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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冯骥才先生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地震发生以后的第六天，冯先生立即带领民进中央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有关人员赶赴灾区。我有幸与调研组同行，目睹了冯先生的睿智眼光与工作作风。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才赶到北川。站在山岗上，看着已经成为废墟的县城，冯骥才先生酝酿了全面抢救和保护羌族文化的计划。
汶川大地震对羌族这个民族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羌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有3000多年的历史。北川则是国家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汶川大地震中，羌族大概十分之一的人遇难，而且羌族的文化名人那一天正好在文化馆开诗会，40多名当地的文化名人几乎全部遇难。
冯先生告诉我们，羌族是云朵上的民族，有很多独特的文化：这个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每个人都要祭山，而每座山都是有名字的山神；羌舞和羌族服饰都非常绚丽灿烂。民族生活在文化里，文化是民族的真正生命。地震以后，北川县城要搬迁，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怎样保存下去，怎样传承下去？冯先生当场就表示要做几件羌族文化保护的工程：一是全面搜集梳理关于羌族文化的资料，出一套《羌族文化集成》；二是给羌族的孩子编一本《羌族文化读本》，让羌族的后代能够认同并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
那之后不久，我和冯先生等做客“新浪网上大讲堂”，冯先生又提出了建地震博物馆的建议。他说，这是我们国家近百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而在这次地震中，我们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高度也是空前的。这种精神使我们民族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本质，看见了自己的精神，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对我们自己充满希望。这样的精神也需要博物馆见证。
后来，冯先生提出的建议都先后得到了落实，《羌族文化集成》和《羌族文化读本》陆续出版，汶川大地震的纪念馆和博物馆等也已经先后建成。
这些年来，由冯先生担任院长的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每年我都会来这里与先生交流。2015年10月3日，我还非常荣幸地应邀作为“亲友团”成员，参加了十年庆典，得以再次现场感受这个特殊研究院的特殊魅力。
早在2007年我参加冯先生的画作义卖活动时，冯先生就告诉我，他两年前在天津大学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学艺术研究院，希望我有时间去天津看看他的研究院。一年后我调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成为冯先生的党内同仁，不久就应邀专程去他的研究院拜访取经。
冯先生是一个对教育、对大学有自己想法的学者。他说，大学需要一个自由自在的生命环境，需要一个可以让心灵喘息和敞开的地方，需要一个让思想和想象驰骋的空间；校园虽然很小，但是要把大自然最本质的元素——天然和随性拉进来。
的确，这所文学艺术研究院令人心旷神怡，贯彻了冯先生“把大自然请进校园”的理想。研究院的大门和建筑外墙爬满了自由自在的青藤，门口的池塘里鱼儿自由自在地嬉戏游弋，院中的草木无拘无束地生长，营造出古代宁静幽深的书院意境。而院内的建筑则利用空间、环境、结构、材料，以及对光影的独特处理，强化了现代审美与传统意境的融合，表达了研究院的文学气质与文化情怀。
这座建筑里有琳琅满目的美术馆、博物馆：北洋美术馆、大树画馆、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内设雕塑厅、年画剪纸厅、蓝印花布厅、木版活字厅等）。冯先生告诉我，“学院博物馆化”是他的又一个创意追求。他说，在学院随处可见的是中华文明各个时期与地域的艺术珍品，“每一件作品表面上是一种独特的美，后边却是一个很大的无形的历史与文化的空间”。
把大自然请进校园，使学院博物馆化，这两个追求的背后，是冯先生的教育梦想——让自然和人文带来的两种美、两种气质交融汇通，形成学院独特的美与诗性。
大学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镇，也是保存与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场所。但是冯先生理想中的大学，是要“把书桌放在田野上，在大地上思考，让思想既有翅膀，也有双脚”。在冯先生的努力之下，研究院先后建成了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三个“国字号”研究机构，形成了木版年画研究、传统村落保护与研究、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室、视觉工作室互为支撑的教研体系，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举办了首届北洋文化节、意大利绘画巨匠原作展、“陈和陈”平面设计艺术展、“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大展、“拥抱母亲河”摄影艺术展、“田野的经验”中日韩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人文精神与大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社会中的传统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传承人口述史研讨会等数十次大型学术活动。与此同时，学院也培养了近30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毕业生，这些学生目前大多活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舞台上。
