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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是当今文坛非常重要的一位爱尔兰作家。他的创作涵盖小说、非虚构类作品、文学评论以及剧作。此外，他也编纂文集、撰写书评，是一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曾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纽约等多所大学教授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自1990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南方》（The South）以来，他一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和十多部游记、散文集等非虚构类作品。并主编了《企鹅版爱尔兰小说选》。他的作品获得了很多奖项，其中《灿烂的石南花》（The Heather Blazing）获1993年英国作家协会安可奖，《大师》（The Master）荣获2004年《洛杉矶时报》年度小说奖和2006年IMPAC都柏林文学奖，《大师》和《黑水灯塔船》（The Blackwater Lightship）两度入围布克奖最后决选名单，《布鲁克林》（Brooklyn）在2010年获得英国著名文学奖项柯斯达小说奖桂冠。《诺拉·韦伯斯特》获2015年度英国霍桑顿文学奖。
托宾的作品主要以他的家乡恩尼斯科西为背景，文笔细腻温煦，内敛含蓄，描写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与性取向的探索与坚持、尤其是作为同性恋者所面对的得失等。《曼彻斯特评论》网络版第二期（2009年3月）刊登了M. J. 海兰德（M.J. Hyland）对科尔姆·托宾的专访。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海兰德：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经出版了小说的写作细则。包含以下内容：
1.利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时间，要使他觉得时间并没有浪费掉。
2.要有一个读者会支持的人物。
3.每个人物都要有自己的需要，即使只是一杯水。
4.每个句子都必须有用，或者揭示人物，或者促进事件的发展。
5.尽可能短。
6.做一个虐待狂。无论你的主角多么天真可爱，一定要让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以使读者可以看清他们的本质。
7.让你的作品只取悦一个人。如果你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的作品，那你的作品肯定会有大毛病。
8.给读者的信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要有悬念，并让读者理解故事情节，这样他们会独立阅读完整本书。
他还说，他这一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当属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除了第一条，她打破了每一条规则，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这样做。
对于库尔特·冯内古特这个列表上的写作细则，你会增加或减少哪一条呢？
托宾：我没有任何的写作准则或规则。冯内古特的细则是多么可怕而又愚蠢！我想我感兴趣的是节奏和字里行间的意思。
海兰德：你在享誉盛名的纽约的新学校，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过它们的文科硕士生，你还负责阿冯基金会（Arvon Foundation）的小说讲习班。您是否可以说一点为了帮助学生避免常见的错误，在这个困难的领域做的更好，而跟他们提到的事情？
托宾：我不作任何概括，而是会读他们的每一篇文章，然后评论怎么样写会更好，而且经常会逐行评论。我常埋怨有太多倒叙。我建议学生小说中聪明的人物最好让他愚蠢一会，做出不符合个性的事情。愚蠢的人也最好可以聪明一时。这是小说的唯一乐趣。而且我也反对整个美国文学里的男性化，所以我不鼓励任何人写男性下体。我甚至曾在得克萨斯大学禁止任何男性下体提及。我也反对任何明显带有炫耀色彩的写作实验。但是在纽约新学校、斯坦福大学还有德克萨斯大学，我主要教授文学课程，只有最近才教一些创意写作。我希望文学课能更充实，要求更高，对学生更有用。尤其是当我们学简·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或康拉德，或亨利·詹姆斯的时候。创意写作课的部分任务是要娱乐学生，让他们笑，或跟他们说闲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课堂枯燥乏味，这种课堂形式又可能成为他们的写作内容。我通常不作任何评论，而是逐行阅读。读完以后再做很多评论。另外，我比较介意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我认为人物性格应该是复杂的，很可惜，很多小说人物性格单一，善良的人永远善良，而邪恶的人总是邪恶。我试图消灭这一点。
