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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贪污腐败有规律可循的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反腐败“铁律”。手里掌控着行政审批大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就再次上演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故事。
郝和平的犯罪很不新鲜，甚至很低级，无非是“钱权交易、官商勾结”。郝和平两口子全部受贿总数不超过100万元，却得到了总数20年的徒刑。按照这个数额，我们只能说拥有绝对权力的郝和平，比起那些动辄受贿数百万数千万元的贪官，相对还是比较少的。他实在是太“贪玩”了，直到把自己“玩”了进去。
58岁的郝和平作为涉嫌商业受贿的政府官员，他的落马不仅仅是为“59岁现象”作了一个新证，更多意义上是揭开了医疗器械市场潜规则，“官员傍大款”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失灵的深深担忧。
算出一笔账，富豪官员受贿令人费解
2005年7月8日下班后，已回到家中的郝和平接到药监局一位领导电话，称有紧急工作要协商，要求郝和平马上赶往单位。在郝和平的办公室内，等待他的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当场，检察官宣布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正式刑事拘留。
在药监局，郝和平是一位“极为平易近人”的司长。58岁的郝和平1948年10月7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起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自1998年药监局成立，郝和平就担任医疗器械司首任司长。这位当了7年司长的高官穿着朴素、热衷于学术研究，主持编写了多部图书。此外，郝和平还在首都医科大学兼任硕士生导师。
郝和平在医疗器械司工作了25年，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他落马的原因让人一下子想到了审批腐败。但从郝和平的个人经济状况看，郝和平在国内属于高收入家庭，他本不该为了几十万元走上犯罪道路。
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曾在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行政部主任，正常的工资收入不在郝和平之下。郝和平曾经买过3处住房，仅仅这3套住房，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至少在400万元以上。此外，郝和平还有相当数额的家庭存款。
新华社记者李京华曾经给郝和平夫妻的财产算过一笔账，郝和平家庭收入大致如下：一是郝和平和妻子付玉清的工资及补助。郝和平年收入6万元左右，付玉清年收入10万元左右；二是购买股票挣的钱，大约挣了上百万元；三是在首都医科大学授课以及出书、发表文章的收入。郝和平在首都医科大学带本科生和研究生，首都医大每月给2500元，3年下来有八九万元。带研究生研究课题，每月有1000元～2000元的劳务费，3年下来大约有二三万元。出版图书、发表文章、参与编写教材，这部分的收入累计下来共有5万多元；四是参加一些论证会、咨询会以及讲课的收入也有三四十万元。
如此算下来，郝和平不管正常的还是带有灰色的各项收入，他的家产早已拥有数百万元，他的确不值得为几十万元折戟沉沙。可是，他的鞋子最终还是“湿了”，而且湿得很低级。
犯下三宗罪，每一宗背后都是权钱交易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郝和平的犯罪主要有3项，第一项是伙同妻子付玉清，以房屋装修为名，向山东某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陈先生索要贿赂20万元。
对于这项指控，郝和平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郝和平和陈先生有20多年的交情，郝和平大学毕业在卫生部医疗器械局任普通干部时，陈先生的公司也刚刚起家。从那个时候开始，郝和平经常给他们做一些技术指导。为了表达对郝和平的感激，陈先生对郝和平说过很多次：“你有什么经济困难就提出来！我来办！”
在20多年的交往中，两人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并没有金钱的来往。直到2004年初，为了表示对郝和平的感谢，陈先生邀请郝和平和爱人付玉清到山东省威海市度假，两人的交往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郝和平和爱人在威海住了两天的时间。临走时，陈先生陪郝和平夫妇吃送行饭过程中，妻子付玉清有意无意地透露“为儿子在北京海淀区‘领秀硅谷’买的房子还没有装修”的事。
陈先生连忙问：“需要多少钱？”
郝和平明白自己司长的身份，他没好意思说，妻子付玉清却实话实说了：“大概需要20万吧。”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陈先生非常豪爽地说：“你们回北京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再把钱给你汇过去就行。”
因为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加上自己再有几年就该面临退休了，这20万元郝和平没有觉得拿得有什么不妥。第二天，郝和平和妻子回到了北京，第三天，付玉清在北京农行以自己的名义开了一个账户，并且把银行账号告诉了陈先生。陈先生当即让公司会计取出20万元现金打入付玉清开立的账户。后来，付玉清把这20万元取出来用于“领秀硅谷”的房子装修。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郝和平与陈先生的私人交情，但是，谁都明白，陈先生公司生产的医用产品，需要国家药监局审批后才能生产投放市场。这种交情是建立在陈先生需要郝和平给予“支持、帮助和关照”基础上的。
