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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理性张扬、科技进步、工业发展等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人类开始反思并提倡“重返大地”的生活方式。“家园意识”作为一个生态美学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提出，表层上是指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但在深层次上是指万事万物回归本真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之诗意栖居的现实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诗坛也曾经历了人与自然对立的颂歌式创作，但到了新时期之后，思想的解放带来诗歌创作的观念创新，出现了一批具有崭新生态意识的诗人。他们从家园故土中汲取滋养，呼唤与自然万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主体间性意识，从而自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与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理论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中国当代生态诗学的探索与实践，是诗坛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福建诗人谢宜兴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四十多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从故乡出发，在思与诗的审美对话中意识到自然的无限性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从而走向整体主义生态美学立场。
扎根故土：城乡对峙中的家园意识
谢宜兴出生并成长于福建闽东霞浦的一个小村庄，“乡村”是他早期写作的题材。天然的富有生命力的自然万物，与诗人曾经依存的爱与苦并存的土地亲密地连接在一起，启蒙了谢宜兴对于世界的生态观。一方面，他拒绝了传统托物言志的手法，恢复了生命直觉现场：“山顶那棵老树像提着灯笼/枝头悬着如橙的夕阳/黄昏，妈妈的糅面一样拉长/小路像山谷伸出的长长的舌头/峡口把我一遍遍反刍/云朵从我肩旁轻轻擦过。”（《走向黄昏》）“那时我坐在陌生的山坡上/矢车菊在我身边一个劲地蓝。（《独坐山坡》）另一方面，乡间每个生命的自然律动伴随美丑、善恶，进入诗人的视野。淳朴的乡间女子“不问贫富 一头扎入土屋/生儿育女/以乡村女性传统的方式/把钟爱的土地牢牢系住”（《长根的花》），憨态可掬的山里孩子“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羊儿已啃光了嫩嫩的童年”，还有被“姑换嫂”陋习残害的苦妹子，“都说苦妹子像莲花亭亭玉立/哪知她却似莲子苦在心里”，“掘开记忆的墓室/眼中流血心内成为灰”的瞎子阿三等等，诗人把眼光投向了故土家园里的人与事，乡间原始生命的朴素、自在与民间生活的艰辛、苦难，参差对照形成了诗人对生命本真的认识。不可否认，谢宜兴早期的诗歌还略显稚嫩，但是，当诗人用心感知故乡的天、地、人、事之时，一种返回生命基座的审美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苏醒，并由此确立了诗人“家园意识”的生态出发点。
基于这样的“家园意识”，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猛发展背后对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造成的生态恶化时，内在的良知与家园责任感使谢宜兴有着比常人更深切的体验。他在家园回忆中抒发自己的忧愤：“水泥阳台上许多美好事物/都失去了古朴和诗意。”（《怀念耕地》）面对商业旅游中低素质游客乱扔垃圾所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诗人以雾的名义劝导：“大自然的美拒绝饕餮，嵛山的雾/是一次重游之约也是一种阻止和劝导。”（《嵛山灵雾》）在面对工业污染所导致的雾霾之时，他以反讽的手法写道：“还有多少绿色能感动白云的肺腑/鳄鱼的泪囊里又能挤出多少水晶情怀/从今往后，就是西北风也喝不上了。”（《西北风》）他痛心于湖水被无良企业所排出的工业废水污染，“像大自然伤口上白色的盐粒/我听见有人痛心疾呼/请把天蓝湖蓝还给天空湖泊/白鹭洲的白鹭正在消失。”（《白鹭》）从自然的原初出发看待万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这使诗人的目光能避开文明的遮蔽，反思工业文明对自然的践踏及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恶果，从而对“唯进化论”产生怀疑与批判，正如诗人所说的，“大自然有自己的鬼斧神工/无须人类削足适履。”（《大自然有自己的鬼斧神工》）。
