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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爱”的范畴、有机体发展的多样性、普世和谐问题三点入手，剖析了列昂季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教思想的本质区别，前者认为拜占庭主义中的东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反对全人类的大同与博爱;而后者所主张的“玫瑰色”基督教则提倡全人类的和谐与博爱。并结合十九世纪俄国的时代背景，肯定了列昂季耶夫主张未来俄国要走拜占庭主义宗教道路的正确性。
关键词：康·列昂季耶夫;拜占庭主义;东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1-0117-03
康·列昂季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1831—1891年）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人物，其一生有医生、外交官、哲学家、宗教学家、政论家、作家、文学批评家、修士多重身份。从列昂季耶夫从事的多种工作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乖张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个性使得他在任何一个职位上都无法站稳脚跟，无法为任何一个圈子所接受。其思想虽然与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不符，但仍具有深刻意义。譬如，他的很多政治预言均在后世得到了实现。他先于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前就预言了君主制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且预言新政权不会持续太久，资本主义最终还将取代新政权。他提出的基督教问题也引起了俄国学者的巨大争论：“推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宗教热潮的形成，这场论战也成为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复兴运动的思想来源。”[1]尤其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教思想的理解，为人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陀氏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新思路。
一、列昂季耶夫及其拜占庭主义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东方地区”（即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始终是国际关系纷争和欧洲利益冲突的焦点。列昂季耶夫在1863—1873年间担任俄国驻该地区的外交官，亲身经历了该地区的混乱状况。因此，他开始思考解决东方问题的出路，以及如何在动荡局势中维持俄国的发展。随后，在继承Н.Я.丹尼列夫斯基（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1822—1885）《俄国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1869）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学说和结合自身经历的基础上，他于1875年发表了其最著名的政论作品《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民族》（《Византизм и славянство》），阐述了拜占庭帝国文明的代表——拜占庭主义的内涵及其中心理论——“三位一体”学说，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家发展、欧洲堕落以及斯拉夫民族等诸多问题，提出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在于继承拜占庭主义思想。
批评家对拜占庭主义的定义十分宽泛：“拜占庭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文明或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普遍的、清晰的、显著的、合理的起源和明确的历史影响。”[2]因此，拜占庭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类型，必然包含了宗教、政治、哲学、艺术等建构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多重方面。在宗教层面上，拜占庭主义以东正教信仰及道德为核心;政治层面上，拜占庭主义坚持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强调阶层、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哲学和艺术层面上，是对美学原则的坚持与推崇。
宗教问题始终是拜占庭主义的核心论题之一，它不仅包括对东正教的坚贞信仰，还包含东正教道德问题，即拜占庭主义中的东正教教义并非是普遍和谐和博爱，而是摒弃对全人类幸福和和谐的向往，对人类道德持悲观态度。与此相反，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均主义等欧洲新兴思潮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坚持对全人类普遍和谐与博爱的追求，宣称“世界主义的爱为俄罗斯人民所特有，而承认此种爱则是至善、崇高的使命”[3]43，并且这种思想在1880年6月8日普希金纪念庆典上的演讲中达到了巅峰。批评家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宗教思想为新欧洲的“玫瑰色”基督教，并专门撰写了《论普世之爱》一文进行针对性谴责。
二、列昂季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的批驳
列昂季耶夫从三个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反驳。首先，是“爱”的范畴。“爱”始终是基督教强调的核心教义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归根结底，也是对“爱”的范畴进行的论述和阐释[4]362。他将普希金视作俄国精神和社会发展的灯塔，因为他的作品中含有“天才的世界性和全人類性。因为他能够在心里容纳别的民族的特色如同本民族的特色一样。至少他在艺术上、在艺术创作中不容争辩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所向往的世界性，”[5]230由此引申出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人以及俄国所肩负的拯救全欧洲和全世界的使命——“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要作为所有人的兄弟，即‘世界人’……友好地、充满爱慕之心地把别的民族的特色吸收到我们心里，兼容并蓄，不考虑民族优劣的差别，几乎从一开始就本能地善于识别优劣，善于消除矛盾，善于体谅和调和差别……要怀着兄弟般的爱心在内心里记住我们所有的兄弟”，从而达到“各民族按照基督福音书的条文达到伟大的共同的和谐和最终兄弟般的和睦，”[5]229即全世界普遍的和谐与博爱。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的范畴。首先，它赋予了俄国以上帝的角色，发挥着救赎全人类的作用。第二，将基督教爱的范畴扩大，从个人的爱上升至政治与文化层面，强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博爱，并以俄国为中心扩大至全人类。第三，普遍的和谐、避免矛盾冲突成为爱的基本要义之一。