海兰德：在2004年墨尔本作家节上你发表了关于《大师》的演讲（那一年《大师》入围布克奖候选名单）。你提到了在小说中人物之间差点发生什么，却没发生，还有，有的人物觉得自己可能会做什么，但没有做，有些事情也许是要说或要做的，却因为某些原因没说或没做。你说这些都很重要。能否在此详细说明？
托宾：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乎发生比发生了的力量更强大。接近性却没到达这一步更有戏剧意义。爱情也许是这样，还有忠诚和善良也是。我不是在谈现实生活，而是谈小说的创作，小说中如何构成戏剧性。
海兰德：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什么特别有用的写作技巧或建议？
托宾：我很喜欢玛丽·拉文（Mary Lavin）的作品。她曾经告诉我，即使《纽约人》只支付他们所采用的故事，一旦有几个想法，她也总是先写那个她觉得最没有可能被采用的故事。约翰·麦加亨（John McGahern）常说，通常，有时甚至在春天，他就开始希望在圣诞假期前他不会再有别的构思。
海兰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托宾：十二岁时我开始写诗。12～20岁之间我写了很多诗。之后整整三年，我写家书，然后我开始写新闻，现在我写小说，还有对书籍、作家的评论以及绘画方面的评论。我还写了一部戏剧，最近又写了一些新诗。
海兰德：你是如何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的？
托宾：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有天赋，但不知是什么使我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一直很明显。或者反过来说更对。我来自一个五口之家，其他人都很聪明，学习很好。比我小四岁的弟弟都比我读书早。我做出点什么成绩时，他们总是很奇怪。所以我想，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天赋，只是一直坚持不懈，还有，脑子里想的事情比较多。 海兰德：你最早发表的作品是什么？
托宾：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一个天主教刊物Eirigh上发表诗歌。这是个月刊，编辑是一个嘉布遣会牧师，他很喜欢我的诗。
海兰德：你写出好文章时会有强烈的快感，还是受到赞美时有强烈的快感？现在你觉得成功和赞美带给你的快感不如过去多呢，还是觉得比过去还多？
托宾：除了不需要为任何欺压我的人工作之外，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我处理的都是那些隐藏的艰难的东西，所以快乐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和纳粹主义相联系，而且我也不赞成。现在我不读评论了。如果我出了本书，人们都说它很糟糕，我会介意。
海兰德：你的第一部小说《南方》在1986年就完成了，但是却遭到英国很多出版商的拒绝，直到1990年才出版。在此期间，你却坚持写作，完成了《灿烂的石南花》和《向巴塞罗那致敬》 （Homage to Barcelona）。这两部作品在《南方》出版后也很快就出版了。从1986到1989年间，面对拒绝和不肯定，你是否觉得很难坚持下去？你还记得这些回绝信上都写过什么吗？
托宾：是的，很难。不是写作难。我相信我的作品很出色，我也让自己相信那些拒绝我的出版商都是傻子。约翰·麦加亨和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看了《南方》都说不错，他们还写信给我。因为我一直是他们的读者，所以他们的话我非常重视。因此，尽管第一次被拒绝了，我还是继续写第二部小说。我不知道如果每部小说都遭到拒绝，我是否还能坚持。但有可能。最近，第一个拒绝我的人要求看我下一部小说。我告诉我的经纪人不要给他看。另一个编辑拿了我的《南方》书稿两个月，还没看就丢了。她甚至都没有向我道歉或者要求我再给她一份。罗宾·罗伯逊也是两次都把我的书稿保存了两个月之后拒绝了我。最终这本书被“蛇的尾巴”出版社（Serpent’s Tail）出版了，这个出版社真是不错。后来，麦克米伦为我出版了近20年。对于我来说这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海兰德：今天你成为这样一个作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导师或老师帮助过你？
托宾：在寄宿学校，我有一个英语老师（曾经也是约翰·班维尔的英语老师），还有一个拉丁语老师。这两位老师都告诉我，我能行，并且对我努力做的事情很支持。
海兰德：你在恩尼斯科西（Enniscorthy）的基督教兄弟学校上过学，而你最后两年学校教育则是在威克斯福的圣彼得学院完成的。你对学校的感受如何？