如果郝和平跟陈先生是老交情，尚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有点“周瑜打黄盖”的意思。可对于郝和平的第二项指控，郝和平就不好辩解了。检察院指控郝和平利用负责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为浙江、上海、陕西、广东等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和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3张。
2002年初的时候，郝和平到江苏开会的时候，经别人介绍认识了浙江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鲍女士。2003年8月，郝和平在上海开会时，再次碰到了鲍女士，“老朋友”见面，聊天就随便了些。郝和平闲聊时说：“我准备买一辆本田雅阁，但是北京市场上的本田雅阁不好买，需要另加2万多元，太亏了。”
绝顶聪明的鲍女士见郝和平伸出了“橄榄枝”，马上说：“我有个表弟是卖车的，我可以帮你买到不加钱的本田雅阁。”
2003年9月，鲍女士果然让她在汽车销售公司当总经理的表弟给郝和平买了一辆不加价的本田雅阁轿车。这位办事谨慎的表弟还亲自和他公司的副总一起到北京将车交给了郝和平，并带着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去给车上完牌照。办完所有手续后，鲍女士的表弟把所有的发票都交给了郝和平，这辆车共花了25.98万元人民币。
郝和平觉得受之有愧，给鲍女士打电话提出要给车钱，但鲍女士说什么都不要，郝和平也就没有给鲍女士钱。很简单，鲍女士公司的医疗器械产品在郝和平医疗器械司审批，所以她想拉住他这层关系，以后办事更方便些。郝和平当然会投桃报李，此后，鲍女士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在药监局医疗器械产品审批表上，由郝和平审批签字的批文一路绿灯。
再说高尔夫会员卡。
长相有些土气的郝和平却有一个非常时尚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球。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打高尔夫还是一种有钱人玩的奢侈运动。但是，郝司长跟别的贪官基本都有情妇不一样，他没有情妇，只有这个听起来很高雅的爱好。
可是，这种高雅爱好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正是这个爱好，在郝和平的受贿数额中占半数还多。前面提到的装修房子和本田车的受贿总数是46万元，而郝和平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却超过了50万元。
昂贵的价钱难不倒郝和平，他舍不得拿自己的工资去打球，只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换”了。郝和平对高尔夫的爱好超乎寻常，他不但像打出租车一样打着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更是专门找最高档的球场去打球。为此他还经常询问他的球友哪里的球场最好，只要发现一家他满意的球场，他就会找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
2002年，郝和平向陕西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会籍卡，会籍费3.5万元。
2003年，郝和平向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会员卡和高尔夫球杆，价值22万元，会员名字为“何平”。
2004年，郝和平向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价值3万美元，会员名字为“何平”。同时广州的这个老板还给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办理了一张副卡。
郝和平的第三项罪名是广州某公司一个叫王伟的人给他带来的。郝和平曾经给广州某公司帮忙，这个公司有一个叫王伟的人，为感谢郝和平，就弄了气手枪4支、转轮气手枪1支和一些子弹“送给郝司长玩玩”。王伟当时说是仿真玩具枪，郝和平本来不大喜欢这些东西，他几乎连看都没看就收了起来。但是，郝和平案发后经过鉴定，5支枪都具有杀伤力。由此，郝和平不但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还因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这项罪名上，郝和平犯罪简直犯得太无知了。后来他在法庭上一直委屈地说自己不知道我国的枪支管理规定。
解析“潜规则”，审批权力之下的关系经济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以受贿罪判处付玉清有期徒刑5年。
从受贿数额来说，相对于郝和平的绝对权力，他的胃口不算太大。从个人财产上来说，家财万贯的郝和平为了不到100万元丧失自由，打死他他都不会干。但他还是干了，而且干得相当低级。为什么？首先就是临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让他鬼使神差张开了贪欲之口。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郝和平的绝对权力。很多贪官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去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他手中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根本不用自己开口，就会有人大把大把地给他送钱，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之下，郝和平不受贿反而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了。所以，郝和平不但受贿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
