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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衔接是语篇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篇章通过各种衔接手段把句子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衔接是语篇衔接理论应用于翻译的有效手段。不同文本的衔接模式也会存在差异。以政治文本《美国丘奇委员会报告》翻译为例，试图对政治文本的翻译找到合适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语篇；衔接；政治文本；英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3006804
Application of cohesion theory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 a case study of The Final Report of Church Committee
CHEN Jing-jing
（5th Department，Suqian College， Suqian，Jiangsu 223800， China）
Abstract：Cohe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hrough which discourse analysis is achieved. it is cohesive devices that combine the sentences of the text organically to communicate. Cohesion is regarded as the effective device of discourse analysis used in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cohesions in different texts.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translation of a political text of The Final Report of Church Committe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rop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political texts.
Key words：text； cohesion； political text ； English translation
丘奇委员会是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为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的常用名称，是一个在1975年由弗兰克·丘奇（民主党）主持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它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前身。《丘奇委员会报告》内容涉及美国军方的战争历史和情报组织的发展，属典型的政治文本，政治语篇用词严谨，句法规范，预期译文功能是在译语语境中让译文读者了解原文内容，保证原文信息的准确性。
一、语篇衔接理论的研究背景
通常情况下，词句都被传统语言研究当作研究对象。近三十年来，语言学家以词素、词、短语、句子为单位，对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随着功能语法学和语用学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对象也逐步扩大，语言学家以语段、话语、篇章为单位进行研究。篇章学侧重研究句子构成篇章的各种不同手段。 结构主义学的代表Zelling Harris，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概念[1]。直到1976年，《英语中的衔接》（Halliday 和Hasan合著）正式出版，此时，衔接理论才被正式宣告创立。Halliday 和Hasan从系统功能模式出发，对语篇衔接理论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他们认为，衔接概念指的是形成语篇的意义关系，它是一个语义概念。在一篇文章中，如果某一成分的意义解释需要借助另一个成分解释的时候，衔接的出现便显得十分必要。在语言系统中，衔接属于语篇组织成分部分，它更贴近于一种手段，使一个成分的意义表达借助于另一个成分，因此，那些没有关系的成分，在结构上被互相连接起来的[2]。在此之后，西方研究者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的影响、指导和推动下，“把语篇语言学（语篇分析）的理论嫁接到翻译研究领域，开启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窗口。”[3]
语篇衔接模式与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不同，势必会导致语篇衔接模式出现不同的特点。即使在相同语言的语篇中，也会因为语篇的类型不同导致语篇衔接模式各不相同[4]，各种衔接手段的使用频率也因为语篇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5]。原因有二：一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同；二是不种语篇本身也各具特点。在衔接代词使用模式上，文学文本与科技文本就有很大的区别。《丘奇委员会报告》《美国丘奇委员会报告》中译本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与外研社合作翻译项目，本文作者为主要译者之一，本文中引用的例句是《美国丘奇委员会报告》第三章第二部分的内容，由“美国保护联盟”、“其他因素”、“红色恐惧”、“美国密室”四节组成，均由本文作者独立翻译完成。为非文学类的政治题材，翻译时不仅要努力保持内容的正确性，同时要兼顾其文体特点，做到语言准确、结构严谨、逻辑严密。
