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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博学鸿词科是清代影响巨大的一次制科考试,在清代政治、文化、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不仅引发士人心灵震荡,而且在诗歌创作、诗学观念方面发生巨变,儒家诗教正统地位回归诗坛,从而开启了康乾盛世诗歌新局面。可是在考试结束不久,京师出现讽刺阅卷官的诗歌,尤其以讽刺冯溥的“馮妇痴呆被虎颠”最为刻毒。它讲的是历史真实吗?如何评价诗中揭示的种种荒谬现象?这是一个博学鸿词科评价无法绕过的问题。
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考试结束之后,京城出现讽刺阅卷官冯溥等人的诗。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二记《博学宏词》载:
天生丈来自燕,告予有诽谐嘲李、杜、冯、叶看选举诗赋不当者七言八句。惟“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二句,巧毒可笑。天生每为人诵之。或谓天生:“尔亦取中者,何诵此为?”天生曰:“此诗儿实有可诵处也。”
康熙十八年三月一日,博学鸿词科考试,十五日、十六日,文华殿大学士官兼刑部尚书冯溥、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李霨、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杜立德、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阅卷。二十九日揭晓,五月十七日录用人员授予翰林。这首七律讽刺诗出现于康熙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后不久。早在三月份傅山已经返回山西,七月李因笃辞官返乡,在山西汾阳天宁寺与顾炎武相遇(顾炎武《子德自燕中西归,省我于汾州天宁寺》),告诉傅山这首诗应当是在李因笃返回故里不久。据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博学鸿才》,全诗为:
自古文章推李杜,高阳相国霨,宝坻相国立德。而今李杜亦稀奇。叶公蒙懂遭龙吓,掌院学士方蔼。冯妇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国溥。宿构零骈衡玉赋,失粘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这首诗讽刺阅卷官及博学鸿词科中式人员。首联写李霨、杜立德平庸,颈联、尾联写中式翰林无才。尤其是颔联,讽刺阅卷官叶方蔼、冯溥极尽挖苦之能事,尤其是对于冯溥,虽然诗句是出于律诗对仗的考虑,恰好冯妇与其姓名音近,但这种评骘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性质。对于博学鸿词科考试,傅山除了极力摆脱考试外,在听到李因笃讲到京师民间盛赞博学鸿词之后,即刻流露出不屑。据《霜红龛集》卷四十二记《博学宏词》载:
(李因笃)又说轻薄子以如今两起排胜之事作对,曰“博学宏词,清歌妙舞”,吾颇谓不然。博学宏词焉敢与清歌妙舞者作偶?果有一班青杨繁华子,引商杂羽落梁尘,惊鸿游龙回艳雪,真足令人死而不悔,复安知所谓学文词者?博杀宏杀,在渠肚里,先令我看不得,听不得,想要送半杯酒不能也。
即使是在博学鸿词科中不与清廷合作、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傅山,也觉得讽刺叶、冯二人的诗句过于歹毒可笑。然而李因笃却常常对人朗诵,并说“实有可诵处”。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冯妇痴呆被虎欺”?
事实上,冯溥绝非一个痴呆而软弱的人。相反,作为清初名臣,顺治康熙两朝重臣,他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大员。
顺治十二年(1655),徐乾学在国子监读书时,冯溥任国子监祭酒。在徐乾学眼里,冯溥“居家廉俭,食不过二豆。好读书,至老不倦,抱卷吟哦,萧然如寒士。性洞达,无城府。闻非礼之言,即义形辞色。好推毂贤士大夫。凡大廷议论及在殿陛闻,言事劲直不阿”(《憺园集》卷十九《太子太傅益都冯公年谱序》)。顺治十六年世祖在内阁对大学士表彰冯溥,说他是翰林表率。在给事中张维赤弹劾冯溥徇私的情况下,世祖说:“吾固知冯溥不为也!”不仅不相信反而让冯溥在顺治十七年考核满洲官员(毛奇龄《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易斋冯公年谱》),开创清初汉人考核满族官员的先河。
