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8日，我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归国，把我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我只有1岁2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有條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这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因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爸爸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了爸爸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 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从16岁开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组织上安排他来莫斯科治疗。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仅8天，我就投入了他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爸爸在苏联疗养期间和我书信往来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
　　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跟爸爸一起回国。临行，爸爸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从回国到进入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老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之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上小学后参加跳棋比赛我常得第一名。
　　病魔无情，我和爸爸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爸爸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作者系任弼时女儿，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