疾速发展的社会不仅对大自然造成了潜在的伤害，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产生极大冲击。谢宜兴离开故乡前往都市定居，但“家园意识”的内置使他自觉调整观察点，形成对城乡对峙敏锐捕捉的生态批判立场，这个立场与社会变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农民工的进城热，诗人捕捉到这个社会现象，“迁徙是不是一种遗传/和季节一道赶春叫不叫/背井离乡/搭农历的列车隆隆南下/他们比燕子更早动身。”（《城市候鸟》）作为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并不被都市主流接纳，他们很难成为城市的主人，但作为他们祖祖辈辈栖居场所的乡村，却又因为他们的离去导致家园的“空心化”。诗人感慨道：“在陌生的檐下打开行囊/城市发现他们袋里藏着/自己遗失已久的故乡。”曾经“不问贫富”的乡间少女，也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成为城市文明阴影中的商品。在《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中，谢宜兴以“葡萄”这个意象暗喻乡间少女，并质疑道：“但我不敢肯定在被榨干甜蜜/改名干红之后，这含泪的火/是不是也感到内心的黯淡。”“葡萄”与“干红”之间的意象转化丰富了新时期生态诗歌写作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不论是农民工还是成为商品的乡村少女，谢宜兴的文本关怀都使其诗歌创作具备了进入当下生活并与之发生审美联系的能力，并指向时代变革中乡村普遍产生的失去家园的精神焦虑。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里，人类失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导致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园环境的恶化与家园伦理的迷失，从而使现代人陷入生命的困境，所以，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心怀谦卑地与万物平等交流，是生态意识觉醒之后的生命必然。
敬畏生命：整体主义的家园立场
扎根故土的家园意识，使谢宜兴确信生命与感觉存在于万事万物中。他的诗歌作品消除了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感觉区别，以整体主义的立场去感知生命、敬畏生命。正如当代环境理论家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与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
闽东霞浦官井洋是全国唯一的大黄鱼产卵洄游基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敲罟”的捕鱼方式，即渔民撒好网后敲击船帮上的竹竿，通过水下声波将大黄鱼震昏，鱼群不分老幼全部被赶入网中。这一种赶尽杀绝的捕捞方式，部分导致了90年代之后大黄鱼的鱼汛消失。谢宜兴在《敲鱼》中以一只鱼的口吻写出“敲罟”的残酷性，呈现了闽东这一特产在趋利时代中的生态处境：“為什么我的头晕痛欲裂/这是谁在哭泣/我的腮边流出鲜血/一个少年在岸边听到的全是哭声。”正因为对生命有了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即使面对着一株植物，谢宜兴也能形成与众不同的生态观察视点：“当你看到我现在写下橡胶树/ 可你是否想过自己就是其中的一株/我们直直地站立，仿佛只为/等待谁对我们下刀子。”（《橡胶树》）诗人笔下的动物、植物都是具有生命化的意象，通过恢复人与自然万物的情感相通，使天地万物的生命获得了尊严。
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科技使人类如虎添翼，但对于被征服的动物而言，则是无尽的梦魇。活管引流是活取熊胆的新技术，广告宣传此技术不会造成熊的痛苦，诗人拍案而起：“可你说得多么轻巧，‘熊’很舒服没有痛苦，/那么，也在你身上造一根瘘管试试？/好让你知道熊是如何舒服成了熊样子！”（《熊样子》）人们依靠高科技铸造水坝阻断了鱼群还乡路，诗人说：“有谁比鱼更在乎一条鱼道呢/有谁设身处地想过水族的绝望？”（《撞墙的鱼》）诗人不再是科技理性至上的鼓吹者，而是把生命平等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其依据的来源是他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与非人类环境关联模式之间的深刻洞察——相互依存、相互平等的生物环链。当人类以万物之长居高临下并肆意对其他生灵进行控制与杀戮时，谢宜兴反问：“如果大自然也抡起复仇之刀/谁能护住我们身上的鱼鳍？”（《残鲨》）仅存人类而没有其他物种的地球是无法想象的，处于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貌似地位特殊实则脆弱，故而，面对汶川地震这场自然灾害，诗人执意写着：“可我更愿意读到某些棒喝似的警示/对于人心，对于大地/我固执地相信是我们欠下孽债/天怒时却让汶川无辜代过以命相抵。”这虽然是诗人的臆断，但也可视为诗人立足于整体主义的家园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醒之音。
