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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坛上，胡丘陵是以一个非常特殊的诗人身份出场的，说他特殊，不是因为他身兼地方行政官员职务（也有一定关系），而是因为甫一出道就被贴上了“后政治抒情诗”的标签。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因为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若非亲自阅读，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空倒转的错觉，甚至是敏感的反应和误解，恐怕于他的作品评价和将来的持续创作不利。但诗人并不因此而感到紧张，有意去避讳这个限定性称谓，可见他面对外界评论是很坦然的，毕竟作家写作与评论家批评是两码事，它们之间最好的对话途径也应该保持采取各自最擅长的方式。再说，在目前诗学领域所能找到的能指词汇中，“后政治抒情诗”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能体现诗歌传统的承续性、更能取得学界认同的涵定，尽管富有争议，但以“后”称之却使之具有了某种向上生长的可能性。不妨姑且从之。不过，从胡丘陵创作的《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代表诗作来看，他所关怀的内容、抒发的情感和表达的主题远远超出了“政治”的边界，他尤其善于处理影响历史进程和社会进步的大事件、大题材、大场景，以一个当代诗人特有的视觉穿越时空，漫步于沧桑的巨石阵，发掘文明的废墟，撩拨尘封的琴弦，重温遥远的或并不遥远的过去，运用诗意的描叙语言，以动辄百千行的长诗形式，复现了正在被湮没漫灭的史实，接通了行将断裂的精神文化血脉，道出了震颤心灵的人性隐秘，视界宽广，情怀博大，气度恢宏，显示了诗人驾驭长诗的独特功力，同时也能够见出诗人有意无意中构筑“大诗”的努力趋向。一、“大诗”概念的提出及分歧
新时期以来，鉴于国内诗坛的混乱状况、对未来诗歌前途的忧虑以及企图超越已有诗歌资源和个人创作追求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诗人、诗评家或诗学学者开始有意倡导“大诗”写作和“大诗歌”理念。据考察，海子是“大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践行者。在他那里，只有“大诗”才是真正的诗歌。他说：“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①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顺手拈出了四个争议性的诗学术语。海子心目中的“大诗”（或“伟大的诗歌”）至少具备结构形式和思想主题两方面的规范，即须是“长诗”，以及内在精神主体的宏阔张扬。“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又说，“还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这是一种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与其称之为伟大的诗歌，不如称之为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是人类形象中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②后者作为人类宗教和精神的高峰超乎于审美的艺术成就之上，是“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于是，太阳成为海子心属的恒久意象就不奇怪了。遗憾的是，如同飞蛾扑火，夸父逐日，面对着太阳的奔跑和主体向着实体的无限接近，结果必然是无情的幻灭，蹈入的也只是一场虚空。导向形而上的海子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没能完成那样惊世骇俗、可做样本的诗篇。相对来说，西部诗人昌耀以其占有的地理优势，对大地踏踏实实的厚爱，放弃自我的受难牺牲的精神，向我们展示了雄性的温柔，阳刚的妩媚，大人的童心，在通往“大诗”的道路上形成了“欲其浑厚”（姜夔《白石诗话》）的气象，升到了更加靠近天空的高原的海拔。
对于“大诗”的理解未必一定以海子为尊，有人在提出“大诗歌”理念的时候就选择了海子并不认同的另一极。所谓的大诗歌理念“基本内涵有二：一，确立诗歌的最高审美理想为对于纯诗美的无限追求；二，确立诗歌的最大外延为对于中外古今一切诗歌的极限包容。”在这样的诗歌理念关照之下，“好诗的标准非常简单：愈接近纯诗愈美好。”③这里强调的是基于个体生命的诗心孤诣，诗美空间的精巧营构，以及超越日常语言的创造，并不仅仅以形式上的长度和思想的高度为标准。就像论者与海子对待“纯诗”的态度不同一样，这里涉及到中外诗歌界对于“纯诗”的阐发，比较复杂，用于对“大诗”核心内涵的指示确有商榷之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就以诗论形式探讨“大诗”的可能性，并指出其特征有四：（一）具有时代主体精神；（二）关注民生疾苦，勇于为大众代言；（三）具有生命哲学和宗教的深奥；（四）开创一种风气的艺术体式。④这种观点强调重视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诗歌功能、诗歌审美及文学主体性、形式创新等方面，然而符合上述要求的诗歌纵然堪称完美，无可指摘，但是在众声喧哗的年代，这种企图熔铸时代主旋律和高度文学性为一体的诗美追求无疑是一种奢望，只是一种诗歌理想而已。作者所钦定为“大诗”的作品如惠特曼《草叶集》、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但丁《神曲》以及台湾诗人痖弦的诗歌，也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分歧的存在意味着诗学界远没有达成共识，诗人们各行其是，各有各的理解和创作试验。当然，文学不能只有一个单向，也必然有着多重维度，同声歌唱已不可能。“大诗”也不是诗歌写作的唯一标准。写作题材是一回事，表达方式是一回事，艺术风格又是一回事。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即人们对于诗歌乃至所有文学真谛的追索，其目的是为了寻找最好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可谓殊途同归。我们只能说，某些有着自觉艺术追求的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大诗”意识，并创作出了具有“大诗”品格的作品。从形式、内容、主题及艺术特色等方面来考察，胡丘陵的长诗就是如此，也必将在复杂的诗学背景中凸显其价值和意义。二、历史与现实的交感、审思