绝对权力、贪财心理、灰色收入，让郝和平这样一些曾经掌握实权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行举手之劳，满足自己的贪欲，最终用串钱的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了。所以，尽管郝和平这样的高官的合法收入本来已经很高，但在高消费的巨大诱惑面前，他们却难以自持，尽管高消费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不断接受别人的“邀请”去玩乐，往往就是犯罪的开始，逐渐陷入别人设好的“金钱陷阱”，其后果自然可以预料。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这个潜规则的构成要素之一。有的政府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者个人利益，部分官员打着“为企业办实事”的幌子介入企业活动，从中收费甚至受贿，最后演化成“官商结合、权钱交易”，导致了政府机构功能的失灵。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悲哀地看到“潜规则”的存在。一位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说：“医疗器械产品要想畅通，不仅要打通医院，还要把监管部门奉若神明，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药监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药监局。”
医疗行业可以谋取暴利，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不遗余力打通审批关节，毫无疑问是获得暴利的“敲门砖”。郝和平就是被这些“敲门砖”拍下马的。
打点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已成为很多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因为“审批”的存在，产下“关系经济”这枚“坏蛋”。
这种把官员和商人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的“潜规则”，导致“官商一家”的腐败行为是很显然的。说穿了，这就是在“审批”的绝对权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关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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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原局长被“双规”呈现腐败链
继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等人被刑拘后，元旦前夕，已免职一年零六个月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至此，在药监系统高层，一条腐败链条呈现出来。
2006年12月29日，国家药监局召开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局长邵明立通报了郑筱萸被“双规”的消息，重申干部加强自律、反腐败问题的重要性。一年半以前，也就是2005年6月22日，郑筱萸被免去局长一职。表面上看他年届60岁到龄属于正常退休。事实上，国家药监领域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风暴”正在酝酿。
在原副局长邵明立接替郑筱萸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半个月后的2005年7月8日，郑筱萸的前任秘书、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刑拘。2005年11月，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中国沿海某城市专门协助企业注册药品的民营研究机构的总裁被检察机关刑拘。据媒体披露，此人交代出一份长长的、在药品注册报批过程中涉嫌行贿受贿的官员及专家名单。
与此同时，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主任刘玉辉被捕，此人涉嫌挪用中国药学会资金。白云山医药科技的400万元注册资本中有49%的股权由刘玉辉持有。2006年1月12日～13日，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中国药学会秘书长曹文庄在参加完第一天的会议后，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原处长卢爱英，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原副所长王国荣。
曹文庄也曾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此次的消息称，正是曹文庄在受审期间揭发了郑筱萸。器械司司长——注册司司长——局长，又一个连锁般的贪官链，药监黑幕由此一步一步地被揭开。
郑筱萸，1944年12月生，福建福州市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1994年，郑筱萸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原国家食品管理局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出任该局第一任局长，直至被免职。在药监系统内部，郑筱萸口碑可谓褒贬参半，因其长于“铁腕式”行政作风，任期内曾致力于推行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后来被同行笑称为“形象工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指出，郑筱萸等人极有可能“栽”在了这些认证制度上。换句话说，认证制度的创立，是郑筱萸的业绩，同时也成为他为药监系统的腐败建立的另一个平台。为了获得认证，企业往往弄虚作假，而这背后就有着很大的操作空间。GMP 认证中的权钱交易，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像有接二连三事件发生的“欣弗”这样的“问题药品”，不仅拥有“国药准字”的批号，且堂而皇之地进入生产线，并经过相应的流通渠道，最终进入医院，被临床使用。