科技发展虽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同样也给地球上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民带来自我反噬的可能。2001年3月23日，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完成使命，安全坠入南太平洋，诗人透过事件表象，看到国际权力斗争导致政治生态的失衡重置：“一个英雄的时代悲壮谢幕/我发现世界的天平已经倾斜/广场上的鸽子窃窃私语。”（《最后的空中芭蕾》）1976年“和平号”空间站进入太空实质上是美苏争霸的产物，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经济上支撑无力，终结了“和平号”的历史使命。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使诗人自觉地从单个事件中抽离出来，意识到美苏的平衡格局被打破的后果将是“巨星陨落，‘和平’成灰”。人类发展科技的初心是促进文明的进步与提高人类福祉，但是，国际霸权主义利用军事高科技所发动的战争却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伤害。谢宜兴写下一系列战争题材的诗作：反映阿富汗战争对儿童的伤害的《这虬枝一样的六只手》《警钟》，反映“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开学的日子》，反映巴格达战乱中的平民恐惧的《遍地绝望》等。当诗人怀着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去书写战争题材时，他的视野就跳出了狭隘的国际竞争，转向了整体主义的生态立场，以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生命，从而形成了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
地球作为生存繁衍的家园，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家园，它最大限度地滋养和激活了生活在其中的各种生灵。他们彼此平衡、互相依存并演变为生生不息的环链，正如《周易》所说的“生生之为易”，这正是生命的特征，认识到这点的人才能在天地之间找到自己心灵的方向，在回望家园时实现诗意地栖居。
诗意栖居：通往澄明的家园回望
谢宜兴说：“人的一生经历无限，但最早‘遇见’的必定是故乡。有人抱朴含真，与故乡终生厮守;有人生活在别处，终老异乡。但故乡的方向一定是人们回望最多的。”在不断向前的现代化浪潮中，诗人回望家园不仅是对故乡的眷恋，也是对现代生态困境的反思。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诗人通过对家园的谛听与书写，以心灵的回归打开了一条诗意栖居的路径。
诗人“飞越万水千山”回归故土，他在《回到东湖》中重新思考“幸福”的意涵，指出“只有心依恋的地方才是家”，并通过心灵的维度在万物之间搭建一个隐秘的通道，在这个通道中他敏锐地捕捉到“它们有相互开启的密钥/最隐秘的地方才有最深刻的抵达”。他不再是靠知识和技术来征服大地的现代人，而是把自己还原成一个真正的自然人，并通过心灵的相通实现了与万物生命的私语与对话，这使他的想象变得宽广而深情：“而今重返，我的左翅沾满了风雪/我的右翅披散着霞光/浸沐在东湖的秋波中”;“往后你看见苍鹭在东湖上敛起翅羽/便是我远离江湖回到了内心。”（《回到东湖》）当诗人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时，就能在生活的喧嚣之中守护内心的沉静，让那些平凡、细微的人生重新纳入精神的版图，并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发声：“多少年了心在云天之外身在尘埃之间/趁着暮色第一次这般真切地感受到/有一个栖身的处所有一盏暮色中的灯/等你回家，在苍茫的大地上/即使活得卑微，幸福已够奢侈。”（《即使活得卑微》）以心灵的回归重拾一种简朴而平实的幸福生活，这是对现代人生活观念的重塑，也是实现诗意栖居的必由之路。