胡丘陵没有赋予自己的作品“大诗”这样狂妄的指认，但是他在某些表现领域的坚守、持之以恒的写作为我们呈现出了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定义“大诗”的一种可能，或者是一种可行性的创作路径。从他选择的书写对象或表现的题材来看，诸如“长征”、“9·11”、“汶川大地震”等，都是宏大主题或震撼性事件，它们浓缩成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深刻影响着人们至今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将来也会留下一道难以抹平的刻痕。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历史感和当代感皆不可或缺，通过对缘系当下的历史事件或正在成为历史的事件进行检视、叩问，唤起人们的关注与审思，能够让我们找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胡丘陵诗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历史写真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既富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同时在叙说抒情吟咏之间走向未来，给人以深远的启示。因此，胡丘陵的诗歌有着思接千载、熔炼古今的行文风格，描摹的事物、场景，反映的历史事件、社会内容，传达的思想情感、主题意义，与真正的诗美空间达成了高度契合。 不像有些诗人，胡丘陵没有坐在历史的墓碑旁期期艾艾，浅唱低吟，止于酹酒凭吊，发迁客骚人的感慨，而是以记录者、见证者、参与者、预言者等主体形象游走于诗行内外，深入浅出，追昔抚今，如琢如磨，轻敲重打，有时怒发冲冠，有时温情脉脉，诚心投入，感情饱满，催人以遐想，给人以力量，而且特别注重于诗歌蕴含的“出发感”与“归来感”在会车时刻的瞬间警悟。以《2001年，9月11日》这首诗为例，诗人对自己诗歌的力量充满足够的自信，预示着接下来将是一场揪心的描述和漫长的对话倾诉。诗人并没有就事论事，局限于描摹惨烈的灾难场景，抚慰伤痛者的心灵，表达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而是乘着诗行的快轨追溯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古希腊悲剧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从东西方的宗教信仰对比到文学、艺术乃至科技等现代文明成果，凡是对造成今天的悲惨后果负责的事物和文化都进行了胪列、检点与质询，大可以上天入地，小可以细如毫发，视野开阔，思绪繁复，容量巨大。理解这首诗的最好方式是沉浸其中，阅读体悟，不是几千字的论文可以道明。然而，这首诗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省是很明显的。“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死去了时间的声音。”（穆旦《森林之魅》）胡丘陵发出的正是穿越时空的逼问，有着深深的反思意识。虽然诗人受到较为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甚至是宗教思想的影响，但最终显示的是一种“正能量”，而不是萎靡的感伤，是一种智性之思，而不是庸常的风花雪月，思想性内涵较为深刻。诗人这样写道：
或许，高楼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注定要成为废墟
或许，那些钢筋、水泥
一切从石头开始
必然要还原成石头
或许，城市的一切，诞生于火
必然要还原于火
诗人没有说“始于尘土，归于尘土”的话，在重复排比的诗行结构下面，掩藏的却是经历过毁灭的教训之后一个主体对于世界客体、人类生命的彻悟，是最绝望又是最善意的提醒，给人以痛楚的悸动的思索。再看：
美利坚，教会了许多
只能上升不能下落的逻辑
咫尺天涯的两幢楼
等得太久了
共同消失
成了一种过程
……
两幢高楼死亡了
许多高楼将建在坟地里
所有的碎片
都发出冷冷的寒光
早在上个世纪中前期，法兰克福学派就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世界的猛烈批判，对大众文化、技术理性、工业消费等提出了他们的否定辨证见解，指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缺乏理性，也就无法言说。而占有了理性，则支配着一目了然的历史，同时也充满着能言善辩的强调。整个世界都见证了人类的荣耀。”⑤当下，我们面临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过去西方社会的某个阶段何其相似！诗人以东西比较的意识痛定思痛，坦然直陈，不能不引起在经济、技术、物质甚而政治、文化等方面享有优越感或陷于麻木状态的人们的反省与反思。如若没有胸怀天下的忧患感，没有一介匹夫的责任感，是不会写出寒光射目、冰冷刺骨的作品的。诗人有其批判驳难，也有其向往维护，他推崇的是一股不死的精神文化力量：陈子昂的悲歌、张志和的渔歌子、贝多芬的交响曲、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诗赋……而对大江健三郎手笔的软弱，戴望舒、徐志摩等诗人的矫情“缺钙”，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质疑、抨击。诗人以深情的笔墨拟想描写了许多具体的场景，并坚信：
窗子倒下了，月光站立着
父亲倒下了，儿子站立着
高楼倒下了，土壤站立着
人体倒下了，思想站立着
门槛倒下了，身子站立着
电梯倒下了，双腿站立着
这个神倒下了，那个神站立着
当写到“我乘着诗歌的电梯，青云直上”的时候，诗人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社会性质和地域界限等因素的眼光在观看这个世界，审视人类此起彼伏、明明暗暗的历史线索，甚至是充当了神祇的角色来俯视审判人类肮脏卑微的深处，对充斥当今社会的纷乱思潮和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之所以深受这首诗的触动，是因为十余年前9·11之夜当笔者从收音机中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反应也是那么强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奇怪的是它不仅没有淡漠，而且越来越有力地撞击着人心，警醒着幸存的人们。胡丘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记录者，而是一个时代的追思人，充满了感恩之心、羞恶之心、悲悯之心等真情实感，这也是一个诗人不能割弃的宝贵情感。有诗评家说：“从诗歌格调上，诗人也在挽歌与反讽，体验与省思之间达成了恰当的平衡。”⑥笔者是深以为然的。
到了《2008，汶川大地震》，同样是写灾难性主题，虽与上一首诗有共通之处，但内中的情感却大不一样。汶川大地震距离我们如此切近，这场巨大的自然灾害毁灭的是我们的家园，埋葬的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一切都仿佛发生在眼前，恍如昨天。这首长诗以力透纸背的笔触，和血带泪的语言，细描了灾难发生时的前后全过程，同时着重点染了媒体发布的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些镜头，将久久难忘的每一幅画面连接起来，充溢着发自肺腑的感情，用钢铁绕指一样的语言，纪实的手法，刻写出了不堪回首的真实场景。生与死，血与泪，哭与笑，痛与爱，悔与恨，生命的脆弱与刚强，温情与感动，人间的冷暖，皆在笔下涌动起来。我甚至有点怨恨他那工笔一般的描画，竟然勾写出了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切肤碎心之痛，又柔软得让人想哭……这就是诗的力量。胡丘陵对肆虐的大自然发出愤怒的质询：
我只想用诗歌所有的张力
深入地球最核心的部分
看看里面，究竟是羊水还是祸水
为什么，总在不安地冲动