康熙甫登基,鳌拜等四大臣把持朝纲,朝中大臣明哲保身临事多唯唯诺诺,冯溥敢于建言。康熙五年(1666),四大臣妄图在各省派遣两名大臣,设立衙门,监督督抚,让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太必兔设衙门,总理其事。这显然是四大臣谋取私利设立的名目,冯溥当即表示反对,急性子太必兔当场挥拳相向。机敏的冯溥不紧不慢地说:“鸡肋何足安尊拳哉!夫尔我等也。既系公议,汝必不容吾两议何耶?且议之可否,自有圣裁,岂尔我所得而专主之?”(毛奇龄《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易斋冯公年谱》)一时吓得四司满汉官员都两股战战,环跪在冯溥面前,求他妥协。冯溥坚持己见,四大臣阴谋没有得逞。富于戏剧性的是飞扬跋扈的太必兔竟然主动修好。
不仅如此,冯溥还敢于直陈帝王过失。康熙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刚上任,冯溥就上疏《王言不宜反汗》,劝说圣旨应该慎重。这件事直到晚年,圣祖还记忆犹新,在康熙五十二年,对大学士说:“朕十三岁亲政……辅政大臣共理政事,时红本已发科钞,有取回改批者,冯溥为给事中,奏云:凡一切本章既批红发钞,不便更改。辅政大臣等欲罪冯溥,朕以冯溥所言亦是,因嘉奖之,并谕辅政大臣等此后当益加详慎批发。”(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九十二)
清初名臣中,冯溥以注重人才、呵护善类最为著名。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人才,就鼓励推扬。当他发现周清原是个奇才时,欣喜万分,以诗激励:“尊酒高斋话夕曛,斗间佳气识龙文。十年闭户迟游洛,千里过都早不群。春草已看传白傅,飞花定见诏韩君。九重侧席今方切,振笔蓬山为尔欣。”(法式善《槐厅载笔》卷十七《咏歌》一)后来周清原果然在博学鸿词中授翰林,官至工部侍郎。
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卷九中说:“北相惟冯益都有些意思。不以人之亲疏为贤否,不计利害之多寡为恩怨,又留心人才。南相吴汉阳可比宝坻,而如益都者尚少。”他胸怀天下,求贤若渴,用人唯贤。顺治十五六年间,布衣王嗣槐在京师文酒会上,属文立就,身为世祖器重的冯溥急着去结识(《〈桂山堂文选〉序》)。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后,“手捧荐书告天子,顿起田间匪阿私”(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七《寿同年益都相国七十》),立马推荐魏象枢、成性,开大学士推荐人才的先例。二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卷九将康熙朝宰辅大臣做了个排名,认为陈廷敬为人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张玉书勤慎淡泊,是个贤人,只能和李霨比个高低,算起来康熙名相冯溥第一,杜立德第二;而冯溥最大的优点是荐举贤良: 以余所见,相国冯为第一,宝坻(杜立德)次之,京江可比高阳(李霨)。益都大节在进贤,相公动本荐人,自益都始。益都荐魏环溪(魏象枢)诸人,有大好者。
冯溥曾任国子监祭酒,又多次主考会试、充副考。每次考试,都不徇私情,客观公正。《颜氏家藏尺牍》卷一有冯溥信一通,信中提及“缪主文闱,唯恐陨越无当”,“幸榜发之后,论无异同”,所关注的是人才的选拔,担心的是人才失坠,他并不因为和颜光敏为好友而录取他弟弟颜光敩。《榕村语录续集》卷九又载:
又会试主考,亲近者亦不绝,门生有二三年不登其门者,他还指其名而赞之,以为不奔竞。
录取门生即使两三年不登门,——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严重的失礼,他仍然交口称赞,认为是不“拉关系”“走门子”,这是多么难得的高贵品质!在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冯溥看重的才能、德行与素养。在他面前,“投门子”似乎起不了作用。虽然只是挑选人才、重用人才,可是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真正实行起来谈何容易!理学名家李光地的评价“有些意思”读来耐人寻味,而他对于冯溥的钦慕之心跃然纸上。
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之后,冯溥对于陆续来京的征士,表现出一贯的呵护。他将一些人员留在家里居住。方象瑛《毛行九诗序》载:“吾师相国益都先生好贤下士,先后馆西轩者皆海内名流,最后为毛子行九。”据徐锡龄、钱泳《熙朝新语》卷五,李因笃也曾住在冯溥家。
冯溥寓所万柳堂,成为文人雅集的场所。其中,有些人行为举止怪异。“吴天章性简傲。在京应词科,冯益都相国以箑索书,吴提笔濡墨,大书二绝句应之,不以拘守绳墨为足恭也。冯亦不介意。”(《新世说》卷六)“毛西河、李天生曾于益都坐上喧争”(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四七《龙树寺觞咏大会》),冯溥却不以为然。
居住在冯溥府上的王嗣槐记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词科之后,冯溥礼贤下士的种种所为:
今天子发德音,下明诏,令内外大小臣工,各举才行兼优之士。应辟召而至者,百五十余人,公手额称庆,以为盛朝不世之旷典。故士之高年有德不愿仕进者,公必就见而咨之;其为牧伯郡邑有声称者,必亲延见而访求之;至田野之布衣,白屋之贱士,亦必扫榻以待之,降阶以礼之,而且为燕饮以洽之,延誉以广之;其贫约无以自存者,为馆舍以居之,改衣授食以周之。(《桂山堂文选》卷一《〈崧高大雅集〉序》)
冯溥为四方名士齐聚京师而欣喜万分,迎送拜访、提供食宿与经济资助,乐于延誉。以一品大员而与众人平等相待,真是史所罕见。
康熙十七年,李宗孔、刘沛先举荐傅山应试,傅山立刻写下《病极待死》诗,卧病不起。无奈之中,县令戴梦熊令役夫将他抬到京城。到京师后,他在崇文门外圆觉寺卧病不起。冯溥第一个来拜访,在《赠傅青主征君》中冯溥写道:
僧庐高卧稳,令节客情孤。祝噫迟鸩杖,乞言尚帝都。寝兴唯子问,汤药倩人扶。惭愧平津阁,留宾事有无?(其一)
大隐乐林泉,鹤鸣彻九天。上庠虞氏典,稽古汉廷贤。孤洁留高义,凄凉动世怜。衰迟吾未去,惆怅咏新篇。(其二)(《佳山堂诗集》卷四)
冯溥在诗中运用汉朝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典故,表达了邀请傅山入住府上的意愿。看望傅山时,他问长问短,客居京师是否感到孤寂?一天到晚自己最关心的就是傅山的起居,并且派人服侍汤药。也不知道是否肯到自己宅第?第二首诗表示了冯溥对傅山的高风亮节的钦慕,赞扬傅山淡泊名利,有林泉之兴,名声很大,皇帝也听说他的大名,举世怜悯,并慨叹自己未能归隐,表达了自己的隐逸情怀和这种选择的尊重,——虽然这或许是心灵沟通的一种手段,但是冯溥确实是内心向往平淡,多次请求告退,——这无疑拉近了二人的感情距离。自冯溥之后,满汉公卿士大夫都去看望傅山。傅山返回山西,冯溥亲自出城相送,并作《赠傅青主征君》二首:
函谷青牛得系无,徒瞻紫气满皇都。雍中簴业迟更老,殿上夔龙问楷模。谁识承匡仍绛县,多应金粟待文殊。于今好请丹青笔,为写渊明栗里图。(其一)
病缘岂借世情医,高咏谁堪继五噫。岁俭欲留香积供,文成不让漆园奇。星能犯座还称客,云可怡人自有诗。驴背春风归去稳,外臣箕颍升恩时。(其二)(《佳山堂诗集》卷六)
称赞傅山为大隐,返乡后定有传世佳作。
再以潘耒为例,按照朝廷规定,博学鸿词科应征人员来京后先到冯溥处报到,潘耒抵京后却是冯溥先到寓所。潘耒说冯溥“客恕吐茵狂,礼容长揖抗”(《寿冯益都相公》),用《汉书·丙吉传》典故和西汉郦食其典故,赞颂冯溥容得下文人的缺点,即使是狂妄之士,也以礼相待。由于馮溥的人格魅力与对于士人的发自肺腑的尊重,“士气始一伸,短褐还神王”,感化了士人,使他们获得了自豪感。
正如在《寿冯益都相公》诗中,潘耒所写“草泽多奇才,覂驾或倜傥”诗句所言,博学鸿词科征士中不少遗民或者如同潘耒那样的布衣,本来就无意与清朝合作,还有一些人富于个性桀骜不驯,却受到冯溥“一一蒙延揽,时时垂咨访”的礼遇。康熙十七、十八年间,正是由于冯溥的人格魅力与礼贤下士,不少文人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近七旬的布衣王嗣槐本来对于诗坛创作没有多大热心,在冯溥的感召下,他积极地呼吁唐诗风尚,并向王士禛提出批评。毛奇龄则由遗民转变为清朝官员,热衷于讴歌清朝盛世文治。潘耒最初拒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即使到达京师后,依然一心渴望早日返回故乡,可是最终参加考试,成为清代文官体系中的一员。这其中,有冯溥礼遇的因素。
康熙十七年,冯溥虚怀若谷、礼遇赴京的征士,一方面是其视才若命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贯彻执行圣祖举办博学鸿词科政策的因素。王嗣槐说:
夫以宰相之尊,其视群僚下士如交游平昔而下之者,岂徒以名哉?公之意为此百数十人者,上不日亲试之矣,试之而且将录用之矣。吾识其姓名,申其才质,上一日按籍而问,吾一一举所知以对,某也贤,某也才,某也宜任何任而使称职。公于主上用人,历历不忍负天下之贤才若此。(《崧高大雅集序》) 甄别人才,量才而用,这正是文华殿大学士的职责所在,尤其是在科考阅卷中。
诗句“冯妇痴呆被虎欺”讽刺冯溥在康熙十七、十八年中的软弱可欺,这显然与冯溥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不符合,他绝非是一个懦弱无能之辈。如果说它指涉冯溥礼贤下士,宽容大度,如容许李因笃、毛奇龄在自己府上吵闹,对于“草泽多奇才,覂驾或倜傥”的不介意,“客恕吐茵狂,礼容长揖抗”(潘耒《寿冯益都相公》)体现出的谦和,是软弱可欺的话,这是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用心歹毒。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博学鸿才》说:
