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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夜泊》，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颗璀璨明珠，其价值远逾千年而不衰，超越文学而熔铸文化。它的文学意义在于，创造“月落乌啼、霜气弥漫、江枫渔火、寒寺夜钟”的江南客愁意境，无人望其项背。它的文化意义在于，衍生“枫桥、寒山寺、寒山寺钟”的世人羁旅圣迹，影响深远。然因诗作者及成诗背景记载的巨大局限，千百年来人们探究的欲望经久不衰，总希图抽丝剥茧，在拂去历史的尘埃中保全诗义。
一、 《枫桥夜泊》的本来诗义
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解读，屈从历史文化的衍生而局部湮其本义，显得一般而稀松：“漫天寒霜里，月亮在乌鸦的啼叫声中慢慢西沉。江边枫叶摇曳，渔船上灯火点点，诗人看着这些景象，心中充满愁绪，久久不能入睡。此时，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敲响的钟声传入客船。”（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且不谈“诗人看着这些景象，心中充满愁绪，久久不能入睡。此时……”完全就是想象中的拖沓发挥，连“枫叶摇曳”措辞也有失精准。千百年来，人们在这样的解读中赋予寒山寺及其钟声等经典的文化色彩。但由穿凿附会创造文化圣迹是惯常的“创新”，就这首诗而言，根本不能实证解读的正确。而且，这样的解读虎头蛇尾，最后两句纯粹大白话，毫无诗的凝练与意境，且“江枫渔火”等关键词句的解读，有望文生义之嫌。
我们应当贴近诗语的雅致美与诗境的寂寥美，还其本义，对全诗作出新的恰当解读——月没天黑、鸦声凄厉，秋深霜华弥漫，江上枫桥在渔船灯火的摇曳中忧伤入睡。姑苏城外山冷寺寒，我初羁此地，扁舟之上听闻午夜时分悠远的钟声。
“江上枫桥在渔船灯火的摇曳中忧伤入睡”，是说桥上船上一片死寂。我们认为，这样解读全诗才最大程度符合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且首尾照应，一气呵成。即便如俞樾所言“千金一字是江村”，把“江枫”换成“江村”，也是毫无障碍。张继无论是一路逃难还是远道漫游、求仕，既然尚在旅途，既然“客船”，当然初旅“客愁”强烈，夜不能寐。他夜泊江上，可能还带有前路未卜的焦虑。首句中的“乌啼”，次句中的“愁眠”，三句中的“寒山寺”，无不说明他的心情凝重、拥愁难眠。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读并无史实抵牾，因为当时未有专指佛寺的“寒山寺”，亦不能排除已有“枫桥”，或者说不能排除作者把“封桥”误写甚至故意变造。“寒山寺”“枫桥”皆有实指，特别是其与张继《枫桥夜泊》的灵动，均出现在北宋王郇公“顷居吴门”的写刻之后（孙桂平、艾冰梅《张继〈松江夜泊〉相关问题考证》，《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三百来年时光流去。诗僧皎然，晚了张继一二十年，其《闻钟》“古寺寒山上”，再直白不过说明“寒山寺”非专指。无论如何，“江枫渔火对愁眠”之“江枫”，一定不是江边枫树，“枫桥”可以，“江桥”“江村桥”也罢，甚至“江上枫叶”亦然。这首诗是表达低沉情绪的，让“桥”入诗没有问题，而秋天枫树的文学形象却是热烈的、灿烂的。枫树在寒风之中自然萧瑟、衰飒，不会是“眠”的状态，桥则不然，风吹它不动。更何况，在月黑的夜晚，岸上枫树难见，渔火映衬下桥的轮廓可睹，而渔船麇集桥的两侧过夜是常态。松江曾为吴江古称，唐初崔信明“枫落吴江冷”想必给了张继创作《夜泊松江》极好的借鉴与灵感。至于诗题《枫桥夜泊》，从文题照应、契合题定者意图的考量出发，“江枫”之“枫”最妥的就是“枫桥”。如果诗题不变，没有出现后来的文化衍生，那“江枫”的最优解就是江上枫叶。秋之枫树与枫之落叶，给人的情感联想截然不同，前者以色泽美丽的遐想，后者则是凄冷之感怀。果真如此，“江枫渔火对愁眠”当解为“江上枫叶与渔船灯火交相摇曳，一片清冷”。无论如何，句中之“对愁眠”，一定是“眠”。作者只有写足目之所及意义上的“眠”，才能烘托自己的“愁不眠”。