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三个，我排行老大，出生一岁多就得了小儿麻痹症，父亲和祖父带我辗转几个省市抢救，才算保住了性命，落个双腿残疾。也因此花光了家底——每年夏秋，祖父只要把粮食晒干，装袋后，就转手都背去卖掉还债。这样还了好几年，债才算还清。
　　我长到八九岁了，还不能走路，只能坐在一个特制的小铁车上活动。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儿，我也和他們一样，贪玩得很。每天，大人们去劳动，一大帮孩子就会围我家来，拉我的小铁车四下里疯跑，我有几次坐在铁车上栽了下来，鼻子和脸磕得没个样子。母亲晚上回家，就用紫药水给我涂抹，伤口很疼，但我从来没叫过。
　　二弟比我小两岁，打小不爱说话。平日，当那些顽皮的孩子拉着我疯狗一样乱窜时，二弟总是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远远地看着我。有一次，他们一大群孩子拉着我，喊叫着四下跑，一直跑到了村子北的潘窑坡，把我和小铁车往柳树底下一扔，便哄地一下跑去沟边捉泥鳅了，撇下我孤独地坐在那里。这时，二弟远远地跑了过来，也不说话，拾起撂在地上的绳子，往肩膀上一搭，使劲儿地把小铁车拽出了草地，拉着我往家里赶。二弟人小，身子骨单薄，又没人帮忙，不一会儿，汗水和泪水便混合了他一脸。二弟也不吭声，一边抹眼泪，一边咬着嘴唇拉着车，肩膀上勒出一道血印来。这时，正巧碰到祖父打地头走出，见此，心疼得难耐。祖父一手抱了二弟，一手拉着我，赶回了家里。母亲晚上回家来，知道了此事，竟大哭了一场。后来，父亲给我寻了根树枝做拐杖，叫我学着走路，刚开始我两腿都站不稳，总摔倒，父亲就站我身后，双手搂着我的腰，让我一步一步地挪脚。到入学的时候，我能扶着拐杖一鼓劲儿走二三里路，腿也觉不出累来。从此，我再也不必整日坐在小铁车里了。
　　在我读初中一年级的夏天，父亲深夜在县热电厂卸煤车，也许是熬夜过度，一个趔趄没站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后脑勺儿着地，当场昏迷，开车的受惊吓，自个儿跑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被工友发现，送到小诊所抢救。父亲命硬，只是重度摔伤，对生命构不成威胁，祖父和母亲用架子车把父亲拉到县医院治疗。
　　在父亲摔伤住院的日子，家里一度陷入紧张。母亲流着泪说，让我们辍学，好歹能出去打个零工，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在那个环境下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兄弟是非常理解的，其实母亲是一百个愿意让我们去读书，将来靠读书改变命运，但当生存都是一个难过的坎儿时，母亲又不得不咬着牙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一个缺乏信仰的人，在那个困苦的年代，和学校断了往来，多少还能接受。二弟就不同于我，他心里很想去读书，但又无可奈何，整日里躲在小屋里苦恼。母亲只要一说起此事，两人就哭成泪人。
　　在我和二弟断学半月后，学校主任张熙领老先生便找到我们家，先生嗓门儿大，脾气阔。一进门就喊叫我们名字，我和二弟赶紧从小屋里钻出来去迎，心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母亲正在灶屋里刷锅，听到喊声忙去搬凳子，倒水。张先生屋都没进，把凳子往院子里一横，坐了下来，脸上挂着不愉快，先生问明了情况后，对母亲说，这两个孩子在学校是独一无二的好苗子，就是眼下再困难，也不能让两个孩子辍学。学校决定，减免他们的学杂费、伙食费，安心叫他们在学校上学，这以后的事，不叫家长操心。母亲听罢，不知道说啥好，只是手一个劲儿地搓衣角，眼睛里噙满泪水，不住地点头道谢。
　　此后，我们兄弟俩又返回了学校，啃着馒头，啃着书本，视先生为再生父母。先生一路护着，直到把二弟送入了北大。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我毕业后，父亲就想让我学门手艺，腿不方便能干个啥手艺呢，父亲想来想去，帮我选择了裁缝，说人一辈子谁不穿衣吃饭呢，做裁缝不必整日跑在外头，稳稳当当地坐在屋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父亲认定学裁缝是保险的手艺，失不了业。于是找了一家裁缝店，好说歹说，人家总算收留了我。裁缝店里七八个徒弟，都是些女孩子，平日里嘴滑，个个都争抢着扫地，揽活儿，也帮师傅带孩子，农忙时下地帮师傅干活儿，那使的劲儿比在自个儿家多几倍。师娘经常拿白眼看我，白眼里夹杂着一丝歧视。有一次，我熨衣服时没站稳，熨斗掉地上摔坏了，师娘背地里就和师傅嘟囔，差一点儿两人就打起架来。从此，师傅渐渐就冷淡了我，有衣服也不给我做，说话爱搭不理的，找个靠门口的缝纫机让我守着，冬天雪花一飘，冷风飕飕地往病腿上抽。我虽然腿残，脑袋却是好使的。我知道，他是想赶我走了，若嘴上说出来，都是一个村的，父亲那边不好交代，干脆用这苦肉计，打心理崩溃战。我何尝不想走？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这行业，人总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歌手，是作家，不是裁缝。于是，我没让师傅、师娘白忙活儿。几天后，我不去裁缝店了，师傅那天还上门假惺惺地问咋回事。我知趣地回了句，不想学了。父亲为此大骂我不争气，说多么好的师傅啊，硬是让你给伤心了。
