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是人们衣着穿戴的总称，主要指人的衣帽及所佩戴的饰品等等。服饰不仅可以遮身蔽体，御寒挡风，扮靓人的外貌，某种程度上还常显现着一个人的个性爱好、身份职业、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等。因而，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于以貌取人，凭衣看人。“锦衣玉食”是富贵，“粗布短衣”属贫民，“衣锦还乡”为炫耀，“衣冠楚楚”显身份，以致“布衣”、“青衣”、“袍泽”、“纨绔”、“长衫客”、“短衣帮”几乎成了某些人的“身份证”和代名词了。
　　服饰与文学一直有着无法割裂的紧密联系，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以服饰写人，以服饰画人，他们以形式各异的服饰包装出了一个个鲜活淋漓的人物形象。然而，我们认为在众多的现代作家中，真正能将人物服饰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的，要数鲁迅先生了。仅以选在中学课本中的他的小说、散文为例，其中几乎很少有未涉及服饰的。这些生动的服饰描写，或暗示了人物的遭遇、命运，或揭示了人物的身份、个性，或凸显了人物的丑恶心理，或推动了情节的向前发展，或流露了作者的爱憎情感。所有这些，无不衣中见人，饰中传神，令人称奇叫绝。
　　
　　一、暗示人物的遭遇、命运
　　
　　鲁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旧中国下层社会的普通人，由于社会制度的黑暗，封建统治的腐朽，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劳动妇女，都挣扎在贫困线上，生活凄苦，命途多舛。《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初到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这很可能是她最好的装束了，因为中国农村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在家日日旧，出门一时新”。出远门时总要尽量穿好一些，穿鲜亮一点，何况此次还是来找工作的呢，总得给主人家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吧。然而，祥林嫂的这一身装束还是让读者大吃一惊，大惑不解。二十六七岁，正是一个女性注重打扮、追求亮丽的年龄，然祥林嫂却是一身晦暗的冷色调：“乌”、“蓝”、“月白”。细细品来，读者方恍然大悟，祥林嫂这一身晦暗的装束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她的偏好，而是凄苦的生活在其身上碾出的阴暗轨迹，是其凄苦命运、悲惨遭遇的真实显影。如果说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地方的话，那便是她头上的白头绳了，然而，这恰又证明了她的更大不幸：丧夫新寡。
　　闰土也是旧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虽然已是深冬，天气异常寒冷，但站在“我”面前他却依然“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故乡》）。读者无须多想，单从闰土这“破”而“极薄”的穿戴和“浑身瑟索”的神态上，便可轻而易举地推想出他饱经苦难、极度贫困的状况，感受到他遭遇的不幸，命运的凄惨。作者这种精心的设计，巧妙的安排真可谓“未见锣鼓，先闻其声”，为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揭示人物的身份、个性
　　
　　康大叔是《药》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他满脸横肉，“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作家扣住一个“黑”字来写，“玄色衣”、“玄色腰带”，尤其是那一“散”一“捆”，不由人不想到一个“匪”字。不用看他的满脸横肉，也不用听他的嚷嚷，单看这一身装束，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粗野凶残，蛮横暴戾的清王朝爪牙的形象就已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中。
　　如果说康大叔的装束中透出的是一股匪气的话，那么《藤野先生》里藤野先生那随意的穿戴中所折射出的，则是一个异国学者的独特个性与为人。他“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藤野先生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不菲的经济收入，然而他却如此的不讲究，这显然不是先生吝啬，而实是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无心顾及其他的真实显现。
　　
　　三、凸显人物的丑恶心理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一个人的穿着打扮，甚至是其常爱随身携带的东西有时都是其心理的外化，都直接显现着人物的情感世界。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革命了”的假洋鬼子“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已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这个一向作威作福的封建卫道士，在革命风暴到来之时，迅速换上了洋衣，挂上了“银桃子”。他着洋衣是为了表明自己反满崇洋的决心，佩“银桃子”则是因为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证章，在未庄人的眼里“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然而这一身行头配上他脑后那一尺多长的蓬头散发，实在有些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滑稽至极。一个投机革命又随时准备退出的狡猾的狐狸形象赫然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棍不离手，既是内心虚弱的表现，也是企图假借革命继续以武力维护其剥削者地位的心理外露。这一身可笑的装束所包裹着的是人物那顽固守旧，投机钻营，凶暴乖谬的卑鄙心理和丑恶灵魂。
　　
　　四、推动情节的发展
　　
　　阿Q是鲁迅笔下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他是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性格扭曲了的小人物。导致他最终走上绝路的因素固然很多，但贫困、饥饿则是其中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小说第五章中写道：蛰居在土谷祠中的阿Q除了觉得寒冷外，“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贫穷和饥饿使阿Q几乎卖掉了所有能卖的东西，然而“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难耐的饥饿使他毅然偷到了尼姑庵，偷进了城里，最终“偷”上了断头台。贫穷和饥饿如同一根无形的绳索，牵引着阿Q一步步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这里的服饰对小说情节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流露了作者对人物的爱憎情感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不论是其喜爱、赞赏的人物，还是其揭露、鞭挞的对象，作者对人物的爱憎情感，我们从其服饰上也常可窥见一斑。《故乡》中的少年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简单的服饰中浓缩了“我”对儿时伙伴的无限思念与喜爱，同时也清晰地流露出了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好感。再看看先生笔下那些“清国留学生”的尊容：“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藤野先生》）。鲁迅以夸张讽刺的手法描述了这帮不学无术之徒的不伦不类，令人作呕，言语中透出了对他们的厌恶和唾弃。
　　鲁迅作品中的服饰描写其妙多多，但无一不是为着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主题服务的，且言辞简洁，语言生动，耐人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