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11月22日，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与凤凰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卞孝萱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冬青老人口述》新书发布会”在南大文学院活水轩隆重召开。卞先生亲属、弟子，凤凰出版社相关领导、编辑和文学院师生百余人齐聚一堂，深切缅怀一代文史大家卞孝萱先生。参会各位“见而知之者”或回忆各自与先生的交往，或讲述先生的嘉言懿行，或回顾《口述》一书的十年出版历程。卞先生自强奋进的人生历程、勤勉谦虚的治学精神、文史互通的学术追求、提携后进的古道热肠，令在场的“闻而知之者”感佩无已。今将当日嘉宾的发言略作整理，以飨读者。莫砺锋：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心情很复杂，我讲两点感想：第一是缅怀卞先生。昨天接到通知说叫我讲几句话，我就回忆往事，翻开我2009年的日记来看。那一年的8月25号，我上午到鼓楼医院去看望卞先生。走到病房里，看到先生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气色很好，他依然用非常洪亮的声音称呼我“莫兄”（扬州口音），然后还很兴奋地谈起他有两篇文章已经起了头，回家要把它写完，跟我聊了很久。当时从医院出来我就想，卞先生肯定健康长寿。没想到十天以后，就意外接到武秀成老师的电话说卞先生已经过世了，并且要我写一副挽联。我接受这个任务以后，马上联想起两个古人，就是贺知章和欧阳修。我那副挽联的上联是“月映青灯，露凝绛帐，文苑史林悲贺监”，用了一个典故，就是贺知章。那么卞先生跟贺知章有什么关系呢？同寿，他们都是享年八十六岁。下联我就想到了欧阳修，因为卞先生的生平跟欧公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的下联是这样写的：“幼承慈训，老育英才，遗风余烈绍欧公”。二人都是幼年丧父，欧阳修是四岁，卞先生只有两个月他父亲就去世了，都是由寡母抚养长大。卞先生的母亲李太夫人非常了不起，她自己不识字，先向别人学几个字，然后回来再教给卞先生。欧阳修没有辜负他的母亲，卞先生也没有辜负他的母亲，后来都成才了。卞先生也像欧阳修那样成为一代名师，桃李满天下，培养了文学界、史学界很多的弟子，人生事业跟欧阳修非常接近。卞先生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非常的勤奋，态度又非常的谦虚，这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品格。他年轻的时候上的是会计学校，已经进入银行搞财务工作了，但是对于古代文学有着由衷的热爱，所以从年轻时候开始买书自学一路走过来。我们南大文学院有两位老师都是自学成才，后面一代是许结老师，前面一代就是卞先生。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应该好好学习的。一个人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应该战士死在沙场上，学者死在讲坛。
我想说的第二点感想，就是关于赵益老师所完成的这本《冬青老人口述》。卞先生在我们这里学科归属是古典文献，“文献”一词原始的语意，在孔子的语境中，本是分开来的。“文”指的是文字书籍，“献”指的是人，指的是这样一批熟悉掌故、知識渊博的贤者。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就是说有足够的这样一批文献资料和熟悉掌故的贤者，文化的传承就没有问题。我觉得文献专业除了研究现存的文字书籍外，对于老一辈学者的人的研究、献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卞先生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回忆了很多学界的前辈，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跟他关系特别密切的范文澜、章士钊，还有一批前代学者，使我们得以领略老一辈的风采。赵益老师编这本书也非常了不起，他把卞先生的话记录下来、整理出来，作为书出版，非常有意义。我就在想，孔门弟子每个人写篇论文，这个论文假如传到现在，可能价值也不是很大，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编纂《论语》。他们在《论语》中说“吾闻诸夫子”，我听到孔子说的话，把它记了下来。后来朱熹也是这样，朱熹有那么多的书，但是《朱子语类》140卷，是一个思想的宝库。佛教也是这样，我们看佛经里常说“如是我闻”。把“献”，把老一辈学者的话给记下来，这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想孔子说的述而不作，有一方面可能就在这里。
徐兴无：今天大家齐聚在这里，我想首先是表达我们对卞先生深切的缅怀，另外也是庆祝赵益老师整理出的这本《冬青老人口述》的新书发布。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大家会用谈论，用大家的话语，让卞先生重新回到我们当中，来讲述他的生平往事，所以，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荣幸、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卞先生是我们文学院引进的前辈大师之一，是著名的文史大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就我本人来说，跟卞先生的渊源也很近。他是我的同乡前贤，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他家很近。卞先生来南京后，旧居冬青书屋，最早在汉口路，和我现在的住处在一个小区里，所以我也可以用孟子的话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卞先生晚年提倡国学，他和胡阿祥教授编了一本《国学四十讲》，还约我一篇稿，我交稿的时候卞先生就跟我讲要倡导国学，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大家都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可见卞先生不仅是一个求实的学者，而且非常有文化担当。今天我们在这里怀念卞先生，很多同学对他只能是通过《口述》这部书“闻而知之”，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见而知之，我是见而知之且又“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所以通过今天的怀念对我个人也是一种鞭策，我想他的遗产、他的精神，也是我们文学院学术传统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程章灿：我是从1980年代开始认识卞先生的。