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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晋中（旧称榆次）地区的太谷县受到不少来访学者的青睐，或考察，或旅行，或交游，或讲学，而最为知名者无疑当属1934年7月初应孔祥熙之邀前来参观的陈衡哲和蒋梦麟，两人且在回到北平后，于《独立评论》1934年7月22日、29日先后发表《从北平飞到太原》和《太谷之行》，为后人留下关于这趟行程的珍贵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此行共计十六人，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任鸿隽也在其中，但笔者遍查旧籍，也未能找到他关于此次太谷之行的只鳞片爪。
毕竟都是驰名全国的著名学者（陈衡哲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梦麟则已是北京大学校长），拥有很高知名度，既是邀请者，也是东道主的孔祥熙在行程安排上极为“上心”，既紧凑，又不失隆重。现兹据两位所写文章中的有关记述，将陈衡哲与蒋梦麟的行程大致复原如下：
1934年6月28日于北平所举行的一次宴会中，孔祥熙向在座几位教育家发出参访老家太谷及其手创之铭贤学校（也就是今天山西农业大学前身）的邀请，其中就包括任鸿隽和蒋梦麟，而陈衡哲也就因故“得到了一个间接的邀请”。
查阅孔祥熙年谱得知，其于1934年6月23日北上，“亲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及平、津两市，视察民、财两政，访问民间疾苦”。对孔祥熙而言，邀请京华学者来访，于公于私，都有兼顾；就学者们来说，也借此得到一次近距离深入观察山西政风民情的机会。
7月3日早七点十五分，陈衡哲、蒋梦麟等一行人于北京饭店集中，十五分钟后前往南苑机场，他们所乘坐的是一架由轰炸机改装而来的飞机，名曰“康特号”，九点二十分准时升空飞行，十一点三十五分降落在太原机场，途中所用计二小时十五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个速度应该说并不算慢。中午在太原稍事停留，由太原绥靖公署的工作人员引领接待至山西大饭店，室内设施齐全，颇为现代。午后两点半乘汽车出发，太原至太谷约六十公里，五点整抵达太谷，直接停至铭贤学校，时任校长梅贻宝亲往迎接，将访客分派至三间宿舍。休息一会儿后，驱车往城内孔府宅园晚餐便宴，路上碰到前来铭贤接大家的孔祥熙。两方汇合后，由孔祥熙领着看他在城内的钱庄、洋货店和汽油庄等几处小买卖。晚饭颇为丰盛，山西薄饼、自酿的汾酒和葡萄酒都给食客们留下深刻印象。
7月4日一上午，参观铭贤学校。下午一点吃中饭，孔祥熙再次出城作陪招待，饭后辞谢主人，仍坐原汽车返回太原，途中路经北洸村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现今也是一处旅游景点），短暂流连之后继续赶路，晚七点抵太原，由赵戴文代表不在太原的阎锡山出面作东，7月5日早九点乘机返北平，顺利结束此行。
或许是学者的职业属性所致，陈衡哲、蒋梦麟两人所记更多集中于一路所见之自然景物、民情风俗和人文世像。当然，陈衡哲的作家身份也使其下笔极具文学色彩，而先习农后以教育、哲学为业的蒋梦麟则思辨味更浓些。先说两人所看到的自然景物。
不愧是民国时期的一代才女，坐在机舱中的陈衡哲描述其所看到的机下景致时显得十分有层次感：“初离开北平时，但见田野碧绿，阡陌整齐。到了保定以后，田野中的绿色便渐渐减少，黄色也渐渐加多了。……飞了约有一小时，渐见山峦，据说这便是娘子关，但我不曾看见什么关。山峦之后，渐见有平顶的山头，上面尽是黄色的田畴。”相较之下，蒋梦麟的笔触则要朴实许多：“似绵的白云铺在空中，如云海一般。空隙间窥见山峰，在我们数千尺以下，人人觉得快乐。”
在返回途中，陈衡哲的记述也同样精彩：“先是飞在高原上，后来飞到山峰上，再飞再高，渐见艇底的白云，一片片，一团团，像杨花的絮球一样，在广漠的天空中荡漾着。而映在下面山顶上的云影，却又都占着一块块很大的面积。再看前面，则见一大片云海，像是在百十个北海的水面上，遮了一大层厚雪一样。后来飞艇渐渐迎着它上去，一霎时，我们便完全飞到那云海上面去了。”
要论山西和太谷当地的民情风俗，陈衡哲与蒋梦麟两人各自专长虽有所差异，他们的观察却一语中的，甚是精准。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极度落后，从太原至太谷的这段公路“是黄色的泥沙铺成的，若不下雨，还算平整，假若一下雨，便十分难走了”，幸好当天并未下雨，天公也还算作美，否则，几无可能在五点就抵达铭贤。
次为太谷城的破败、萧条以及晋商的没落。略为通晓中国经济史的都知道徽、晋两大商帮集团在明清之际各执中国南北方商业牛耳，曾经烜赫一时，富甲四方，民间即有“金太谷”之美誉。但到了三十年代，不论徽商还是晋商，黄金时代显然都已一去不复返，伫立潮头、取而代之的则是与当朝政治权力有着紧密勾连的江浙财团。