列昂季耶夫将正统基督教和“玫瑰色”基督教对“爱”的阐释进行对比，得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世之爱和正统基督教的“爱”相去甚远，是未能真正理解东正教教义和道路的表现，因而无法担负起救赎全人类的使命的结论。原因如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歪曲了“爱”的范畴。正统基督教认为，人只能爱上帝，除上帝之外不能爱其他任何事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最终扭曲为对俄国人的个人崇拜和世俗崇拜，这种道路已经背离了基督教关于“爱”的教义之一，即敬畏上帝和爱上帝：“缺乏敬畏和谦卑的爱只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假设这是最讨人喜欢的）——这种从十八世纪末在欧洲建立的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崇拜……摧毁了人们对崇高事物的信念，它们和这些人不再有关，让人们忘记敬畏并为谦卑而感到羞愧……”[6]其次，基督教教义中确实强调了爱人如己，但这里的“人”指的是爱邻人与爱仇敌，并非爱远人。而陀氏却将爱的范围扩大化，由爱邻人发展成为爱远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对基督教“爱”的歪曲和篡改。 第二，列昂季耶夫美学观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多样性和差异化。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基于多样性、差异、不平等、斗争，只有各具特色，才能是美的，才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走向衰落。“有机自然是通过多样性，对抗和斗争来生活的;在这种对立中，自然获得了团结与和谐，而不是枯燥乏味的统一。”[7]而现代欧洲文明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以及受此影响的陀氏所提出的世界大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便是对多样性的否定，最终形成乌托邦式的整齐划一的世界，导致人类文明的必然毁灭。
第三，在列昂季耶夫看来，真正的基督教“并没有许诺爱和普遍真理在这个世上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而是相反，许诺福音布道在这个世上会遭到某种近似于挫折的情况”，原因在于基督教义无法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此人类会分为“信基督”和“反基督”两派，由此产生矛盾、动乱和战争：“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马太24：6-7）[8]因此可知，基督从未许诺过在天国来临之前，人类能通过自身道德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天堂，正如自由派学者格拉多夫斯基（А.Д.Градовский，1841—1889年）所说：“基督预言的不是普世的和谐（普世和平），而是普世的毁灭。”[3]47-48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追求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大统一，这便是他的新欧洲基督教思想和列昂季耶夫的东正教思想的对立之处。
综上，列昂季耶夫得出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世之爱思想只能将人类引向毁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最终的目的是“全世界的和谐”，但是最终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实现的唯一最终目标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终结，历史和生命的终止。”[9]
三、俄罗斯未来之路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俄国风气更盛，革命、改革、动乱、新欧洲文明入侵俄国，与俄国传统的、从拜占庭帝国继承而来的国家民族根基产生激烈碰撞。改革还是保守，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走西欧道路还是斯拉夫道路，俄国社会关于国家未來出路的讨论迅速兴起，两大派别对此争论不休。
不同于他人非此即彼的看法，列昂季耶夫提出了独特的俄国文化历史类型，即既不归属于颓废的西方，也不归属于保守的斯拉夫主义，而是属于诞生于两者之前、最为古老的拜占庭主义。
在他的观点中，代表西欧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欧洲之爱会使得欧洲文明的影响力扩大，而各国本土文明的影响力减弱，最终导致全人类文明的同化和衰落。而斯拉夫派虽然坚持对俄国本土文化的守护，与列昂季耶夫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批评家却认为斯拉夫派主张的“俄国是由所有斯拉夫人、仅由斯拉夫人构成的部落联盟”[10]128对于俄国来说太过贫乏和狭窄，俄国文化的涵盖面应更加宽泛，它继承了拜占庭主义的深厚传统，又与俄国文化进行了千百年的融合，是“更加广阔的、就思想而言更加独立的形成物”[10]128。
因此，列昂季耶夫提出了俄国未来应当追根溯源，回归到俄国文化发展的根基——拜占庭主义的传统和特征，其实质在于维护东正教信仰、君主专制，坚守斯拉夫民族的精神传统，发扬拜占庭文化遗产。这一道路既规避了西方对俄国文明的侵袭，保护了俄国文明的独特性，又避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是最适合俄国未来发展的明智之路。列昂季耶夫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见了这一点，架起了沟通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的桥梁。
四、结语
宗教问题始终是列昂季耶夫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爱”的范畴、有机体发展的多样性、普世和谐问题三点入手，剖析了列昂季耶夫和陀氏基督教的本质区别，通过对比，突出了前者的宗教观，为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俄国思想史上的严重事件”，是理解俄国文化世俗化进程的重要一步[4]344-357。
除去对俄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外，拜占庭主义所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在现今仍具有广阔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趋势愈见强化的今天，如何抵制住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已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博采众长，学习他们的优点;另一方面，要规避其缺陷，坚持党领导下的文化自信，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李筱逸.康·列昂季耶夫拜占庭主义思想的内涵与价值[J].西伯利亚研究，2020（2）.