心灵之间的交互感应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自然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与人浑然构成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门对浣诗滩，取四季青山雾岚/为墙上壁挂。闲坐庭前，翻书或煮茶/入目是白云心事，回味是山野气息/晨昏在溪岸或林间漫步，踱着微风的步子/听流水渔樵问答，看蓝天水中沐浴。”在这首《在云气筑庐而居》中，诗人把自己融入自然中，通过生动而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呈现“天人合一”的幸福生存状态。另外还有《仙蒲歌》《夕阳下的三都澳》《车窗外的霍童溪》《下党红了》《最美日出》等作品，在家园经验之上加入了心灵的维度，解放了诗人的想象力。比如他写日出，“仿佛一辆黄金的车辇从天庭驰过/耀眼的光芒溅起一路惊呼。”他写下党村的景色：“虹吸金秋的暖阳/曾经贫血的/党川古村/血脉贲张满面红光。”这为生态诗歌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值得珍视的创作经验。
“家园回望”不仅是关乎个体成长与生活场所的回忆，同时与文化根脉的记忆也是相连的。“一切劳作与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却是诗意的。”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文化沉淀，这是中华儿女形成身份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无论离家多远，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都是中华儿女之间增添情感的精神纽带。“离家经年，我们就是唐诗里的游子/肤发之外母亲给我们打上水土的胎记/身体中的暗河静夜里接通故园的地脉/那祖先长眠的地方乡音氤氲着记忆。”（《血脉的源根》）面对纷繁芜杂的外来文化思潮，回望祖国的传统文化的“根深叶荗”，才能坚定地“叶落归根，为爱洄游”。
结 语
乡村作为孕育生命的家园，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及民间大地上的丰富、驳杂启蒙了谢宜兴对生命的审美认知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当他沉入都市生活时，内置的家园意识使他保持不被遮蔽的清醒，并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危机给予反思与批判，由此走向了整体主义的生态立场和诗歌创作内在主题的拓展。然而，生态诗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环境破坏的指责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对生态审美的反思和重构，从而更好地回答“人应该如何生活”。正如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学者曾繁仁所说：“从深层次看，‘家园意识’更加意味着人本真存在的回歸与解放，即人要通过悬搁与超越之路，使心灵与精神回归本真的存在与澄明中。”诗人把他的精神追求与对生命的敬畏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心灵内在价值观的调整和交互感通式的审美体验引向生命的“诗意栖居”。
责任编辑 林东涵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诗坛也曾经历了人与自然对立的颂歌式创作，但到了新时期之后，思想的解放带来诗歌创作的观念创新，出现了一批具有崭新生态意识的诗人。他们从家园故土中汲取滋养，呼唤与自然万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主体间性意识，从而自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与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理论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中国当代生态诗学的探索与实践，是诗坛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福建诗人谢宜兴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四十多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从故乡出发，在思与诗的审美对话中意识到自然的无限性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从而走向整体主义生态美学立场。
扎根故土：城乡对峙中的家园意识