二、语篇衔接理论与政治文本翻译
首先，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翻译活动日趋深入，传统上以微观词汇为单位的翻译逐渐呈现出难以满足翻译活动发展要求的趋势[6]。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语篇语言学逐渐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中外学者将研究角度由微观词句转向语篇层次的翻译研究和探索。在国外，学者们提出翻译是一种语篇导向的活动， 是语言形态与作用一体化的语篇过程， 译者应凭依尽可能大的单位进行翻译等观点。在国内， 翻译界也认可语篇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其次，就跨文化交际而言，在翻译活动中，两种语言中的个别字句，在交际的双方看，对其理解也各有千秋，但在语篇类型和语篇结构上却能有一致的见解和看法。因此，作为一种交际活动，语篇必须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政治文本中常包含文化历史背景，许多词句的翻译在传统的词法和句法层面无法得到解释，必须运用语篇整体思维予以解决。 再次，从语篇角度看，政治语篇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句型结构单一，重复句多，句子偏长，主语缺乏，连接成分使用不多，缺乏明确的逻辑关系等。而英语在句式的衔接上重“形合”，注重结构、形式，常常借助各种形式的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因而结构严谨。要想使译作文化价值的输出不出现偏差，译者就不得不从句子的衔接入手，以提高译文的质量。
三、语篇衔接手段在政治文本翻译中的应用
《英语中的衔接》一书提出语篇衔接的实现主要依赖于5种衔接手段：照应、替代、连接、省略和词汇衔接。语篇衔接方法与语言之间关系密切，衔接手段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源语和译语之间的街接手段，必要时还要对这些手段和机制进行转换，只有这样，原文才能被译者准确理解，也只有这样译文才能被原汁原味地翻译出来。即使在相同语言的语篇中，语篇类型不同，语篇衔接模式也各不相同。下文将以政治文本《丘奇委员会报告》文本及中译文为例来探讨衔接手段在政治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应用。诚然，我们已经对衔接处理研究得很深透，然而只考虑显性衔接机制远远不够。任何一种语篇都包含特有的隐性衔接机制，像显性衔接机制一样对语篇连贯起重要作用。
（一）隐性衔接机制的运用
当讨论语篇是否连贯、达意时，有必要超越显性衔接模式考虑。鉴于政治文件的目的、性质和文体特征，其长句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文字作品，这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这里所谓的“长句”，不单纯就句子的长度而言，而且是指语法结构比较复杂、从句和修饰语较多、包含的内容层次在一个以上的句子。例如：
例1：Tactics utilized included reliance on undercover informants to identify and locate suspects， keeping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ignorant of moves against suspects so that Federal supremacy in this area of arrests would be assured and engaging in the physical entrapment of suspects.
原译：策略包括依靠密告者来认出并找到嫌疑犯，以及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封锁逮捕嫌犯的消息以保证联邦调查局的行动顺利进行，对嫌犯进行诱捕。
改译：策略上依靠线人来认出并找到嫌疑犯，不告知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就对嫌犯采取措施，这样可以确保取保联邦政府在该地区享有的优先逮捕权，还可以对嫌犯进行诱捕。
语篇的主要属性是衔接，相比较没有使用衔接的语篇，可以看出，采用了衔接手段的语篇在内容上更具有可读性，更容易传达信息。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结构再造工程，我们需要打破原有的语言结构对自己的思维桎梏，这样才能更精准地传递信息。译者需要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发现两种语言的差异，统筹兼顾，适时调整，使句意能准确传达。在表达形式上，不同的语言各不相同，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汉语是意合型语言，通过句子本身的意义来实现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英语是形合型语言，主要通过形式标记词来体现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两种差异甚大的语言要想进行真正的互译就要遵循这一原则。显性衔接机制（include，so that等）在长句中起到了必要的连接作用，但真正起到衔接作用的是语义关系。原译生硬地把“包括”、“以及”等词译出，没有考虑到语篇的受众，更没有打破原语的枷锁。改译后整合句意，适当加词，如“策略上（依靠）”、“这样可以”、“还可以”等，使语义衔接更为自然。衔接本质上是一种语义关系，英汉互译过程中变换源语的衔接方式，即以意统形或许是最好的处理办法。衔接是语篇的特征，是客观必然的，两种语言都要达到本族语的衔接程度。又如：