猗欤休哉,抡才之典,于斯为盛。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足表彰廊庙,矜式后儒,可以无惭鸿博,不负圣明之鉴拔,诚一代伟观也。而最恬退者,李检讨因笃,于甫授官日,旋陈情终养。上如其请。命下即归,更能遂其初志。无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挟私心,或自愧才学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与荐举而肆蜚谗,一时呼为野翰林。其讥以诗曰……又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灶前生李,周吴阵亡”,笑谈更属轻薄,故不附入。
刘廷玑指出讽刺诗的荒谬,分析其原因“无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挟私心,或自愧才学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与荐举而肆蜚谗”。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三《鸿博主试之被嘲》认为讽刺阅卷官的诗“必当时制科翰林所为者,妒宠争荣,甘为妾妇,于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损乎?”无疑是正确的。据徐珂《清稗类钞》卷四《讥讽类》“进士与鬼二而一”记载,当时由于博学鸿词科对于中式人员的优厚,引发一些通过常科考试获取功名的进士不满:
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取中者五十人,高等者授官过优,遂为甲科所丑诋,目为野翰林;而宏博之诋甲科,亦不遗余力。尤展成检讨侗《题钟馗像》曰:“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在这种背景下,尤侗《题钟馗像》被理解为博学鸿词中式人员对于进士的讽刺,虽然尤侗原意未必如此。商衍鎏以为野翰林的称呼是出于嫉妒者,“谓其自野而来,不由科举递考而进”,这首讽刺诗则是博学鸿词科落榜者所作(《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孟森简要地指出康熙博学鸿词弥合人心的目的,无疑是对的。但是他论述野翰林称呼出现的原因时,“查是年内阁七大学士,李霨居首,图海、杜立德、索额图、冯溥、明珠、勒德洪以年资为序。三汉学士皆为读卷官,自避门生座主之嫌。图海方督师在外,吴三桂党犹炽。索额图以贵戚握重权,视汉人文人蔑如也。廷臣方阿索额图意,复有旧科目诸人之心惎,此野翰林之所由来”(《己未词科外录》)。认为朝臣因为索额图蔑视汉人,而诱发此称呼,是一个错误的推断。大学士李霨、冯溥、杜立德作为读卷官“自避门生座主之嫌”,也与冯溥等人广延名士不符合。而满族权贵对于博学鸿词科征士也非常尊重,如傅山在京师住寺庙抱疾不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汉大臣之在朝者,履满其门,坚卧不起”(钮琇《觚剩》续编卷二《人觚·傅山》)。
博学鸿词科是清初乃至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制科考试,是一次特殊的考试,体现出对于人才的重视。这是在清初政治文化发展不同步情形下,圣祖举办的考试与文化政策,目的在于弥合民族矛盾、网罗知识分子、增强王朝凝聚力。正如孟森指出:“己未唯恐不得人,丙辰唯恐不限制。己未来者多有欲辞不得,丙辰皆渴望科名之人。己未为上之所求,丙辰为下之所急。己未有随意敷衍,冀避指摘,以不入彀为幸,而偏不使脱羁绊者,丙辰皆工为颂祷,鼓吹承平而已。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装点门面,乃有寄幸于国家,不可同年语也。”(《己未词科外录》)因而在对待人才、考试过程、录取原则上,体现了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极大的宽容。比如录取人员考卷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有没有完卷的,甚至是试卷中具有反清思想的词句。如此种种现象,只有在博学鸿词科考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即以考试来说,嘲讽者不能正确理解答卷何以出现种种问题以及博学鸿词科的目的所在,只是以通常的科举考试标准来衡量,而对于冯溥等人的污蔑也是因为受常科考试的视野局限,在个人私欲驱动下出现的。
这两句刻毒诗句,李因笃竟然常常诵读,不可思议。孟森说:“轻薄佻巧之词,有何可颂?”不过,关于李因笃仇恨满族的解释,“傅、李皆有高深学诣,何至与小夫竞牙慧?要自有不屑异族之见存,有托而出此”(《己未词科外录》),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康熙博学鸿词考试期间,李因笃已经认可了清朝政府,虽然他最终辞去了翰林。期间他不仅自己出仕,而且打算劝说好友李颙、顾炎武入仕。以至于顾炎武写信严厉地指责他:“窃谓足下身蹑青云,当为保全故交之计,而必援之使同乎已,非败其晚节,则必夭其天年矣。”(《亭林文集》卷四《与李子德》)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博学鸿词科与康熙诗坛关系研究”(12CZW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长安豪贵起大屋,日食万钱苦未足。洛阳年少来上书,旁觀笑破绛灌腹。昔日信陵谋孔艰,车骑喧阗老抱关。太史犹记东门里,过者徘徊不忍还,呜呼蹑屩担簦日三喟,人生报恩会有地。