1983年，我和在座的景凯旋教授同年考进南大读硕士，大概过了两年，卞先生就调到我们古典文献研究所来工作，并给我们开课，讲中国文化史。这是当时程千帆先生整个学科规划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卞先生调到南大，充实了我们南大两古专业老一辈学术带头人的队伍。当时在“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所里面，每个所都有重点研究方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是以唐代文史研究作为重点的，而卞先生文史兼通，尤其长于唐代文史研究，他的加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力量充实。其后不久，国家就开始评第一轮的重点学科，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评为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当时主要是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三位老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所以，卞先生的加入是极为重要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1989年我博士毕业，留在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就很荣幸地成了卞先生的同事。刚到所里，程、周两位先生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唐代石刻，我就很紧张，因为从来没学过石刻。程先生说：“你不用担心，你不懂可以去问卞先生，卞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在我留所工作并且开始学习石刻的时候，我请教得比较多的老师其实是卞先生。 2003年卞先生的八十大寿，我们文献所有一个祝寿会，我负责一些具体会务，还帮学校代拟了一副寿联“山如仁者寿，学比海之深”，表达祝贺。会上来了许多卞先生的朋友、学林的同道。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会上卞先生有个讲演，他从头到尾是站着讲的，讲了一个多钟头，精神很好，声如洪钟。假如先生活到现在，他就是九十五岁，九十五岁也不是不能继续向我们娓娓而谈，讲他肚子里的那些渊博的学问以及他记忆中的各种近现代学林掌故，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機会了。幸好还有赵益老师整理的这部《冬青老人口述》在，可以稍稍弥补这种遗憾。在这部书中，卞先生通过讲述，梳理出一条晚清到现当代的学林文脉，他通过口述，将他知道的一些学界前辈的轶事掌故佳话传给我们这一辈，最初参加旁听录音的也有我们的学生辈，今天在座的年轻人又是更年轻的一辈。我们都有责任把这个文脉传承到更久远的时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术传统的承传。我想，这部书在今天出版，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就是其重要意义之所在。
倪培翔：今天恰是农历的小雪节气，岁寒不凋的冬青愈加青翠！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卞孝萱先生！卞先生晚年自号冬青老人，其书斋为冬青书屋，我记得当年他曾住过的汉口路旧居院中确有几棵冬青树。卞先生是研究刘禹锡的大家，其自号的寓意更多是从刘禹锡《赠乐天》诗“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句意中来，自喻品格，蕴含着先生以诗明志、岁寒不凋、老当益壮的精神，他曾励志自刻一方“于树似冬青”闲章。卞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一生刻苦治学，转益多师，晚年耕耘南大，桃李满墙，著述丰硕，其勤奋著述、奖掖后辈的精神，堪称楷模。时光倏逝，不知不觉卞先生离开我们已忽忽十年，往事历历，音容笑貌，宛在昨日！今天由卞孝萱先生口述，赵益教授整理的新书《冬青老人口述》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纪念礼物。我拿到书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其中“师长学行”口述范文澜、章士钊、金毓黻三位先生，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一些学林掌故，随手拈来，足见先生五车腹笥，厚积薄发，器识格局，卓越非凡。
卞先生与凤凰出版社因缘深厚，是凤凰出版社的重要作者！卞先生先后在社里出版许多重要图书，如他参与《中华大典·文学典》编撰，贡献甚大，全国的试点工作从他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开始，制定体例，试写样稿，开创之功出力最多，倾注他许多精力，其奉献精神难能可贵。又如他主编的《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全8册），他与胡阿祥、刘进宝主编的《新国学三十讲》，冬青书屋同学会编《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他逝世后又出版《卞孝萱文集》（全7册）、《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郑板桥全集》（全3册），直到如今《冬青老人口述》《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 总共有10余种之多。我认识卞先生比较早，他刚调到南大，大约1987年初在郁贤皓先生家里，郁先生住陶谷新村5号，我那时三天两日去郁先生家，有时卞先生来串门，两位先生谈岑仲勉，谈陈寅恪，谈陈垣老，谈严耕望等等，兴味盎然。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郁先生《唐刺史考》，书前序言就是卞孝萱先生撰写。1991年6月，有一天郁先生让我去卞宅送材料，那时我刚新婚，给卞先生送上两盒喜糖，见面后卞先生连连道喜，然后说：“小倪不要走，我要送本书给你。”他认真问我新娘姓名，然后坐在写字台灯下写上“培翔温红伉俪新婚志喜，卞孝萱敬贺”，笔迹端正遒劲，那是他与屈守元先生合著的《刘禹锡研究》，此书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架上。卞先生对后辈晚学热情关怀，让人如沐春风！2009年7月间，卞先生已搬到新居龙江港龙园，我陪全国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去探望他;隔了一周，又陪《光明日报》记者庄建主任去采访他。老先生谈兴甚浓，滔滔不绝。临走时，他握着我手说：“小倪，我要写幅字送你留念！”可惜没多久，他生病住院。9月5日，先生遽归道山，成了永远的遗憾！
