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8月和12月，广东诗歌界连续出版了两部比较厚重的诗歌选本，一部是由温远辉、何光顺、林馥娜合编的 《珠江诗派——广东百年珠江诗派诗人作品选析》，一部是由何光顺主编的《南方诗选》。据何光顺教授说，这两部诗选的编选顺序其实是与出版时序刚好相反的，是先编《南方诗选》，再编《珠江诗派》的，而我也觉得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南方是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域，而珠江则是南方最好的地理体现与精神代表。
　　在《南方诗选》中所谓的南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即不是一般所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而是珠江入海的三角地带，是珠三角城市群，是岭南名城广州所辐射的范围，更是精神领域上的南方，准确地说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南方，用何光顺教授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序：南方的诗，从自由的领地升起》中所说的就是：“精神的南方，在江南以南，在五岭以南，是在传统北方延伸的最末端，它靠近大海，既未与北方的传统完全脱离，又不至于被北方扼住喉咙而窒息。而再向南再向西，就给予了南方无限的活力与憧憬。南方是现代的，是今天的，是走向未来的，是象征着温暖、光明，意味着开放、包容，寓示着启蒙、觉醒的。在五行中，南方属火；南方的光明，在近代以来开始把华夏照耀。那中原的沃土和北方的原野承载了华夏民族太多重负，而今已变得伤痕累累。阴冷的西伯利亚的寒风，几千年来卷起的漫漫黄沙，早已遮蔽了华夏文明的星空。华夏的希望必当在最南端的靠近大海的蓝色的地方，重新引入澄澈和明净的力量。”由此可见，这南方已是由现代的中国人构筑的具有精神高度，或已是属于精神高地的南方了。
　　南方的思想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诗歌创作的开放性，因其开放性与包容性而让诗歌风格千树百花，尤其是生活在岭南的广袤之地的都是从不同朝代不同地域迁居而来的“旧新客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收，都较好地体现于他们的诗歌作品之中，但较为系统地对这一文学贵族——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涵作系统性的概括和评价，还是十分少见的，而何光顺教授连续（参与）主编了两部诗选，及所作之序文，是对这一领域空白的填补。
　　精神领域上的南方，精神高地的南方，必由文化來构筑，必以文化来体现，而文学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和形式，而具有先锋精神与先锋意识的诗歌则是文学头顶上的一项桂冠，因此，以优秀的南方诗歌作品和在传承中最具有包容、开放、创新的南方诗歌理论来构建南方诗歌精神高地，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和最好的途径。在《南方诗选》与《珠江诗派》这两部诗歌选本中，编选者以一种敞开的胸怀，收纳各种不同风格、不同美学追求的诗人的优秀作品，为今后研究南方（广东）诗歌提供了重要的诗歌文本，此亦足见一种开放与前瞻的南方诗学精神。
　　在我看来，编者主编《南方诗选》与《珠江诗派》这两部诗歌选本，主要是想通过对南方诗歌的命名、南方诗歌理论的建立和南方诗歌作品文本的选录，来构筑南方诗歌精神的高地。可以说，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项宏大工程，确实体现了编者的一种令人称颂的勇气和魄力。一直以来，在诗歌界或文学界，都未曾有一位学者或评论家真正认真关注过南方（广东）诗歌，更遑论对南方（广东）诗歌进行命名了。特别是在学理上，以南粤为核心地带的南方诗歌还未形成与其诗歌创作队伍相当的影响力，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理论视野和思想深度的匮乏，源于受困于北方诗歌的强势话语权，源于其实际上已经丰富多元的流派未能得到充分的命名，故未能以命名的方式呼唤出场。而事实上，由于南方（广东）地域广阔，诗人们因各自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致诗歌创作风格各异，各具特色，实也难以一简单的流派命名之，而今由虽介入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时间不长，却学养深厚、颇有建树的诗人、评论家何光顺教授来对之命名，以南方诗歌所共有的南方精神或珠江诗派统摄之，实为一种高明有效且有一定说服力的总括。在何光顺教授看来，一直以来，中国诗歌由于权力体制的原因，基本上以北方诗歌为代表，但是北方诗歌已经在权力政治、体制牢笼、派系精英的垄断中扼杀了大量有才华的人们的上升之路，严重窒息了民间多元写作的勃勃生机，因此，他以学者、评论家和诗人的眼光与胆略，于2015年12月1日创办《云山风鸣》微信诗歌公众号，并以之为代表引领南方诗歌新媒体，以决然的态度，挣脱传统的纸媒刊物，秉承深入民族传统的渊源，保藏民族精神的气脉，针砭当下社会人生之问题，提倡介入性写作和超越性写作的相融，注重以现代汉语的合适艺术形式，书写一种人性的、民族的、个体的、真实的生存体验，注重在兼容并包中又针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民族诗学的理论建构，摧毁某种坐地自闭的堡垒式写作。然而，这种极具革新精神和启蒙力量的南方诗歌，却还未能被整个中国关注。没有命名，就不会有唤出。何光顺认为，为着致力于唤醒，从事诗歌事业的人们，在确立南方精神和理念的旗帜中，必得寻找和发现这种精神的肉身——诗歌，必得为体现这种南方精神的诗歌进行命名，让其闪耀着光芒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心。鉴于南方诗歌还未曾有一部为他命名的诗集，众多的诗人，众多的诗作，还处于无名的沉默中这一状况，何光顺就想方设法以一己之力主编和出版《南方诗选》，以期带来南方诗歌的真正出场。
　　对南方诗歌的命名，是对以珠江诗派为代表的广东诗歌发展的重要建树和贡献。在对南方诗歌进行命名并编选《南方诗选》的同时，何光顺继而再与广东诗坛名将温远辉、林馥娜合作，再将南方诗歌精神具体化并落实到与珠江文化一脉相承的“珠江诗派”上。在何光顺看来，《珠江诗派》的编选，则是将这种南方诗歌精神更聚焦到了南方文化和南方诗歌的最核心地带，那就是近代和现代中国从中国古典时代走出的有其具体空间依托的精神发源之地。在《“珠江诗派”的前世今生——作为珠江文派姐妹篇的前序》一文中，何光顺对“珠江诗派”的形成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概括。从鸦片战争在珠江出海口的海面打响之后，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绪和天下意识开始走向复苏，作为为民族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杰出代表的诗人们，便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以诗歌的形式发出救亡图新的强烈呼声，其中尤以出生于广东嘉应、最具近代意识的黄遵宪为首，最早倡导中国诗界革命，他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追求目标，努力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他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特别是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诗史”之称。他的诗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专制集权主义、封建学术文化和旧礼教的批判精神。他还利用诗歌直接为改良主义运动服务，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宣传外国的科学文明。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得了成功，以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尽管他的诗歌仍以传统的格律为主，但其表现内容的创新和理论的创新，则在中国诗界开创了诗歌艺术求变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