当然，人类面对神秘的大自然，一切试图改变的努力都是徒劳，人只能去了解它，趋利避害，尽力做到“万物皆备于我”。其实，诗人之心更像是一座内核炽热的活火山，汹涌地喷发，不可阻拦地流泻，慢慢地冷却，固、液、气，红、白、黑，冷与热，整个过程就是一首诗，包含了不同的精神层次和思想阶段。他以诗人的天真想象着如果山上滚落的石头是“棉花”该多么好，他也希望用诗歌建一个最美最安全最富有正义的家园，让人们在此安居。数年之后，当笔者亲自到那个地方祭悼的时候，面对昨日的废墟，不敢相信大地、青山、天空，不敢相信永恒。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对于诗人来说，除了用诗来表达来战斗，到底何为？我们纵然不能自私地据其为写作素材，更不能在这个时刻浪漫抒情，但不是说诗人面对灾难或苦难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这一份苦果，否则就真的应验了“诗人之死”的预言。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全国的作家大都用笔写下了关切的文字，笔者相信，在这些作品当中，这一首诗应该是最为惊心动魄和值得铭记的了。三、超越“政治”阈限的诗美营构 胡丘陵写《长征》和《拂拭岁月》，采用的是“大事记”连缀方式，用一系列小主题串联形成一个完整的母题，把静止的沉淀、定格甚至是模糊的历史画面艺术性地予以动态复原、再现和冲洗刷新，既具回忆性，又富现场感，以崭新的风貌、独特的意蕴呈现在世人面前。他尤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语言罗列出了教科书上的历史事件，如果那样的话就失去了起码的审美价值；他所做的是发现历史深处的隐秘并进行重新阐释，以诗人的情感纵身介入其中，渗入了诗人对过去历史的强大关照和理解，着力在历史或传统隐而不彰的穿透力上进行哲学层次的审视，使之与当代或当下对接、对比、相互参照，给出一种精神暗示或启示。以《长征》为例，写到了湘江、遵义、赤水、泸定桥、大渡河、诺尔盖、腊子口、两河口等红军长征期间经行并发生过影响革命前途事件的标志性地点，重述了流传的长征故事、生活点滴，比如十送红军、闪闪的红星、刘伯承与彝族兄弟歃血为盟等，甚至还有茅台、陕北信天游，点评了毛泽东、蒋介石等历史人物，对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摹写。但是，用现成的史记写法已经不太可能，诗人要把诗艺和诗意运送进去，使之具有耳目一新的阅读感觉。比如在写雪山的时候，他写道：
比白银还珍贵的盐，满山都是
却没有一丝咸味
雪，是指挥者的望远镜
越望越远
这几句诗向我们传达了多个层次的信息，恶劣的环境，匮乏的物质，人的无望感，以及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胡丘陵写了历史，写了大事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干部，也必然会带有政治立场，这可能是他在艺术上不容易摆脱的局限，但他在诗作中却唯独没有什么政治宣言，在现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下也是不需要的。他只是“我手写我心”，一路纵横捭阖、恣肆汪洋地写开去，毫无顾虑。他也会调侃，讽刺，抨击，但他的哲学思维和历史意识还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诗歌创作中，这些情况也应该是是非立辨的，逃不过读者的眼睛。与《长征》相比，笔者认为《拂拭岁月》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在这首诗里，历史感、时代感及个人感得到了极好的熔炼，浑然一体。笔者最早是学汽车专业出身，所以对他提到的“1956，中国汽车”一节极有感慨。这一节写到中国终于可以制造自己的汽车了，诗人将其设为一个隐喻，与中国的解放革命、社会发展道路联系起来：
尽管，中国汽车也有抛锚的时候
尽管，中国汽车也曾在风中受阻
尽管，也有人
想把中国的汽车
开入歧途
但中国汽车中国人自己能够修理
中国汽车中国人自己能够稳稳操作
当然，中国汽车也在不断改进
只是中国，人多路挤
必须安全行驶
但中国人必须坐中国汽车
中国汽车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
本雅明在评论波德莱尔的时候说：“寓言是波德莱尔的天才，忧郁是他天才的营养源泉。”⑦与其说胡丘陵涉及到的是政治题材，不如说他写的是历史题材，而在跟政治的关系上，更多体现在对现代人的启示意义上。政治在他那里不过是可以联系古今的寓言素材，作为一种朦胧的通感存在，而在骨子里，他是以忧郁的诗人的眼光来打量和处理这些题材的。因此，他之“后政治抒情诗”的“政治美学”完全是出于审美的特殊表现需要，他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参与了对于现实与未来的建构，并升华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这种政治美学固然有着对于历史事件的评判，同时又是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现实参与。与当下相联系，是胡丘陵孤注一掷地倾心于自己的“后政治抒情诗”写作的最大意义所在。这些诗歌摆脱了过去特殊年代“政治抒情诗”的一贯模式，注重形式上的创新，在历史牵线之下，强调内在情感的流动，始终饱含着诗人打量的眼光、冷暖情怀，具有极强的历史意识。采用多种诗学修辞方法，各种比拟纷呈，风格上有时庄重，有时飘逸，有时写实，有时浪漫，有时戏谑，有时调侃，更充满了许多智性元素，读来令人不觉枯燥，而且兴味盎然，愉悦中发人思索。他同时不忘传统的点题升华手法，使得诗作进入更高一级的审美境界，有了一种开阔的境象，精神上给人深深的撞击。因为诗歌本身的拉长，容量加大，也给以诗人充分展示诗艺的空间，里面包含的许多文学表现手法，不仅有狭义的诗歌方面的，还包括小说的、散文的以及戏剧性的。所以，胡丘陵的诗不能以普通的诗目之，而应该用全新的诗学或美学评价体系来衡量。
当然，胡丘陵的“后政治抒情诗”是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诗歌环境下的个人选择，是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吟唱，声音虽然浩渺，但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内心的苍茫和博大，难能可贵。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出现这样题材的诗歌也实属必然。过去很长时间一段以来，我们的诗歌创作要求向内转，追求一种所谓的“纯诗”写作，以至于使得诗歌丧失了起码的社会功能，比如战斗性、批判精神、启蒙意识、号召力、预言性等等，由于诗人一味地逃避社会责任，抛弃使命感，诗歌终于沦落到了今天边缘的尴尬地位——当前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点，甚至是终点。胡丘陵的努力无疑是一种反拨。他选择了大题材，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与我们今天置身的是一个国际化、地球村的时代有某种关联，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是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仅关心生存、生活，他所思考的正是全人类的问题，追索人类存在的根据，甚至是为形而上的哲学家苦苦沉思的问题。其实，这是诗歌/文学在功能性上的一种回归。而且，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本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互相包含和指涉的关系。为艺术而艺术，玩弄辞藻、一味分裂语言的做法，必将使得诗歌走进一条死胡同；而那种后现代主义的猥亵诗歌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包括诗人在内的自我毁灭。只有怀有一颗诗心，以虔诚甚至是严肃的态度对待诗歌，放开手脚，充分调动诗歌语言的表现力，追求诗作为真正的诗的性质和功能，才能走向新生。就像尽管他也写到了大量的死亡事件，但留给我们的却不是死亡的恐怖印记，“死亡有着它们固有的使命”（里尔克语），而胡丘陵的诗却有着作为诗歌的独特使命。