十年之间，我多次到这里来，参加过研究院的许多重大活动，也见证了研究院的不断成长。冯先生在研究院成立时曾经表示：“从今天起，天大（天津大学）的事对于我，是天大的事。”的确，他没有食言，他说，研究院是他这十年里从自身上切下一大块生命的蛋糕。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十年庆典活动简约而别致。我在当时的发言中说，冯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卫，也是中国教育的精卫，他不知疲倦地填中国文化和中國教育的“海”。大学正因为有大师才成为大学，中国的文化精英不到大学去，大学永远没有希望。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范本。所以，我认为那不是一次简单的庆典，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十年的探索，其实更是中国大学如何吸引和留住大师，以及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如何走进大学的成功案例，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些年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为作家、画家、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冯骥才，而忽略了作为教育家的冯骥才。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改革举措，而忽略了民间的教育变革探索。冯先生的“先觉”，应该是中国大学未来变革的方向。
大师身在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和聚集各方人才；同时大学也会协助大师与年轻一代进行广泛交流，有助于大师深入研究作品，进一步提高创作。
那次十年庆典，国内外嘉宾如云。刘诗昆、余秋雨、冯远、吉狄马加、濮存昕、王立平、彭一刚、龚克、阮仪三、张颐武、梁晓声、李光曦、吴雁泽、白淑湘、王铁成、张海、邵大箴、白岩松、宋雨桂、吴为山、何家英、郁钧剑、关牧村、王志、朱迅等百余位海内外文学、艺术、文化、学术、演艺界人士前来参加。冯先生说，他很喜欢国外的沙龙，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次的十年庆典也像场沙龙，而我们都是被冯先生的个人魅力吸引而来。
大学需要大师，尤其是重视培养创新人才的当下，大师具有的丰沛的独创性是一般教师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大多数创作者短时间内无法并肩的。
很多年前，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确，过去，社会精英大部分聚集在大学，民国时期的大师们，从蔡元培、胡适之、鲁迅，到陈独秀、李大钊、陈鹤琴，从沈从文、徐悲鸿、茅以升，再到徐志摩、朱自清、季羡林，等等，我们熟悉的那些大家，基本都在各个大学从教讲学。相对而言，在今天的大学，大师还是少了一些。反观国际上的大学教育体制，驻校作家和驻校艺术家已经成为了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有理由相信，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天津大学这座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深邃而优美的校园里，会创造出更多的精彩，也期待她能够为中国大学的变革提供更多的经验与启迪。
（续完）
（责任编辑：林彦？摇？摇？摇黄晓夏）
汶川大地震对羌族这个民族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羌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有3000多年的历史。北川则是国家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汶川大地震中，羌族大概十分之一的人遇难，而且羌族的文化名人那一天正好在文化馆开诗会，40多名当地的文化名人几乎全部遇难。
冯先生告诉我们，羌族是云朵上的民族，有很多独特的文化：这个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每个人都要祭山，而每座山都是有名字的山神；羌舞和羌族服饰都非常绚丽灿烂。民族生活在文化里，文化是民族的真正生命。地震以后，北川县城要搬迁，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怎样保存下去，怎样传承下去？冯先生当场就表示要做几件羌族文化保护的工程：一是全面搜集梳理关于羌族文化的资料，出一套《羌族文化集成》；二是给羌族的孩子编一本《羌族文化读本》，让羌族的后代能够认同并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
那之后不久，我和冯先生等做客“新浪网上大讲堂”，冯先生又提出了建地震博物馆的建议。他说，这是我们国家近百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而在这次地震中，我们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高度也是空前的。这种精神使我们民族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本质，看见了自己的精神，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对我们自己充满希望。这样的精神也需要博物馆见证。
后来，冯先生提出的建议都先后得到了落实，《羌族文化集成》和《羌族文化读本》陆续出版，汶川大地震的纪念馆和博物馆等也已经先后建成。
这些年来，由冯先生担任院长的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每年我都会来这里与先生交流。2015年10月3日，我还非常荣幸地应邀作为“亲友团”成员，参加了十年庆典，得以再次现场感受这个特殊研究院的特殊魅力。
早在2007年我参加冯先生的画作义卖活动时，冯先生就告诉我，他两年前在天津大学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学艺术研究院，希望我有时间去天津看看他的研究院。一年后我调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成为冯先生的党内同仁，不久就应邀专程去他的研究院拜访取经。