因此，陈衡哲笔下的太谷城并没有多少亮点也就可以理解了。整个县城“是一个四方的城——太原的城也是四方的，所谓方城是也——城墙高峻整新，城内的富户，也都有三四丈高的厚墙围绕，每家俨然自成一个小城。只可惜街道太污秽了”。坐落于城内的孔家在她眼中“真是峻宇高墙，重门叠户，想见大家族制度的势力”。
在孔府，陈衡哲还遇到了孔祥熙的大女儿——刚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属高中毕业，正准备着前往上海投考沪江大学的孔令仪，这样一位置身于高墙大院之中的新潮女性能适应他父亲那一代的生活吗？答案不言自明，“在我的想象中，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她安置到那个高墙插天的孔氏旧宅中去的”。
昔日“财大气粗”的晋商为何会一蹶不振，两人都将其归于内、外两方面原因，其一为受到自清末以来国内政局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二则是自身观念的保守、落后，不能与时俱进，忽视子女教育，生活在对往日荣耀和辉煌的回忆之中，而最后也就必然只能坐吃山空，甚至是吸鸦片以打发时间，无法真正意义上与现代金融体系接轨。而孔祥熙这样见过世面、会经营的在当时来说已属凤毛麟角。
此外，铭贤学校也是他们参观的重点。
众所周知，孔祥熙自幼受洗入教，后赴美留学，其中就有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二十世纪初，欧柏林学院本欲在太谷设碑纪念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校友教士，经孔祥熙说服之后，其经费转用于建立一所开启民智的学校，这就是“铭贤”的由来，其校名意为铭记先贤，而孔祥熙也就顺势成为首任校长。因此，虽处华北内陆地区，“铭贤”却有着浓厚的教会背景，与欧柏林学院之间渊源甚深，其英文名称为“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直译过来便是“欧柏林学院山西纪念分校”，另有“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简称OSMA）专司负责铭贤学校的董事会运作及其与欧柏林学院之间的联系接洽，如选派毕业生前来执教。
“铭贤”初为小学，续办中学，并于1928年、1931年先后开办农科和工科，1940年抗战西迁四川金堂县后升格为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43年改为铭贤学院，成为一所以农科为主、农工结合的私立本科院校。而在其农科发展过程和山西全省的农业改良工作中，美国著名农业传教士穆懿尔（Raymon Tyson Moyer，1899—1993）贡献卓著，尤其是在“推广作物改良品种”和“改进农业耕作方式”这两方面。毕业于欧柏林学院和科罗拉多州立农学院（Colorado State Agricultural College，也就是今天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前身）的他也正是“铭贤”农科首任主任。虽无法比肩金陵大学农科，但在穆懿尔带领下，“铭贤”农科却也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民国时期农业改良运动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陈衡哲与蒋梦麟在铭贤期间，由穆懿尔所领导的农科农场就是两处参观重点之一，另一处为工科主任李海文所设的实习工厂。在这两个地方，陈衡哲看到的是实事求是以及农场与工厂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天气暑热，其不久后便回宿舍休息。相较之下，曾经学过农的蒋梦麟则感触更深，在其文章中较为详细的记录下铭贤农科四个方面的主要工作（调查、试验、推广和科学），并分述作物改良、羊种改良与耕具试验之成绩。
值得一记的是，十多年后的1948年，蔣梦麟与穆懿尔会以同事的身份相处。彼时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杜鲁门政府于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一般简称“农复会”），旨在复兴农村，蒋梦麟为中方三位委员之一（另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和农学家沈宗翰），且担任主任委员一职，而穆懿尔即是两位美方委员之一，工作至1950年转任美国“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CA）驻台湾代表，其之于五十年代初台湾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亦多所着墨，不可忽视。