四、“大诗”的质素与胡丘陵的诗 在笔者看来，“大诗”虽然是一个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和完全确立的概念，但却有着基本的诗学内涵。首先，“大诗”一定是写了大的东西，表现了大的内容，它们可以是大事件、大主题，也可以是爱情、战争、家族、青春等文学母题。其次，“大诗”的语言不必使用很大的词汇，但一定是大气的语言，在经过诗性组合之后气韵生动，呈现出一种高端飞拔的气质，营造出一种气场，带来的是一种震撼效果，而不是靡靡之音，不是形容词的技术性堆砌。再次，“大诗”的结构并不局促和自我封闭，一定富有层次感，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整体上鼓胀着一种气势或气魄，而不是畏畏缩缩，小巧玲珑，唯简单明了或朦胧是瞻，否则只能是海子所言的一些“诗意状态”而已。主题、语言、结构等还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大诗”总的审美特征是要有大的境界，有意蕴，有气象，有高度。“大诗”的关键所在是对诗人的苛求，即诗人要有大的胸怀，有大爱，有大能，否则写不出包举宇内、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诗来。诗人既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胡思乱想，也不能抛开历史的镜鉴，自行其是。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问题不在于你写了什么，是不是写了政治，是不是具有史诗性，而在于作者是否有一颗真挚而又辽阔的诗心、大心。长未必大，大未必长，长诗主要是形式上的长度，大诗则更多的是一种大的气度和境界。如此来说，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应该属于“大诗”的范畴。大诗的核心要求是不能摒弃诗美。不能因为写了政治，就要容忍诗歌审美上的不足，它尤其不是堂而皇之的遮羞布。文学的本质是诗，诗的本质还是诗。（张炜语）诗歌的审美意蕴从诗人的诗性思维开始，到写作营构，精神思想的流贯，都能让作品从内底里呈现出一种美感。内美才是大美。大诗的理想审美境界正是一种丰盛的大美。如前面所述，从风格来说，大诗可能更倾向于一种阳刚之美，像海子、昌耀等人的诗歌充溢着雄性的力量，而戴望舒的《雨巷》，无论它多么优美，因为阴柔过剩，总不能算是“大诗”。另外，大诗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追求艺术的完整性，不像当代的许多诗歌一样流于琐碎，一些片段、短章、断章、碎片，尽管写得精致，闪闪发亮，富有哲理，但总难成就大气候，流于纤巧柔弱。后面的这些写作潮流都为海子所诟病。因此，能不能写出大诗，是一个人从先天开始就决定了的。
其实，海子的诗歌观主要体现在对生命力的推捧上，彰显的是生命诗学。“诗应是一种主体和实体间面对面的解体和重新诞生”，而“实体就是主体，是谓语诞生前的主体状态，是主体的沉默的核心”，而实体是“真正的诗的基石”。他特别提到“才能”是次要的，“诗人的任务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使它裸露于此。”⑧他还说：“诗人必须有力量把自己从自我中救出来，因为人民的生存和天、地是歌唱的源泉，是唯一的真诗。‘人民的心’是唯一的诗人。”“在写大诗时，这是同一个死里求生的过程。”⑨很多诗人都把诗歌当作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仅仅认为“我在写诗”，而不是“诗在写我”，那么诗与诗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沟壑，想写出用生命浇筑的“大诗”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胡丘陵的诗歌创作来看，表现主题、语言、结构、诗美特征等方面都基本具备了上述素质。当然，胡丘陵的可贵更在于他写了别人没写或不敢写、不愿意写的内容，用一个诗人个体的方式把握住了“宏大主题”，因此显得与他人迥然而异，脱颖而出。关注宏大主题，曾经辉煌一时，艺术上也曾令人感到过怀疑，今天来看，却尤为显得难得。胡丘陵正是踏入了无人涉足的禁地，物极必反、否定之否定之后，使得他的诗作竟然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感受，或许能够给人们带去一些新的体味。当然，胡丘陵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后政治抒情诗”这样的诗歌文体，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写作训练以及寻找摸索实验之后才确定了最合适自己的写作形式。他执着于“政治”题材诗歌创作，并且钟于“抒情”，也是由其生命个性所决定的。胡丘陵是湖南人，湖南这块神奇的红色土地孕育了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不乏身兼政治家、文学家的历史人物。胡丘陵钟情于“后政治抒情诗”写作，并逐渐显示出了宏阔、细腻双修的风格，是毫不奇怪的。虽然他认为诗歌在现实生活中为他抵抗或缓解了压力，但他同时也认为“诗人应该是正直和善良的人”，舍此就不是真正的诗人。他强调说：“诗歌恰恰使我拉开距离，不断提醒我什么是真的善的美的，避免价值判断变形。”或者“有时候，我的诗人身份确实帮助我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判断。”⑩因此，诗人与诗是共存共生同进退的关系，是一个人的灵魂在进行自我对话，这也是由生命的品质所决定的。 另外，笔者还对胡丘陵身上所具有的多重文学身份表示欣赏。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擅长小说、散文、文论等文体，是一个综合素质很高的多面手。多重文学身份让他的诗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品质，也是他能够走远的一个重要条件。最近笔者连续发表了两篇以《作为小说互文性的存在或其他》为总题的文章，探讨“小说家的诗”这一现象，发现具有小说家身份的作家的诗歌具有不同于当今流行诗风诗人的特点，值得关注。他们的诗歌与其小说创作有着故事主题、叙事风格以及表语特征等方面的互文性，叙事性很强。小说家写诗是这样，反之诗人写小说亦然，小说的诗化以及诗歌的叙事化互相渗透，使他们的作品与流行的东西互不见容，鲜明突出。诗歌的叙事性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这种叙事可以是对一个故事的诗意描述，也可以是对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场景的描写。用诗歌语言铺陈并没有什么难度，言之有物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力避空泛、浅白、流俗。从中外古今的诗歌发展历史来看，叙事不仅重要，而且是诗歌成为“大诗”的一种基本质素。胡丘陵选择了历史的或当今的重大事件，自然具有叙事特征。他的小说比如《罢免》、《科长之死》、《大红被面》等不仅与他的诗歌从题材到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互文关系，而且与他个人的社会经历和社会身份也息息相关。这一切都将保证他的长诗能够写得更长久，更有份量，具有深透的观察力和浓郁的诗性，显现出一种阔大的境界，在走向大诗的道路上，目标会更明朗，作品会更厚重，更加坚实有力。注释：①⑨海子著、西川编：《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7页。②海子著、西川编：《诗学：一份提纲》，第1048-1051页。③洪迪：《大诗歌理念和创造诗美学——关于诗本体与诗创造的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④邹建军：《学院诗歌批评的建立与大诗的产生》，《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3期。⑤[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⑥陈超：《心灵对“废墟”的诗性命名——评胡丘陵长诗<2001年，9月11日>》，《文艺报》2007年2月8日。⑦[德]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9页。⑧海子著、西川编：《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第1017-1018页。⑩柳宗宣、胡丘陵：《诗歌，为什么对我重要》，《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第7期。（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