据相关统计显示，仅2004年，国家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的报批，同期美国药监局受理的报批数量仅有148种。国家药监局平均一天审批近30种新药，堪称世界之最。有着“国药准字”批号，获得过相关药监部门认证的“欣弗”却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问题药品”，这与2005年的“齐二药”事件如出一辙。
郝和平的犯罪很不新鲜，甚至很低级，无非是“钱权交易、官商勾结”。郝和平两口子全部受贿总数不超过100万元，却得到了总数20年的徒刑。按照这个数额，我们只能说拥有绝对权力的郝和平，比起那些动辄受贿数百万数千万元的贪官，相对还是比较少的。他实在是太“贪玩”了，直到把自己“玩”了进去。
58岁的郝和平作为涉嫌商业受贿的政府官员，他的落马不仅仅是为“59岁现象”作了一个新证，更多意义上是揭开了医疗器械市场潜规则，“官员傍大款”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失灵的深深担忧。
算出一笔账，富豪官员受贿令人费解
2005年7月8日下班后，已回到家中的郝和平接到药监局一位领导电话，称有紧急工作要协商，要求郝和平马上赶往单位。在郝和平的办公室内，等待他的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当场，检察官宣布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正式刑事拘留。
在药监局，郝和平是一位“极为平易近人”的司长。58岁的郝和平1948年10月7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起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自1998年药监局成立，郝和平就担任医疗器械司首任司长。这位当了7年司长的高官穿着朴素、热衷于学术研究，主持编写了多部图书。此外，郝和平还在首都医科大学兼任硕士生导师。
郝和平在医疗器械司工作了25年，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他落马的原因让人一下子想到了审批腐败。但从郝和平的个人经济状况看，郝和平在国内属于高收入家庭，他本不该为了几十万元走上犯罪道路。
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曾在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行政部主任，正常的工资收入不在郝和平之下。郝和平曾经买过3处住房，仅仅这3套住房，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至少在400万元以上。此外，郝和平还有相当数额的家庭存款。
新华社记者李京华曾经给郝和平夫妻的财产算过一笔账，郝和平家庭收入大致如下：一是郝和平和妻子付玉清的工资及补助。郝和平年收入6万元左右，付玉清年收入10万元左右；二是购买股票挣的钱，大约挣了上百万元；三是在首都医科大学授课以及出书、发表文章的收入。郝和平在首都医科大学带本科生和研究生，首都医大每月给2500元，3年下来有八九万元。带研究生研究课题，每月有1000元～2000元的劳务费，3年下来大约有二三万元。出版图书、发表文章、参与编写教材，这部分的收入累计下来共有5万多元；四是参加一些论证会、咨询会以及讲课的收入也有三四十万元。
如此算下来，郝和平不管正常的还是带有灰色的各项收入，他的家产早已拥有数百万元，他的确不值得为几十万元折戟沉沙。可是，他的鞋子最终还是“湿了”，而且湿得很低级。
犯下三宗罪，每一宗背后都是权钱交易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郝和平的犯罪主要有3项，第一项是伙同妻子付玉清，以房屋装修为名，向山东某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陈先生索要贿赂20万元。
对于这项指控，郝和平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郝和平和陈先生有20多年的交情，郝和平大学毕业在卫生部医疗器械局任普通干部时，陈先生的公司也刚刚起家。从那个时候开始，郝和平经常给他们做一些技术指导。为了表达对郝和平的感激，陈先生对郝和平说过很多次：“你有什么经济困难就提出来！我来办！”
在20多年的交往中，两人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并没有金钱的来往。直到2004年初，为了表示对郝和平的感谢，陈先生邀请郝和平和爱人付玉清到山东省威海市度假，两人的交往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郝和平和爱人在威海住了两天的时间。临走时，陈先生陪郝和平夫妇吃送行饭过程中，妻子付玉清有意无意地透露“为儿子在北京海淀区‘领秀硅谷’买的房子还没有装修”的事。
陈先生连忙问：“需要多少钱？”
郝和平明白自己司长的身份，他没好意思说，妻子付玉清却实话实说了：“大概需要20万吧。”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陈先生非常豪爽地说：“你们回北京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再把钱给你汇过去就行。”
因为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加上自己再有几年就该面临退休了，这20万元郝和平没有觉得拿得有什么不妥。第二天，郝和平和妻子回到了北京，第三天，付玉清在北京农行以自己的名义开了一个账户，并且把银行账号告诉了陈先生。陈先生当即让公司会计取出20万元现金打入付玉清开立的账户。后来，付玉清把这20万元取出来用于“领秀硅谷”的房子装修。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郝和平与陈先生的私人交情，但是，谁都明白，陈先生公司生产的医用产品，需要国家药监局审批后才能生产投放市场。这种交情是建立在陈先生需要郝和平给予“支持、帮助和关照”基础上的。
如果郝和平跟陈先生是老交情，尚有感情因素在里面，有点“周瑜打黄盖”的意思。可对于郝和平的第二项指控，郝和平就不好辩解了。检察院指控郝和平利用负责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为浙江、上海、陕西、广东等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和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3张。