例2：What made the espionage-sabotage detection arrangement unique was its private organization character： it functioned as an institution in parallel to the Feder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原译：特工侦查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私人组织特征：它起到的作用相当于与联邦情报局平行的机构。
改译： 为了对间谍和破坏行为进行侦查而成立的这个机构非常独特，原因就在于其私人机构的性质：在功能上，该机构与联邦情报机构平行。
原文主句是疑问代词“what”引导的主语从句，原译就顺从了原句的形式，没有与后半句结合起来看，没有从语义关系上加以考虑。逻辑关系在原译文中没有体现。改译后的句式由于加了表原因的连词，无论在表意功能上，还是内在逻辑上都更明晰。对主语从句的处理也很灵活，更符合汉语行文习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冒号的作用，原译文中没有体现出其起到的作用。改译后的冒号起到了解释的作用，体现了句子真正的内在联系。只有从语义上找寻衔接线索，翻译时才能真正不拘泥原文形式，做到游刃有余。
（二）情景语境衔接意义的处理
胡壮麟认为，语篇是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他所指的语篇是一种动态形式下基于语境的篇章。衔接是一种语义关系， “衔接的范围应该包括所有把句子以及语篇的部分组成语篇整体的意义关系， 包括组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衔接关系和语篇与语境的衔接关系， 以利于使语篇衔接和连贯形成对应关系， 使衔接成为连贯的一种标示” [8]。要想准确理解语篇， 就得依赖上下文或者一定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只能从语义上寻找衔接线索，而不是拘泥于形式上的对应。
例3：Treasury Secretary McAdoo protested that they gave the public the impression that their holders were agents from his Department， a viewpoint which Leaguers did little to discourage. 原译：财政部长麦卡杜也对联盟提出抗议，认为他们让公众觉得国债持有者是财政部的间谍，对此成员没表现异议。
改译：财政部长麦卡杜提出抗议说，联盟成员让公众觉得徽章持有者都是财政部的间谍，而且联盟成员也未提醒公众不要有此误解。
原译中“对此成员没表现异议”存在误译的情况，这是没有充分理解上下文语境造成的。由于前文提到，联盟的许多做法已经引起多方不满，后文叙述了联盟的解体过程。这句话一定是接着上文进一步说联盟的不合理做法。译文意思明朗，为后文埋下了伏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句理解的难点在后半句，特别是对“discourage”内涵的理解。词典中有两个语意项：1.“使人丧失信心”2.“设法阻止”。我们知道译者翻译时要有监测和确定词汇“语境义”的能力，词汇在句中的意思必须要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定。如果译者选用第一个意思，读者读到此处也会产生疑惑，为什么“联盟成员对此没表现异议”？实际上，这里是说联盟成员对此事没有加以阻止，在表达上，整个句子前后连贯，读者一目了然。另外，先行词“viewpoint”之后的定语从句起修饰的作用，整句话是财政部长麦卡杜抗议的内容。翻译时有体现出与前句的并列关系，即“而且联盟成员也未提醒公众不要有此误解”。从语篇视角不难分析，该译文体现了原文的语义主次、逻辑连接应以及译语的意合语篇特征， 实现了译文句际的紧密衔接和意义连贯。
例4：The anti-radicalism of that period was not much ado about nothing. Rather， it was much too much ado about something： a gross over-reaction. For a host of Americans， a real problem had assumed fictional proportions.
原译：那个时期的反激进主义没有风平浪静，相反，引起了一些大麻烦，大量的过度反应。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一个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虚假。
改译：那个时期的反激进主义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是太空穴来风了：一种恶劣的过度反应。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一个真实的问题却被过分夸大。
结合上下文看，“not much about nothing” 中的“nothing”一词理解为“空穴来风“贴合原文，不仅符合原文语境意义，也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有利于译文读者准确解读；“Rather”后的“much too much”与前文对照，译为“太空穴来风了”则十分形象地说明那时的激进主义的情势。原译中的表达显然没有完全理解原文，形式上也没有改译后的译文对应。“gross”译为“大量的”也不恰当。由于后面被修饰的是“过度反应”，选用其常用义“恶劣的”就很合适。另外，原文中的“fictional”原意为“虚构的”，如不结合上下文就成了死译，没有做到通顺，只有真正理解了前文对激进主义的阐述，这里才能翻译到位。
（三）政治语体对衔接意义处理的影响
理解固然重要，而对原文“语体”的把握和驾驭能力直接关系到理解的质量。所谓语体，既有词汇和结构层面的，也有文体和语法层面的，还有逻辑层面的。因此，驾驭原文语体的能力不但会有助于对原文的深层理解，而且也会为译文“佳境”的创造奠定坚实的基础。如：
例5：He rode the tide of prevailing sentiment and launched an attack upon radicals of all persuasion， perhaps in an effort to marshal public opinion in an eventual bid for the White House.