杨晓澜
新时期以来，鉴于国内诗坛的混乱状况、对未来诗歌前途的忧虑以及企图超越已有诗歌资源和个人创作追求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诗人、诗评家或诗学学者开始有意倡导“大诗”写作和“大诗歌”理念。据考察，海子是“大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践行者。在他那里，只有“大诗”才是真正的诗歌。他说：“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①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顺手拈出了四个争议性的诗学术语。海子心目中的“大诗”（或“伟大的诗歌”）至少具备结构形式和思想主题两方面的规范，即须是“长诗”，以及内在精神主体的宏阔张扬。“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又说，“还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这是一种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与其称之为伟大的诗歌，不如称之为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是人类形象中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②后者作为人类宗教和精神的高峰超乎于审美的艺术成就之上，是“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于是，太阳成为海子心属的恒久意象就不奇怪了。遗憾的是，如同飞蛾扑火，夸父逐日，面对着太阳的奔跑和主体向着实体的无限接近，结果必然是无情的幻灭，蹈入的也只是一场虚空。导向形而上的海子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没能完成那样惊世骇俗、可做样本的诗篇。相对来说，西部诗人昌耀以其占有的地理优势，对大地踏踏实实的厚爱，放弃自我的受难牺牲的精神，向我们展示了雄性的温柔，阳刚的妩媚，大人的童心，在通往“大诗”的道路上形成了“欲其浑厚”（姜夔《白石诗话》）的气象，升到了更加靠近天空的高原的海拔。
对于“大诗”的理解未必一定以海子为尊，有人在提出“大诗歌”理念的时候就选择了海子并不认同的另一极。所谓的大诗歌理念“基本内涵有二：一，确立诗歌的最高审美理想为对于纯诗美的无限追求；二，确立诗歌的最大外延为对于中外古今一切诗歌的极限包容。”在这样的诗歌理念关照之下，“好诗的标准非常简单：愈接近纯诗愈美好。”③这里强调的是基于个体生命的诗心孤诣，诗美空间的精巧营构，以及超越日常语言的创造，并不仅仅以形式上的长度和思想的高度为标准。就像论者与海子对待“纯诗”的态度不同一样，这里涉及到中外诗歌界对于“纯诗”的阐发，比较复杂，用于对“大诗”核心内涵的指示确有商榷之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就以诗论形式探讨“大诗”的可能性，并指出其特征有四：（一）具有时代主体精神；（二）关注民生疾苦，勇于为大众代言；（三）具有生命哲学和宗教的深奥；（四）开创一种风气的艺术体式。④这种观点强调重视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诗歌功能、诗歌审美及文学主体性、形式创新等方面，然而符合上述要求的诗歌纵然堪称完美，无可指摘，但是在众声喧哗的年代，这种企图熔铸时代主旋律和高度文学性为一体的诗美追求无疑是一种奢望，只是一种诗歌理想而已。作者所钦定为“大诗”的作品如惠特曼《草叶集》、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但丁《神曲》以及台湾诗人痖弦的诗歌，也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分歧的存在意味着诗学界远没有达成共识，诗人们各行其是，各有各的理解和创作试验。当然，文学不能只有一个单向，也必然有着多重维度，同声歌唱已不可能。“大诗”也不是诗歌写作的唯一标准。写作题材是一回事，表达方式是一回事，艺术风格又是一回事。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即人们对于诗歌乃至所有文学真谛的追索，其目的是为了寻找最好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可谓殊途同归。我们只能说，某些有着自觉艺术追求的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大诗”意识，并创作出了具有“大诗”品格的作品。从形式、内容、主题及艺术特色等方面来考察，胡丘陵的长诗就是如此，也必将在复杂的诗学背景中凸显其价值和意义。二、历史与现实的交感、审思
胡丘陵没有赋予自己的作品“大诗”这样狂妄的指认，但是他在某些表现领域的坚守、持之以恒的写作为我们呈现出了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定义“大诗”的一种可能，或者是一种可行性的创作路径。从他选择的书写对象或表现的题材来看，诸如“长征”、“9·11”、“汶川大地震”等，都是宏大主题或震撼性事件，它们浓缩成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深刻影响着人们至今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将来也会留下一道难以抹平的刻痕。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历史感和当代感皆不可或缺，通过对缘系当下的历史事件或正在成为历史的事件进行检视、叩问，唤起人们的关注与审思，能够让我们找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胡丘陵诗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历史写真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既富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同时在叙说抒情吟咏之间走向未来，给人以深远的启示。因此，胡丘陵的诗歌有着思接千载、熔炼古今的行文风格，描摹的事物、场景，反映的历史事件、社会内容，传达的思想情感、主题意义，与真正的诗美空间达成了高度契合。 不像有些诗人，胡丘陵没有坐在历史的墓碑旁期期艾艾，浅唱低吟，止于酹酒凭吊，发迁客骚人的感慨，而是以记录者、见证者、参与者、预言者等主体形象游走于诗行内外，深入浅出，追昔抚今，如琢如磨，轻敲重打，有时怒发冲冠，有时温情脉脉，诚心投入，感情饱满，催人以遐想，给人以力量，而且特别注重于诗歌蕴含的“出发感”与“归来感”在会车时刻的瞬间警悟。