　　一个午后，父亲提了麻袋，叹着气把我送上了去浙江的大巴。我回头对父亲说，放心吧，我只是去锻炼锻炼，有咱庄好多的人都在那个厂打工，就像在家一样。父亲又叹气，依依不舍地走下了车。
　　人在江南，眼睛里灌满了与家乡不一样的景致：青山、石桥、渔舟、古寺。这些别致的景色深深地打动着我。好长一段时日竟模糊了自己的出身，感觉自己就是江南的一分子，然而，躺下来，抑或闲坐时，脑海里还是想家的。这种煎熬，只有打工的人能体会。在箱包厂，我拼命地加班，做工，得到的工钱却少得可怜。原因是工厂采取的是计件制，多劳多得。别人踩上电缝纫机，脚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一个箱包“哒、哒、哒、哒”几下子就做成了。轮到我就要摸索半天，拖着病腿踩那电机，半天还要歇息一下，自然是赶不上的。这样三番五次后，厂长就找我谈话，说这个活儿不适合我。其实，我心里也想着离开，受人冷眼的滋味着实难受。可天下之大，哪有我容身的地方呢？
　　某一晚，我在小镇上溜达。夜已很深了，一家打印店的窗口还亮着灯，我不经意地抬了下眼皮：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映入了眼帘。老人面带慈善，低着头认真地在打字，面前的打印机一闪一闪地亮着。我轻轻地靠窗口站着看，老先生发现了我，朝我笑了笑。 　　这一笑，促使我走进了店里，从此打开了我生命里的另一扇门。
　　先生叫张德林，一家报社的老编辑，退休在家无事，就在街头开了家门店，平日里接些打印稿子之类的事做。在他乡，我丢不掉写作的习惯，先生看我好学，又身患残疾，生了恻隐之心，便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叫我找一个人，N湖报社的总编辑。
　　那天，我拨了那串电话号码后，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了N湖报的编辑部，见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总编。他叫乔希，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皮肤白净，很符合江南的韵律。他往椅子上一坐，给人一种温暖的气息。他微笑着看我，不急不躁地听我讲我的写作，讲我的故事，讲一大堆不符合逻辑的人生。他一声不吭地听我讲完，又看了看我手提的一大袋子稿件（都是张德林老师夜里帮我打印的），意味深长地握着我的手说，先回去吧，等消息。
　　半月之后，我的文章第一次见报，且是整个大版面，我记得当时全厂的职工都很羡慕我，车间主任曾打趣我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一个裁缝不好好研究裁剪，端起墨水倒是有板有眼。
　　有一天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我在开水房遇见了唐姑娘，一个美丽的安徽女孩儿，笑起来的样子很甜很甜，像三月的空气里飘来荡去的蝴蝶一样围着我打转儿。她很喜欢我的文章，便向我嘘寒问暖地找些话茬儿。我只要一说话，她就笑。比如我叫声唐姑娘，她的脸就红了：“又叫人家唐姑娘，你是古代的人吗？”这样，三番五次地，我们总能在加班的时候相遇在开水房、后道里。每每遇见她时，我就叫她唐姑娘，她便花一样的抿着嘴笑。时间一久，不知何故，此事被她的表姐给看出了端倪，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突然就在唐姑娘又一次对我笑时，从一大堆箱包后面绕了出来，上前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揪着头发拉扯她，嘴里还不住地朝她吐脏字：“要脸吗？要脸吗？啊，在家那么多好胳膊好腿的不嫁，偏在这偷汉子，偷汉子也不偷健全人，偷的什么玩意儿……”
　　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唐姑娘了，还有我那一点儿自尊心也不见了。我最后离开了这个厂，唐姑娘在我之前已经离去，她去了哪里呢？我偶尔会在脑海里去想一下，江南那么多好去處，唐姑娘一定会在一个更有意境的地儿。许多天后，我又找了一份活儿——给一家印刷厂印宣传画册。这个活儿比较适合我些，整日里坐着，只需要双手去劳动。解放了病腿，待遇差不多和别人一样，这样我一干就是好几年。平日，下班后我依然写写文字，写好了就交给张德林老师去印，然后往报社、杂志上投稿。其间，我总是偶尔会想一想那个唐姑娘。有时，我竟然感觉到，生命真的很神奇，相遇了，连笑一笑都吝啬;远去了，又傻傻地抹不掉记忆。
　　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吗？显然不是。友情吗？初恋吗？思绪乱七八糟的，一整夜一整夜地翻腾起来。
　　无数次回望那些年的坎坷路，我相信，每一条生命的辙轮里，都会有无数个引路的人出现，时刻提醒着你光的所在。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