原译：他顺势给激进分子一击，很可能是为了入主白宫。
改译：他顺应当时的主流思潮，向所有派别的激进分子发起了进攻，很可能是为争取进入白宫赢取公众舆论的支持。
词汇的选择决定译文的质量， “prevailing”、 “ all persuasion” 、“marshal public opinion”如分别译为“顺势”“一击”“入主”等词汇都过于随意，而译文中“顺应主流思想”“ 赢取公众舆论的支持”这样的正式表达既符合文体，又确切地表达了原文意思。内容属于内部的，语体则是外部的，语体对内容的形式，用词选择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语体是值得注意又容易被忽视的一面。政治文体正式严肃，用词规范，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避免口语化，非正式的表达法。
四、结语
韩礼德和哈桑认为，语篇性是所有语篇话语的共性，包括话语内部的上下衔接。生成语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衔接，而翻译是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它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传递出来，可靠、准确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进一步讲，翻译还要求思想内容、感情色彩乃至风格韵味都必须与原作保持一致，笔者通过一些译例，从语篇翻译的实际运用方面，探索了政治文本的翻译工作。
一些意义相关的句子为达到一定交际目的，通过各种衔接手段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结合体——篇章。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主要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这种重写一是结构性的，即句子本身的结构；二是非结构性的，指句子不同成分之间的语义衔接。所以，衔接手段是生成语篇的重要条件之一。纽马克曾说，衔接是语篇分析运用于翻译的最有用的手段。同时它也是语义连贯性的形式标志。可见，衔接理论在语篇翻译中的重要性。
发现语篇的发展模式是笔者分析语篇衔接模式的主要目的，借助对语篇表层结构特征和深层结构特征的描述和解释，寻找语篇衔接对翻译的影响。衔接是将篇章中的句子连接为一个整体从而创造连贯的重要手段，它对于不同类型语篇的翻译策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衔接通过语篇中各个层面的语义联系，形成了意群网络。语篇是翻译领域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是翻译活动的主要对象，翻译的前提就是语篇语义关系的理解。可以说，语篇的衔接就是抓住语篇内部语言成分的交叉照应。本文通过译例分析语篇衔接在翻译中的作用，目的是进一步发现英汉语言衔接的模式与异同，寻找语篇内在规律性，为翻译活动起到指导意义。只有把切入点放在语篇上，翻译才能做到整体把握，避免片面理解，实现跨文化的真正交流。
参考文献：
[1]胡峰笙，荆博，李欣.语篇衔接理论在政治文献翻译中的应用——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J].外语学刊，2012（ 2）：89.
[2]Halliday，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38.
[3]刘庆元. 语篇与翻译 [M].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10.
[4]Hatim B， Mason I. Discourse and Translator [M]. London： Longman，1990：195.
[5]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1992：212.
[6]刘嫦，赵友斌.功能翻译理论给文学翻译批评的启示[J].外语学刊，2009（ 2）：111 .
[7]曹路漫.英汉翻译中衔接意义的处理[J].外语学刊，2009（ 6）：162.
[8]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站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9.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语篇；衔接；政治文本；英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3006804
Application of cohesion theory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 a case study of The Final Report of Church Committee
CHEN Jing-jing
（5th Department，Suqian College， Suqian，Jiangsu 223800， China）
Abstract：Cohes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hrough which discourse analysis is achieved. it is cohesive devices that combine the sentences of the text organically to communicate. Cohesion is regarded as the effective device of discourse analysis used in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cohesions in different texts.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translation of a political text of The Final Report of Church Committe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rop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political texts.