以《2001年，9月11日》这首诗为例，诗人对自己诗歌的力量充满足够的自信，预示着接下来将是一场揪心的描述和漫长的对话倾诉。诗人并没有就事论事，局限于描摹惨烈的灾难场景，抚慰伤痛者的心灵，表达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而是乘着诗行的快轨追溯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古希腊悲剧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从东西方的宗教信仰对比到文学、艺术乃至科技等现代文明成果，凡是对造成今天的悲惨后果负责的事物和文化都进行了胪列、检点与质询，大可以上天入地，小可以细如毫发，视野开阔，思绪繁复，容量巨大。理解这首诗的最好方式是沉浸其中，阅读体悟，不是几千字的论文可以道明。然而，这首诗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省是很明显的。“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死去了时间的声音。”（穆旦《森林之魅》）胡丘陵发出的正是穿越时空的逼问，有着深深的反思意识。虽然诗人受到较为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甚至是宗教思想的影响，但最终显示的是一种“正能量”，而不是萎靡的感伤，是一种智性之思，而不是庸常的风花雪月，思想性内涵较为深刻。诗人这样写道：
或许，高楼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注定要成为废墟
或许，那些钢筋、水泥
一切从石头开始
必然要还原成石头
或许，城市的一切，诞生于火
必然要还原于火
诗人没有说“始于尘土，归于尘土”的话，在重复排比的诗行结构下面，掩藏的却是经历过毁灭的教训之后一个主体对于世界客体、人类生命的彻悟，是最绝望又是最善意的提醒，给人以痛楚的悸动的思索。再看：
美利坚，教会了许多
只能上升不能下落的逻辑
咫尺天涯的两幢楼
等得太久了
共同消失
成了一种过程
……
两幢高楼死亡了
许多高楼将建在坟地里
所有的碎片
都发出冷冷的寒光
早在上个世纪中前期，法兰克福学派就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世界的猛烈批判，对大众文化、技术理性、工业消费等提出了他们的否定辨证见解，指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缺乏理性，也就无法言说。而占有了理性，则支配着一目了然的历史，同时也充满着能言善辩的强调。整个世界都见证了人类的荣耀。”⑤当下，我们面临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过去西方社会的某个阶段何其相似！诗人以东西比较的意识痛定思痛，坦然直陈，不能不引起在经济、技术、物质甚而政治、文化等方面享有优越感或陷于麻木状态的人们的反省与反思。如若没有胸怀天下的忧患感，没有一介匹夫的责任感，是不会写出寒光射目、冰冷刺骨的作品的。诗人有其批判驳难，也有其向往维护，他推崇的是一股不死的精神文化力量：陈子昂的悲歌、张志和的渔歌子、贝多芬的交响曲、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诗赋……而对大江健三郎手笔的软弱，戴望舒、徐志摩等诗人的矫情“缺钙”，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质疑、抨击。诗人以深情的笔墨拟想描写了许多具体的场景，并坚信：
窗子倒下了，月光站立着
父亲倒下了，儿子站立着
高楼倒下了，土壤站立着
人体倒下了，思想站立着
门槛倒下了，身子站立着
电梯倒下了，双腿站立着
这个神倒下了，那个神站立着
当写到“我乘着诗歌的电梯，青云直上”的时候，诗人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社会性质和地域界限等因素的眼光在观看这个世界，审视人类此起彼伏、明明暗暗的历史线索，甚至是充当了神祇的角色来俯视审判人类肮脏卑微的深处，对充斥当今社会的纷乱思潮和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之所以深受这首诗的触动，是因为十余年前9·11之夜当笔者从收音机中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反应也是那么强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奇怪的是它不仅没有淡漠，而且越来越有力地撞击着人心，警醒着幸存的人们。胡丘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记录者，而是一个时代的追思人，充满了感恩之心、羞恶之心、悲悯之心等真情实感，这也是一个诗人不能割弃的宝贵情感。有诗评家说：“从诗歌格调上，诗人也在挽歌与反讽，体验与省思之间达成了恰当的平衡。”⑥笔者是深以为然的。
到了《2008，汶川大地震》，同样是写灾难性主题，虽与上一首诗有共通之处，但内中的情感却大不一样。汶川大地震距离我们如此切近，这场巨大的自然灾害毁灭的是我们的家园，埋葬的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一切都仿佛发生在眼前，恍如昨天。这首长诗以力透纸背的笔触，和血带泪的语言，细描了灾难发生时的前后全过程，同时着重点染了媒体发布的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些镜头，将久久难忘的每一幅画面连接起来，充溢着发自肺腑的感情，用钢铁绕指一样的语言，纪实的手法，刻写出了不堪回首的真实场景。生与死，血与泪，哭与笑，痛与爱，悔与恨，生命的脆弱与刚强，温情与感动，人间的冷暖，皆在笔下涌动起来。我甚至有点怨恨他那工笔一般的描画，竟然勾写出了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切肤碎心之痛，又柔软得让人想哭……这就是诗的力量。胡丘陵对肆虐的大自然发出愤怒的质询：
我只想用诗歌所有的张力
深入地球最核心的部分
看看里面，究竟是羊水还是祸水
为什么，总在不安地冲动
当然，人类面对神秘的大自然，一切试图改变的努力都是徒劳，人只能去了解它，趋利避害，尽力做到“万物皆备于我”。其实，诗人之心更像是一座内核炽热的活火山，汹涌地喷发，不可阻拦地流泻，慢慢地冷却，固、液、气，红、白、黑，冷与热，整个过程就是一首诗，包含了不同的精神层次和思想阶段。他以诗人的天真想象着如果山上滚落的石头是“棉花”该多么好，他也希望用诗歌建一个最美最安全最富有正义的家园，让人们在此安居。数年之后，当笔者亲自到那个地方祭悼的时候，面对昨日的废墟，不敢相信大地、青山、天空，不敢相信永恒。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对于诗人来说，除了用诗来表达来战斗，到底何为？我们纵然不能自私地据其为写作素材，更不能在这个时刻浪漫抒情，但不是说诗人面对灾难或苦难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这一份苦果，否则就真的应验了“诗人之死”的预言。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全国的作家大都用笔写下了关切的文字，笔者相信，在这些作品当中，这一首诗应该是最为惊心动魄和值得铭记的了。三、超越“政治”阈限的诗美营构 胡丘陵写《长征》和《拂拭岁月》，采用的是“大事记”连缀方式，用一系列小主题串联形成一个完整的母题，把静止的沉淀、定格甚至是模糊的历史画面艺术性地予以动态复原、再现和冲洗刷新，既具回忆性，又富现场感，以崭新的风貌、独特的意蕴呈现在世人面前。他尤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语言罗列出了教科书上的历史事件，如果那样的话就失去了起码的审美价值；他所做的是发现历史深处的隐秘并进行重新阐释，以诗人的情感纵身介入其中，渗入了诗人对过去历史的强大关照和理解，着力在历史或传统隐而不彰的穿透力上进行哲学层次的审视，使之与当代或当下对接、对比、相互参照，给出一种精神暗示或启示。以《长征》为例，写到了湘江、遵义、赤水、泸定桥、大渡河、诺尔盖、腊子口、两河口等红军长征期间经行并发生过影响革命前途事件的标志性地点，重述了流传的长征故事、生活点滴，比如十送红军、闪闪的红星、刘伯承与彝族兄弟歃血为盟等，甚至还有茅台、陕北信天游，点评了毛泽东、蒋介石等历史人物，对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摹写。但是，用现成的史记写法已经不太可能，诗人要把诗艺和诗意运送进去，使之具有耳目一新的阅读感觉。比如在写雪山的时候，他写道：