需要说明的是，此行共计十六人，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任鸿隽也在其中，但笔者遍查旧籍，也未能找到他关于此次太谷之行的只鳞片爪。
毕竟都是驰名全国的著名学者（陈衡哲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梦麟则已是北京大学校长），拥有很高知名度，既是邀请者，也是东道主的孔祥熙在行程安排上极为“上心”，既紧凑，又不失隆重。现兹据两位所写文章中的有关记述，将陈衡哲与蒋梦麟的行程大致复原如下：
1934年6月28日于北平所举行的一次宴会中，孔祥熙向在座几位教育家发出参访老家太谷及其手创之铭贤学校（也就是今天山西农业大学前身）的邀请，其中就包括任鸿隽和蒋梦麟，而陈衡哲也就因故“得到了一个间接的邀请”。
查阅孔祥熙年谱得知，其于1934年6月23日北上，“亲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及平、津两市，视察民、财两政，访问民间疾苦”。对孔祥熙而言，邀请京华学者来访，于公于私，都有兼顾；就学者们来说，也借此得到一次近距离深入观察山西政风民情的机会。
7月3日早七点十五分，陈衡哲、蒋梦麟等一行人于北京饭店集中，十五分钟后前往南苑机场，他们所乘坐的是一架由轰炸机改装而来的飞机，名曰“康特号”，九点二十分准时升空飞行，十一点三十五分降落在太原机场，途中所用计二小时十五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个速度应该说并不算慢。中午在太原稍事停留，由太原绥靖公署的工作人员引领接待至山西大饭店，室内设施齐全，颇为现代。午后两点半乘汽车出发，太原至太谷约六十公里，五点整抵达太谷，直接停至铭贤学校，时任校长梅贻宝亲往迎接，将访客分派至三间宿舍。休息一会儿后，驱车往城内孔府宅园晚餐便宴，路上碰到前来铭贤接大家的孔祥熙。两方汇合后，由孔祥熙领着看他在城内的钱庄、洋货店和汽油庄等几处小买卖。晚饭颇为丰盛，山西薄饼、自酿的汾酒和葡萄酒都给食客们留下深刻印象。
7月4日一上午，参观铭贤学校。下午一点吃中饭，孔祥熙再次出城作陪招待，饭后辞谢主人，仍坐原汽车返回太原，途中路经北洸村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现今也是一处旅游景点），短暂流连之后继续赶路，晚七点抵太原，由赵戴文代表不在太原的阎锡山出面作东，7月5日早九点乘机返北平，顺利结束此行。
或许是学者的职业属性所致，陈衡哲、蒋梦麟两人所记更多集中于一路所见之自然景物、民情风俗和人文世像。当然，陈衡哲的作家身份也使其下笔极具文学色彩，而先习农后以教育、哲学为业的蒋梦麟则思辨味更浓些。先说两人所看到的自然景物。
不愧是民国时期的一代才女，坐在机舱中的陈衡哲描述其所看到的机下景致时显得十分有层次感：“初离开北平时，但见田野碧绿，阡陌整齐。到了保定以后，田野中的绿色便渐渐减少，黄色也渐渐加多了。……飞了约有一小时，渐见山峦，据说这便是娘子关，但我不曾看见什么关。山峦之后，渐见有平顶的山头，上面尽是黄色的田畴。”相较之下，蒋梦麟的笔触则要朴实许多：“似绵的白云铺在空中，如云海一般。空隙间窥见山峰，在我们数千尺以下，人人觉得快乐。”
在返回途中，陈衡哲的记述也同样精彩：“先是飞在高原上，后来飞到山峰上，再飞再高，渐见艇底的白云，一片片，一团团，像杨花的絮球一样，在广漠的天空中荡漾着。而映在下面山顶上的云影，却又都占着一块块很大的面积。再看前面，则见一大片云海，像是在百十个北海的水面上，遮了一大层厚雪一样。后来飞艇渐渐迎着它上去，一霎时，我们便完全飞到那云海上面去了。”
要论山西和太谷当地的民情风俗，陈衡哲与蒋梦麟两人各自专长虽有所差异，他们的观察却一语中的，甚是精准。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极度落后，从太原至太谷的这段公路“是黄色的泥沙铺成的，若不下雨，还算平整，假若一下雨，便十分难走了”，幸好当天并未下雨，天公也还算作美，否则，几无可能在五点就抵达铭贤。
次为太谷城的破败、萧条以及晋商的没落。略为通晓中国经济史的都知道徽、晋两大商帮集团在明清之际各执中国南北方商业牛耳，曾经烜赫一时，富甲四方，民间即有“金太谷”之美誉。但到了三十年代，不论徽商还是晋商，黄金时代显然都已一去不复返，伫立潮头、取而代之的则是与当朝政治权力有着紧密勾连的江浙财团。
因此，陈衡哲笔下的太谷城并没有多少亮点也就可以理解了。整个县城“是一个四方的城——太原的城也是四方的，所谓方城是也——城墙高峻整新，城内的富户，也都有三四丈高的厚墙围绕，每家俨然自成一个小城。只可惜街道太污秽了”。坐落于城内的孔家在她眼中“真是峻宇高墙，重门叠户，想见大家族制度的势力”。