Key words：text； cohesion； political text ； English translation
丘奇委员会是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为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的常用名称，是一个在1975年由弗兰克·丘奇（民主党）主持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它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前身。《丘奇委员会报告》内容涉及美国军方的战争历史和情报组织的发展，属典型的政治文本，政治语篇用词严谨，句法规范，预期译文功能是在译语语境中让译文读者了解原文内容，保证原文信息的准确性。
一、语篇衔接理论的研究背景
通常情况下，词句都被传统语言研究当作研究对象。近三十年来，语言学家以词素、词、短语、句子为单位，对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随着功能语法学和语用学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对象也逐步扩大，语言学家以语段、话语、篇章为单位进行研究。篇章学侧重研究句子构成篇章的各种不同手段。 结构主义学的代表Zelling Harris，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概念[1]。直到1976年，《英语中的衔接》（Halliday 和Hasan合著）正式出版，此时，衔接理论才被正式宣告创立。Halliday 和Hasan从系统功能模式出发，对语篇衔接理论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他们认为，衔接概念指的是形成语篇的意义关系，它是一个语义概念。在一篇文章中，如果某一成分的意义解释需要借助另一个成分解释的时候，衔接的出现便显得十分必要。在语言系统中，衔接属于语篇组织成分部分，它更贴近于一种手段，使一个成分的意义表达借助于另一个成分，因此，那些没有关系的成分，在结构上被互相连接起来的[2]。在此之后，西方研究者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的影响、指导和推动下，“把语篇语言学（语篇分析）的理论嫁接到翻译研究领域，开启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窗口。”[3]
语篇衔接模式与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不同，势必会导致语篇衔接模式出现不同的特点。即使在相同语言的语篇中，也会因为语篇的类型不同导致语篇衔接模式各不相同[4]，各种衔接手段的使用频率也因为语篇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5]。原因有二：一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同；二是不种语篇本身也各具特点。在衔接代词使用模式上，文学文本与科技文本就有很大的区别。《丘奇委员会报告》《美国丘奇委员会报告》中译本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与外研社合作翻译项目，本文作者为主要译者之一，本文中引用的例句是《美国丘奇委员会报告》第三章第二部分的内容，由“美国保护联盟”、“其他因素”、“红色恐惧”、“美国密室”四节组成，均由本文作者独立翻译完成。为非文学类的政治题材，翻译时不仅要努力保持内容的正确性，同时要兼顾其文体特点，做到语言准确、结构严谨、逻辑严密。
二、语篇衔接理论与政治文本翻译
首先，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翻译活动日趋深入，传统上以微观词汇为单位的翻译逐渐呈现出难以满足翻译活动发展要求的趋势[6]。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语篇语言学逐渐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中外学者将研究角度由微观词句转向语篇层次的翻译研究和探索。在国外，学者们提出翻译是一种语篇导向的活动， 是语言形态与作用一体化的语篇过程， 译者应凭依尽可能大的单位进行翻译等观点。在国内， 翻译界也认可语篇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其次，就跨文化交际而言，在翻译活动中，两种语言中的个别字句，在交际的双方看，对其理解也各有千秋，但在语篇类型和语篇结构上却能有一致的见解和看法。因此，作为一种交际活动，语篇必须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政治文本中常包含文化历史背景，许多词句的翻译在传统的词法和句法层面无法得到解释，必须运用语篇整体思维予以解决。 再次，从语篇角度看，政治语篇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句型结构单一，重复句多，句子偏长，主语缺乏，连接成分使用不多，缺乏明确的逻辑关系等。而英语在句式的衔接上重“形合”，注重结构、形式，常常借助各种形式的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因而结构严谨。要想使译作文化价值的输出不出现偏差，译者就不得不从句子的衔接入手，以提高译文的质量。
三、语篇衔接手段在政治文本翻译中的应用
《英语中的衔接》一书提出语篇衔接的实现主要依赖于5种衔接手段：照应、替代、连接、省略和词汇衔接。语篇衔接方法与语言之间关系密切，衔接手段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源语和译语之间的街接手段，必要时还要对这些手段和机制进行转换，只有这样，原文才能被译者准确理解，也只有这样译文才能被原汁原味地翻译出来。即使在相同语言的语篇中，语篇类型不同，语篇衔接模式也各不相同。下文将以政治文本《丘奇委员会报告》文本及中译文为例来探讨衔接手段在政治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应用。诚然，我们已经对衔接处理研究得很深透，然而只考虑显性衔接机制远远不够。任何一种语篇都包含特有的隐性衔接机制，像显性衔接机制一样对语篇连贯起重要作用。
（一）隐性衔接机制的运用
当讨论语篇是否连贯、达意时，有必要超越显性衔接模式考虑。鉴于政治文件的目的、性质和文体特征，其长句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文字作品，这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这里所谓的“长句”，不单纯就句子的长度而言，而且是指语法结构比较复杂、从句和修饰语较多、包含的内容层次在一个以上的句子。例如：
例1：Tactics utilized included reliance on undercover informants to identify and locate suspects， keeping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ignorant of moves against suspects so that Federal supremacy in this area of arrests would be assured and engaging in the physical entrapment of suspects.
