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金庸小说结缘，约在高中时期，但当时并不知晓金庸的名字，《神武门》《小白龙》《一剑光寒四十州》《独孤九剑》，看得不亦乐乎之际，根本不会想到“任大同”居然是“韦小宝”的化身，因为都是以“司马翎”的名字印行的。司马翎是另一位台湾知名作家，香港侨生吴思明的笔名。当时我还不太喜欢司马翎的作品，所以在阅读之后，颇感讶异，怎么他的文字功力竟进步如斯之快。直到进入大学，我才赫然发现，原来作者的本尊就是金庸！这是我第一次闻知金庸的大名，闻名后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赶赴当时位于厦门街的吉明书店，一口气买下了四部金庸小说的盗印本。然后就是一连串无日无夜、废寝忘食的阅读。
　　当时，我的举动激怒了一位电机系的学长，他三番两次地质疑、诘问我：“堂堂一位台大的高材生，居然还看这种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不觉得丢脸吗？”在我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之后，有一天，他忍不住就冲到我的床前，“我倒要看看武侠小说究竟有什么魅力，可以让你痴迷到这种地步！”他拿起我床头的一本书，先是站着看，然后坐着看，接着躺到床上看，最后把我整套《天剑龙刀》抱回去，一连三天三夜，不肯放下。将书还给我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武侠小说了，真的好好看！”我差点失笑起来，故意问他，“我还有《射雕》，你要看吗？”他赶紧大摇其手，拒绝了，“我再看下去，恐怕会沉迷其中，毕不了业了！”最后，他毕业后创业，取“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之意，创设了当时名震信息界的“倚天资讯公司”。公司有成，设立员工图书馆，第一套购进的就是远景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我大学的生涯，一半是在武侠的时空中度过的，金庸自然是其大宗。我的师长辈有喜欢武侠的，也有对武侠不屑一顾的。犹记得大一时的“文学概论”老师，他上课是极其严肃认真，绝不谰言离题的。有一次，不知何故，竟然一进教室，就开始谈起若干老师对《射雕》的推崇，大有不以为然之意，说他看了开头的几章，就无论如何读不下去了。我向来爱师亦爱真理，自是不愿茍同，遂各行其是地依旧浸淫在我所喜爱的武侠世界中。可1998年，“国图”举办金庸小说讨论会时，我赫然发现他也提交了论文。我刻意去听了那场，他一反从前，对金庸小说极力推扬。我很好奇，会后特别去探询他转变的原因。他的回答很妙：“金庸小说的确写得极好，但我当初入门错了，《射雕》是比較差的一部。”我心想，金庸小说还真的是经得起时光的披拣，连顽石都肯点头了。
　　金庸小说的优点，任我口吐莲花，大概也难一一说尽。可大学时代最钟情的，却是他笔下的爱情。当时我正处于热恋中，对象是从香港来的一个侨生。她知道我喜欢金庸，特别录制了一卷香港金庸武侠连续剧的歌曲。我们在杜鹃花荫下、椰林大道旁，边聊边听边唱，浪漫得像郭靖初逢俏黄蓉，甜蜜得如张无忌再遇赵敏，看着在夕阳余晖晕染下的她，突然间自己就化身成为了杨过，在绝情而深情的谷底，寻找到了我的小龙女。很多读者觉得杨过16年终于盼到了小龙女的情节过于牵强，俗气的团圆，有损于文学的纯粹；可我就偏偏喜欢这圆满无憾的结局。她毕业后回香港三年，再度归来，就成了我最美丽的新娘。
　　读金庸，讲金庸，评金庸，人生惬意，莫过于是。金大侠巍峨的身影，始终是我仰望而难以企及的。读其书，未见其人，也一直是我最大的遗憾。但我从来也不会过于陶醉地认为，金庸会一如他笔底的侠客般潇洒不羁。有缘与金庸晤面，前后应有五六次，都是在他亲自出席的金庸小说讨论会上。高壮、沉稳，略带有点威严，这是我初会金庸时的印象。金庸曾说他最像令狐冲，我也最钟情于令狐冲，可人人心中都各有不同的令狐冲，佻达不羁的令狐冲，遇见了成熟稳重的令狐冲，两相对撞，照例是激不起任何火花的。我谨守着“我迷金庸小说，不迷金庸”的原则，就在众家学者蜂拥而上，争抢与金庸合影、签名的时候，我总是孤冷的旁观者，却也不禁为他风靡众生的魅力而感到震惊。与金庸会面的几次，我们都是温文有礼的问候、寒喧，保持着一个不即不离的君子风度。有一次在杭州萧山机场，我与金庸恰巧在隔邻的登机口候机，我趋前致意，交谈约十数分钟，但言皆泛泛，也不知该从何说起。当时我行囊中有好几部金庸小说，居然也没想到要请他签名留念，错失了良机。至今想起，犹是懊悔不已。我仅有一张2003年在嘉兴与金庸的合照，我将它放在了大陆版的《解构金庸》书扉上，我想，这将会是喜爱金庸小说的我，永恒的纪念。
　　金庸是武侠大宗师，他曾说过，一二百年后，如果还有读者喜欢他的作品，此生就属无憾了。其实在金庸书迷眼中，金庸的小说岂止是百年、千年，只要中华文化仍然存在，他的小说就会永世传流。金庸不只是当代的，也是未来的。只是，金庸或许是不太满足于“武侠小说家”这个头衔，向往的是“小说家”这顶桂冠。因此，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所举办的“金庸武侠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会，在金庸坚持之下，拿掉了“武侠”二字。我当时曾冒大不讳，提出了个“武侠小说家金庸和小说家金庸，哪一个比较伟大”的问题，在座却无人应答。其实，金庸虽以“武侠”闯出声名，却未必对“武侠”有太深的眷恋，反而颇以“武侠”为不足，以“次级文类”视之，甚至连“历史”小说也较“武侠”高尚一层。据闻，他最不喜记者探询关于“武侠小说未来”“其他武侠作家如何”的问题，更对许多读者倡议设置“金庸文学奖”的提案不置可否，想来是不愿为“武侠”所羁绊。殊不知“武侠”只是一个文类，正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被归为“世情”一样，优秀的作品，是无品类限制的，只要经得起累世读者的考验，就是一代巨擘，就足以名垂千古，谁还会关注是“世情”还是“武侠”？
　　看来金庸是较钟情于历史的，此所以他晚年还特地趋赴英国剑桥大学，拿了个历史学的硕士与博士，而在浙大任院长期间，也设了历史学的博士点，招收学生。在1980年的修订本中，金庸尽其可能地为其小说增添历史的浓度与厚度，大违小说前例地将若干小说中涉及的史事，以附注方式呈显，甚至连可以是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也想从历史上去证实其所言不虚，果真清宫中的确有一“建宁”存在。只是，过于附着史实的结果，反而让读者有不伦不类的感觉，清史中固然有一名为“建宁”的公主，可也未必是如书中所述的跋扈的“建宁”吧？金庸所长，在于化历史为己用，宋元明清四朝史事，在他笔下虚实交融，似假疑真，尽管未必符合史实，一如他所推崇的先祖查嗣廷、铁丐吴六奇，但读者既非有考据癖的胡适，更非学有专精的史家，料想也未必会去在意其所述历史的是是非非。
　　历史，向来是“所见异辞”的，殊难以单一角度、观点，定其真假是非。历史观点会变，但小说却可能比历史更真实、更永恒。金庸已矣，他也走入了历史之中，后人将会如何看待金庸这个人及他的小说呢？“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金庸所缔建的“书剑江山”，就留待后世去评点吧！
　　（作者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