖”，望文生义，可知他们是言官中的英雄。现代中国已没有了言官制度，人们可能认为言官不过是长跪不起、额头流血的愚忠小官。实际上，言官制度延续两千多年，是中国官僚政治中最重要的制衡机制之一，比如宋明两代的言官就极为生猛。宋代祖制“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因此言官堪称“肆无忌惮”。言官是官僚政治的缩影，当时向皇帝提意见是政坛基本生态，如寇准进言时，抓住宋真宗的衣袖不肯放手；包拯反对任用外戚，说到激动处，喷了宋仁宗一脸口水。范仲淹《岳阳楼记》起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就是因言获罪的言官，范仲淹此文就是为他而写，写着写着写到了自己而已。而苏东坡仕途偃蹇，就是来自言官炮制的“乌台诗案”。明朝不仅没有宋朝颁给文官的“免死金券”，反而有由宦官厂卫机构主导的恐怖政治，针对文官精英的酷刑甚至极刑层出不穷，但文官并未噤若寒蝉，反而前仆后继、宁死不屈，残酷程度，更甚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足足打了一场持续三百年的战争。海瑞就是明代言官的代表人物，而严嵩、魏忠贤等权臣的覆灭，离不开言官的持续努力和巨大牺牲，连万历这样数十年不上朝，公开与群臣决裂的皇帝，一闻巡城御史的呵呼之声，都要马上停止宴乐，说“我畏御史”。
清朝的言官本来没有宋朝和明朝那么风光，在慈禧专权之前，清朝以异族征服者的淫威，在继承明朝制度的同时，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却刻意限制言路。入关之初，顺治皇帝即精简各部“给事中”，不久又對言官严格实行“京察”，实为限制；康雍乾三代大兴文字狱，百官噤若寒蝉，言官亦多明哲保身；雍正设立军机处，从制度上使权力进一步集中于皇帝，言官便更形同虚设了。如纪晓岚虽深受乾隆宠信，实被视同俳优，其他文臣更是可想而知。但咸丰病死于热河，慈禧突然登上权力顶峰，使情况骤然一变，言官突然成为政坛黑马。本来，慈禧上位离不开恭亲王的支持，但后来为了节制之，她借助了蔡寿祺等言官的力量，轻松摘掉了恭王的议政王身份，同时亦打击了曾国藩等实权派汉臣。从此言官成为慈禧控制朝政、统治中国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直到她1908年病逝，出现过多次言官引发的政潮，也涌现了“翰林四谏”（张之洞、宝廷、陈宝琛、张佩纶）、“乌台三霖”等言官英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一代名臣均曾遭到严厉弹劾。晚清政局一时间热闹非凡，竟有了西方现代政党政治的神似感。甚至慈禧本人的近侍太监李莲英都遭到王先谦等人的弹劾，据说她不得不让李当众脱裤以释众疑，这便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权力制衡了，我们后人没有资格以历史闹剧等闲视之。
清末著名的“杨翠喜案”便是“乌台三霖”的杰作。曾与李叔同交好的天津坤伶杨翠喜，被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军务处总办段芝贵聘买献给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段因此获得黑龙江巡抚的高位。监察御史赵启霖率先发炮，弹劾段芝贵夤缘亲贵，庆亲王父子受贿鬻官。清廷令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调查，他们受慈禧授意，复命查无实据，遂将赵启霖革职。赵炳麟见状不服，接着发炮，上书表示如此处理，将无人再讲真话。接着江春霖上奏，分析了事件的疑点，指出存在舞弊之嫌，直言“人可欺，天可欺乎”。当时朝中大批官员反对庆亲王、袁世凯利益集团，声援“乌台三霖”，《京报》《申报》《时报》等名报追踪报道事态进展，舆论直逼宫廷。虽然慈禧有意大事化小，但“杨翠喜案”还是衍变为一场激烈的政争，结果是载振和段芝贵未能到东北就任总督和巡抚，段芝贵且被免职，而支持言官的瞿鸿禨被免职，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可谓两败俱伤。但庆亲王和袁世凯的势力并无实质性削弱，因此，虽然翌年慈禧病逝后袁世凯被载沣开缺三年，但并未影响其东山再起及篡夺清祚。
当赵启霖因“杨翠喜案”弹劾“失实”被革职时，朝中清流在城南龙树院为其饯行，席间多赋诗壮之者。如民政部主事汪荣宝有二律： 城阙阴阴白日倾，沧波渺渺客心惊。
浊醪一石难成醉，雄剑中宵尚有声。
虎豹自依天咫尺，蕙兰宁怯岁峥嵘。