(冯溥《行路难》)
一、 恶毒的嘲讽
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考试结束之后,京城出现讽刺阅卷官冯溥等人的诗。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二记《博学宏词》载:
天生丈来自燕,告予有诽谐嘲李、杜、冯、叶看选举诗赋不当者七言八句。惟“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二句,巧毒可笑。天生每为人诵之。或谓天生:“尔亦取中者,何诵此为?”天生曰:“此诗儿实有可诵处也。”
康熙十八年三月一日,博学鸿词科考试,十五日、十六日,文华殿大学士官兼刑部尚书冯溥、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李霨、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杜立德、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阅卷。二十九日揭晓,五月十七日录用人员授予翰林。这首七律讽刺诗出现于康熙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后不久。早在三月份傅山已经返回山西,七月李因笃辞官返乡,在山西汾阳天宁寺与顾炎武相遇(顾炎武《子德自燕中西归,省我于汾州天宁寺》),告诉傅山这首诗应当是在李因笃返回故里不久。据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博学鸿才》,全诗为:
自古文章推李杜,高阳相国霨,宝坻相国立德。而今李杜亦稀奇。叶公蒙懂遭龙吓,掌院学士方蔼。冯妇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国溥。宿构零骈衡玉赋,失粘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这首诗讽刺阅卷官及博学鸿词科中式人员。首联写李霨、杜立德平庸,颈联、尾联写中式翰林无才。尤其是颔联,讽刺阅卷官叶方蔼、冯溥极尽挖苦之能事,尤其是对于冯溥,虽然诗句是出于律诗对仗的考虑,恰好冯妇与其姓名音近,但这种评骘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性质。对于博学鸿词科考试,傅山除了极力摆脱考试外,在听到李因笃讲到京师民间盛赞博学鸿词之后,即刻流露出不屑。据《霜红龛集》卷四十二记《博学宏词》载:
(李因笃)又说轻薄子以如今两起排胜之事作对,曰“博学宏词,清歌妙舞”,吾颇谓不然。博学宏词焉敢与清歌妙舞者作偶?果有一班青杨繁华子,引商杂羽落梁尘,惊鸿游龙回艳雪,真足令人死而不悔,复安知所谓学文词者?博杀宏杀,在渠肚里,先令我看不得,听不得,想要送半杯酒不能也。
即使是在博学鸿词科中不与清廷合作、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傅山,也觉得讽刺叶、冯二人的诗句过于歹毒可笑。然而李因笃却常常对人朗诵,并说“实有可诵处”。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冯妇痴呆被虎欺”?
二、 刚正而有胆魄的大学生
事实上,冯溥绝非一个痴呆而软弱的人。相反,作为清初名臣,顺治康熙两朝重臣,他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大员。
顺治十二年(1655),徐乾学在国子监读书时,冯溥任国子监祭酒。在徐乾学眼里,冯溥“居家廉俭,食不过二豆。好读书,至老不倦,抱卷吟哦,萧然如寒士。性洞达,无城府。闻非礼之言,即义形辞色。好推毂贤士大夫。凡大廷议论及在殿陛闻,言事劲直不阿”(《憺园集》卷十九《太子太傅益都冯公年谱序》)。顺治十六年世祖在内阁对大学士表彰冯溥,说他是翰林表率。在给事中张维赤弹劾冯溥徇私的情况下,世祖说:“吾固知冯溥不为也!”不仅不相信反而让冯溥在顺治十七年考核满洲官员(毛奇龄《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易斋冯公年谱》),开创清初汉人考核满族官员的先河。
康熙甫登基,鳌拜等四大臣把持朝纲,朝中大臣明哲保身临事多唯唯诺诺,冯溥敢于建言。康熙五年(1666),四大臣妄图在各省派遣两名大臣,设立衙门,监督督抚,让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太必兔设衙门,总理其事。这显然是四大臣谋取私利设立的名目,冯溥当即表示反对,急性子太必兔当场挥拳相向。机敏的冯溥不紧不慢地说:“鸡肋何足安尊拳哉!夫尔我等也。既系公议,汝必不容吾两议何耶?且议之可否,自有圣裁,岂尔我所得而专主之?”(毛奇龄《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易斋冯公年谱》)一时吓得四司满汉官员都两股战战,环跪在冯溥面前,求他妥协。冯溥坚持己见,四大臣阴谋没有得逞。富于戏剧性的是飞扬跋扈的太必兔竟然主动修好。