原译：策略包括依靠密告者来认出并找到嫌疑犯，以及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封锁逮捕嫌犯的消息以保证联邦调查局的行动顺利进行，对嫌犯进行诱捕。
改译：策略上依靠线人来认出并找到嫌疑犯，不告知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就对嫌犯采取措施，这样可以确保取保联邦政府在该地区享有的优先逮捕权，还可以对嫌犯进行诱捕。
语篇的主要属性是衔接，相比较没有使用衔接的语篇，可以看出，采用了衔接手段的语篇在内容上更具有可读性，更容易传达信息。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结构再造工程，我们需要打破原有的语言结构对自己的思维桎梏，这样才能更精准地传递信息。译者需要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发现两种语言的差异，统筹兼顾，适时调整，使句意能准确传达。在表达形式上，不同的语言各不相同，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汉语是意合型语言，通过句子本身的意义来实现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英语是形合型语言，主要通过形式标记词来体现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两种差异甚大的语言要想进行真正的互译就要遵循这一原则。显性衔接机制（include，so that等）在长句中起到了必要的连接作用，但真正起到衔接作用的是语义关系。原译生硬地把“包括”、“以及”等词译出，没有考虑到语篇的受众，更没有打破原语的枷锁。改译后整合句意，适当加词，如“策略上（依靠）”、“这样可以”、“还可以”等，使语义衔接更为自然。衔接本质上是一种语义关系，英汉互译过程中变换源语的衔接方式，即以意统形或许是最好的处理办法。衔接是语篇的特征，是客观必然的，两种语言都要达到本族语的衔接程度。又如：
例2：What made the espionage-sabotage detection arrangement unique was its private organization character： it functioned as an institution in parallel to the Feder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原译：特工侦查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私人组织特征：它起到的作用相当于与联邦情报局平行的机构。
改译： 为了对间谍和破坏行为进行侦查而成立的这个机构非常独特，原因就在于其私人机构的性质：在功能上，该机构与联邦情报机构平行。
原文主句是疑问代词“what”引导的主语从句，原译就顺从了原句的形式，没有与后半句结合起来看，没有从语义关系上加以考虑。逻辑关系在原译文中没有体现。改译后的句式由于加了表原因的连词，无论在表意功能上，还是内在逻辑上都更明晰。对主语从句的处理也很灵活，更符合汉语行文习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冒号的作用，原译文中没有体现出其起到的作用。改译后的冒号起到了解释的作用，体现了句子真正的内在联系。只有从语义上找寻衔接线索，翻译时才能真正不拘泥原文形式，做到游刃有余。
（二）情景语境衔接意义的处理
胡壮麟认为，语篇是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他所指的语篇是一种动态形式下基于语境的篇章。衔接是一种语义关系， “衔接的范围应该包括所有把句子以及语篇的部分组成语篇整体的意义关系， 包括组织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衔接关系和语篇与语境的衔接关系， 以利于使语篇衔接和连贯形成对应关系， 使衔接成为连贯的一种标示” [8]。要想准确理解语篇， 就得依赖上下文或者一定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只能从语义上寻找衔接线索，而不是拘泥于形式上的对应。
例3：Treasury Secretary McAdoo protested that they gave the public the impression that their holders were agents from his Department， a viewpoint which Leaguers did little to discourage. 原译：财政部长麦卡杜也对联盟提出抗议，认为他们让公众觉得国债持有者是财政部的间谍，对此成员没表现异议。
改译：财政部长麦卡杜提出抗议说，联盟成员让公众觉得徽章持有者都是财政部的间谍，而且联盟成员也未提醒公众不要有此误解。
原译中“对此成员没表现异议”存在误译的情况，这是没有充分理解上下文语境造成的。由于前文提到，联盟的许多做法已经引起多方不满，后文叙述了联盟的解体过程。这句话一定是接着上文进一步说联盟的不合理做法。译文意思明朗，为后文埋下了伏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句理解的难点在后半句，特别是对“discourage”内涵的理解。词典中有两个语意项：1.“使人丧失信心”2.“设法阻止”。我们知道译者翻译时要有监测和确定词汇“语境义”的能力，词汇在句中的意思必须要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定。如果译者选用第一个意思，读者读到此处也会产生疑惑，为什么“联盟成员对此没表现异议”？实际上，这里是说联盟成员对此事没有加以阻止，在表达上，整个句子前后连贯，读者一目了然。另外，先行词“viewpoint”之后的定语从句起修饰的作用，整句话是财政部长麦卡杜抗议的内容。翻译时有体现出与前句的并列关系，即“而且联盟成员也未提醒公众不要有此误解”。从语篇视角不难分析，该译文体现了原文的语义主次、逻辑连接应以及译语的意合语篇特征， 实现了译文句际的紧密衔接和意义连贯。
例4：The anti-radicalism of that period was not much ado about nothing. Rather， it was much too much ado about something： a gross over-reaction. For a host of Americans， a real problem had assumed fictional proportions.