长吟径度桑干去，万树鸣蜩送汝行。
縆瑟高堂曲未同，明灯离席思难穷。
岂期并世闻鸣凤，长遣行人惜逝骢。
左掖花枝迷夜月，洞庭木叶起秋风。
天书早晚思遗直，何处山幽问桂丛。
工部主事杨增荦诗亦佳：
玉虬偃蹇楚湘累，一疏真成博浪椎。
宝鼎愔愔虚炼药，银灯霎霎忍看棋。
穴边旧梦酣蝼蚁，沙外残光恼子规。
枉乞灵氛重折竹，凤声飘断日迟迟。
卧虎虚名并不存，眼枯无泪向乾坤。
双龙吼罢青蜺断，群鵩飞来白日昏。
苦忆琼都淹石色，好收玉匣閟星痕。
衡山湘水清寥甚，散发高歌是主恩。
而“杨翠喜案”影响极大，时人多有以诗纪之者。“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为后生晚辈，因杨翠喜为名伶，他专写梨园掌故的《红毹纪梦诗注》亦有诗记录此事，不过他既然是袁世凯的外甥，自然就有为袁党缓颊之意：
买赠佳人金屋娇，封疆擢任气何豪。
启霖多事煞风景，却上弹章拆凤巢。
不过赵启霖得到巨大的舆论支持，不久就官复原级，但清朝不久覆亡，他甘于做清朝的遗民，不复出仕，回长沙任船山学社社长。他是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忠实信徒，船山誕辰他有诗云：
岳降神如在，天生德不孤。
圣门崇两庑，经训冠群儒。
声气当时少，风徽旷代无。
斯文将丧候，一位扫榛芜。
薇蕨仍清奠，蘋蘩总至诚。
江山无代谢，笾豆想神明。
岂但遗书护，还应大道宏。
高秋天气肃，遥闻九歌声。
多年前湖南前辈郭嵩焘曾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子庙，未得批准，如今他继承郭的遗志，靠着自己一代言官的话语权，终究奏请朝廷同意将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从祀文庙。此事令当时矢力排满的章太炎等惊愕不已，因为他怎么也不相信，清朝会把三位不承认清廷正统地位的大明儒生奉上神坛。
因为崇拜王夫之，所以赵启霖甘愿做清朝的遗民。与他相比，赵炳麟的思想就很不一样，他本是维新派，晚年在山西贾景德唱和，还写到戊戌变法的往事，对光绪的遭遇深感同情：
折角朱云正少年，妄鸣孤掌冀回天。
可怜百日维新梦，顿见君王化蜀鹃。
起居无注问瀛台，我与梅阳词最哀。
宿草三年君去矣，余英犹向莆田开。
梅阳即江春霖，这是回忆他们当年为幽居瀛台之光绪发声的往事。他既同情光绪的遭遇，则对由慈禧主导的清末朝廷必有微词。尤其是在庚子之变时，他的态度十分鲜明，有诗云：
秉国何人百政乖，中原从此祸无涯。
忽传白旆摇津海，忍覩红巾集洛街。
纵火残民新劫运，谭神说怪古齐谐。
回天无力惭君父，泪洒铜驼空感怀。
（《感事》）
赤眉塞大路，碧血流平川。
旧日繁华市，萧条生野烟。
有官难避地，无力可回天。
杖策献明圣，还期得转圆。
（《封事》）
风沙万里扑长安，满道红巾搆国难。
痛哭莫回天下事，断头柴市血光寒。
（《哭许景澄、袁昶》）
赤云红日照河沿，有客青衫河上眠。
道是侬家新被火，团民又索买香钱。
官衙车马太萧条，著得朝衫怕上朝。
不怕满城飞炮火，拳民露刃守天桥。
（《春明竹枝词》）
这些诗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可谓“三观极正”。他既不满“秉国何人百政乖”，故当赵启霖来信劝他做大清遗民时，他却表示要放眼未来：
叠书劝我作遗民，一老犹存劫后身。
想见湘潭歌泣后，声声唤起未来春。
他的思想并不停滞于维新派，他的诗中对民族主义、重商主义、政党政治等都有所阐述。待民国建立，他衷心赞美共和，有诗《共和政治万岁》：
西史所大书，共和政万岁。
观其立法权，无非代议制。
贤士定政策，决于相与帝。
法律所实行，包含有二义。
其一曰权限，其一曰保卫。
暴君与暴民，两两防流弊。
义务与责任，井井有分际。
上下同一心，斯为治平世。
只是他曾几次弹劾袁世凯，甚至在慈禧刚刚病逝后，就奏请摄政王处死袁世凯。袁得清朝权贵及张之洞等人力保，才保住一命，开缺回籍养疴，但对赵炳麟必有不共戴天之感。赵有自知之明，归隐广西故里，并曾与画家李瑞清等策划行刺袁世凯未果。至袁世凯称帝，他拟东渡日本避难，旋护国军起，他追随陆荣廷在柳州起兵，亲作檄文，有“独夫一日不去，万姓一日不安”之语。晚年他在山西主管实业，极有成效，后来山西成为全国“模范省”，全国注册商标70%属于山西商家，与其奠定的良好基础有关。而当时军阀混战局面已成，唯山西政局稳定，阎锡山招揽了一批外省籍前清官员士大夫，他们与三晋名流文士吟咏唱和，颇过了一段充实惬意的好日子。如他与阎锡山在山中共渡中秋，有诗云：
我本湘源避世人，并阳六载看冰轮。
又逢佳节分朝夜，喜接明侯略主宾。
皓月依然垂普照，旧邦何以与维新。
他年史氏从头记，此地团圞十二春。
不过他在大同云冈石窟写的诗：