此外，如果张继真就泊舟“寒山寺”侧，那就难称“姑苏城外”，更无所谓钟声“到”客船。寺钟近在咫尺，令辽远悠长的诗意顿失。诗中措辞，实已说明“寒山寺”并非近前。那么，这首诗到底是写实还是写虚？我们以为，他是虚实兼有，景语情语，“感受的写实，悲秋的写意”。回望张继《夜宿松江》，本来明确的沉郁，却在历史文化偏好的兀自雕饰与文人“附雅”的尽情解构之中，从诗题变换到诗文解读均演变得近乎明快。这种显著的背离，很有意思，在文学史上也不是个例。名胜古迹，通过生编杜撰掌故逸闻赋予其深厚底蕴、人文特质，似乎是一种美丽谎言、通行规则，为人类文化史所接纳。当然，我们力求忠实的本义解读，无意也无力改变枫桥、寒山寺及二者结缘等已深植人心快意的诗文形象。尽管种种考证考据力证“错拉错解张继詩，讹传讹定寒山寺”的“大错结”（曹汛《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建筑师》1994年第5期），且无人遏阻得了历史文化的伟力，但我们在诗之本义与文化的衍生之间作出必要区隔，难道不是古诗文文本解读的正途？总之，文化枝蔓不能动摇《枫桥夜泊》悲凉的底色，也不能动摇它写尽“泊”的飘零感与对前路不定的忧心。
此外，张继之作时题《夜宿松江》，后人题写、印行《枫桥夜泊》诗，并多谓枫桥在隋大运河上。溯源《枫桥夜泊》原题，显然，张继当年泊舟大运河之说很不确切。运河江南段亦称江南河，与松江水系相通，但无运河松江段。不过，“松江的源头瓜泾口在苏州城南偏东一点，往东不远即与大运河的南段交汇”（朱也旷《诗人的“一首好诗”》，《读书》2020年第4期）。时年张继沿运河南下，晚上泊于相对平静的松江是完全可能的。张继虽非吴人，但当不会把运河当松江，因为劳舟远行，行船人定为专职的艄公，也就是说，作者不会把“大运河”与“松江”混淆。如果有“枫桥”，它肯定横跨松江之上。如何看待运河与松江的矛盾？首先要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宋人对客船泊地“东”辕“西”辙，使之产生由苏州东南松江到城西枫桥的重大位移。次则，不管张继“夜宿”苏州东南还是城西，都不会在大运河上，因为运河上的桥自是商舶渊薮，是南来北往之客停桡解维之处，主景不会是“渔火”点点。况且，夜宿漕运繁忙大运河，既不安全也不安静。再则，即便当年张继真的是夜泊“枫桥”，也要看到枫桥所跨压根儿就不是大运河，而在“运河支流的最北端向东直角拐弯10米左右处”（李金坤《“江枫”新考》，《江海学刊》2010年第6期）。那里渔船集中，也能说通。我们可以说，枫桥跨在运河河汊上。 二、 《枫桥夜泊》事发“铨选”落第与“安史之乱”之间
《备课手册·语文（五年级上册）》称“天宝十五载秋冬之际，张继由家乡襄阳乘船顺江而下……转而南下苏州，据说途中他得知自己落第的消息”（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应该是不正确的。“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末，翌年秋冬，内乱正炽，“气节”文人张继谅必不会有兴致徜徉山水，正常悲秋悯怀。将诗中之愁与“落第”硬扯到一起，大概源于强张之愁，误读《唐才子传》中的一句话“然铨选落第，归乡”，把“铨选落第”等同于进士落榜。“铨选”，是唐代官员的一种选用制度，通过礼部科举的进士不能直接当官，必须参与吏部铨选，选中者为官。铨选对读书人同样命运攸关，但与进士成败完全是两个概念。厘清《枫桥夜泊》的成诗背景与成诗时间、诗之所愁，密切相关。认为张继到吴越一带是为躲避战乱的主流观点，并无确切史料支撑。“安史之乱”战事所及，仅河北、山东、河南、关内四道，距离张继家乡襄阳最近也在350公里以上。那年代，这距离有足够的安全感。他去江南应是漫游、宦游，故《枫桥夜泊》只是一首经典的流寓感怀之作，表现愁绪难抑。这愁，是来自背井离乡的离愁，可能还有“铨选”落第，前路未卜的忧愁，当无“安史之乱”、国难当头的悲愤与哀怨。尽管此诗前两句凄清、窒闷，但通读全诗之后，我们的心情还是得到充分释放，占据内心的是平和淡远的静穆感。整体研读张继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前后期的显著差异。“安史之乱”给文人强烈冲击，张继自不能外。乱前唐处盛世，张继心中也有愁，但那是文人心里的惆怅，之后则演变为匹夫内心的喟叹。《枫桥夜泊》，应是张继一生前期即“安史之乱”前的作品。
