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的性格并不倾向于仇恨。我认为仇恨是野蛮而粗鲁的，我情愿我的行为和想法，应该尽可能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孕育仇恨，无论是对复仇的渴望，还是对我真实或假想的敌人施加痛苦的意愿，或者個人的深仇大恨。我更不能接受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比如，所有的德国人。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感到我在遵循着纳粹主义的教条。
　　无论如何，我并不愿意将我避免轻率判决的做法与不加区别的原谅混为一谈。不，我没有原谅这些罪犯，我也不愿意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除非他证明（通过事实，而不是言辞，而且不要太迟）他发自真心地意识到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与错误，并决定谴责它们，把它们彻底消灭。只有这样，我，一个非天主教徒，才准备依从犹太教和天主教原谅敌人的教义，因为一个发现自身错误的敌人不再是敌人。
　　可是，要怎么解释纳粹对犹太人那疯狂的仇恨呢？
　　我不得不承认，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并不能让我满意。这些理由过于简化，与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并不相称。或者说，它们并不足以解释需要解释的事实。在重读纳粹党的编年史时，从它那阴郁的开始到它那痉挛般的终结，一种无法控制的疯狂氛围挥之不去。而在我看来，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这种疯狂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集体性的疯狂，这种“脱轨”，往往被一些因素那仿佛理所当然的结合所解释，哪怕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不足以解释这个事实。
　　很多文章讨论了希特勒对犹太人仇恨的源头。据说，希特勒把他对整个人类的仇恨倾泻在犹太人身上。据说，他在犹太人的身上看到了自身的一些缺陷，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正是对他自身的仇恨。据说，他如此深深地憎恶犹太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血管中可能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的恐惧。
　　同样，这些解释在我眼中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我认为，不应该把一个历史现象统统归咎于一个人（那些执行可怕命令的人并不是无辜的）。此外，解释一个人内心的动机总是困难的。这些提出的假设仅仅在一个点上解释了这些事实，解释了质，而不能解释量。
　　也许人们无法——更有甚者，人们不可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理解几乎代表着为所发生的事情找出正当的理由。让我们解释一下：“理解”一个建议或人类行为意味着要“包容”它，“包容”它的作者，把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将自己等同于它的作者。而没有正常的人类能够将自己等同于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艾希曼，以及其他无数人。这令我们沮丧，但同时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言辞（不幸的是，同样，他们的行为）不能被我们所理解也许正是合意的。
　　它们不是人类的言辞和行为，事实上是反人类的、史无前例的，难以与生物为了生存那最残酷的斗争相比。战争可以与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但奥斯维辛与战争毫无关系。它既不是战争的一个方面，也不是它的一种极端形式。
　　但在纳粹的仇恨中并没有理性。它是一种并不属于我们的仇恨，是人类之外的仇恨，是法西斯主义这棵死亡之树上长出的毒果。但它相异并超越于法西斯主义本身。我们无法理解这种仇恨，但我们必须理解它源自哪里，而且我们必须警惕。如果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认知却势在必行，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
　　出于这个原因，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反思。每个人必须认识到，并牢记，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众演讲的时候，人们相信他们的话，为他们喝彩，钦佩他们，像神一样崇拜他们。他们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们具有一种诱惑的秘密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演讲言之凿凿或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他们的发言富于启发，他们的雄辩与口才，他们那装腔作势的态度，这也许是他们的本能，也许经过耐心的学习和练习。
　　他们所鼓吹的理念并不总是同一个，而且常常是反常、愚蠢或残忍的。但人们用赞美上帝的溢美之词来赞美他们，成百万的信徒为了这些理念甘愿牺牲生命。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忠诚的追随者中，有着非人道命令的兢兢业业的执行者。但这些追随者并不是天生的折磨者，并不都是怪物——他们只是一些普通人。怪物的确存在，但他们在数量上太少而无法构成真正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来自于普通人，那些不提出问题，而直接相信和执行的人们。
　　《再度觉醒》，（意）普里莫·莱维著，杨晨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1月。本文摘自该书后记，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