今天我们大家忆念卞孝萱先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冬青老人口述》新书出版，就是发扬光大先生的道德文章，薪火相传！今后凤凰出版社希望有机会再出版更多像《冬青老人口述》这样的学界口述史，为学林存史，为人物存档！
姜小青：在去年的九月卞先生去世九周年之际，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忆卞孝萱先生二三事》，里面讲述了我和卞先生的一些交往，所以在这里我就简单回顾一下《冬青老人口述》的编辑出版过程。我记得是2010年卞先生去世一周年，我们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专门开了纪念会，还有《卞孝萱全集》的首发。当时我有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将《口述》出版。在卞先生逝世十年之后，这部书终于问世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感谢赵益教授以及卞先生的哲嗣卞敏兄、卞岐兄。这部书是部未完稿，整理的难度很大。大家看到这部书就会发现它有些内容比较简略，因为还有很多卞先生没来得及讲，这当然也是一种遗憾。这部书的出版过程，大致是这样：2007年，卞先生让卞岐给我带了一本书，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作为一个编辑人员，看到这部书是非常眼馋的。我就给卞先生写了封信，表达感谢以外，还希望卞先生如果还有这样的著作，能够给我们凤凰出版社出版。后来有一天晚上，卞先生打电话到我家里，开口就是“姜兄”，第二句话是“我下面为你们做事”，接下来首先谈到的就是《冬青老人口述》这样一部书。我们很快就草拟了合同，到卞先生的港龙新居拜访，他一如既往地精神饱满、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地讲了好些掌故，指着墙上的书画说：“好东西还不止这些啊，将来书里面要收。”我们后来没有催稿，因为我感觉卞先生是你不要催他，最后是他催你，你跟不上他的。我的小文章中也说到《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这本书，当时卞先生一个月中间是三封信，事无巨细。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卞先生生病了，我们当然更不能去催这件事情。2009年的8月25号下午，我和卞岐去看卞先生，我又记得他的两句话，第一就是说他马上要出院了，出院后先完成口述;第二个他说“下面还有好多选题呢”，这是回应我那封信的。但没有想到先生不久便去世，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部书稿虽然有十年才出版，但实际上在这十年当中，我们一直没有中断这项工作，无论是我们和赵益教授见面还是邮件往来，都会经常地谈论这部书，在这之中赵益教授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2018年的10月，赵益教授给我发来了这部书稿的基本定稿，当时我想自己来编辑这本书，因为刚好10月份我卸任了担任了15年的社长职务，一下子就有时间了，另外我也想了却自己等了10年的心愿。但后来我还是找到今天在座的我的年轻的同事许勇博士，因为他是南大两古专业培养出来的本硕博学生，所以我想通过他的编辑，或许更有刚才程章灿老师讲到的学术传承的意义。当然，我也很希望他通过这部书稿的编辑，对南大前辈学术精神有更深的理解。现在国内有些高校对本校学术前辈著作的系列性整理已经有不少成果，我也想我们凤凰出版社和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诸位先生通过这部《口述》的出版继续合作，将更多的学术成果呈现给读者。 卞岐：今天，南京大学文学院、古籍所、两古学科和凤凰出版社联合主办“卞孝萱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冬青老人口述》新书发布会”，作为亲属，感到非常高兴。《口述》一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赵益教授、姜小青社长。这本书虽然我父亲健在时就有了出版意向，但直到父亲逝世，不仅口述的计划没有完成，就是已讲述的部分，也没有正式定稿。这样一部未完成的书稿，其中的疑点无法核对，所缺图片也难以找寻，从书稿的整理来说难度很大。俗话说“人走茶凉”，而赵益教授和姜小青社长始终没有放弃，时隔十年，《口述》一書终得以出版。在这里衷心感谢赵益教授和姜小青社长，没有你们的辛苦和努力，《口述》一书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
回顾父亲的经历，重要的有两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二十年，是第一段。《口述》中所讲述的内容，大部分是我父亲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期间所经历的人和事。在此之前，我父亲从事的是银行和秘书一类工作。在工作之余，他喜欢诗词，喜欢收藏书画，收集一些历史资料，也写了一些小文章，结识了一些老先生，《口述》中对此也有所涉及。总的来说，那时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他的学术研究，是从近代史研究所起步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到七十年代离开，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年。这二十年，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视野更广阔，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也多，个人在学术上也得到了提高。
第二段是在南京大学，从八十年代进入南大到离休，有十年时间。离休后直到逝世，这十多年，虽然不从事教学工作了，但还是在做学术研究。学校和院所的一些活动，也经常请他参加。合起来，在南大的时间也有二十多年。