冯先生是一个对教育、对大学有自己想法的学者。他说，大学需要一个自由自在的生命环境，需要一个可以让心灵喘息和敞开的地方，需要一个让思想和想象驰骋的空间；校园虽然很小，但是要把大自然最本质的元素——天然和随性拉进来。
的确，这所文学艺术研究院令人心旷神怡，贯彻了冯先生“把大自然请进校园”的理想。研究院的大门和建筑外墙爬满了自由自在的青藤，门口的池塘里鱼儿自由自在地嬉戏游弋，院中的草木无拘无束地生长，营造出古代宁静幽深的书院意境。而院内的建筑则利用空间、环境、结构、材料，以及对光影的独特处理，强化了现代审美与传统意境的融合，表达了研究院的文学气质与文化情怀。
这座建筑里有琳琅满目的美术馆、博物馆：北洋美术馆、大树画馆、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内设雕塑厅、年画剪纸厅、蓝印花布厅、木版活字厅等）。冯先生告诉我，“学院博物馆化”是他的又一个创意追求。他说，在学院随处可见的是中华文明各个时期与地域的艺术珍品，“每一件作品表面上是一种独特的美，后边却是一个很大的无形的历史与文化的空间”。
把大自然请进校园，使学院博物馆化，这两个追求的背后，是冯先生的教育梦想——让自然和人文带来的两种美、两种气质交融汇通，形成学院独特的美与诗性。
大学是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镇，也是保存与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场所。但是冯先生理想中的大学，是要“把书桌放在田野上，在大地上思考，让思想既有翅膀，也有双脚”。在冯先生的努力之下，研究院先后建成了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三个“国字号”研究机构，形成了木版年画研究、传统村落保护与研究、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室、视觉工作室互为支撑的教研体系，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举办了首届北洋文化节、意大利绘画巨匠原作展、“陈和陈”平面设计艺术展、“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大展、“拥抱母亲河”摄影艺术展、“田野的经验”中日韩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人文精神与大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社会中的传统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传承人口述史研讨会等数十次大型学术活动。与此同时，学院也培养了近30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毕业生，这些学生目前大多活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舞台上。
十年之间，我多次到这里来，参加过研究院的许多重大活动，也见证了研究院的不断成长。冯先生在研究院成立时曾经表示：“从今天起，天大（天津大学）的事对于我，是天大的事。”的确，他没有食言，他说，研究院是他这十年里从自身上切下一大块生命的蛋糕。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十年庆典活动简约而别致。我在当时的发言中说，冯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卫，也是中国教育的精卫，他不知疲倦地填中国文化和中國教育的“海”。大学正因为有大师才成为大学，中国的文化精英不到大学去，大学永远没有希望。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范本。所以，我认为那不是一次简单的庆典，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十年的探索，其实更是中国大学如何吸引和留住大师，以及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如何走进大学的成功案例，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些年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为作家、画家、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冯骥才，而忽略了作为教育家的冯骥才。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改革举措，而忽略了民间的教育变革探索。冯先生的“先觉”，应该是中国大学未来变革的方向。
大师身在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和聚集各方人才；同时大学也会协助大师与年轻一代进行广泛交流，有助于大师深入研究作品，进一步提高创作。
那次十年庆典，国内外嘉宾如云。刘诗昆、余秋雨、冯远、吉狄马加、濮存昕、王立平、彭一刚、龚克、阮仪三、张颐武、梁晓声、李光曦、吴雁泽、白淑湘、王铁成、张海、邵大箴、白岩松、宋雨桂、吴为山、何家英、郁钧剑、关牧村、王志、朱迅等百余位海内外文学、艺术、文化、学术、演艺界人士前来参加。冯先生说，他很喜欢国外的沙龙，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次的十年庆典也像场沙龙，而我们都是被冯先生的个人魅力吸引而来。
大学需要大师，尤其是重视培养创新人才的当下，大师具有的丰沛的独创性是一般教师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大多数创作者短时间内无法并肩的。
很多年前，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确，过去，社会精英大部分聚集在大学，民国时期的大师们，从蔡元培、胡适之、鲁迅，到陈独秀、李大钊、陈鹤琴，从沈从文、徐悲鸿、茅以升，再到徐志摩、朱自清、季羡林，等等，我们熟悉的那些大家，基本都在各个大学从教讲学。相对而言，在今天的大学，大师还是少了一些。反观国际上的大学教育体制，驻校作家和驻校艺术家已经成为了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有理由相信，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天津大学这座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深邃而优美的校园里，会创造出更多的精彩，也期待她能够为中国大学的变革提供更多的经验与启迪。
（续完）
（责任编辑：林彦？摇？摇？摇黄晓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