谢宜兴出生并成长于福建闽东霞浦的一个小村庄，“乡村”是他早期写作的题材。天然的富有生命力的自然万物，与诗人曾经依存的爱与苦并存的土地亲密地连接在一起，启蒙了谢宜兴对于世界的生态观。一方面，他拒绝了传统托物言志的手法，恢复了生命直觉现场：“山顶那棵老树像提着灯笼/枝头悬着如橙的夕阳/黄昏，妈妈的糅面一样拉长/小路像山谷伸出的长长的舌头/峡口把我一遍遍反刍/云朵从我肩旁轻轻擦过。”（《走向黄昏》）“那时我坐在陌生的山坡上/矢车菊在我身边一个劲地蓝。（《独坐山坡》）另一方面，乡间每个生命的自然律动伴随美丑、善恶，进入诗人的视野。淳朴的乡间女子“不问贫富 一头扎入土屋/生儿育女/以乡村女性传统的方式/把钟爱的土地牢牢系住”（《长根的花》），憨态可掬的山里孩子“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羊儿已啃光了嫩嫩的童年”，还有被“姑换嫂”陋习残害的苦妹子，“都说苦妹子像莲花亭亭玉立/哪知她却似莲子苦在心里”，“掘开记忆的墓室/眼中流血心内成为灰”的瞎子阿三等等，诗人把眼光投向了故土家园里的人与事，乡间原始生命的朴素、自在与民间生活的艰辛、苦难，参差对照形成了诗人对生命本真的认识。不可否认，谢宜兴早期的诗歌还略显稚嫩，但是，当诗人用心感知故乡的天、地、人、事之时，一种返回生命基座的审美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苏醒，并由此确立了诗人“家园意识”的生态出发点。
基于这样的“家园意识”，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猛发展背后对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造成的生态恶化时，内在的良知与家园责任感使谢宜兴有着比常人更深切的体验。他在家园回忆中抒发自己的忧愤：“水泥阳台上许多美好事物/都失去了古朴和诗意。”（《怀念耕地》）面对商业旅游中低素质游客乱扔垃圾所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诗人以雾的名义劝导：“大自然的美拒绝饕餮，嵛山的雾/是一次重游之约也是一种阻止和劝导。”（《嵛山灵雾》）在面对工业污染所导致的雾霾之时，他以反讽的手法写道：“还有多少绿色能感动白云的肺腑/鳄鱼的泪囊里又能挤出多少水晶情怀/从今往后，就是西北风也喝不上了。”（《西北风》）他痛心于湖水被无良企业所排出的工业废水污染，“像大自然伤口上白色的盐粒/我听见有人痛心疾呼/请把天蓝湖蓝还给天空湖泊/白鹭洲的白鹭正在消失。”（《白鹭》）从自然的原初出发看待万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这使诗人的目光能避开文明的遮蔽，反思工业文明对自然的践踏及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恶果，从而对“唯进化论”产生怀疑与批判，正如诗人所说的，“大自然有自己的鬼斧神工/无须人类削足适履。”（《大自然有自己的鬼斧神工》）。
疾速发展的社会不仅对大自然造成了潜在的伤害，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产生极大冲击。谢宜兴离开故乡前往都市定居，但“家园意识”的内置使他自觉调整观察点，形成对城乡对峙敏锐捕捉的生态批判立场，这个立场与社会变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农民工的进城热，诗人捕捉到这个社会现象，“迁徙是不是一种遗传/和季节一道赶春叫不叫/背井离乡/搭农历的列车隆隆南下/他们比燕子更早动身。”（《城市候鸟》）作为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并不被都市主流接纳，他们很难成为城市的主人，但作为他们祖祖辈辈栖居场所的乡村，却又因为他们的离去导致家园的“空心化”。诗人感慨道：“在陌生的檐下打开行囊/城市发现他们袋里藏着/自己遗失已久的故乡。”曾经“不问贫富”的乡间少女，也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成为城市文明阴影中的商品。在《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中，谢宜兴以“葡萄”这个意象暗喻乡间少女，并质疑道：“但我不敢肯定在被榨干甜蜜/改名干红之后，这含泪的火/是不是也感到内心的黯淡。”“葡萄”与“干红”之间的意象转化丰富了新时期生态诗歌写作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不论是农民工还是成为商品的乡村少女，谢宜兴的文本关怀都使其诗歌创作具备了进入当下生活并与之发生审美联系的能力，并指向时代变革中乡村普遍产生的失去家园的精神焦虑。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里，人类失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导致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园环境的恶化与家园伦理的迷失，从而使现代人陷入生命的困境，所以，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心怀谦卑地与万物平等交流，是生态意识觉醒之后的生命必然。
敬畏生命：整体主义的家园立场
扎根故土的家园意识，使谢宜兴确信生命与感觉存在于万事万物中。他的诗歌作品消除了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的感觉区别，以整体主义的立场去感知生命、敬畏生命。正如当代环境理论家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与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
