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很重要，也很尴尬。
　　说孔子重要，是因为后人谈论中国文化，总离不开一个“儒”字。既说到“儒”，就离不开孔子。从儒家文化内部的演变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原儒”，还是后来标榜儒家文化理念却与“原儒”渐行渐远的理学家们，也都离不开孔子这位儒家文化的祖师爷。
　　说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尴尬，是因为孔子有心“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但却不为政治领袖和政治实践所接纳。尴尬的另一重是，从儒家文化发展出来的理学家们却是“存天理，灭人欲”，失去了人间烟火之气，与所谓的“原儒”大相径庭。一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最初的文化精神特质渐行渐远，或许有时代与历史的诸多原因，但也不排除这种文化在起源时，就已经埋下了尴尬的种子。还有一层尴尬是，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虽然一直不为政治实践所接纳，却一直不断地被我们的政治实践所宣传。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大人物”，这种文化位置几乎没有改变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学热”悄然兴起，几年之内便声势浩大起来。各种“大师班”、“国学班”方兴未艾。到了新世纪，“国学热”的声势依旧不衰。在“百家讲坛”上，于丹教授讲《论语》心得，这股浓浓的“心灵鸡汤”，再一次让孔子在大江南北“热”了一阵子。于丹之后，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以“丧家狗”来解读孔子，考据坚实，解读精细。尽管如此，李零教授的解读，仍遭到了诸多非议，认为他的解读误读了孔子，有辱孔子的形象。
　　薛仁明的《孔子随喜》，就其内容和风格而言，是介乎于“心得”和“学术”之间：一方面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谈对孔子其人其文的感受；又潜含理论、思想和历史的宏观背景。我以为薛仁明解读孔子其人其文的特点有二，一是“素面”孔子，二是言孔子有“反骨”。“素面”孔子是要穿透有关孔子形象的诸多迷障，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言孔子有“反骨”是价值判断，在温良恭俭让的背后，看到孔子的“激烈”。
　　薛仁明“素面”的孔子，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生活的根基，为其解读孔子提供了别样的视角。薛仁明是台湾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台湾虽然也历经殖民统治和现代化的洗礼，但儒家文化依然是“台湾的根柢”，在都市的喧嚣与光怪陆离之外，日常的台湾依旧是“温良恭俭让”。文化的传承在台湾人身上并没有过明显的断裂，儒家文化是其日常生活的基调与气息。有了这样的背景和经验，解读起孔子，可能就会更有切近之感，更有“人间烟火”味。
　　在薛仁明看来，“风”、“悦”构成了孔子的“素面”。孔子不仅可以“志于道”，而且可以“兴于诗”。“志于道”是孔子严肃端庄的一面，承继文明，教书育人；“兴于诗”是孔子活泼灵动的一面，“感而遂通”、“闻歌起舞”。这样一来，孔子的面目就鲜活起来了。孔子向来是礼乐并举，丝毫没有后世理学家的“道学之气”，“他的世界，没有道学家与世人那一道道阻隔的高墙”。
　　薛仁明筆下的孔子，其人其文，生气淋漓，个性彰显，嬉笑怒骂，师生情谊，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孔子形象，是否与我们阅读、理解的孔子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解读孔子的“别开生面”。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消息，孔子像被请出了天安门广场。这一进一出，再次印证了孔子的重要与尴尬。哪一天，除却了这层“重要与尴尬”，或许我们才能真的理解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