《口述》中有这么一段：“我快要调到南大来的时候，当时还有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学院两家争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好了。南大方面说，你先住到我们这里来，于是我就住到西八舍，就是今天的女生宿舍，饭就在食堂里吃，白天到以前的中文系小楼上看书，要看什么随便看。这段时间还比较长。”回忆这段调动中的小插曲，要特别感谢德高望重的程千帆先生和周勋初先生。说来话长。1983年我去北京探望父母，曾和父亲一起去拜访吴文治先生。交谈中，听说吴先生准备调入江苏教育学院。因此，触动了父亲回乡的愿望，也准备调往江苏教育学院。后来，调动的事情办得很顺利。我父亲离开北京时，是准备到江苏教育学院报到的。当时，江苏教育学院虚席以待，住房等都已经安排好了。可是人到了南京，就发生了变化。先是我父亲拜望了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两位先生听说此事，认为到南京大学更好。我父亲是一个书生，对人事方面的行政事务一窍不通。所以就产生了犹豫，心想不去江苏教育学院报到能行吗？后来程先生定下了大主意，具体事宜则由周先生出面奔走联系。因此，就有了一段住在南大西八舍等待的过程。经两位先生的努力，我父亲终于进入南京大学工作。时隔多年，我父亲与他人谈起程先生，一直都说：“我感激他。”如果当年没有程先生和周先生的热心帮助，我父亲也就没有后来二十多年的“南大缘”。我父亲来南大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可以说已不是精力最好的时候，但在南京大学的这二十多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却取得丰硕的成果。就是在南大期间，他取刘禹锡诗句“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自号“冬青老人”，并将书房名为“冬青书屋”。由此可见，他对自己在南京大学期间的方方面面都十分满意。
我父亲年纪大了，到南大不久，就因为做手术住院。在八十年代，医院还没有护工服务，开刀以后，两古专业的研究生们不辞辛苦，轮流到鼓楼医院值班陪护。在此后的日常生活方面，比如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外出开会，甚至到医院挂号就诊，搬家整理书籍等等，方方面面，都得到许多同学的热情关心和帮助。这里要特别感谢姚松、武秀成、赵益、史梅、胡阿祥、周群、童岭、武黎嵩等人。
如果没有南京大学这个好平台，如果没有各位老师、同学的热情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父亲晚年的科研和生活，就不会这样充实和满意。因此，在这里要感谢南京大学，感谢南大文学院、古籍所、两古学科的领导、同事，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胡阿祥：很荣幸在此场合代表桃李满天下的卞先生弟子在此发言，寄托弟子的思念。我的记忆力不是很好，所以从1978年起，我的日记一天也没有停过。我是1993年9月拜入卞门随先生读博士，到2009年卞师仙逝，随侍先生十六年。现在又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里，常常会想起先生。想起先生时，我会找找原来的日记，看看先生的照片，翻翻先生留给我的一些便笺……今天我节选卞师仙逝前后那20多天的日记，回顾一下先生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天气甚闷热。……从常熟赶往丹阳……
丹阳之行是为了国学讲座。本来的安排，卞师与我各一个半小时，丹阳地方当作大事，丹阳历史文化研究会、市教育局，安排300余人听讲。13日早上刚出门，卞师电话，发现便血，原因不明，无法成行，叮嘱我向丹阳方面致歉。如此，商量下来，只有我唱独角戏了。（八月十四日）这是卞先生患病的开始。先生就是这样，守信用重承诺，只要答应的事情，哪怕自己再累，也要完成。先生晚年奔波各地，先生说，能为大家做点事情，是大家看得起我，我应该做好。下午从丹阳回，即电话卞师，问候身体状况，师云非一言可明，约我有时间去家，谈近期与远期安排，我感觉有些不对劲，晚上即与夫人来到师家。……先生之近期安排、远期安排，已有交代后事的意思，心中凄切。近期安排：《新国学三十讲》，卞师负责的20讲，仍由卞师约稿，而审稿由我负责;《瘗鹤铭》作者与年代的考证，发现了新证据，拟完成再考《瘗鹤铭》短文，此后即封笔;把刘禹锡研究会成立起来，放在连州。远期安排：等到身体真有问题，召集冬青书屋同学会同学，先生口述诸事、治学感言、来不及完成而寄望诸位同学的研究课题;择墓的想法，回到扬州;关于编、出卞孝萱集……云云。
心中颇为惶惶，又感觉事情应该不至于此，当是炎症吧。而先生高龄如此，或许也要有些心理准备了。（八月十五日）关于先生提到的刘禹锡研究会，2011年11月19—21日，由我负责联络学者的“全国首届刘禹锡学术研讨会”在连州召开。这是先生生前的愿望，我一直当作大事来看。2015年11月22-23日，“纪念刘禹锡赴任连州1200周年暨刘禹锡学术研讨会”期间，成立中国刘禹锡研究会，我算是完成了卞师的遗愿。国学的普及、学术的考证、研究的传承，这是先生最后的安排。上午8：50出门，赶往鼓楼医院。9：50，给卞敏电话，称马上到，正在办出院手续。上楼，1号楼6楼1床，见到先生已经坐起，正准备动身，先生很高兴，说来得正好。于是我扶先生坐上他家里带来的推车，夫人拿着水果篮，卞敏、卞琰、卞华收拾东西，称随后打车回家。等电梯时，我看先生情绪颇好，乃与先生说起与清华会长通电话事，说起我写的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文的主要观点、史料依据、推论方法，先生听了很是开心，说起刀圭服药为重要证据，而我另外立论，为韩愈洗了恶名，是重要的发现;下楼，选择可推车的路，往天津路靠近鼓楼的门推，一路仍在聊着，我说到医书中称体胖者易得足弱，先生叫我看钱基博的韩愈志，说韩文公是体胖而矮小的身材。到了门口，夫人去开车，先生对我说：“搞文学史的人，只懂文学，限制太多，比如退之服硫黄，争来争去，没有定论。还是要从各个学科入手，值得做的问题实在还有许多”——这竟然就是先生最后的遗言！呜呼！！！ 10：05，夫人车子开到，卞敏、卞琰、卞华也正好从这个门口出来，于是一起准备轻移先生到车上。10：07，鲁庆来电，送孩子上学，说了不到一分钟，我说在忙着照顾位先生，回头联系。我、卞敏、卞琰扶先生到车上。打开另边车门，卞华坐在边上，方便照顾。车子尚未发动，大概也就在这两分钟光景，先生突然张嘴靠在了座上，眼睛无光，卞华与夫人手试，已经呼吸渐无……众人一时无措，我见到出来位医生，抓住求救，又跑到下道门传达室，打急诊室电话，大约两三分钟不见人来，于是急奔急诊室，楼口遇见卞琰领着位医生匆匆赶上。此时大约在10：20，一起抬先生到推床上，飞奔到急诊抢救室，一路上间歇停下，医生击打胸口，呼吸已经消失。到了抢救室，大约10：30，医生称已经无法抢救，心跳只是没有意义的云云。我们不懂，求不要放弃。给景凯旋打电话，请他通知中文系姚松书记、武秀成，老干部处龚一辉。接下来的半小时，姚、武、王恒明、刘振华、卞深、景凯旋到。医生多次要我们放弃，生命体征已经没有，我们仍坚持起搏器不要撤，在卞深、夫人的坚持下，同意接师母来看最后一眼。12：15，夫人接来师母，只说仍在抢救，但希望不大，师母呜呜流泪。扶开师母，拔去仪器，先生仙逝矣。呜呼哀哉！
给先生穿上鞋子，大哭……
