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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力量将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而出口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下降。不能跟上这一变化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在这样的年代中举步维艰
自20世纪80年代上一轮美元周期以来，美国工会运动已经成为自由贸易的障碍。依赖于工会支持的政客们，甚至已经不可能对更自由的国际贸易加以考虑。
工会运动对自由贸易的这种态度背离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它对贸易与出口的正面贡献，也背离了二战后人们的共识。这一共识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经济利益所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改善衰退产业的工人在市场中的不利处境，只会被既得利益群体所反对。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依然朝着更为自由的贸易前进，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1994年在美国领导下成立WTO，都是建立更为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大步骤。但仅止于此。在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自由贸易在美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然后是2000年的大选，共和党人布什成为总统，自由贸易依旧无从落脚。WTO多哈回合谈判与本土的政治需要发生了冲突。共和党的选票很多都来自农业州，允诺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是共和党一个很强的政治优势。因此，美国政府不再愿意积极参与谈判并减少农业补贴。
基于同样的逻辑，政府也格外迫切地在钢铁进口上施加贸易限制。这类限制出自坏的经济学，因为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生产钢铁都比在美国便宜。这类限制也是坏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无论它维系了美国钢铁行业多少个工作岗位，都无法弥补在其他制造行业造成的工作机会的减少，那些行业现在要支付更高的钢铁价格，竞争力大大受损。至于现在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布什政府并不在意协定是否被通过，只是做一些贸易自由化的表面文章而已。
巨大的保护主义压力也来自对巨额贸易赤字的恐惧。毫不奇怪，这类恐惧只是出自幻觉。国会议员们害怕高额进口将会减少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却不担心流入美国的资本减少造成利率上升，房价压低，进而减少美国建筑业的就业。他们本该如同害怕前者一样地害怕后者，但他们没有。
对中国而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基于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的、重在制造业的经济增长策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政治经济体系下所达到的速度。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但并非万事大吉。中国有广袤的内地农村地区，它们远离沿海出口城市，也大大不同于那些紧邻沿海城市、能直接即时地为其供应高质量食物的内地。它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率水平在邓小平时代早期获得了有效的成倍增长，但自那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停滞了。
各种行政禁令和官员们直接从企业获利的动机，限制了潜在的雇主在内地雇佣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内地农村在过去15年里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寄往家乡的汇款。
如果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继续下去，那么，随着沿海地区继续远超内地，未来中国的地区不平等程度将会迅速上升；而由于从内地向沿海持续的劳动力流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将不会快速增长，沿海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会上升。至于内地，除非劳动力迁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不复存在，否则经济不会有多少增长。考虑到国民收入统计中的问题，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会非常之快。对全社会的福利而言，这样的结构不是合意的。
本来，在当前的阶段上，中国可以继续沿着出口—工业化的路径而保持极快的增长，但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的日益抬头，使得这一时期结束的可能性增加了。中国并不是一个像韩国那样的小国，甚至也不是日本那样的中等国家；所以对中国而言，在全世界的制造工场和出口者这一方向上前进的余地已经不多了。如果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继续上升，当前的阶段就肯定会结束。
也许我们不该惊讶。毕竟，全球化有它自己的潮流和节奏。过去20年与19世纪末类似，同样有国际分工的急剧扩张和世界经济的快速一体化。未来20年则会类似于上个世纪两次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即保护主义力量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而出口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下降。
不能跟上这一变化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在这样的年代中举步维艰。最好的例子是阿根廷。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它关闭了市场的大门，它的发展战略就此崩溃。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上一轮美元周期以来，美国工会运动已经成为自由贸易的障碍。依赖于工会支持的政客们，甚至已经不可能对更自由的国际贸易加以考虑。
工会运动对自由贸易的这种态度背离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它对贸易与出口的正面贡献，也背离了二战后人们的共识。这一共识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经济利益所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改善衰退产业的工人在市场中的不利处境，只会被既得利益群体所反对。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依然朝着更为自由的贸易前进，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1994年在美国领导下成立WTO，都是建立更为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大步骤。但仅止于此。在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自由贸易在美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然后是2000年的大选，共和党人布什成为总统，自由贸易依旧无从落脚。WTO多哈回合谈判与本土的政治需要发生了冲突。共和党的选票很多都来自农业州，允诺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是共和党一个很强的政治优势。因此，美国政府不再愿意积极参与谈判并减少农业补贴。
基于同样的逻辑，政府也格外迫切地在钢铁进口上施加贸易限制。这类限制出自坏的经济学，因为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生产钢铁都比在美国便宜。这类限制也是坏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无论它维系了美国钢铁行业多少个工作岗位，都无法弥补在其他制造行业造成的工作机会的减少，那些行业现在要支付更高的钢铁价格，竞争力大大受损。至于现在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布什政府并不在意协定是否被通过，只是做一些贸易自由化的表面文章而已。
巨大的保护主义压力也来自对巨额贸易赤字的恐惧。毫不奇怪，这类恐惧只是出自幻觉。国会议员们害怕高额进口将会减少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却不担心流入美国的资本减少造成利率上升，房价压低，进而减少美国建筑业的就业。他们本该如同害怕前者一样地害怕后者，但他们没有。
对中国而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基于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的、重在制造业的经济增长策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政治经济体系下所达到的速度。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但并非万事大吉。中国有广袤的内地农村地区，它们远离沿海出口城市，也大大不同于那些紧邻沿海城市、能直接即时地为其供应高质量食物的内地。它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率水平在邓小平时代早期获得了有效的成倍增长，但自那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停滞了。
各种行政禁令和官员们直接从企业获利的动机，限制了潜在的雇主在内地雇佣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内地农村在过去15年里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寄往家乡的汇款。
如果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继续下去，那么，随着沿海地区继续远超内地，未来中国的地区不平等程度将会迅速上升；而由于从内地向沿海持续的劳动力流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将不会快速增长，沿海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会上升。至于内地，除非劳动力迁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军不复存在，否则经济不会有多少增长。考虑到国民收入统计中的问题，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会非常之快。对全社会的福利而言，这样的结构不是合意的。
本来，在当前的阶段上，中国可以继续沿着出口—工业化的路径而保持极快的增长，但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的日益抬头，使得这一时期结束的可能性增加了。中国并不是一个像韩国那样的小国，甚至也不是日本那样的中等国家；所以对中国而言，在全世界的制造工场和出口者这一方向上前进的余地已经不多了。如果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继续上升，当前的阶段就肯定会结束。
也许我们不该惊讶。毕竟，全球化有它自己的潮流和节奏。过去20年与19世纪末类似，同样有国际分工的急剧扩张和世界经济的快速一体化。未来20年则会类似于上个世纪两次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即保护主义力量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而出口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下降。
不能跟上这一变化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在这样的年代中举步维艰。最好的例子是阿根廷。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它关闭了市场的大门，它的发展战略就此崩溃。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