不仅如此,冯溥还敢于直陈帝王过失。康熙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刚上任,冯溥就上疏《王言不宜反汗》,劝说圣旨应该慎重。这件事直到晚年,圣祖还记忆犹新,在康熙五十二年,对大学士说:“朕十三岁亲政……辅政大臣共理政事,时红本已发科钞,有取回改批者,冯溥为给事中,奏云:凡一切本章既批红发钞,不便更改。辅政大臣等欲罪冯溥,朕以冯溥所言亦是,因嘉奖之,并谕辅政大臣等此后当益加详慎批发。”(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九十二)
清初名臣中,冯溥以注重人才、呵护善类最为著名。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人才,就鼓励推扬。当他发现周清原是个奇才时,欣喜万分,以诗激励:“尊酒高斋话夕曛,斗间佳气识龙文。十年闭户迟游洛,千里过都早不群。春草已看传白傅,飞花定见诏韩君。九重侧席今方切,振笔蓬山为尔欣。”(法式善《槐厅载笔》卷十七《咏歌》一)后来周清原果然在博学鸿词中授翰林,官至工部侍郎。
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卷九中说:“北相惟冯益都有些意思。不以人之亲疏为贤否,不计利害之多寡为恩怨,又留心人才。南相吴汉阳可比宝坻,而如益都者尚少。”他胸怀天下,求贤若渴,用人唯贤。顺治十五六年间,布衣王嗣槐在京师文酒会上,属文立就,身为世祖器重的冯溥急着去结识(《〈桂山堂文选〉序》)。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后,“手捧荐书告天子,顿起田间匪阿私”(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七《寿同年益都相国七十》),立马推荐魏象枢、成性,开大学士推荐人才的先例。二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卷九将康熙朝宰辅大臣做了个排名,认为陈廷敬为人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张玉书勤慎淡泊,是个贤人,只能和李霨比个高低,算起来康熙名相冯溥第一,杜立德第二;而冯溥最大的优点是荐举贤良: 以余所见,相国冯为第一,宝坻(杜立德)次之,京江可比高阳(李霨)。益都大节在进贤,相公动本荐人,自益都始。益都荐魏环溪(魏象枢)诸人,有大好者。
冯溥曾任国子监祭酒,又多次主考会试、充副考。每次考试,都不徇私情,客观公正。《颜氏家藏尺牍》卷一有冯溥信一通,信中提及“缪主文闱,唯恐陨越无当”,“幸榜发之后,论无异同”,所关注的是人才的选拔,担心的是人才失坠,他并不因为和颜光敏为好友而录取他弟弟颜光敩。《榕村语录续集》卷九又载:
又会试主考,亲近者亦不绝,门生有二三年不登其门者,他还指其名而赞之,以为不奔竞。
录取门生即使两三年不登门,——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严重的失礼,他仍然交口称赞,认为是不“拉关系”“走门子”,这是多么难得的高贵品质!在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冯溥看重的才能、德行与素养。在他面前,“投门子”似乎起不了作用。虽然只是挑选人才、重用人才,可是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真正实行起来谈何容易!理学名家李光地的评价“有些意思”读来耐人寻味,而他对于冯溥的钦慕之心跃然纸上。
三、 博学鸿词科中的呵护人才
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之后,冯溥对于陆续来京的征士,表现出一贯的呵护。他将一些人员留在家里居住。方象瑛《毛行九诗序》载:“吾师相国益都先生好贤下士,先后馆西轩者皆海内名流,最后为毛子行九。”据徐锡龄、钱泳《熙朝新语》卷五,李因笃也曾住在冯溥家。
冯溥寓所万柳堂,成为文人雅集的场所。其中,有些人行为举止怪异。“吴天章性简傲。在京应词科,冯益都相国以箑索书,吴提笔濡墨,大书二绝句应之,不以拘守绳墨为足恭也。冯亦不介意。”(《新世说》卷六)“毛西河、李天生曾于益都坐上喧争”(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四七《龙树寺觞咏大会》),冯溥却不以为然。
居住在冯溥府上的王嗣槐记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词科之后,冯溥礼贤下士的种种所为:
今天子发德音,下明诏,令内外大小臣工,各举才行兼优之士。应辟召而至者,百五十余人,公手额称庆,以为盛朝不世之旷典。故士之高年有德不愿仕进者,公必就见而咨之;其为牧伯郡邑有声称者,必亲延见而访求之;至田野之布衣,白屋之贱士,亦必扫榻以待之,降阶以礼之,而且为燕饮以洽之,延誉以广之;其贫约无以自存者,为馆舍以居之,改衣授食以周之。(《桂山堂文选》卷一《〈崧高大雅集〉序》)