比白银还珍贵的盐，满山都是
却没有一丝咸味
雪，是指挥者的望远镜
越望越远
这几句诗向我们传达了多个层次的信息，恶劣的环境，匮乏的物质，人的无望感，以及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胡丘陵写了历史，写了大事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干部，也必然会带有政治立场，这可能是他在艺术上不容易摆脱的局限，但他在诗作中却唯独没有什么政治宣言，在现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下也是不需要的。他只是“我手写我心”，一路纵横捭阖、恣肆汪洋地写开去，毫无顾虑。他也会调侃，讽刺，抨击，但他的哲学思维和历史意识还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诗歌创作中，这些情况也应该是是非立辨的，逃不过读者的眼睛。与《长征》相比，笔者认为《拂拭岁月》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在这首诗里，历史感、时代感及个人感得到了极好的熔炼，浑然一体。笔者最早是学汽车专业出身，所以对他提到的“1956，中国汽车”一节极有感慨。这一节写到中国终于可以制造自己的汽车了，诗人将其设为一个隐喻，与中国的解放革命、社会发展道路联系起来：
尽管，中国汽车也有抛锚的时候
尽管，中国汽车也曾在风中受阻
尽管，也有人
想把中国的汽车
开入歧途
但中国汽车中国人自己能够修理
中国汽车中国人自己能够稳稳操作
当然，中国汽车也在不断改进
只是中国，人多路挤
必须安全行驶
但中国人必须坐中国汽车
中国汽车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
本雅明在评论波德莱尔的时候说：“寓言是波德莱尔的天才，忧郁是他天才的营养源泉。”⑦与其说胡丘陵涉及到的是政治题材，不如说他写的是历史题材，而在跟政治的关系上，更多体现在对现代人的启示意义上。政治在他那里不过是可以联系古今的寓言素材，作为一种朦胧的通感存在，而在骨子里，他是以忧郁的诗人的眼光来打量和处理这些题材的。因此，他之“后政治抒情诗”的“政治美学”完全是出于审美的特殊表现需要，他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参与了对于现实与未来的建构，并升华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这种政治美学固然有着对于历史事件的评判，同时又是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现实参与。与当下相联系，是胡丘陵孤注一掷地倾心于自己的“后政治抒情诗”写作的最大意义所在。这些诗歌摆脱了过去特殊年代“政治抒情诗”的一贯模式，注重形式上的创新，在历史牵线之下，强调内在情感的流动，始终饱含着诗人打量的眼光、冷暖情怀，具有极强的历史意识。采用多种诗学修辞方法，各种比拟纷呈，风格上有时庄重，有时飘逸，有时写实，有时浪漫，有时戏谑，有时调侃，更充满了许多智性元素，读来令人不觉枯燥，而且兴味盎然，愉悦中发人思索。他同时不忘传统的点题升华手法，使得诗作进入更高一级的审美境界，有了一种开阔的境象，精神上给人深深的撞击。因为诗歌本身的拉长，容量加大，也给以诗人充分展示诗艺的空间，里面包含的许多文学表现手法，不仅有狭义的诗歌方面的，还包括小说的、散文的以及戏剧性的。所以，胡丘陵的诗不能以普通的诗目之，而应该用全新的诗学或美学评价体系来衡量。
当然，胡丘陵的“后政治抒情诗”是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诗歌环境下的个人选择，是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吟唱，声音虽然浩渺，但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内心的苍茫和博大，难能可贵。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出现这样题材的诗歌也实属必然。过去很长时间一段以来，我们的诗歌创作要求向内转，追求一种所谓的“纯诗”写作，以至于使得诗歌丧失了起码的社会功能，比如战斗性、批判精神、启蒙意识、号召力、预言性等等，由于诗人一味地逃避社会责任，抛弃使命感，诗歌终于沦落到了今天边缘的尴尬地位——当前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点，甚至是终点。胡丘陵的努力无疑是一种反拨。他选择了大题材，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与我们今天置身的是一个国际化、地球村的时代有某种关联，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是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仅关心生存、生活，他所思考的正是全人类的问题，追索人类存在的根据，甚至是为形而上的哲学家苦苦沉思的问题。其实，这是诗歌/文学在功能性上的一种回归。而且，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本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互相包含和指涉的关系。为艺术而艺术，玩弄辞藻、一味分裂语言的做法，必将使得诗歌走进一条死胡同；而那种后现代主义的猥亵诗歌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包括诗人在内的自我毁灭。只有怀有一颗诗心，以虔诚甚至是严肃的态度对待诗歌，放开手脚，充分调动诗歌语言的表现力，追求诗作为真正的诗的性质和功能，才能走向新生。就像尽管他也写到了大量的死亡事件，但留给我们的却不是死亡的恐怖印记，“死亡有着它们固有的使命”（里尔克语），而胡丘陵的诗却有着作为诗歌的独特使命。四、“大诗”的质素与胡丘陵的诗 在笔者看来，“大诗”虽然是一个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和完全确立的概念，但却有着基本的诗学内涵。首先，“大诗”一定是写了大的东西，表现了大的内容，它们可以是大事件、大主题，也可以是爱情、战争、家族、青春等文学母题。其次，“大诗”的语言不必使用很大的词汇，但一定是大气的语言，在经过诗性组合之后气韵生动，呈现出一种高端飞拔的气质，营造出一种气场，带来的是一种震撼效果，而不是靡靡之音，不是形容词的技术性堆砌。再次，“大诗”的结构并不局促和自我封闭，一定富有层次感，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整体上鼓胀着一种气势或气魄，而不是畏畏缩缩，小巧玲珑，唯简单明了或朦胧是瞻，否则只能是海子所言的一些“诗意状态”而已。主题、语言、结构等还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大诗”总的审美特征是要有大的境界，有意蕴，有气象，有高度。