早上开心接先生回家，没有想到竟然天人永隔……稍安慰者，先生病情已经扩散到胸部，而先生是在开心中辞世的，是在指导着我如何去做韩愈研究中辞世的，是在对全国韩愈会的殷切希望中辞世的……（九月五日）先生一生追求学术，最后的遗言，竟然是在指导着如何进一步深入韩愈韩文公的研究。大德者寿，大德者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没有受到精神与肉体的病痛折磨，而是在开心论学中驾鹤仙去，先生真是大德者，真是有福气的人。伤心的教师节。我的硕士博士阶段的导师都过世了，是否一种没有牵挂或者失去牵挂的孤单呢？……安排明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事。晚上，接秀成電话，让我作为弟子代表发言。9点半到11点，写发言稿。（九月十日）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又作为先生的门生代表在此发言。十六年间，先生在我日记里出现的次数太多太多，以上只是我选择其中最让人难忘的部分。先生曾经提出了太多可以研究的课题，甚至他还有许多与世人不一样的看法。如传统时代女子的守寡，现代人往往直接持批判的态度，而卞先生以自身的经历为证，认为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等等。
2009年5月31日，我陪先生到常州参观吕思勉纪念馆，先生在其中写下了“高山仰止，后学卞孝萱敬书”。今天我们在此缅怀卞先生，他的道德、文章、学行、为人，也是我们面前的高山。谢谢大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我想说的第二点感想，就是关于赵益老师所完成的这本《冬青老人口述》。卞先生在我们这里学科归属是古典文献，“文献”一词原始的语意，在孔子的语境中，本是分开来的。“文”指的是文字书籍，“献”指的是人，指的是这样一批熟悉掌故、知識渊博的贤者。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就是说有足够的这样一批文献资料和熟悉掌故的贤者，文化的传承就没有问题。我觉得文献专业除了研究现存的文字书籍外，对于老一辈学者的人的研究、献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卞先生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回忆了很多学界的前辈，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跟他关系特别密切的范文澜、章士钊，还有一批前代学者，使我们得以领略老一辈的风采。赵益老师编这本书也非常了不起，他把卞先生的话记录下来、整理出来，作为书出版，非常有意义。我就在想，孔门弟子每个人写篇论文，这个论文假如传到现在，可能价值也不是很大，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编纂《论语》。他们在《论语》中说“吾闻诸夫子”，我听到孔子说的话，把它记了下来。后来朱熹也是这样，朱熹有那么多的书，但是《朱子语类》140卷，是一个思想的宝库。佛教也是这样，我们看佛经里常说“如是我闻”。把“献”，把老一辈学者的话给记下来，这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想孔子说的述而不作，有一方面可能就在这里。
徐兴无：今天大家齐聚在这里，我想首先是表达我们对卞先生深切的缅怀，另外也是庆祝赵益老师整理出的这本《冬青老人口述》的新书发布。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大家会用谈论，用大家的话语，让卞先生重新回到我们当中，来讲述他的生平往事，所以，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荣幸、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卞先生是我们文学院引进的前辈大师之一，是著名的文史大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就我本人来说，跟卞先生的渊源也很近。他是我的同乡前贤，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他家很近。卞先生来南京后，旧居冬青书屋，最早在汉口路，和我现在的住处在一个小区里，所以我也可以用孟子的话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卞先生晚年提倡国学，他和胡阿祥教授编了一本《国学四十讲》，还约我一篇稿，我交稿的时候卞先生就跟我讲要倡导国学，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大家都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可见卞先生不仅是一个求实的学者，而且非常有文化担当。今天我们在这里怀念卞先生，很多同学对他只能是通过《口述》这部书“闻而知之”，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见而知之，我是见而知之且又“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所以通过今天的怀念对我个人也是一种鞭策，我想他的遗产、他的精神，也是我们文学院学术传统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程章灿：我是从1980年代开始认识卞先生的。1983年，我和在座的景凯旋教授同年考进南大读硕士，大概过了两年，卞先生就调到我们古典文献研究所来工作，并给我们开课，讲中国文化史。这是当时程千帆先生整个学科规划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卞先生调到南大，充实了我们南大两古专业老一辈学术带头人的队伍。当时在“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所里面，每个所都有重点研究方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是以唐代文史研究作为重点的，而卞先生文史兼通，尤其长于唐代文史研究，他的加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力量充实。其后不久，国家就开始评第一轮的重点学科，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评为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当时主要是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三位老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所以，卞先生的加入是极为重要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1989年我博士毕业，留在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就很荣幸地成了卞先生的同事。