托宾：我不喜欢基督教兄弟学校的老师，我想他们也不喜欢我，尽管我没做任何特别的事情。所有的学生他们都不喜欢。令人难过的是，我的父亲是个中学老师，而我那时在小学读书，当我即将成为他的学生前的那个夏天他去世了。我什么都不擅长。老师一开始都以为我很有才能，但不久就弄明白了，就开始侮辱我。在圣彼得学院一切都变了。氛围截然不同。大部分老师都尊重你。后来因为性虐待这个学校变得声名狼藉。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大部分时候，这个学校确实很好，而且我在此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离家生活。当然这只是个开始。
海兰德：你愿意离开威克斯福吗？
托宾：我那时喜欢去都柏林，又从那里去了西班牙，回来后就很自然地又回到了都柏林定居下来。但我一直都很怀念威克斯福，不是怀念什么人，而是风景和光，或者只是威克斯福沿海某一段，还有威克斯福和恩尼斯科西城镇。我现在写这些的时候，正是在威克斯福。在这夜色中，从海上传来了风的声音。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间并且希望能度过更多。我在这里很开心。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会梦到它，并且盼望我能在这里。
海兰德：你不写作时会怎么样？当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休长假时，你会觉得自己是在退出文坛吗？
托宾：我从来都没有不写作的时候。也许一年就一星期或十天不写，那是当我四处游历的时候。或者，当我喝醉了的时候，不过现在不经常醉了。除此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通常每周7天。我没有任何要休笔的意思，反而会因为没有完成工作而有负疚感。然后，我就继续工作。
海兰德：你旅行很多。你能在酒店里或候机大厅里写作吗？
托宾：候机大厅不行。不过如果我脑子里突然有了想法，比如说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头，我会在酒店里写下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之一《一首歌》（A Song）就是在酒店里读书和采访的间隙中用几天时间写出来的。当然我写的很潦草，回到家又重写了一遍，但我记得我没大做什么改动。
实际上我旅行不多。在西班牙一个偏远的小村子我有个房子，从1976年以来我就每年都去那里，一年我在那里待三个月。这三个月里，紧张地工作，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偶尔去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打打网球。我一天在花园里的池子里游几次泳。
海兰德：你哪本书最难写？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曾经遇到的困难？
托宾：一直都很难，因为我内心抗拒它。过一会就不是那么难了，但是绝对不好玩。有一些书，尤其是《灿烂的石南花》、《大师》以及《布鲁克林》，当我写到某些章节时，真的是因想不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写不下去。有时候不得不回来重写，却发现重写越来越难。我真希望永远也不要再看到这些部分。
海兰德：你写哪本书时感觉最快乐？
托宾：没有快乐的。一本也没有。
海兰德：既然没有乐趣可言，为什么不放弃呢？
托宾：因为我脑子里总有些挥之不去的东西。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慢慢想象出来的。它们不会消失，因为我在写它们。如果我不打算写它们，也会突然发现它们出现在了我的笔下。它们就是那么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句子里。而一旦开始写了，我就觉得有必要写完，使她成型，然后宣传它。放弃没有一点好处。就像决定永远不再听音乐一样，只会让人发疯，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我也曾追求小说家的声誉，这句话是奈保尔说的。我觉得这种欲望基本上是神经质。我们没有资格享受自己的神经质，反而有责任去抵制。但是我们没法摆脱自己。我们还能成为别的什么人呢？
海兰德：你写作有什么习惯？
托宾：一旦开始，我就努力完成。通常我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没有什么习惯。偶尔也无所事事，不过这种时候不多。
海兰德：你是个多产的作家，已经写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还有十多部非虚构类作品。还编纂了四部文集，你还为《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写书评，同时你还是《风尚》（Esquire）的艺术评论员……而这还不是全部。您说无所事事，是什么意思？您不写作时都干些什么？