闽东霞浦官井洋是全国唯一的大黄鱼产卵洄游基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敲罟”的捕鱼方式，即渔民撒好网后敲击船帮上的竹竿，通过水下声波将大黄鱼震昏，鱼群不分老幼全部被赶入网中。这一种赶尽杀绝的捕捞方式，部分导致了90年代之后大黄鱼的鱼汛消失。谢宜兴在《敲鱼》中以一只鱼的口吻写出“敲罟”的残酷性，呈现了闽东这一特产在趋利时代中的生态处境：“為什么我的头晕痛欲裂/这是谁在哭泣/我的腮边流出鲜血/一个少年在岸边听到的全是哭声。”正因为对生命有了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即使面对着一株植物，谢宜兴也能形成与众不同的生态观察视点：“当你看到我现在写下橡胶树/ 可你是否想过自己就是其中的一株/我们直直地站立，仿佛只为/等待谁对我们下刀子。”（《橡胶树》）诗人笔下的动物、植物都是具有生命化的意象，通过恢复人与自然万物的情感相通，使天地万物的生命获得了尊严。
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科技使人类如虎添翼，但对于被征服的动物而言，则是无尽的梦魇。活管引流是活取熊胆的新技术，广告宣传此技术不会造成熊的痛苦，诗人拍案而起：“可你说得多么轻巧，‘熊’很舒服没有痛苦，/那么，也在你身上造一根瘘管试试？/好让你知道熊是如何舒服成了熊样子！”（《熊样子》）人们依靠高科技铸造水坝阻断了鱼群还乡路，诗人说：“有谁比鱼更在乎一条鱼道呢/有谁设身处地想过水族的绝望？”（《撞墙的鱼》）诗人不再是科技理性至上的鼓吹者，而是把生命平等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其依据的来源是他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与非人类环境关联模式之间的深刻洞察——相互依存、相互平等的生物环链。当人类以万物之长居高临下并肆意对其他生灵进行控制与杀戮时，谢宜兴反问：“如果大自然也抡起复仇之刀/谁能护住我们身上的鱼鳍？”（《残鲨》）仅存人类而没有其他物种的地球是无法想象的，处于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貌似地位特殊实则脆弱，故而，面对汶川地震这场自然灾害，诗人执意写着：“可我更愿意读到某些棒喝似的警示/对于人心，对于大地/我固执地相信是我们欠下孽债/天怒时却让汶川无辜代过以命相抵。”这虽然是诗人的臆断，但也可视为诗人立足于整体主义的家园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醒之音。
科技发展虽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同样也给地球上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民带来自我反噬的可能。2001年3月23日，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完成使命，安全坠入南太平洋，诗人透过事件表象，看到国际权力斗争导致政治生态的失衡重置：“一个英雄的时代悲壮谢幕/我发现世界的天平已经倾斜/广场上的鸽子窃窃私语。”（《最后的空中芭蕾》）1976年“和平号”空间站进入太空实质上是美苏争霸的产物，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经济上支撑无力，终结了“和平号”的历史使命。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使诗人自觉地从单个事件中抽离出来，意识到美苏的平衡格局被打破的后果将是“巨星陨落，‘和平’成灰”。人类发展科技的初心是促进文明的进步与提高人类福祉，但是，国际霸权主义利用军事高科技所发动的战争却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伤害。谢宜兴写下一系列战争题材的诗作：反映阿富汗战争对儿童的伤害的《这虬枝一样的六只手》《警钟》，反映“别斯兰”人质事件的《开学的日子》，反映巴格达战乱中的平民恐惧的《遍地绝望》等。当诗人怀着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去书写战争题材时，他的视野就跳出了狭隘的国际竞争，转向了整体主义的生态立场，以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生命，从而形成了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
地球作为生存繁衍的家园，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家园，它最大限度地滋养和激活了生活在其中的各种生灵。他们彼此平衡、互相依存并演变为生生不息的环链，正如《周易》所说的“生生之为易”，这正是生命的特征，认识到这点的人才能在天地之间找到自己心灵的方向，在回望家园时实现诗意地栖居。
诗意栖居：通往澄明的家园回望