[2]К.Н.Леонтьев.Византизм и славянство[M]//В.А.Котельников，О.Л.Фетисенко.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12 томах：Том 7（I）.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2003：300.
[3]康·尼·列昂季耶夫.论普世之爱[M]//娜·杜·阿希姆巴耶娃.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徐振亚，娄自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С.Г.Бочаров.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еор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а Леонтьева[M]//Сюжеты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9.
[5]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M]//刘季星，李鸿简.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6]К.Н.Леонтьев.Наши новые христиане-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гр.Лев Толстой[M]//Сбор.Соч.Том 9.Там же.，2014：171.
[7]К.Н.Леонтьев.Передовые статьи .Варшавского Дневника.[M]//Сбор.Соч.Том 7（II）.Там же.，2006：9.
[8]圣经[Z].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
[9]К.Н.Леонтьев.Епископ Никанор о вреде железных дорог，пара и вообще об опасностях слишком быстр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жизни[M]//Сбор.Соч.Том 8（1）.Там же.，2007：157.
[10]瓦·瓦·津科夫斯.俄国思想家与欧洲[M].徐文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作者简介：侯子琦（1996—），女，汉族，河北廊坊人，单位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
关键词：康·列昂季耶夫;拜占庭主义;东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1-0117-03
康·列昂季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1831—1891年）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人物，其一生有医生、外交官、哲学家、宗教学家、政论家、作家、文学批评家、修士多重身份。从列昂季耶夫从事的多种工作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乖张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个性使得他在任何一个职位上都无法站稳脚跟，无法为任何一个圈子所接受。其思想虽然与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不符，但仍具有深刻意义。譬如，他的很多政治预言均在后世得到了实现。他先于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前就预言了君主制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且预言新政权不会持续太久，资本主义最终还将取代新政权。他提出的基督教问题也引起了俄国学者的巨大争论：“推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宗教热潮的形成，这场论战也成为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复兴运动的思想来源。”[1]尤其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教思想的理解，为人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陀氏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新思路。
一、列昂季耶夫及其拜占庭主义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东方地区”（即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始终是国际关系纷争和欧洲利益冲突的焦点。列昂季耶夫在1863—1873年间担任俄国驻该地区的外交官，亲身经历了该地区的混乱状况。因此，他开始思考解决东方问题的出路，以及如何在动荡局势中维持俄国的发展。随后，在继承Н.Я.丹尼列夫斯基（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1822—1885）《俄国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1869）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学说和结合自身经历的基础上，他于1875年发表了其最著名的政论作品《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民族》（《Византизм и славянство》），阐述了拜占庭帝国文明的代表——拜占庭主义的内涵及其中心理论——“三位一体”学说，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家发展、欧洲堕落以及斯拉夫民族等诸多问题，提出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在于继承拜占庭主义思想。