托宾：我有一些好朋友，有时会和朋友见见面。不过现在见得少了。我是爱尔兰艺术理事会的成员，刚刚答应政府再留任5年。在都柏林时，事务繁忙时我就一周在理事会待两整天。但晚上我就会抓紧写作。我不看电影，因为大部分电影我都不喜欢。我也不运动，除非在西班牙。我在那里会打网球、游泳。
海兰德：对于一个作家的生活，你最喜欢哪一点？
托宾：钱。我以前从不知道会有钱。真是意外的惊喜。而我非常喜欢不需要一大早去上班。
海兰德：除了钱，还有其它的吗？
托宾：写作不是为了享乐，也没什么可享乐的。我喜欢向国外卖版权，但那种快乐的感觉也不会超过20分钟。
海兰德：作为一个作家，有没有想做还没做的事？
托宾：有。当然有。
海兰德：能否举个例子？
托宾：我正在写一个新剧。我还想写一些好诗。脑子里还有两部想写的小说。还有些短的故事已经写好了，还有一些正在构思。
托宾的作品主要以他的家乡恩尼斯科西为背景，文笔细腻温煦，内敛含蓄，描写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与性取向的探索与坚持、尤其是作为同性恋者所面对的得失等。《曼彻斯特评论》网络版第二期（2009年3月）刊登了M. J. 海兰德（M.J. Hyland）对科尔姆·托宾的专访。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海兰德：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经出版了小说的写作细则。包含以下内容：
1.利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时间，要使他觉得时间并没有浪费掉。
2.要有一个读者会支持的人物。
3.每个人物都要有自己的需要，即使只是一杯水。
4.每个句子都必须有用，或者揭示人物，或者促进事件的发展。
5.尽可能短。
6.做一个虐待狂。无论你的主角多么天真可爱，一定要让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以使读者可以看清他们的本质。
7.让你的作品只取悦一个人。如果你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的作品，那你的作品肯定会有大毛病。
8.给读者的信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要有悬念，并让读者理解故事情节，这样他们会独立阅读完整本书。
他还说，他这一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当属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除了第一条，她打破了每一条规则，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这样做。
对于库尔特·冯内古特这个列表上的写作细则，你会增加或减少哪一条呢？
托宾：我没有任何的写作准则或规则。冯内古特的细则是多么可怕而又愚蠢！我想我感兴趣的是节奏和字里行间的意思。
海兰德：你在享誉盛名的纽约的新学校，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过它们的文科硕士生，你还负责阿冯基金会（Arvon Foundation）的小说讲习班。您是否可以说一点为了帮助学生避免常见的错误，在这个困难的领域做的更好，而跟他们提到的事情？
托宾：我不作任何概括，而是会读他们的每一篇文章，然后评论怎么样写会更好，而且经常会逐行评论。我常埋怨有太多倒叙。我建议学生小说中聪明的人物最好让他愚蠢一会，做出不符合个性的事情。愚蠢的人也最好可以聪明一时。这是小说的唯一乐趣。而且我也反对整个美国文学里的男性化，所以我不鼓励任何人写男性下体。我甚至曾在得克萨斯大学禁止任何男性下体提及。我也反对任何明显带有炫耀色彩的写作实验。但是在纽约新学校、斯坦福大学还有德克萨斯大学，我主要教授文学课程，只有最近才教一些创意写作。我希望文学课能更充实，要求更高，对学生更有用。尤其是当我们学简·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或康拉德，或亨利·詹姆斯的时候。创意写作课的部分任务是要娱乐学生，让他们笑，或跟他们说闲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课堂枯燥乏味，这种课堂形式又可能成为他们的写作内容。我通常不作任何评论，而是逐行阅读。读完以后再做很多评论。另外，我比较介意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我认为人物性格应该是复杂的，很可惜，很多小说人物性格单一，善良的人永远善良，而邪恶的人总是邪恶。我试图消灭这一点。
海兰德：在2004年墨尔本作家节上你发表了关于《大师》的演讲（那一年《大师》入围布克奖候选名单）。你提到了在小说中人物之间差点发生什么，却没发生，还有，有的人物觉得自己可能会做什么，但没有做，有些事情也许是要说或要做的，却因为某些原因没说或没做。你说这些都很重要。能否在此详细说明？
托宾：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乎发生比发生了的力量更强大。接近性却没到达这一步更有戏剧意义。爱情也许是这样，还有忠诚和善良也是。我不是在谈现实生活，而是谈小说的创作，小说中如何构成戏剧性。