谢宜兴说：“人的一生经历无限，但最早‘遇见’的必定是故乡。有人抱朴含真，与故乡终生厮守;有人生活在别处，终老异乡。但故乡的方向一定是人们回望最多的。”在不断向前的现代化浪潮中，诗人回望家园不仅是对故乡的眷恋，也是对现代生态困境的反思。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诗人通过对家园的谛听与书写，以心灵的回归打开了一条诗意栖居的路径。
诗人“飞越万水千山”回归故土，他在《回到东湖》中重新思考“幸福”的意涵，指出“只有心依恋的地方才是家”，并通过心灵的维度在万物之间搭建一个隐秘的通道，在这个通道中他敏锐地捕捉到“它们有相互开启的密钥/最隐秘的地方才有最深刻的抵达”。他不再是靠知识和技术来征服大地的现代人，而是把自己还原成一个真正的自然人，并通过心灵的相通实现了与万物生命的私语与对话，这使他的想象变得宽广而深情：“而今重返，我的左翅沾满了风雪/我的右翅披散着霞光/浸沐在东湖的秋波中”;“往后你看见苍鹭在东湖上敛起翅羽/便是我远离江湖回到了内心。”（《回到东湖》）当诗人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时，就能在生活的喧嚣之中守护内心的沉静，让那些平凡、细微的人生重新纳入精神的版图，并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发声：“多少年了心在云天之外身在尘埃之间/趁着暮色第一次这般真切地感受到/有一个栖身的处所有一盏暮色中的灯/等你回家，在苍茫的大地上/即使活得卑微，幸福已够奢侈。”（《即使活得卑微》）以心灵的回归重拾一种简朴而平实的幸福生活，这是对现代人生活观念的重塑，也是实现诗意栖居的必由之路。
心灵之间的交互感应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自然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与人浑然构成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门对浣诗滩，取四季青山雾岚/为墙上壁挂。闲坐庭前，翻书或煮茶/入目是白云心事，回味是山野气息/晨昏在溪岸或林间漫步，踱着微风的步子/听流水渔樵问答，看蓝天水中沐浴。”在这首《在云气筑庐而居》中，诗人把自己融入自然中，通过生动而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呈现“天人合一”的幸福生存状态。另外还有《仙蒲歌》《夕阳下的三都澳》《车窗外的霍童溪》《下党红了》《最美日出》等作品，在家园经验之上加入了心灵的维度，解放了诗人的想象力。比如他写日出，“仿佛一辆黄金的车辇从天庭驰过/耀眼的光芒溅起一路惊呼。”他写下党村的景色：“虹吸金秋的暖阳/曾经贫血的/党川古村/血脉贲张满面红光。”这为生态诗歌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值得珍视的创作经验。
“家园回望”不仅是关乎个体成长与生活场所的回忆，同时与文化根脉的记忆也是相连的。“一切劳作与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却是诗意的。”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文化沉淀，这是中华儿女形成身份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无论离家多远，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都是中华儿女之间增添情感的精神纽带。“离家经年，我们就是唐诗里的游子/肤发之外母亲给我们打上水土的胎记/身体中的暗河静夜里接通故园的地脉/那祖先长眠的地方乡音氤氲着记忆。”（《血脉的源根》）面对纷繁芜杂的外来文化思潮，回望祖国的传统文化的“根深叶荗”，才能坚定地“叶落归根，为爱洄游”。
结 语
乡村作为孕育生命的家园，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及民间大地上的丰富、驳杂启蒙了谢宜兴对生命的审美认知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当他沉入都市生活时，内置的家园意识使他保持不被遮蔽的清醒，并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危机给予反思与批判，由此走向了整体主义的生态立场和诗歌创作内在主题的拓展。然而，生态诗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环境破坏的指责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对生态审美的反思和重构，从而更好地回答“人应该如何生活”。正如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学者曾繁仁所说：“从深层次看，‘家园意识’更加意味着人本真存在的回歸与解放，即人要通过悬搁与超越之路，使心灵与精神回归本真的存在与澄明中。”诗人把他的精神追求与对生命的敬畏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心灵内在价值观的调整和交互感通式的审美体验引向生命的“诗意栖居”。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