冯溥为四方名士齐聚京师而欣喜万分,迎送拜访、提供食宿与经济资助,乐于延誉。以一品大员而与众人平等相待,真是史所罕见。
康熙十七年,李宗孔、刘沛先举荐傅山应试,傅山立刻写下《病极待死》诗,卧病不起。无奈之中,县令戴梦熊令役夫将他抬到京城。到京师后,他在崇文门外圆觉寺卧病不起。冯溥第一个来拜访,在《赠傅青主征君》中冯溥写道:
僧庐高卧稳,令节客情孤。祝噫迟鸩杖,乞言尚帝都。寝兴唯子问,汤药倩人扶。惭愧平津阁,留宾事有无?(其一)
大隐乐林泉,鹤鸣彻九天。上庠虞氏典,稽古汉廷贤。孤洁留高义,凄凉动世怜。衰迟吾未去,惆怅咏新篇。(其二)(《佳山堂诗集》卷四)
冯溥在诗中运用汉朝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典故,表达了邀请傅山入住府上的意愿。看望傅山时,他问长问短,客居京师是否感到孤寂?一天到晚自己最关心的就是傅山的起居,并且派人服侍汤药。也不知道是否肯到自己宅第?第二首诗表示了冯溥对傅山的高风亮节的钦慕,赞扬傅山淡泊名利,有林泉之兴,名声很大,皇帝也听说他的大名,举世怜悯,并慨叹自己未能归隐,表达了自己的隐逸情怀和这种选择的尊重,——虽然这或许是心灵沟通的一种手段,但是冯溥确实是内心向往平淡,多次请求告退,——这无疑拉近了二人的感情距离。自冯溥之后,满汉公卿士大夫都去看望傅山。傅山返回山西,冯溥亲自出城相送,并作《赠傅青主征君》二首:
函谷青牛得系无,徒瞻紫气满皇都。雍中簴业迟更老,殿上夔龙问楷模。谁识承匡仍绛县,多应金粟待文殊。于今好请丹青笔,为写渊明栗里图。(其一)
病缘岂借世情医,高咏谁堪继五噫。岁俭欲留香积供,文成不让漆园奇。星能犯座还称客,云可怡人自有诗。驴背春风归去稳,外臣箕颍升恩时。(其二)(《佳山堂诗集》卷六)
称赞傅山为大隐,返乡后定有传世佳作。
再以潘耒为例,按照朝廷规定,博学鸿词科应征人员来京后先到冯溥处报到,潘耒抵京后却是冯溥先到寓所。潘耒说冯溥“客恕吐茵狂,礼容长揖抗”(《寿冯益都相公》),用《汉书·丙吉传》典故和西汉郦食其典故,赞颂冯溥容得下文人的缺点,即使是狂妄之士,也以礼相待。由于馮溥的人格魅力与对于士人的发自肺腑的尊重,“士气始一伸,短褐还神王”,感化了士人,使他们获得了自豪感。
正如在《寿冯益都相公》诗中,潘耒所写“草泽多奇才,覂驾或倜傥”诗句所言,博学鸿词科征士中不少遗民或者如同潘耒那样的布衣,本来就无意与清朝合作,还有一些人富于个性桀骜不驯,却受到冯溥“一一蒙延揽,时时垂咨访”的礼遇。康熙十七、十八年间,正是由于冯溥的人格魅力与礼贤下士,不少文人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近七旬的布衣王嗣槐本来对于诗坛创作没有多大热心,在冯溥的感召下,他积极地呼吁唐诗风尚,并向王士禛提出批评。毛奇龄则由遗民转变为清朝官员,热衷于讴歌清朝盛世文治。潘耒最初拒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即使到达京师后,依然一心渴望早日返回故乡,可是最终参加考试,成为清代文官体系中的一员。这其中,有冯溥礼遇的因素。
康熙十七年,冯溥虚怀若谷、礼遇赴京的征士,一方面是其视才若命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贯彻执行圣祖举办博学鸿词科政策的因素。王嗣槐说:
夫以宰相之尊,其视群僚下士如交游平昔而下之者,岂徒以名哉?公之意为此百数十人者,上不日亲试之矣,试之而且将录用之矣。吾识其姓名,申其才质,上一日按籍而问,吾一一举所知以对,某也贤,某也才,某也宜任何任而使称职。公于主上用人,历历不忍负天下之贤才若此。(《崧高大雅集序》) 甄别人才,量才而用,这正是文华殿大学士的职责所在,尤其是在科考阅卷中。
四、 结论
诗句“冯妇痴呆被虎欺”讽刺冯溥在康熙十七、十八年中的软弱可欺,这显然与冯溥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不符合,他绝非是一个懦弱无能之辈。如果说它指涉冯溥礼贤下士,宽容大度,如容许李因笃、毛奇龄在自己府上吵闹,对于“草泽多奇才,覂驾或倜傥”的不介意,“客恕吐茵狂,礼容长揖抗”(潘耒《寿冯益都相公》)体现出的谦和,是软弱可欺的话,这是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用心歹毒。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博学鸿才》说:
猗欤休哉,抡才之典,于斯为盛。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足表彰廊庙,矜式后儒,可以无惭鸿博,不负圣明之鉴拔,诚一代伟观也。而最恬退者,李检讨因笃,于甫授官日,旋陈情终养。上如其请。命下即归,更能遂其初志。无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挟私心,或自愧才学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与荐举而肆蜚谗,一时呼为野翰林。其讥以诗曰……又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灶前生李,周吴阵亡”,笑谈更属轻薄,故不附入。
