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5年10月,张国焘继南下之后成立了“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但仍未有明显效果。1935年底,一名来自莫斯科的神秘人物积极配合中央做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工作,并最终促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答应北上,从而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为革命立了大功。他就是林育英。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为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回国。
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更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是一个非法的“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意识到,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好说服争取工作。
林育英来电使张国焘惶恐不安
林育英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这使“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敬重”的张国焘,感到惶恐不安。
但是,收到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心存侥幸,幻想林育英能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称:“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但张国焘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伪中央,反而诬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以“国际代表”名义表态给张国焘当头一棒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称:“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电报中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使张国焘不得不认真考虑,否则就“违背共产国际指示”。
张国焘深知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所做表态的分量,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表态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接受了成立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过渡性办法。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处处碰壁,他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其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
接到电报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彻底成为孤家寡人。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
(启明星摘自《福州晚报》2016年3月16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为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回国。
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更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是一个非法的“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意识到,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好说服争取工作。
林育英来电使张国焘惶恐不安
林育英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这使“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敬重”的张国焘,感到惶恐不安。
但是,收到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心存侥幸,幻想林育英能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称:“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但张国焘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伪中央,反而诬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以“国际代表”名义表态给张国焘当头一棒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称:“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电报中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使张国焘不得不认真考虑,否则就“违背共产国际指示”。
张国焘深知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所做表态的分量,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表态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接受了成立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过渡性办法。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处处碰壁,他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其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
接到电报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彻底成为孤家寡人。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
(启明星摘自《福州晚报》201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