唐天宝十二载（753）春，张继进士及第。此前，他在齐鲁、淮阳等地游历。是年和754年、755年三年的秋冬，可能是《枫桥夜泊》事发时间。如果除却参加“铨选”的可能年份，就只剩754、755年。张继进士及第后，应接着参加了是年秋至翌年（754）春吏部科目选“铨选”，但不幸落第。此时，距预备铨选恰好一年（终年），张继发些牢骚，“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合乎情理，且足可辨其行迹。他“铨选”落第“归乡”，不管真假，反正以他的秉性不会在京城西安或都城洛阳久留，也不会鸿志未酬即归隐乡里。出游、闯荡、求仕是读书人的常态，自然也是他的常态。张继“傲骨凌霜”，“颇矜气节”，既不能融入帝都诗人群，又不能获得皇帝命官，只好到地方找知音、谋前程。按唐代科举制度，铨选落败并不影响到地方使府任小吏。当年（754）秋，他前往会稽的可能性更大。唐代以前，江南文化经过东晋南朝的偏安江左而厚积（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江南是隋唐文学圣地，“江南七州”为国家赋入重心，“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对张继而言，吴越之地崇文尚学，文化繁荣，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那里不仅有可资挖掘的现实人脉，而且有他的精神归宿——以诗酬唱寄答。当年除了长安、洛阳“两都”诗人群之外，江南之地文人雅士汇聚，乃至大历年间形成蔚为大观的江南诗人群体。他羁旅吴越，就是“人往高处走”。显然，张继流寓江南，主要不是因为其有社会安定的高地，而是因为其经济繁华、文化发达，具有深厚的士子唱和的土壤，同道、知音磁吸力强。唐初苏州与会稽越中地区同属江南道。他奔会稽而来，苏州自然也留下他大量的足迹。无论如何，“安史之乱”导致玄宗逊位、年号更改的严峻形势，张继不大可能在《枫桥夜泊》中无动于衷。唐天宝十三载（754）十月，应是张继“夜宿松江”之时。
三、 《枫桥夜泊》成诗年份的参照推定
根据诗里“月落”“霜满天”“夜半”等天文、物候、气候语言，《枫桥夜泊》事发日期可大致确定为农历十月初八。对《枫桥夜泊》成诗年份，我们还需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推定。第一，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断代的相对性。《枫桥夜泊》（《夜宿松江》）正式面世，应该说始于《中兴间气集》。依集序所云“武不揆菲陋，辄罄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起自至德元年首，终于大历暮年。……五言诗一百四十首，七言诗附之……”，《枫桥夜泊》似乎不会早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但鉴于古人文章传播缓慢与文集采撷困难等突出的限制因素，并不排除其实际写作时间显著在前。何况触发诗作事件的时间，可能更在先前。第二，张继诗《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生发年份的参照。《枫桥夜泊》当成诗在《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之前。于太守于幼卿，天宝十三载（754）始任会稽太守，至德二载（757）卸任，就是说，张继奉诗太守只能是754、755、756三年中的一年。754年秋，张继南下江南至会稽。是时，张继与太守均是初来乍到，人生地疏，素昧平生，想必不会以诗相会。太守甫任，以张继气节刚直之品性，不至于肉麻到说瞎话“寂寂讼庭幽，森森戟户秋”，至少也得在太守操劳了一年半载之后再来歌颂他的功绩。但他求仕之心迫切，不会放任755年秋的流逝。何况，756年秋北方战火纷飞，难以想象张继求仕诗中竟无半点忧国气息。按照高仲武对五言律诗的偏好，大概也不会遗漏756年的这首五言佳作。因此，《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只能作于755年秋，同样是“安史之乱”前。第三，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确知张继于至德元年二年间曾至会稽”留下的可能空间。