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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阴影
世界上有一种写作是自救的尝试，生活的痛苦像沙砾一般在作家光滑柔软的内心摩砺，为了在这种无法逃避的苦楚面前获得一点点自由，作家开始用文字一遍遍重写自己的疼痛，正如河蚌分泌出一层层珍珠质包裹住沙砾后形成珍珠。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位踩在刀尖上唱歌的作家，其歌声愈美妙，其所受的痛苦就更加鲜明。而作为卡夫卡小说这颗珍珠内核的沙砾，便是卡夫卡严厉的父亲对其造成的痛苦，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为逃离父亲的阴影写作，直到写作成为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对于把家庭看作温暖的港湾的人来说，卡夫卡描写家庭关系的《变形记》不啻为一部恐怖小说，小说中透露的家庭关系中残酷、冷漠、被工具理性异化的一面令人齿冷。作为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记》可以用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精神创伤来解读这梦魇一般的想象。此外，联系到当时的社会思潮，兴盛于1910年-1920年的表现主义运动开启一股批判父辈文化的思潮，以及几乎同时，弗洛伊德提出的文明来自父权压抑的理论，都对卡夫卡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弗洛伊阐明了家庭与社会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同构关系，父亲作为家庭中权力的拥有者、规则的制定者，也天然扮演了家庭中社会制度的化身。在卡夫卡的笔下，父亲常常化身法官、暴君，而卡夫卡自己则化身囚徒、罪犯，卡夫卡曾描述幼年时被父亲罚站的一次经历：
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亲情的物化
《变形记》中的父亲可谓是资产阶级社会理性的实践者、社会制度在家庭中的化身，代表社会向格里高尔提出要求。我们既可以将父亲这个角色作为一个代表社会的象征意象看待，也可以将他的行为理解为物化后的人的行为。卢卡奇认为，物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之性格”，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交往态度。当父亲发现格里高尔在上班时间还令人失望地待在家里时，他用拳头敲了敲门催促他；当秘书主任到家里来之后，父亲又代表秘书主任要求格里高尔从房间出来解释；家人发现格里高尔已经变身甲虫之后，父亲马上冷静地向母亲和妹妹谈到家庭的财产状况以及前景，父亲的所有做法都是如此功能性，以至于他兩次驱赶格里高尔看起来都是因为格里高尔以甲虫形态不再见容于社会，父亲代表社会要求格里高尔毁灭。格里高尔变身之后，家庭关系原本的物化状态暴露无遗，而格里高尔作为唯一变形的家庭成员，却是唯一自始至终拥有属己的私人感情而且没有被社会物化的人。
格里高尔的悲剧之处就在于，即便以甲虫形态存在，但他仍然深爱着自己的家人，而且一开始他相信家人也一如既往地爱他。当格里高尔变身甲虫形态无法起身时，他想到自己应该寻求家人的帮助，并不由自主露出了微笑；而当格里高尔在冒着伤害自己的风险企图用下颚咬住钥匙打开门时，他想象着父母要是知道他打开门有多难他们一定会在旁边为他加油。这些幻想在见到家人之后开始破灭，当格里高尔作为甲虫的形态待在房间里时，格里高尔还可以与父亲、母亲、妹妹、秘书主任进行对话，即使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嘈杂的牲畜般的叽喳声，但当他第一次以甲虫的形态在家人面前露面的时候，他不久之后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说明当格里高尔的亲人不把他当作与他们一样的人看待时，他就完全失去属人的外形特征了。当格里高尔陶醉在音乐声中，不由自主爬出起居室时，卡夫卡直言“既然音乐如此打动他，难道他真是一头动物吗”，发出了发人深省的叩问。
《变形记》中妹妹这一人物的前后转变，更可以让人看清社会使人异化的逻辑。通过格里高尔的回忆可以发现，早在格里高尔变形前，他对于家庭关系的物化就不是没有自觉意识的了。当他为了偿还父亲的债务，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承担了家庭的开支之后，格里高尔感到：