在孔府，陈衡哲还遇到了孔祥熙的大女儿——刚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属高中毕业，正准备着前往上海投考沪江大学的孔令仪，这样一位置身于高墙大院之中的新潮女性能适应他父亲那一代的生活吗？答案不言自明，“在我的想象中，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她安置到那个高墙插天的孔氏旧宅中去的”。
昔日“财大气粗”的晋商为何会一蹶不振，两人都将其归于内、外两方面原因，其一为受到自清末以来国内政局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二则是自身观念的保守、落后，不能与时俱进，忽视子女教育，生活在对往日荣耀和辉煌的回忆之中，而最后也就必然只能坐吃山空，甚至是吸鸦片以打发时间，无法真正意义上与现代金融体系接轨。而孔祥熙这样见过世面、会经营的在当时来说已属凤毛麟角。
此外，铭贤学校也是他们参观的重点。
众所周知，孔祥熙自幼受洗入教，后赴美留学，其中就有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二十世纪初，欧柏林学院本欲在太谷设碑纪念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校友教士，经孔祥熙说服之后，其经费转用于建立一所开启民智的学校，这就是“铭贤”的由来，其校名意为铭记先贤，而孔祥熙也就顺势成为首任校长。因此，虽处华北内陆地区，“铭贤”却有着浓厚的教会背景，与欧柏林学院之间渊源甚深，其英文名称为“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直译过来便是“欧柏林学院山西纪念分校”，另有“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简称OSMA）专司负责铭贤学校的董事会运作及其与欧柏林学院之间的联系接洽，如选派毕业生前来执教。
“铭贤”初为小学，续办中学，并于1928年、1931年先后开办农科和工科，1940年抗战西迁四川金堂县后升格为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43年改为铭贤学院，成为一所以农科为主、农工结合的私立本科院校。而在其农科发展过程和山西全省的农业改良工作中，美国著名农业传教士穆懿尔（Raymon Tyson Moyer，1899—1993）贡献卓著，尤其是在“推广作物改良品种”和“改进农业耕作方式”这两方面。毕业于欧柏林学院和科罗拉多州立农学院（Colorado State Agricultural College，也就是今天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前身）的他也正是“铭贤”农科首任主任。虽无法比肩金陵大学农科，但在穆懿尔带领下，“铭贤”农科却也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民国时期农业改良运动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陈衡哲与蒋梦麟在铭贤期间，由穆懿尔所领导的农科农场就是两处参观重点之一，另一处为工科主任李海文所设的实习工厂。在这两个地方，陈衡哲看到的是实事求是以及农场与工厂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天气暑热，其不久后便回宿舍休息。相较之下，曾经学过农的蒋梦麟则感触更深，在其文章中较为详细的记录下铭贤农科四个方面的主要工作（调查、试验、推广和科学），并分述作物改良、羊种改良与耕具试验之成绩。
值得一记的是，十多年后的1948年，蔣梦麟与穆懿尔会以同事的身份相处。彼时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杜鲁门政府于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一般简称“农复会”），旨在复兴农村，蒋梦麟为中方三位委员之一（另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和农学家沈宗翰），且担任主任委员一职，而穆懿尔即是两位美方委员之一，工作至1950年转任美国“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CA）驻台湾代表，其之于五十年代初台湾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亦多所着墨，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