批评家对拜占庭主义的定义十分宽泛：“拜占庭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文明或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普遍的、清晰的、显著的、合理的起源和明确的历史影响。”[2]因此，拜占庭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类型，必然包含了宗教、政治、哲学、艺术等建构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多重方面。在宗教层面上，拜占庭主义以东正教信仰及道德为核心;政治层面上，拜占庭主义坚持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强调阶层、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哲学和艺术层面上，是对美学原则的坚持与推崇。
宗教问题始终是拜占庭主义的核心论题之一，它不仅包括对东正教的坚贞信仰，还包含东正教道德问题，即拜占庭主义中的东正教教义并非是普遍和谐和博爱，而是摒弃对全人类幸福和和谐的向往，对人类道德持悲观态度。与此相反，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均主义等欧洲新兴思潮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坚持对全人类普遍和谐与博爱的追求，宣称“世界主义的爱为俄罗斯人民所特有，而承认此种爱则是至善、崇高的使命”[3]43，并且这种思想在1880年6月8日普希金纪念庆典上的演讲中达到了巅峰。批评家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宗教思想为新欧洲的“玫瑰色”基督教，并专门撰写了《论普世之爱》一文进行针对性谴责。
二、列昂季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的批驳
列昂季耶夫从三个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反驳。首先，是“爱”的范畴。“爱”始终是基督教强调的核心教义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归根结底，也是对“爱”的范畴进行的论述和阐释[4]362。他将普希金视作俄国精神和社会发展的灯塔，因为他的作品中含有“天才的世界性和全人類性。因为他能够在心里容纳别的民族的特色如同本民族的特色一样。至少他在艺术上、在艺术创作中不容争辩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所向往的世界性，”[5]230由此引申出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人以及俄国所肩负的拯救全欧洲和全世界的使命——“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要作为所有人的兄弟，即‘世界人’……友好地、充满爱慕之心地把别的民族的特色吸收到我们心里，兼容并蓄，不考虑民族优劣的差别，几乎从一开始就本能地善于识别优劣，善于消除矛盾，善于体谅和调和差别……要怀着兄弟般的爱心在内心里记住我们所有的兄弟”，从而达到“各民族按照基督福音书的条文达到伟大的共同的和谐和最终兄弟般的和睦，”[5]229即全世界普遍的和谐与博爱。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的范畴。首先，它赋予了俄国以上帝的角色，发挥着救赎全人类的作用。第二，将基督教爱的范畴扩大，从个人的爱上升至政治与文化层面，强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博爱，并以俄国为中心扩大至全人类。第三，普遍的和谐、避免矛盾冲突成为爱的基本要义之一。
列昂季耶夫将正统基督教和“玫瑰色”基督教对“爱”的阐释进行对比，得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世之爱和正统基督教的“爱”相去甚远，是未能真正理解东正教教义和道路的表现，因而无法担负起救赎全人类的使命的结论。原因如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歪曲了“爱”的范畴。正统基督教认为，人只能爱上帝，除上帝之外不能爱其他任何事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最终扭曲为对俄国人的个人崇拜和世俗崇拜，这种道路已经背离了基督教关于“爱”的教义之一，即敬畏上帝和爱上帝：“缺乏敬畏和谦卑的爱只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假设这是最讨人喜欢的）——这种从十八世纪末在欧洲建立的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崇拜……摧毁了人们对崇高事物的信念，它们和这些人不再有关，让人们忘记敬畏并为谦卑而感到羞愧……”[6]其次，基督教教义中确实强调了爱人如己，但这里的“人”指的是爱邻人与爱仇敌，并非爱远人。而陀氏却将爱的范围扩大化，由爱邻人发展成为爱远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对基督教“爱”的歪曲和篡改。 第二，列昂季耶夫美学观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多样性和差异化。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基于多样性、差异、不平等、斗争，只有各具特色，才能是美的，才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走向衰落。“有机自然是通过多样性，对抗和斗争来生活的;在这种对立中，自然获得了团结与和谐，而不是枯燥乏味的统一。”[7]而现代欧洲文明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以及受此影响的陀氏所提出的世界大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便是对多样性的否定，最终形成乌托邦式的整齐划一的世界，导致人类文明的必然毁灭。
第三，在列昂季耶夫看来，真正的基督教“并没有许诺爱和普遍真理在这个世上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而是相反，许诺福音布道在这个世上会遭到某种近似于挫折的情况”，原因在于基督教义无法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此人类会分为“信基督”和“反基督”两派，由此产生矛盾、动乱和战争：“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马太24：6-7）[8]因此可知，基督从未许诺过在天国来临之前，人类能通过自身道德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天堂，正如自由派学者格拉多夫斯基（А.Д.Градовский，1841—1889年）所说：“基督预言的不是普世的和谐（普世和平），而是普世的毁灭。”[3]47-48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追求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大统一，这便是他的新欧洲基督教思想和列昂季耶夫的东正教思想的对立之处。