刚到所里，程、周两位先生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唐代石刻，我就很紧张，因为从来没学过石刻。程先生说：“你不用担心，你不懂可以去问卞先生，卞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在我留所工作并且开始学习石刻的时候，我请教得比较多的老师其实是卞先生。 2003年卞先生的八十大寿，我们文献所有一个祝寿会，我负责一些具体会务，还帮学校代拟了一副寿联“山如仁者寿，学比海之深”，表达祝贺。会上来了许多卞先生的朋友、学林的同道。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会上卞先生有个讲演，他从头到尾是站着讲的，讲了一个多钟头，精神很好，声如洪钟。假如先生活到现在，他就是九十五岁，九十五岁也不是不能继续向我们娓娓而谈，讲他肚子里的那些渊博的学问以及他记忆中的各种近现代学林掌故，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機会了。幸好还有赵益老师整理的这部《冬青老人口述》在，可以稍稍弥补这种遗憾。在这部书中，卞先生通过讲述，梳理出一条晚清到现当代的学林文脉，他通过口述，将他知道的一些学界前辈的轶事掌故佳话传给我们这一辈，最初参加旁听录音的也有我们的学生辈，今天在座的年轻人又是更年轻的一辈。我们都有责任把这个文脉传承到更久远的时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术传统的承传。我想，这部书在今天出版，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就是其重要意义之所在。
倪培翔：今天恰是农历的小雪节气，岁寒不凋的冬青愈加青翠！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卞孝萱先生！卞先生晚年自号冬青老人，其书斋为冬青书屋，我记得当年他曾住过的汉口路旧居院中确有几棵冬青树。卞先生是研究刘禹锡的大家，其自号的寓意更多是从刘禹锡《赠乐天》诗“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句意中来，自喻品格，蕴含着先生以诗明志、岁寒不凋、老当益壮的精神，他曾励志自刻一方“于树似冬青”闲章。卞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一生刻苦治学，转益多师，晚年耕耘南大，桃李满墙，著述丰硕，其勤奋著述、奖掖后辈的精神，堪称楷模。时光倏逝，不知不觉卞先生离开我们已忽忽十年，往事历历，音容笑貌，宛在昨日！今天由卞孝萱先生口述，赵益教授整理的新书《冬青老人口述》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纪念礼物。我拿到书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其中“师长学行”口述范文澜、章士钊、金毓黻三位先生，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一些学林掌故，随手拈来，足见先生五车腹笥，厚积薄发，器识格局，卓越非凡。
卞先生与凤凰出版社因缘深厚，是凤凰出版社的重要作者！卞先生先后在社里出版许多重要图书，如他参与《中华大典·文学典》编撰，贡献甚大，全国的试点工作从他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开始，制定体例，试写样稿，开创之功出力最多，倾注他许多精力，其奉献精神难能可贵。又如他主编的《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全8册），他与胡阿祥、刘进宝主编的《新国学三十讲》，冬青书屋同学会编《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他逝世后又出版《卞孝萱文集》（全7册）、《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郑板桥全集》（全3册），直到如今《冬青老人口述》《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 总共有10余种之多。我认识卞先生比较早，他刚调到南大，大约1987年初在郁贤皓先生家里，郁先生住陶谷新村5号，我那时三天两日去郁先生家，有时卞先生来串门，两位先生谈岑仲勉，谈陈寅恪，谈陈垣老，谈严耕望等等，兴味盎然。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郁先生《唐刺史考》，书前序言就是卞孝萱先生撰写。1991年6月，有一天郁先生让我去卞宅送材料，那时我刚新婚，给卞先生送上两盒喜糖，见面后卞先生连连道喜，然后说：“小倪不要走，我要送本书给你。”他认真问我新娘姓名，然后坐在写字台灯下写上“培翔温红伉俪新婚志喜，卞孝萱敬贺”，笔迹端正遒劲，那是他与屈守元先生合著的《刘禹锡研究》，此书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架上。卞先生对后辈晚学热情关怀，让人如沐春风！2009年7月间，卞先生已搬到新居龙江港龙园，我陪全国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去探望他;隔了一周，又陪《光明日报》记者庄建主任去采访他。老先生谈兴甚浓，滔滔不绝。临走时，他握着我手说：“小倪，我要写幅字送你留念！”可惜没多久，他生病住院。9月5日，先生遽归道山，成了永远的遗憾！
今天我们大家忆念卞孝萱先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冬青老人口述》新书出版，就是发扬光大先生的道德文章，薪火相传！今后凤凰出版社希望有机会再出版更多像《冬青老人口述》这样的学界口述史，为学林存史，为人物存档！