原译：那个时期的反激进主义没有风平浪静，相反，引起了一些大麻烦，大量的过度反应。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一个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虚假。
改译：那个时期的反激进主义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而是太空穴来风了：一种恶劣的过度反应。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一个真实的问题却被过分夸大。
结合上下文看，“not much about nothing” 中的“nothing”一词理解为“空穴来风“贴合原文，不仅符合原文语境意义，也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有利于译文读者准确解读；“Rather”后的“much too much”与前文对照，译为“太空穴来风了”则十分形象地说明那时的激进主义的情势。原译中的表达显然没有完全理解原文，形式上也没有改译后的译文对应。“gross”译为“大量的”也不恰当。由于后面被修饰的是“过度反应”，选用其常用义“恶劣的”就很合适。另外，原文中的“fictional”原意为“虚构的”，如不结合上下文就成了死译，没有做到通顺，只有真正理解了前文对激进主义的阐述，这里才能翻译到位。
（三）政治语体对衔接意义处理的影响
理解固然重要，而对原文“语体”的把握和驾驭能力直接关系到理解的质量。所谓语体，既有词汇和结构层面的，也有文体和语法层面的，还有逻辑层面的。因此，驾驭原文语体的能力不但会有助于对原文的深层理解，而且也会为译文“佳境”的创造奠定坚实的基础。如：
例5：He rode the tide of prevailing sentiment and launched an attack upon radicals of all persuasion， perhaps in an effort to marshal public opinion in an eventual bid for the White House.
原译：他顺势给激进分子一击，很可能是为了入主白宫。
改译：他顺应当时的主流思潮，向所有派别的激进分子发起了进攻，很可能是为争取进入白宫赢取公众舆论的支持。
词汇的选择决定译文的质量， “prevailing”、 “ all persuasion” 、“marshal public opinion”如分别译为“顺势”“一击”“入主”等词汇都过于随意，而译文中“顺应主流思想”“ 赢取公众舆论的支持”这样的正式表达既符合文体，又确切地表达了原文意思。内容属于内部的，语体则是外部的，语体对内容的形式，用词选择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语体是值得注意又容易被忽视的一面。政治文体正式严肃，用词规范，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避免口语化，非正式的表达法。
四、结语
韩礼德和哈桑认为，语篇性是所有语篇话语的共性，包括话语内部的上下衔接。生成语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衔接，而翻译是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它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传递出来，可靠、准确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进一步讲，翻译还要求思想内容、感情色彩乃至风格韵味都必须与原作保持一致，笔者通过一些译例，从语篇翻译的实际运用方面，探索了政治文本的翻译工作。
一些意义相关的句子为达到一定交际目的，通过各种衔接手段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结合体——篇章。在翻译实践中，要重组一个适用于目的语社会的语篇，主要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这种重写一是结构性的，即句子本身的结构；二是非结构性的，指句子不同成分之间的语义衔接。所以，衔接手段是生成语篇的重要条件之一。纽马克曾说，衔接是语篇分析运用于翻译的最有用的手段。同时它也是语义连贯性的形式标志。可见，衔接理论在语篇翻译中的重要性。
发现语篇的发展模式是笔者分析语篇衔接模式的主要目的，借助对语篇表层结构特征和深层结构特征的描述和解释，寻找语篇衔接对翻译的影响。衔接是将篇章中的句子连接为一个整体从而创造连贯的重要手段，它对于不同类型语篇的翻译策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衔接通过语篇中各个层面的语义联系，形成了意群网络。语篇是翻译领域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是翻译活动的主要对象，翻译的前提就是语篇语义关系的理解。可以说，语篇的衔接就是抓住语篇内部语言成分的交叉照应。本文通过译例分析语篇衔接在翻译中的作用，目的是进一步发现英汉语言衔接的模式与异同，寻找语篇内在规律性，为翻译活动起到指导意义。只有把切入点放在语篇上，翻译才能做到整体把握，避免片面理解，实现跨文化的真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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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