2002年初的时候，郝和平到江苏开会的时候，经别人介绍认识了浙江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鲍女士。2003年8月，郝和平在上海开会时，再次碰到了鲍女士，“老朋友”见面，聊天就随便了些。郝和平闲聊时说：“我准备买一辆本田雅阁，但是北京市场上的本田雅阁不好买，需要另加2万多元，太亏了。”
绝顶聪明的鲍女士见郝和平伸出了“橄榄枝”，马上说：“我有个表弟是卖车的，我可以帮你买到不加钱的本田雅阁。”
2003年9月，鲍女士果然让她在汽车销售公司当总经理的表弟给郝和平买了一辆不加价的本田雅阁轿车。这位办事谨慎的表弟还亲自和他公司的副总一起到北京将车交给了郝和平，并带着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去给车上完牌照。办完所有手续后，鲍女士的表弟把所有的发票都交给了郝和平，这辆车共花了25.98万元人民币。
郝和平觉得受之有愧，给鲍女士打电话提出要给车钱，但鲍女士说什么都不要，郝和平也就没有给鲍女士钱。很简单，鲍女士公司的医疗器械产品在郝和平医疗器械司审批，所以她想拉住他这层关系，以后办事更方便些。郝和平当然会投桃报李，此后，鲍女士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在药监局医疗器械产品审批表上，由郝和平审批签字的批文一路绿灯。
再说高尔夫会员卡。
长相有些土气的郝和平却有一个非常时尚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球。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打高尔夫还是一种有钱人玩的奢侈运动。但是，郝司长跟别的贪官基本都有情妇不一样，他没有情妇，只有这个听起来很高雅的爱好。
可是，这种高雅爱好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正是这个爱好，在郝和平的受贿数额中占半数还多。前面提到的装修房子和本田车的受贿总数是46万元，而郝和平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却超过了50万元。
昂贵的价钱难不倒郝和平，他舍不得拿自己的工资去打球，只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换”了。郝和平对高尔夫的爱好超乎寻常，他不但像打出租车一样打着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更是专门找最高档的球场去打球。为此他还经常询问他的球友哪里的球场最好，只要发现一家他满意的球场，他就会找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
2002年，郝和平向陕西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会籍卡，会籍费3.5万元。
2003年，郝和平向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会员卡和高尔夫球杆，价值22万元，会员名字为“何平”。
2004年，郝和平向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价值3万美元，会员名字为“何平”。同时广州的这个老板还给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办理了一张副卡。
郝和平的第三项罪名是广州某公司一个叫王伟的人给他带来的。郝和平曾经给广州某公司帮忙，这个公司有一个叫王伟的人，为感谢郝和平，就弄了气手枪4支、转轮气手枪1支和一些子弹“送给郝司长玩玩”。王伟当时说是仿真玩具枪，郝和平本来不大喜欢这些东西，他几乎连看都没看就收了起来。但是，郝和平案发后经过鉴定，5支枪都具有杀伤力。由此，郝和平不但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还因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这项罪名上，郝和平犯罪简直犯得太无知了。后来他在法庭上一直委屈地说自己不知道我国的枪支管理规定。
解析“潜规则”，审批权力之下的关系经济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以受贿罪判处付玉清有期徒刑5年。
从受贿数额来说，相对于郝和平的绝对权力，他的胃口不算太大。从个人财产上来说，家财万贯的郝和平为了不到100万元丧失自由，打死他他都不会干。但他还是干了，而且干得相当低级。为什么？首先就是临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让他鬼使神差张开了贪欲之口。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郝和平的绝对权力。很多贪官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去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他手中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根本不用自己开口，就会有人大把大把地给他送钱，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之下，郝和平不受贿反而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了。所以，郝和平不但受贿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