综上，列昂季耶夫得出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世之爱思想只能将人类引向毁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最终的目的是“全世界的和谐”，但是最终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可能实现的唯一最终目标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终结，历史和生命的终止。”[9]
三、俄罗斯未来之路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俄国风气更盛，革命、改革、动乱、新欧洲文明入侵俄国，与俄国传统的、从拜占庭帝国继承而来的国家民族根基产生激烈碰撞。改革还是保守，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走西欧道路还是斯拉夫道路，俄国社会关于国家未來出路的讨论迅速兴起，两大派别对此争论不休。
不同于他人非此即彼的看法，列昂季耶夫提出了独特的俄国文化历史类型，即既不归属于颓废的西方，也不归属于保守的斯拉夫主义，而是属于诞生于两者之前、最为古老的拜占庭主义。
在他的观点中，代表西欧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欧洲之爱会使得欧洲文明的影响力扩大，而各国本土文明的影响力减弱，最终导致全人类文明的同化和衰落。而斯拉夫派虽然坚持对俄国本土文化的守护，与列昂季耶夫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批评家却认为斯拉夫派主张的“俄国是由所有斯拉夫人、仅由斯拉夫人构成的部落联盟”[10]128对于俄国来说太过贫乏和狭窄，俄国文化的涵盖面应更加宽泛，它继承了拜占庭主义的深厚传统，又与俄国文化进行了千百年的融合，是“更加广阔的、就思想而言更加独立的形成物”[10]128。
因此，列昂季耶夫提出了俄国未来应当追根溯源，回归到俄国文化发展的根基——拜占庭主义的传统和特征，其实质在于维护东正教信仰、君主专制，坚守斯拉夫民族的精神传统，发扬拜占庭文化遗产。这一道路既规避了西方对俄国文明的侵袭，保护了俄国文明的独特性，又避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是最适合俄国未来发展的明智之路。列昂季耶夫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见了这一点，架起了沟通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的桥梁。
四、结语
宗教问题始终是列昂季耶夫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爱”的范畴、有机体发展的多样性、普世和谐问题三点入手，剖析了列昂季耶夫和陀氏基督教的本质区别，通过对比，突出了前者的宗教观，为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俄国思想史上的严重事件”，是理解俄国文化世俗化进程的重要一步[4]344-357。
除去对俄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外，拜占庭主义所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在现今仍具有广阔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趋势愈见强化的今天，如何抵制住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已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博采众长，学习他们的优点;另一方面，要规避其缺陷，坚持党领导下的文化自信，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李筱逸.康·列昂季耶夫拜占庭主义思想的内涵与价值[J].西伯利亚研究，2020（2）.
[2]К.Н.Леонтьев.Византизм и славянство[M]//В.А.Котельников，О.Л.Фетисенко.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12 томах：Том 7（I）.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2003：300.
[3]康·尼·列昂季耶夫.论普世之爱[M]//娜·杜·阿希姆巴耶娃.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徐振亚，娄自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С.Г.Бочаров.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еор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а Леонтьева[M]//Сюжеты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9.
[5]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M]//刘季星，李鸿简.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6]К.Н.Леонтьев.Наши новые христиане-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гр.Лев Толстой[M]//Сбор.Соч.Том 9.Там же.，2014：171.
[7]К.Н.Леонтьев.Передовые статьи .Варшавского Дневника.[M]//Сбор.Соч.Том 7（II）.Там же.，2006：9.
[8]圣经[Z].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
[9]К.Н.Леонтьев.Епископ Никанор о вреде железных дорог，пара и вообще об опасностях слишком быстр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жизни[M]//Сбор.Соч.Том 8（1）.Там же.，2007：157.
[10]瓦·瓦·津科夫斯.俄国思想家与欧洲[M].徐文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作者简介：侯子琦（1996—），女，汉族，河北廊坊人，单位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