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人们感激地接过这钱，他乐意交付这钱，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只有妹妹还令格里高尔十分亲近。
看起来，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前，也只有与妹妹的感情没有变成一种纯公式化的感情，变成甲虫后也一直是妹妹自发地在照顾格里高尔，“为了测试他的嗜好，她给他送来了品种繁多的食物，全都摊在一张旧报纸上。有不新鲜的、半腐烂的蔬菜；有昨天晚饭吃剩下来的肉骨头”。但这种天然的亲情在妹妹找到售货员的工作之后开始变质，“妹妹再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让格里高尔吃上可口称心的饭食”，“分明和他一样看到这污秽的环境了，可是她已经打定主意随它去了”。直到最后，妹妹建议家人抛弃这头“怪物”，给了格里高尔致命一击，造成了格里高尔的自我毁灭。
逃离家庭
《变形记》开头的第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有日本学者指出，甲虫一词在德语中不仅有“绝不成家的独身者”的含义，还有有害虫、寄生虫的意思。因此，甲虫实际上就是指家庭的害虫。
格里高尔的变形意味着从固有的社会秩序中抽身，从社会功能网络逃离到了一种只属于自己私人生活中。这表达了卡夫卡本人的愿望。卡夫卡在与菲莉斯的信中提到他正在写作的《变形记》：“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我写得越多，越解放自己，我对你来说就越纯洁，越高尚。”实际上，卡夫卡早年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乡村婚事》中就有变身甲虫的描写。主人公拉班变身成为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床上，而他的躯体代替他去乡下完成令人厌烦的义务。这与卡夫卡的童年经历有关，从幼年起，一旦遇到讨厌的义务，他就“希望自己能轻松地死去，像幽灵一样飞向空中”。
“绝不成家的单身汉”是卡夫卡的自我认知。而与一般不愿意成立家庭的单身汉不同，卡夫卡通过与父亲之间扭曲的关系体悟到了家庭制度的一般残酷性，或进一步说，文明的一般残酷性。父亲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家庭中扮演着理性化的角色，父亲天然的教育权威使他永远无法与子女平等，而这种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控制扭曲着父亲与子女自然的感情。卡夫卡在《致父亲》中写道：
而我不断地请求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认为你有什么过错。你就这样影响着我，就像你必然会做的那样，不过你应该停止认为这种影响毁了我是我的恶意的表现。
正是由于与父亲的扭曲关系，卡夫卡决定终生不组建自己的家庭。他认为家庭就像一座监狱：
他不是为他个人的生活而活着，他不是为他个人的思想而思索。他好像在一个家庭的强制性之下生活着思索着，这家庭虽然充溢着生命力和思想力，但是根据某个他所不知道的法则，他的存在对于这个家庭具有一种死板的必要性，由于这个他所不知的家庭和那些他所不知的法则，是不能放他走的。
卡夫卡有预见性地看到，如果自己成为自己父亲那样的家庭统治者，那么，“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所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暴政将永远成为历史”。卡夫卡无情地嘲讽这种想法，就如同“有个人被囚禁了，他不仅怀着逃跑的意图，而且还要同时还要将这座监狱改建成一座避暑行宫”。