傅說张继是在越中“盘桓过一段时期的”，756至757年肯定在会稽，而其前其后的年份并无明确的排除。张继在会稽周边游历一年后，对旅居之地已有相当了解，进而写下《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诗云“浮云将越客，岁晚共淹留”，显其尚无官职，而《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云“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应能表明张继是在其位感其怀，且诗与“李书记”酬唱，他可能已是个胥吏。刘长卿《赠张继司直适越》诗，“司直”可能就是张继在吴越地担任过的官职。《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云“凤辇栖岐下，鲸波斗洛川”，表明朝廷与安禄山叛军鏖战中，肃宗仍未班师回长安。此时应为至德二年（757）。是年，于幼卿离任，之前给张继落实个差事乃情理之事。我们完全可以推知，天宝十四载（755）秋，张继以《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令太守印象深刻，进而刮目相看，逐步委任其承担钱粮管理工作。大历四、五年，他任职洪州盐铁判官，分掌财务，是有历练基础的。至德二载秋，他无疑“司直”在身，国难当头，深有感触，作《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是载，张继《春夜皇甫冉宅欢宴》云“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情。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家国情怀表露无遗。显然，欢宴不欢。综上所述，张继《枫桥夜泊》成诗公元754年十月。诗中“客船”，点明了初始羁旅者的身份，其口吻绝非是作者在吴越已盘桓一段时间。彼时，张继应该是初行吴越，《枫桥夜泊》描绘的就是初八日的夜景。周义敢先生“此诗……于至德年间（756—758）客游苏州时所作”之说（《张继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应是不确切的。
《枫桥夜泊》，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绽放异彩。读它，我们能够一窥唐诗的高远意境。人们在历史的苍穹中，对其顶礼膜拜，不断去解读，希图去模仿，却总是无法超越，只能在仰望与深思之中，努力回溯文本的原义。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盐城市亭湖区教师发展中心、盐城小学）
一、 《枫桥夜泊》的本来诗义
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解读，屈从历史文化的衍生而局部湮其本义，显得一般而稀松：“漫天寒霜里，月亮在乌鸦的啼叫声中慢慢西沉。江边枫叶摇曳，渔船上灯火点点，诗人看着这些景象，心中充满愁绪，久久不能入睡。此时，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敲响的钟声传入客船。”（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且不谈“诗人看着这些景象，心中充满愁绪，久久不能入睡。此时……”完全就是想象中的拖沓发挥，连“枫叶摇曳”措辞也有失精准。千百年来，人们在这样的解读中赋予寒山寺及其钟声等经典的文化色彩。但由穿凿附会创造文化圣迹是惯常的“创新”，就这首诗而言，根本不能实证解读的正确。而且，这样的解读虎头蛇尾，最后两句纯粹大白话，毫无诗的凝练与意境，且“江枫渔火”等关键词句的解读，有望文生义之嫌。
我们应当贴近诗语的雅致美与诗境的寂寥美，还其本义，对全诗作出新的恰当解读——月没天黑、鸦声凄厉，秋深霜华弥漫，江上枫桥在渔船灯火的摇曳中忧伤入睡。姑苏城外山冷寺寒，我初羁此地，扁舟之上听闻午夜时分悠远的钟声。