海兰德：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什么特别有用的写作技巧或建议？
托宾：我很喜欢玛丽·拉文（Mary Lavin）的作品。她曾经告诉我，即使《纽约人》只支付他们所采用的故事，一旦有几个想法，她也总是先写那个她觉得最没有可能被采用的故事。约翰·麦加亨（John McGahern）常说，通常，有时甚至在春天，他就开始希望在圣诞假期前他不会再有别的构思。
海兰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托宾：十二岁时我开始写诗。12～20岁之间我写了很多诗。之后整整三年，我写家书，然后我开始写新闻，现在我写小说，还有对书籍、作家的评论以及绘画方面的评论。我还写了一部戏剧，最近又写了一些新诗。
海兰德：你是如何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的？
托宾：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有天赋，但不知是什么使我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一直很明显。或者反过来说更对。我来自一个五口之家，其他人都很聪明，学习很好。比我小四岁的弟弟都比我读书早。我做出点什么成绩时，他们总是很奇怪。所以我想，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天赋，只是一直坚持不懈，还有，脑子里想的事情比较多。 海兰德：你最早发表的作品是什么？
托宾：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一个天主教刊物Eirigh上发表诗歌。这是个月刊，编辑是一个嘉布遣会牧师，他很喜欢我的诗。
海兰德：你写出好文章时会有强烈的快感，还是受到赞美时有强烈的快感？现在你觉得成功和赞美带给你的快感不如过去多呢，还是觉得比过去还多？
托宾：除了不需要为任何欺压我的人工作之外，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我处理的都是那些隐藏的艰难的东西，所以快乐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和纳粹主义相联系，而且我也不赞成。现在我不读评论了。如果我出了本书，人们都说它很糟糕，我会介意。
海兰德：你的第一部小说《南方》在1986年就完成了，但是却遭到英国很多出版商的拒绝，直到1990年才出版。在此期间，你却坚持写作，完成了《灿烂的石南花》和《向巴塞罗那致敬》 （Homage to Barcelona）。这两部作品在《南方》出版后也很快就出版了。从1986到1989年间，面对拒绝和不肯定，你是否觉得很难坚持下去？你还记得这些回绝信上都写过什么吗？
托宾：是的，很难。不是写作难。我相信我的作品很出色，我也让自己相信那些拒绝我的出版商都是傻子。约翰·麦加亨和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看了《南方》都说不错，他们还写信给我。因为我一直是他们的读者，所以他们的话我非常重视。因此，尽管第一次被拒绝了，我还是继续写第二部小说。我不知道如果每部小说都遭到拒绝，我是否还能坚持。但有可能。最近，第一个拒绝我的人要求看我下一部小说。我告诉我的经纪人不要给他看。另一个编辑拿了我的《南方》书稿两个月，还没看就丢了。她甚至都没有向我道歉或者要求我再给她一份。罗宾·罗伯逊也是两次都把我的书稿保存了两个月之后拒绝了我。最终这本书被“蛇的尾巴”出版社（Serpent’s Tail）出版了，这个出版社真是不错。后来，麦克米伦为我出版了近20年。对于我来说这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海兰德：今天你成为这样一个作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导师或老师帮助过你？
托宾：在寄宿学校，我有一个英语老师（曾经也是约翰·班维尔的英语老师），还有一个拉丁语老师。这两位老师都告诉我，我能行，并且对我努力做的事情很支持。
海兰德：你在恩尼斯科西（Enniscorthy）的基督教兄弟学校上过学，而你最后两年学校教育则是在威克斯福的圣彼得学院完成的。你对学校的感受如何？
托宾：我不喜欢基督教兄弟学校的老师，我想他们也不喜欢我，尽管我没做任何特别的事情。所有的学生他们都不喜欢。令人难过的是，我的父亲是个中学老师，而我那时在小学读书，当我即将成为他的学生前的那个夏天他去世了。我什么都不擅长。老师一开始都以为我很有才能，但不久就弄明白了，就开始侮辱我。在圣彼得学院一切都变了。氛围截然不同。大部分老师都尊重你。后来因为性虐待这个学校变得声名狼藉。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大部分时候，这个学校确实很好，而且我在此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离家生活。当然这只是个开始。
海兰德：你愿意离开威克斯福吗？