父亲的阴影透过物化的亲情笼罩着卡夫卡，他意识到自己将自愿成为一个抗拒与所有人共同生活的单身汉，并将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文学这一事业上，卡夫卡想象着他作为一个囚徒，面前有两个对手：“一个来自他的发源地，从后面推挤着他。第二个挡着道，不让他向前走。”在这夹缝中，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变形，弃绝家庭关系，也杜绝成长为新的家庭统治者的可能性。《变形记》的伟大与反讽就在于从文学上来嘲弄父权，不惜自我变形来揭示社会的压抑。虽然，格里高利的变形必然送他走向死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世界上有一种写作是自救的尝试，生活的痛苦像沙砾一般在作家光滑柔软的内心摩砺，为了在这种无法逃避的苦楚面前获得一点点自由，作家开始用文字一遍遍重写自己的疼痛，正如河蚌分泌出一层层珍珠质包裹住沙砾后形成珍珠。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位踩在刀尖上唱歌的作家，其歌声愈美妙，其所受的痛苦就更加鲜明。而作为卡夫卡小说这颗珍珠内核的沙砾，便是卡夫卡严厉的父亲对其造成的痛苦，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为逃离父亲的阴影写作，直到写作成为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对于把家庭看作温暖的港湾的人来说，卡夫卡描写家庭关系的《变形记》不啻为一部恐怖小说，小说中透露的家庭关系中残酷、冷漠、被工具理性异化的一面令人齿冷。作为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记》可以用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精神创伤来解读这梦魇一般的想象。此外，联系到当时的社会思潮，兴盛于1910年-1920年的表现主义运动开启一股批判父辈文化的思潮，以及几乎同时，弗洛伊德提出的文明来自父权压抑的理论，都对卡夫卡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弗洛伊阐明了家庭与社会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同构关系，父亲作为家庭中权力的拥有者、规则的制定者，也天然扮演了家庭中社会制度的化身。在卡夫卡的笔下，父亲常常化身法官、暴君，而卡夫卡自己则化身囚徒、罪犯，卡夫卡曾描述幼年时被父亲罚站的一次经历：
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亲情的物化
《变形记》中的父亲可谓是资产阶级社会理性的实践者、社会制度在家庭中的化身，代表社会向格里高尔提出要求。我们既可以将父亲这个角色作为一个代表社会的象征意象看待，也可以将他的行为理解为物化后的人的行为。卢卡奇认为，物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物之性格”，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交往态度。当父亲发现格里高尔在上班时间还令人失望地待在家里时，他用拳头敲了敲门催促他；当秘书主任到家里来之后，父亲又代表秘书主任要求格里高尔从房间出来解释；家人发现格里高尔已经变身甲虫之后，父亲马上冷静地向母亲和妹妹谈到家庭的财产状况以及前景，父亲的所有做法都是如此功能性，以至于他兩次驱赶格里高尔看起来都是因为格里高尔以甲虫形态不再见容于社会，父亲代表社会要求格里高尔毁灭。格里高尔变身之后，家庭关系原本的物化状态暴露无遗，而格里高尔作为唯一变形的家庭成员，却是唯一自始至终拥有属己的私人感情而且没有被社会物化的人。
格里高尔的悲剧之处就在于，即便以甲虫形态存在，但他仍然深爱着自己的家人，而且一开始他相信家人也一如既往地爱他。当格里高尔变身甲虫形态无法起身时，他想到自己应该寻求家人的帮助，并不由自主露出了微笑；而当格里高尔在冒着伤害自己的风险企图用下颚咬住钥匙打开门时，他想象着父母要是知道他打开门有多难他们一定会在旁边为他加油。这些幻想在见到家人之后开始破灭，当格里高尔作为甲虫的形态待在房间里时，格里高尔还可以与父亲、母亲、妹妹、秘书主任进行对话，即使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嘈杂的牲畜般的叽喳声，但当他第一次以甲虫的形态在家人面前露面的时候，他不久之后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说明当格里高尔的亲人不把他当作与他们一样的人看待时，他就完全失去属人的外形特征了。当格里高尔陶醉在音乐声中，不由自主爬出起居室时，卡夫卡直言“既然音乐如此打动他，难道他真是一头动物吗”，发出了发人深省的叩问。
《变形记》中妹妹这一人物的前后转变，更可以让人看清社会使人异化的逻辑。通过格里高尔的回忆可以发现，早在格里高尔变形前，他对于家庭关系的物化就不是没有自觉意识的了。当他为了偿还父亲的债务，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承担了家庭的开支之后，格里高尔感到：