“大诗”的关键所在是对诗人的苛求，即诗人要有大的胸怀，有大爱，有大能，否则写不出包举宇内、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诗来。诗人既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胡思乱想，也不能抛开历史的镜鉴，自行其是。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问题不在于你写了什么，是不是写了政治，是不是具有史诗性，而在于作者是否有一颗真挚而又辽阔的诗心、大心。长未必大，大未必长，长诗主要是形式上的长度，大诗则更多的是一种大的气度和境界。如此来说，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应该属于“大诗”的范畴。大诗的核心要求是不能摒弃诗美。不能因为写了政治，就要容忍诗歌审美上的不足，它尤其不是堂而皇之的遮羞布。文学的本质是诗，诗的本质还是诗。（张炜语）诗歌的审美意蕴从诗人的诗性思维开始，到写作营构，精神思想的流贯，都能让作品从内底里呈现出一种美感。内美才是大美。大诗的理想审美境界正是一种丰盛的大美。如前面所述，从风格来说，大诗可能更倾向于一种阳刚之美，像海子、昌耀等人的诗歌充溢着雄性的力量，而戴望舒的《雨巷》，无论它多么优美，因为阴柔过剩，总不能算是“大诗”。另外，大诗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追求艺术的完整性，不像当代的许多诗歌一样流于琐碎，一些片段、短章、断章、碎片，尽管写得精致，闪闪发亮，富有哲理，但总难成就大气候，流于纤巧柔弱。后面的这些写作潮流都为海子所诟病。因此，能不能写出大诗，是一个人从先天开始就决定了的。
其实，海子的诗歌观主要体现在对生命力的推捧上，彰显的是生命诗学。“诗应是一种主体和实体间面对面的解体和重新诞生”，而“实体就是主体，是谓语诞生前的主体状态，是主体的沉默的核心”，而实体是“真正的诗的基石”。他特别提到“才能”是次要的，“诗人的任务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使它裸露于此。”⑧他还说：“诗人必须有力量把自己从自我中救出来，因为人民的生存和天、地是歌唱的源泉，是唯一的真诗。‘人民的心’是唯一的诗人。”“在写大诗时，这是同一个死里求生的过程。”⑨很多诗人都把诗歌当作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仅仅认为“我在写诗”，而不是“诗在写我”，那么诗与诗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沟壑，想写出用生命浇筑的“大诗”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胡丘陵的诗歌创作来看，表现主题、语言、结构、诗美特征等方面都基本具备了上述素质。当然，胡丘陵的可贵更在于他写了别人没写或不敢写、不愿意写的内容，用一个诗人个体的方式把握住了“宏大主题”，因此显得与他人迥然而异，脱颖而出。关注宏大主题，曾经辉煌一时，艺术上也曾令人感到过怀疑，今天来看，却尤为显得难得。胡丘陵正是踏入了无人涉足的禁地，物极必反、否定之否定之后，使得他的诗作竟然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感受，或许能够给人们带去一些新的体味。当然，胡丘陵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后政治抒情诗”这样的诗歌文体，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写作训练以及寻找摸索实验之后才确定了最合适自己的写作形式。他执着于“政治”题材诗歌创作，并且钟于“抒情”，也是由其生命个性所决定的。胡丘陵是湖南人，湖南这块神奇的红色土地孕育了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不乏身兼政治家、文学家的历史人物。胡丘陵钟情于“后政治抒情诗”写作，并逐渐显示出了宏阔、细腻双修的风格，是毫不奇怪的。虽然他认为诗歌在现实生活中为他抵抗或缓解了压力，但他同时也认为“诗人应该是正直和善良的人”，舍此就不是真正的诗人。他强调说：“诗歌恰恰使我拉开距离，不断提醒我什么是真的善的美的，避免价值判断变形。”或者“有时候，我的诗人身份确实帮助我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判断。”⑩因此，诗人与诗是共存共生同进退的关系，是一个人的灵魂在进行自我对话，这也是由生命的品质所决定的。 另外，笔者还对胡丘陵身上所具有的多重文学身份表示欣赏。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擅长小说、散文、文论等文体，是一个综合素质很高的多面手。多重文学身份让他的诗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品质，也是他能够走远的一个重要条件。最近笔者连续发表了两篇以《作为小说互文性的存在或其他》为总题的文章，探讨“小说家的诗”这一现象，发现具有小说家身份的作家的诗歌具有不同于当今流行诗风诗人的特点，值得关注。他们的诗歌与其小说创作有着故事主题、叙事风格以及表语特征等方面的互文性，叙事性很强。小说家写诗是这样，反之诗人写小说亦然，小说的诗化以及诗歌的叙事化互相渗透，使他们的作品与流行的东西互不见容，鲜明突出。诗歌的叙事性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这种叙事可以是对一个故事的诗意描述，也可以是对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场景的描写。用诗歌语言铺陈并没有什么难度，言之有物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力避空泛、浅白、流俗。从中外古今的诗歌发展历史来看，叙事不仅重要，而且是诗歌成为“大诗”的一种基本质素。胡丘陵选择了历史的或当今的重大事件，自然具有叙事特征。他的小说比如《罢免》、《科长之死》、《大红被面》等不仅与他的诗歌从题材到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互文关系，而且与他个人的社会经历和社会身份也息息相关。这一切都将保证他的长诗能够写得更长久，更有份量，具有深透的观察力和浓郁的诗性，显现出一种阔大的境界，在走向大诗的道路上，目标会更明朗，作品会更厚重，更加坚实有力。注释：①⑨海子著、西川编：《动作》（《太阳·断头篇》代后记），《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7页。②海子著、西川编：《诗学：一份提纲》，第1048-1051页。③洪迪：《大诗歌理念和创造诗美学——关于诗本体与诗创造的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④邹建军：《学院诗歌批评的建立与大诗的产生》，《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3期。⑤[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⑥陈超：《心灵对“废墟”的诗性命名——评胡丘陵长诗<2001年，9月11日>》，《文艺报》2007年2月8日。⑦[德]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9页。⑧海子著、西川编：《寻找对实体的接触》（《河流》原序），第1017-1018页。⑩柳宗宣、胡丘陵：《诗歌，为什么对我重要》，《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第7期。（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