托宾：我那时喜欢去都柏林，又从那里去了西班牙，回来后就很自然地又回到了都柏林定居下来。但我一直都很怀念威克斯福，不是怀念什么人，而是风景和光，或者只是威克斯福沿海某一段，还有威克斯福和恩尼斯科西城镇。我现在写这些的时候，正是在威克斯福。在这夜色中，从海上传来了风的声音。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间并且希望能度过更多。我在这里很开心。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会梦到它，并且盼望我能在这里。
海兰德：你不写作时会怎么样？当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休长假时，你会觉得自己是在退出文坛吗？
托宾：我从来都没有不写作的时候。也许一年就一星期或十天不写，那是当我四处游历的时候。或者，当我喝醉了的时候，不过现在不经常醉了。除此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通常每周7天。我没有任何要休笔的意思，反而会因为没有完成工作而有负疚感。然后，我就继续工作。
海兰德：你旅行很多。你能在酒店里或候机大厅里写作吗？
托宾：候机大厅不行。不过如果我脑子里突然有了想法，比如说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头，我会在酒店里写下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之一《一首歌》（A Song）就是在酒店里读书和采访的间隙中用几天时间写出来的。当然我写的很潦草，回到家又重写了一遍，但我记得我没大做什么改动。
实际上我旅行不多。在西班牙一个偏远的小村子我有个房子，从1976年以来我就每年都去那里，一年我在那里待三个月。这三个月里，紧张地工作，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偶尔去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打打网球。我一天在花园里的池子里游几次泳。
海兰德：你哪本书最难写？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曾经遇到的困难？
托宾：一直都很难，因为我内心抗拒它。过一会就不是那么难了，但是绝对不好玩。有一些书，尤其是《灿烂的石南花》、《大师》以及《布鲁克林》，当我写到某些章节时，真的是因想不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写不下去。有时候不得不回来重写，却发现重写越来越难。我真希望永远也不要再看到这些部分。
海兰德：你写哪本书时感觉最快乐？
托宾：没有快乐的。一本也没有。
海兰德：既然没有乐趣可言，为什么不放弃呢？
托宾：因为我脑子里总有些挥之不去的东西。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慢慢想象出来的。它们不会消失，因为我在写它们。如果我不打算写它们，也会突然发现它们出现在了我的笔下。它们就是那么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句子里。而一旦开始写了，我就觉得有必要写完，使她成型，然后宣传它。放弃没有一点好处。就像决定永远不再听音乐一样，只会让人发疯，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我也曾追求小说家的声誉，这句话是奈保尔说的。我觉得这种欲望基本上是神经质。我们没有资格享受自己的神经质，反而有责任去抵制。但是我们没法摆脱自己。我们还能成为别的什么人呢？
海兰德：你写作有什么习惯？
托宾：一旦开始，我就努力完成。通常我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没有什么习惯。偶尔也无所事事，不过这种时候不多。
海兰德：你是个多产的作家，已经写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还有十多部非虚构类作品。还编纂了四部文集，你还为《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写书评，同时你还是《风尚》（Esquire）的艺术评论员……而这还不是全部。您说无所事事，是什么意思？您不写作时都干些什么？
托宾：我有一些好朋友，有时会和朋友见见面。不过现在见得少了。我是爱尔兰艺术理事会的成员，刚刚答应政府再留任5年。在都柏林时，事务繁忙时我就一周在理事会待两整天。但晚上我就会抓紧写作。我不看电影，因为大部分电影我都不喜欢。我也不运动，除非在西班牙。我在那里会打网球、游泳。
海兰德：对于一个作家的生活，你最喜欢哪一点？
托宾：钱。我以前从不知道会有钱。真是意外的惊喜。而我非常喜欢不需要一大早去上班。
海兰德：除了钱，还有其它的吗？
托宾：写作不是为了享乐，也没什么可享乐的。我喜欢向国外卖版权，但那种快乐的感觉也不会超过20分钟。
海兰德：作为一个作家，有没有想做还没做的事？
托宾：有。当然有。
海兰德：能否举个例子？
托宾：我正在写一个新剧。我还想写一些好诗。脑子里还有两部想写的小说。还有些短的故事已经写好了，还有一些正在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