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人们感激地接过这钱，他乐意交付这钱，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只有妹妹还令格里高尔十分亲近。
看起来，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前，也只有与妹妹的感情没有变成一种纯公式化的感情，变成甲虫后也一直是妹妹自发地在照顾格里高尔，“为了测试他的嗜好，她给他送来了品种繁多的食物，全都摊在一张旧报纸上。有不新鲜的、半腐烂的蔬菜；有昨天晚饭吃剩下来的肉骨头”。但这种天然的亲情在妹妹找到售货员的工作之后开始变质，“妹妹再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让格里高尔吃上可口称心的饭食”，“分明和他一样看到这污秽的环境了，可是她已经打定主意随它去了”。直到最后，妹妹建议家人抛弃这头“怪物”，给了格里高尔致命一击，造成了格里高尔的自我毁灭。
逃离家庭
《变形记》开头的第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有日本学者指出，甲虫一词在德语中不仅有“绝不成家的独身者”的含义，还有有害虫、寄生虫的意思。因此，甲虫实际上就是指家庭的害虫。
格里高尔的变形意味着从固有的社会秩序中抽身，从社会功能网络逃离到了一种只属于自己私人生活中。这表达了卡夫卡本人的愿望。卡夫卡在与菲莉斯的信中提到他正在写作的《变形记》：“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我写得越多，越解放自己，我对你来说就越纯洁，越高尚。”实际上，卡夫卡早年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乡村婚事》中就有变身甲虫的描写。主人公拉班变身成为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床上，而他的躯体代替他去乡下完成令人厌烦的义务。这与卡夫卡的童年经历有关，从幼年起，一旦遇到讨厌的义务，他就“希望自己能轻松地死去，像幽灵一样飞向空中”。
“绝不成家的单身汉”是卡夫卡的自我认知。而与一般不愿意成立家庭的单身汉不同，卡夫卡通过与父亲之间扭曲的关系体悟到了家庭制度的一般残酷性，或进一步说，文明的一般残酷性。父亲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家庭中扮演着理性化的角色，父亲天然的教育权威使他永远无法与子女平等，而这种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控制扭曲着父亲与子女自然的感情。卡夫卡在《致父亲》中写道：
而我不断地请求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认为你有什么过错。你就这样影响着我，就像你必然会做的那样，不过你应该停止认为这种影响毁了我是我的恶意的表现。
正是由于与父亲的扭曲关系，卡夫卡决定终生不组建自己的家庭。他认为家庭就像一座监狱：
他不是为他个人的生活而活着，他不是为他个人的思想而思索。他好像在一个家庭的强制性之下生活着思索着，这家庭虽然充溢着生命力和思想力，但是根据某个他所不知道的法则，他的存在对于这个家庭具有一种死板的必要性，由于这个他所不知的家庭和那些他所不知的法则，是不能放他走的。
卡夫卡有预见性地看到，如果自己成为自己父亲那样的家庭统治者，那么，“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所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暴政将永远成为历史”。卡夫卡无情地嘲讽这种想法，就如同“有个人被囚禁了，他不仅怀着逃跑的意图，而且还要同时还要将这座监狱改建成一座避暑行宫”。
父亲的阴影透过物化的亲情笼罩着卡夫卡，他意识到自己将自愿成为一个抗拒与所有人共同生活的单身汉，并将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文学这一事业上，卡夫卡想象着他作为一个囚徒，面前有两个对手：“一个来自他的发源地，从后面推挤着他。第二个挡着道，不让他向前走。”在这夹缝中，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变形，弃绝家庭关系，也杜绝成长为新的家庭统治者的可能性。《变形记》的伟大与反讽就在于从文学上来嘲弄父权，不惜自我变形来揭示社会的压抑。虽然，格里高利的变形必然送他走向死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