刘廷玑指出讽刺诗的荒谬,分析其原因“无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挟私心,或自愧才学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与荐举而肆蜚谗”。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三《鸿博主试之被嘲》认为讽刺阅卷官的诗“必当时制科翰林所为者,妒宠争荣,甘为妾妇,于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损乎?”无疑是正确的。据徐珂《清稗类钞》卷四《讥讽类》“进士与鬼二而一”记载,当时由于博学鸿词科对于中式人员的优厚,引发一些通过常科考试获取功名的进士不满:
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取中者五十人,高等者授官过优,遂为甲科所丑诋,目为野翰林;而宏博之诋甲科,亦不遗余力。尤展成检讨侗《题钟馗像》曰:“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在这种背景下,尤侗《题钟馗像》被理解为博学鸿词中式人员对于进士的讽刺,虽然尤侗原意未必如此。商衍鎏以为野翰林的称呼是出于嫉妒者,“谓其自野而来,不由科举递考而进”,这首讽刺诗则是博学鸿词科落榜者所作(《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孟森简要地指出康熙博学鸿词弥合人心的目的,无疑是对的。但是他论述野翰林称呼出现的原因时,“查是年内阁七大学士,李霨居首,图海、杜立德、索额图、冯溥、明珠、勒德洪以年资为序。三汉学士皆为读卷官,自避门生座主之嫌。图海方督师在外,吴三桂党犹炽。索额图以贵戚握重权,视汉人文人蔑如也。廷臣方阿索额图意,复有旧科目诸人之心惎,此野翰林之所由来”(《己未词科外录》)。认为朝臣因为索额图蔑视汉人,而诱发此称呼,是一个错误的推断。大学士李霨、冯溥、杜立德作为读卷官“自避门生座主之嫌”,也与冯溥等人广延名士不符合。而满族权贵对于博学鸿词科征士也非常尊重,如傅山在京师住寺庙抱疾不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汉大臣之在朝者,履满其门,坚卧不起”(钮琇《觚剩》续编卷二《人觚·傅山》)。
博学鸿词科是清初乃至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制科考试,是一次特殊的考试,体现出对于人才的重视。这是在清初政治文化发展不同步情形下,圣祖举办的考试与文化政策,目的在于弥合民族矛盾、网罗知识分子、增强王朝凝聚力。正如孟森指出:“己未唯恐不得人,丙辰唯恐不限制。己未来者多有欲辞不得,丙辰皆渴望科名之人。己未为上之所求,丙辰为下之所急。己未有随意敷衍,冀避指摘,以不入彀为幸,而偏不使脱羁绊者,丙辰皆工为颂祷,鼓吹承平而已。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装点门面,乃有寄幸于国家,不可同年语也。”(《己未词科外录》)因而在对待人才、考试过程、录取原则上,体现了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极大的宽容。比如录取人员考卷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有没有完卷的,甚至是试卷中具有反清思想的词句。如此种种现象,只有在博学鸿词科考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即以考试来说,嘲讽者不能正确理解答卷何以出现种种问题以及博学鸿词科的目的所在,只是以通常的科举考试标准来衡量,而对于冯溥等人的污蔑也是因为受常科考试的视野局限,在个人私欲驱动下出现的。
这两句刻毒诗句,李因笃竟然常常诵读,不可思议。孟森说:“轻薄佻巧之词,有何可颂?”不过,关于李因笃仇恨满族的解释,“傅、李皆有高深学诣,何至与小夫竞牙慧?要自有不屑异族之见存,有托而出此”(《己未词科外录》),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康熙博学鸿词考试期间,李因笃已经认可了清朝政府,虽然他最终辞去了翰林。期间他不仅自己出仕,而且打算劝说好友李颙、顾炎武入仕。以至于顾炎武写信严厉地指责他:“窃谓足下身蹑青云,当为保全故交之计,而必援之使同乎已,非败其晚节,则必夭其天年矣。”(《亭林文集》卷四《与李子德》)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博学鸿词科与康熙诗坛关系研究”(12CZW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长安豪贵起大屋,日食万钱苦未足。洛阳年少来上书,旁觀笑破绛灌腹。昔日信陵谋孔艰,车骑喧阗老抱关。太史犹记东门里,过者徘徊不忍还,呜呼蹑屩担簦日三喟,人生报恩会有地。
(冯溥《行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