姜小青：在去年的九月卞先生去世九周年之际，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写了一篇小文章《忆卞孝萱先生二三事》，里面讲述了我和卞先生的一些交往，所以在这里我就简单回顾一下《冬青老人口述》的编辑出版过程。我记得是2010年卞先生去世一周年，我们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专门开了纪念会，还有《卞孝萱全集》的首发。当时我有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将《口述》出版。在卞先生逝世十年之后，这部书终于问世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感谢赵益教授以及卞先生的哲嗣卞敏兄、卞岐兄。这部书是部未完稿，整理的难度很大。大家看到这部书就会发现它有些内容比较简略，因为还有很多卞先生没来得及讲，这当然也是一种遗憾。这部书的出版过程，大致是这样：2007年，卞先生让卞岐给我带了一本书，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作为一个编辑人员，看到这部书是非常眼馋的。我就给卞先生写了封信，表达感谢以外，还希望卞先生如果还有这样的著作，能够给我们凤凰出版社出版。后来有一天晚上，卞先生打电话到我家里，开口就是“姜兄”，第二句话是“我下面为你们做事”，接下来首先谈到的就是《冬青老人口述》这样一部书。我们很快就草拟了合同，到卞先生的港龙新居拜访，他一如既往地精神饱满、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地讲了好些掌故，指着墙上的书画说：“好东西还不止这些啊，将来书里面要收。”我们后来没有催稿，因为我感觉卞先生是你不要催他，最后是他催你，你跟不上他的。我的小文章中也说到《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这本书，当时卞先生一个月中间是三封信，事无巨细。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卞先生生病了，我们当然更不能去催这件事情。2009年的8月25号下午，我和卞岐去看卞先生，我又记得他的两句话，第一就是说他马上要出院了，出院后先完成口述;第二个他说“下面还有好多选题呢”，这是回应我那封信的。但没有想到先生不久便去世，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部书稿虽然有十年才出版，但实际上在这十年当中，我们一直没有中断这项工作，无论是我们和赵益教授见面还是邮件往来，都会经常地谈论这部书，在这之中赵益教授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2018年的10月，赵益教授给我发来了这部书稿的基本定稿，当时我想自己来编辑这本书，因为刚好10月份我卸任了担任了15年的社长职务，一下子就有时间了，另外我也想了却自己等了10年的心愿。但后来我还是找到今天在座的我的年轻的同事许勇博士，因为他是南大两古专业培养出来的本硕博学生，所以我想通过他的编辑，或许更有刚才程章灿老师讲到的学术传承的意义。当然，我也很希望他通过这部书稿的编辑，对南大前辈学术精神有更深的理解。现在国内有些高校对本校学术前辈著作的系列性整理已经有不少成果，我也想我们凤凰出版社和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诸位先生通过这部《口述》的出版继续合作，将更多的学术成果呈现给读者。 卞岐：今天，南京大学文学院、古籍所、两古学科和凤凰出版社联合主办“卞孝萱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冬青老人口述》新书发布会”，作为亲属，感到非常高兴。《口述》一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赵益教授、姜小青社长。这本书虽然我父亲健在时就有了出版意向，但直到父亲逝世，不仅口述的计划没有完成，就是已讲述的部分，也没有正式定稿。这样一部未完成的书稿，其中的疑点无法核对，所缺图片也难以找寻，从书稿的整理来说难度很大。俗话说“人走茶凉”，而赵益教授和姜小青社长始终没有放弃，时隔十年，《口述》一書终得以出版。在这里衷心感谢赵益教授和姜小青社长，没有你们的辛苦和努力，《口述》一书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
回顾父亲的经历，重要的有两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二十年，是第一段。《口述》中所讲述的内容，大部分是我父亲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期间所经历的人和事。在此之前，我父亲从事的是银行和秘书一类工作。在工作之余，他喜欢诗词，喜欢收藏书画，收集一些历史资料，也写了一些小文章，结识了一些老先生，《口述》中对此也有所涉及。总的来说，那时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他的学术研究，是从近代史研究所起步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到七十年代离开，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年。这二十年，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视野更广阔，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也多，个人在学术上也得到了提高。
第二段是在南京大学，从八十年代进入南大到离休，有十年时间。离休后直到逝世，这十多年，虽然不从事教学工作了，但还是在做学术研究。学校和院所的一些活动，也经常请他参加。合起来，在南大的时间也有二十多年。
《口述》中有这么一段：“我快要调到南大来的时候，当时还有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学院两家争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好了。南大方面说，你先住到我们这里来，于是我就住到西八舍，就是今天的女生宿舍，饭就在食堂里吃，白天到以前的中文系小楼上看书，要看什么随便看。这段时间还比较长。”回忆这段调动中的小插曲，要特别感谢德高望重的程千帆先生和周勋初先生。说来话长。1983年我去北京探望父母，曾和父亲一起去拜访吴文治先生。交谈中，听说吴先生准备调入江苏教育学院。因此，触动了父亲回乡的愿望，也准备调往江苏教育学院。后来，调动的事情办得很顺利。我父亲离开北京时，是准备到江苏教育学院报到的。当时，江苏教育学院虚席以待，住房等都已经安排好了。可是人到了南京，就发生了变化。先是我父亲拜望了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两位先生听说此事，认为到南京大学更好。我父亲是一个书生，对人事方面的行政事务一窍不通。所以就产生了犹豫，心想不去江苏教育学院报到能行吗？后来程先生定下了大主意，具体事宜则由周先生出面奔走联系。因此，就有了一段住在南大西八舍等待的过程。经两位先生的努力，我父亲终于进入南京大学工作。时隔多年，我父亲与他人谈起程先生，一直都说：“我感激他。”如果当年没有程先生和周先生的热心帮助，我父亲也就没有后来二十多年的“南大缘”。我父亲来南大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可以说已不是精力最好的时候，但在南京大学的这二十多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却取得丰硕的成果。就是在南大期间，他取刘禹锡诗句“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自号“冬青老人”，并将书房名为“冬青书屋”。由此可见，他对自己在南京大学期间的方方面面都十分满意。