我辈抱负安在哉，毋使黄族为劫灰。
竟有了几分革命党人的味道了。 他寄诗与赵启霖最多，巴蜀书社出版他的诗集《赵柏岩诗集校注》中亦收录了不少赵启霖的和作，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湖湘文库”版《赵启霖集》皆未收录，是为遗珠之憾。他和赵启霖的诗有极佳者：
莫问山涯与水涯，一枝聊借愿无奢。
青杉繞屋烦襟减，白酒延宾正味加。
天地众生俱是客，乾坤到处可为家。
故人珍重山中药，世路崎岖戒覆车。
万事如棋一烂柯，光明悟后百无疴。
曾披肝胆酬知己，肯惜头颅付太阿。
汉献自能容魏武，范增岂必逊萧何。
兴亡因果皆人造，不用追思感慨多。
他诗学杜甫，水平极高，但历来为论诗著作所忽略，诚不公也。如《京居客感》：
迷离乡梦乱如丝，沈醉东风酒一卮。
大地于今皆泡影，长安自古似弹棋。
百年世事青衫泪，一点禅心黄檗知。
来日是非浑莫管，衔杯权赋草堂诗。
“乌台三霖”中，以江春霖年序最长，名气也更大，甚至有“有清第一御史”的美誉。他也是袁世凯的死敌，在朝中从不与袁交往，但袁办五十大寿时，他不请自来，一座皆惊，袁亦深感荣幸。不料次日他即上书弹劾袁世凯，罪状有庆亲王以亲王之尊也用“祝”字，载振称袁为“四哥”等，皆违祖制，可见袁有交通权贵之实，等等。他这做法，未免不够光明正大，但他毕竟是“实名举报”，却又正大光明之至，故只可视之为兵不厌诈了。他共曾八次弹劾袁世凯，终因弹劾与袁沆瀣一气的庆亲王未果而愤然辞职，返回福建莆田老家，做道士装束归隐，自称梅阳道人。待袁世凯僭夺天下，他有诗云：
对泣新亭笑似囚，可无砥柱作中流。
叠山空抱千年愤，宋室甘将半壁休。
漫向人前夸月旦，只因皮里记阳秋。
斧柯已落奸雄手，珍重身还有用留。
他和同乡林纾交好，他退隐后，朝政日趋糜烂，袁世凯乘势复起。林纾在京寄诗与他，感慨他预言成真：
直谏何曾愧昔贤，偏当危局放归田。
早知破碎难为国，自咽辛酸敢问天。
回首翰林官舍在，伤心同德殿门前。
可怜四世三公语，果在公归后数年。
（“四世三公”指袁绍家族，代指袁世凯。）
中国自秦朝“大一统”后，即有完备的监察制度，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同列“三公”。此制度延续两年多年，运转或不顺畅，但从未断绝。如在东汉、唐等朝代因外戚或宦官政治干扰，言官难以正常发挥作用。而在西汉、北宋、明、晚清等时期运转良好，在官僚政治中起到了制衡作用，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人士大夫“舍身取义”的道德追求。因此，崇拜西方却又深谙中国“道统”的孙中山，在其革命理论中提出“五权分立”，即在西方的“立法”“司法”“行政”之外，加上“考试”和“监察”，二者的精神内涵即分别延续自科举制度和言官制度。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五院制，监察院长为于右任。
于右任在清末因办革命报纸被捕入狱，得到江春霖的帮助，得以无罪释放，他对江感佩一生，曾为江的《梅阳山人诗集》作序云：
莆田江先生以所职敢言闻天下，距兹二十年余，音声扬厉，风力岩岩。总理言监察制度，深引重之。夫制度系于人，而学养所以重其职。江先生言所当言，而天下以为至言。今其文流传万口，冰霜斧钺，无以加威，知有异世所不能改，则知公私之戒慎，即国家之利，人民之福，亦即监察制度之所以谨重也。
政治并不深奥，这段文字可见监察制度之本。像东汉和武周时代，大兴告密之风，而不是正常发挥御史台的作用，朝政所以日坏，外戚宦官成为政治的主宰；而明朝那样厂卫森严的环境下，言官真可谓是“文死谏”了，可那绝非制度优势的发挥，而是有赖于士大夫之间的道德砥砺，结果便是朝政沦为君子小人之争，卒至分崩离析不可收场。晚清言官的崛起虽因慈禧制衡政敌而兴，但后来的表现，却渐非慈禧所能控制，遂竟然成为一种制度的安排。这种制度，既不同于钳制言论、鼓励告密的弭谤政治，也不同于厂卫横行、缇骑四出的特务政治，而是公开透明、分庭辩论，有现代政党政治的影子。晚清虽颟顸失德，却没有一名言官因弹劾权贵被杀，较之明朝真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清言官的表现，也直接启发了孙中山的五权设计，这种传承是良性的。孙中山自称继承了中国的“道统”，此为其重要一绪。
作 者： 夏双刃，文史学者，专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著有《非常道II：1840—2004的中国话语》《激荡十七年：从袁世凯到张作霖（1912—1928）》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