绝对权力、贪财心理、灰色收入，让郝和平这样一些曾经掌握实权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行举手之劳，满足自己的贪欲，最终用串钱的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了。所以，尽管郝和平这样的高官的合法收入本来已经很高，但在高消费的巨大诱惑面前，他们却难以自持，尽管高消费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不断接受别人的“邀请”去玩乐，往往就是犯罪的开始，逐渐陷入别人设好的“金钱陷阱”，其后果自然可以预料。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这个潜规则的构成要素之一。有的政府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者个人利益，部分官员打着“为企业办实事”的幌子介入企业活动，从中收费甚至受贿，最后演化成“官商结合、权钱交易”，导致了政府机构功能的失灵。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悲哀地看到“潜规则”的存在。一位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说：“医疗器械产品要想畅通，不仅要打通医院，还要把监管部门奉若神明，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药监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药监局。”
医疗行业可以谋取暴利，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不遗余力打通审批关节，毫无疑问是获得暴利的“敲门砖”。郝和平就是被这些“敲门砖”拍下马的。
打点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已成为很多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因为“审批”的存在，产下“关系经济”这枚“坏蛋”。
这种把官员和商人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的“潜规则”，导致“官商一家”的腐败行为是很显然的。说穿了，这就是在“审批”的绝对权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关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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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原局长被“双规”呈现腐败链
继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等人被刑拘后，元旦前夕，已免职一年零六个月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至此，在药监系统高层，一条腐败链条呈现出来。
2006年12月29日，国家药监局召开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局长邵明立通报了郑筱萸被“双规”的消息，重申干部加强自律、反腐败问题的重要性。一年半以前，也就是2005年6月22日，郑筱萸被免去局长一职。表面上看他年届60岁到龄属于正常退休。事实上，国家药监领域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风暴”正在酝酿。
在原副局长邵明立接替郑筱萸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半个月后的2005年7月8日，郑筱萸的前任秘书、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刑拘。2005年11月，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中国沿海某城市专门协助企业注册药品的民营研究机构的总裁被检察机关刑拘。据媒体披露，此人交代出一份长长的、在药品注册报批过程中涉嫌行贿受贿的官员及专家名单。
与此同时，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主任刘玉辉被捕，此人涉嫌挪用中国药学会资金。白云山医药科技的400万元注册资本中有49%的股权由刘玉辉持有。2006年1月12日～13日，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中国药学会秘书长曹文庄在参加完第一天的会议后，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原处长卢爱英，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原副所长王国荣。
曹文庄也曾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此次的消息称，正是曹文庄在受审期间揭发了郑筱萸。器械司司长——注册司司长——局长，又一个连锁般的贪官链，药监黑幕由此一步一步地被揭开。
郑筱萸，1944年12月生，福建福州市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1994年，郑筱萸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原国家食品管理局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出任该局第一任局长，直至被免职。在药监系统内部，郑筱萸口碑可谓褒贬参半，因其长于“铁腕式”行政作风，任期内曾致力于推行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后来被同行笑称为“形象工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指出，郑筱萸等人极有可能“栽”在了这些认证制度上。换句话说，认证制度的创立，是郑筱萸的业绩，同时也成为他为药监系统的腐败建立的另一个平台。为了获得认证，企业往往弄虚作假，而这背后就有着很大的操作空间。GMP 认证中的权钱交易，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像有接二连三事件发生的“欣弗”这样的“问题药品”，不仅拥有“国药准字”的批号，且堂而皇之地进入生产线，并经过相应的流通渠道，最终进入医院，被临床使用。
据相关统计显示，仅2004年，国家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的报批，同期美国药监局受理的报批数量仅有148种。国家药监局平均一天审批近30种新药，堪称世界之最。有着“国药准字”批号，获得过相关药监部门认证的“欣弗”却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问题药品”，这与2005年的“齐二药”事件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