我父亲年纪大了，到南大不久，就因为做手术住院。在八十年代，医院还没有护工服务，开刀以后，两古专业的研究生们不辞辛苦，轮流到鼓楼医院值班陪护。在此后的日常生活方面，比如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外出开会，甚至到医院挂号就诊，搬家整理书籍等等，方方面面，都得到许多同学的热情关心和帮助。这里要特别感谢姚松、武秀成、赵益、史梅、胡阿祥、周群、童岭、武黎嵩等人。
如果没有南京大学这个好平台，如果没有各位老师、同学的热情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父亲晚年的科研和生活，就不会这样充实和满意。因此，在这里要感谢南京大学，感谢南大文学院、古籍所、两古学科的领导、同事，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胡阿祥：很荣幸在此场合代表桃李满天下的卞先生弟子在此发言，寄托弟子的思念。我的记忆力不是很好，所以从1978年起，我的日记一天也没有停过。我是1993年9月拜入卞门随先生读博士，到2009年卞师仙逝，随侍先生十六年。现在又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里，常常会想起先生。想起先生时，我会找找原来的日记，看看先生的照片，翻翻先生留给我的一些便笺……今天我节选卞师仙逝前后那20多天的日记，回顾一下先生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天气甚闷热。……从常熟赶往丹阳……
丹阳之行是为了国学讲座。本来的安排，卞师与我各一个半小时，丹阳地方当作大事，丹阳历史文化研究会、市教育局，安排300余人听讲。13日早上刚出门，卞师电话，发现便血，原因不明，无法成行，叮嘱我向丹阳方面致歉。如此，商量下来，只有我唱独角戏了。（八月十四日）这是卞先生患病的开始。先生就是这样，守信用重承诺，只要答应的事情，哪怕自己再累，也要完成。先生晚年奔波各地，先生说，能为大家做点事情，是大家看得起我，我应该做好。下午从丹阳回，即电话卞师，问候身体状况，师云非一言可明，约我有时间去家，谈近期与远期安排，我感觉有些不对劲，晚上即与夫人来到师家。……先生之近期安排、远期安排，已有交代后事的意思，心中凄切。近期安排：《新国学三十讲》，卞师负责的20讲，仍由卞师约稿，而审稿由我负责;《瘗鹤铭》作者与年代的考证，发现了新证据，拟完成再考《瘗鹤铭》短文，此后即封笔;把刘禹锡研究会成立起来，放在连州。远期安排：等到身体真有问题，召集冬青书屋同学会同学，先生口述诸事、治学感言、来不及完成而寄望诸位同学的研究课题;择墓的想法，回到扬州;关于编、出卞孝萱集……云云。
心中颇为惶惶，又感觉事情应该不至于此，当是炎症吧。而先生高龄如此，或许也要有些心理准备了。（八月十五日）关于先生提到的刘禹锡研究会，2011年11月19—21日，由我负责联络学者的“全国首届刘禹锡学术研讨会”在连州召开。这是先生生前的愿望，我一直当作大事来看。2015年11月22-23日，“纪念刘禹锡赴任连州1200周年暨刘禹锡学术研讨会”期间，成立中国刘禹锡研究会，我算是完成了卞师的遗愿。国学的普及、学术的考证、研究的传承，这是先生最后的安排。上午8：50出门，赶往鼓楼医院。9：50，给卞敏电话，称马上到，正在办出院手续。上楼，1号楼6楼1床，见到先生已经坐起，正准备动身，先生很高兴，说来得正好。于是我扶先生坐上他家里带来的推车，夫人拿着水果篮，卞敏、卞琰、卞华收拾东西，称随后打车回家。等电梯时，我看先生情绪颇好，乃与先生说起与清华会长通电话事，说起我写的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文的主要观点、史料依据、推论方法，先生听了很是开心，说起刀圭服药为重要证据，而我另外立论，为韩愈洗了恶名，是重要的发现;下楼，选择可推车的路，往天津路靠近鼓楼的门推，一路仍在聊着，我说到医书中称体胖者易得足弱，先生叫我看钱基博的韩愈志，说韩文公是体胖而矮小的身材。到了门口，夫人去开车，先生对我说：“搞文学史的人，只懂文学，限制太多，比如退之服硫黄，争来争去，没有定论。还是要从各个学科入手，值得做的问题实在还有许多”——这竟然就是先生最后的遗言！呜呼！！！ 10：05，夫人车子开到，卞敏、卞琰、卞华也正好从这个门口出来，于是一起准备轻移先生到车上。10：07，鲁庆来电，送孩子上学，说了不到一分钟，我说在忙着照顾位先生，回头联系。我、卞敏、卞琰扶先生到车上。打开另边车门，卞华坐在边上，方便照顾。车子尚未发动，大概也就在这两分钟光景，先生突然张嘴靠在了座上，眼睛无光，卞华与夫人手试，已经呼吸渐无……众人一时无措，我见到出来位医生，抓住求救，又跑到下道门传达室，打急诊室电话，大约两三分钟不见人来，于是急奔急诊室，楼口遇见卞琰领着位医生匆匆赶上。此时大约在10：20，一起抬先生到推床上，飞奔到急诊抢救室，一路上间歇停下，医生击打胸口，呼吸已经消失。到了抢救室，大约10：30，医生称已经无法抢救，心跳只是没有意义的云云。我们不懂，求不要放弃。给景凯旋打电话，请他通知中文系姚松书记、武秀成，老干部处龚一辉。接下来的半小时，姚、武、王恒明、刘振华、卞深、景凯旋到。医生多次要我们放弃，生命体征已经没有，我们仍坚持起搏器不要撤，在卞深、夫人的坚持下，同意接师母来看最后一眼。12：15，夫人接来师母，只说仍在抢救，但希望不大，师母呜呜流泪。扶开师母，拔去仪器，先生仙逝矣。呜呼哀哉！
给先生穿上鞋子，大哭……
早上开心接先生回家，没有想到竟然天人永隔……稍安慰者，先生病情已经扩散到胸部，而先生是在开心中辞世的，是在指导着我如何去做韩愈研究中辞世的，是在对全国韩愈会的殷切希望中辞世的……（九月五日）先生一生追求学术，最后的遗言，竟然是在指导着如何进一步深入韩愈韩文公的研究。大德者寿，大德者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没有受到精神与肉体的病痛折磨，而是在开心论学中驾鹤仙去，先生真是大德者，真是有福气的人。伤心的教师节。我的硕士博士阶段的导师都过世了，是否一种没有牵挂或者失去牵挂的孤单呢？……安排明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事。晚上，接秀成電话，让我作为弟子代表发言。9点半到11点，写发言稿。（九月十日）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又作为先生的门生代表在此发言。十六年间，先生在我日记里出现的次数太多太多，以上只是我选择其中最让人难忘的部分。先生曾经提出了太多可以研究的课题，甚至他还有许多与世人不一样的看法。如传统时代女子的守寡，现代人往往直接持批判的态度，而卞先生以自身的经历为证，认为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等等。
2009年5月31日，我陪先生到常州参观吕思勉纪念馆，先生在其中写下了“高山仰止，后学卞孝萱敬书”。今天我们在此缅怀卞先生，他的道德、文章、学行、为人，也是我们面前的高山。谢谢大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