“江上枫桥在渔船灯火的摇曳中忧伤入睡”，是说桥上船上一片死寂。我们认为，这样解读全诗才最大程度符合作者当时的思想情绪，且首尾照应，一气呵成。即便如俞樾所言“千金一字是江村”，把“江枫”换成“江村”，也是毫无障碍。张继无论是一路逃难还是远道漫游、求仕，既然尚在旅途，既然“客船”，当然初旅“客愁”强烈，夜不能寐。他夜泊江上，可能还带有前路未卜的焦虑。首句中的“乌啼”，次句中的“愁眠”，三句中的“寒山寺”，无不说明他的心情凝重、拥愁难眠。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读并无史实抵牾，因为当时未有专指佛寺的“寒山寺”，亦不能排除已有“枫桥”，或者说不能排除作者把“封桥”误写甚至故意变造。“寒山寺”“枫桥”皆有实指，特别是其与张继《枫桥夜泊》的灵动，均出现在北宋王郇公“顷居吴门”的写刻之后（孙桂平、艾冰梅《张继〈松江夜泊〉相关问题考证》，《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三百来年时光流去。诗僧皎然，晚了张继一二十年，其《闻钟》“古寺寒山上”，再直白不过说明“寒山寺”非专指。无论如何，“江枫渔火对愁眠”之“江枫”，一定不是江边枫树，“枫桥”可以，“江桥”“江村桥”也罢，甚至“江上枫叶”亦然。这首诗是表达低沉情绪的，让“桥”入诗没有问题，而秋天枫树的文学形象却是热烈的、灿烂的。枫树在寒风之中自然萧瑟、衰飒，不会是“眠”的状态，桥则不然，风吹它不动。更何况，在月黑的夜晚，岸上枫树难见，渔火映衬下桥的轮廓可睹，而渔船麇集桥的两侧过夜是常态。松江曾为吴江古称，唐初崔信明“枫落吴江冷”想必给了张继创作《夜泊松江》极好的借鉴与灵感。至于诗题《枫桥夜泊》，从文题照应、契合题定者意图的考量出发，“江枫”之“枫”最妥的就是“枫桥”。如果诗题不变，没有出现后来的文化衍生，那“江枫”的最优解就是江上枫叶。秋之枫树与枫之落叶，给人的情感联想截然不同，前者以色泽美丽的遐想，后者则是凄冷之感怀。果真如此，“江枫渔火对愁眠”当解为“江上枫叶与渔船灯火交相摇曳，一片清冷”。无论如何，句中之“对愁眠”，一定是“眠”。作者只有写足目之所及意义上的“眠”，才能烘托自己的“愁不眠”。此外，如果张继真就泊舟“寒山寺”侧，那就难称“姑苏城外”，更无所谓钟声“到”客船。寺钟近在咫尺，令辽远悠长的诗意顿失。诗中措辞，实已说明“寒山寺”并非近前。那么，这首诗到底是写实还是写虚？我们以为，他是虚实兼有，景语情语，“感受的写实，悲秋的写意”。回望张继《夜宿松江》，本来明确的沉郁，却在历史文化偏好的兀自雕饰与文人“附雅”的尽情解构之中，从诗题变换到诗文解读均演变得近乎明快。这种显著的背离，很有意思，在文学史上也不是个例。名胜古迹，通过生编杜撰掌故逸闻赋予其深厚底蕴、人文特质，似乎是一种美丽谎言、通行规则，为人类文化史所接纳。当然，我们力求忠实的本义解读，无意也无力改变枫桥、寒山寺及二者结缘等已深植人心快意的诗文形象。尽管种种考证考据力证“错拉错解张继詩，讹传讹定寒山寺”的“大错结”（曹汛《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建筑师》1994年第5期），且无人遏阻得了历史文化的伟力，但我们在诗之本义与文化的衍生之间作出必要区隔，难道不是古诗文文本解读的正途？总之，文化枝蔓不能动摇《枫桥夜泊》悲凉的底色，也不能动摇它写尽“泊”的飘零感与对前路不定的忧心。
此外，张继之作时题《夜宿松江》，后人题写、印行《枫桥夜泊》诗，并多谓枫桥在隋大运河上。溯源《枫桥夜泊》原题，显然，张继当年泊舟大运河之说很不确切。运河江南段亦称江南河，与松江水系相通，但无运河松江段。不过，“松江的源头瓜泾口在苏州城南偏东一点，往东不远即与大运河的南段交汇”（朱也旷《诗人的“一首好诗”》，《读书》2020年第4期）。时年张继沿运河南下，晚上泊于相对平静的松江是完全可能的。张继虽非吴人，但当不会把运河当松江，因为劳舟远行，行船人定为专职的艄公，也就是说，作者不会把“大运河”与“松江”混淆。如果有“枫桥”，它肯定横跨松江之上。如何看待运河与松江的矛盾？首先要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宋人对客船泊地“东”辕“西”辙，使之产生由苏州东南松江到城西枫桥的重大位移。次则，不管张继“夜宿”苏州东南还是城西，都不会在大运河上，因为运河上的桥自是商舶渊薮，是南来北往之客停桡解维之处，主景不会是“渔火”点点。况且，夜宿漕运繁忙大运河，既不安全也不安静。再则，即便当年张继真的是夜泊“枫桥”，也要看到枫桥所跨压根儿就不是大运河，而在“运河支流的最北端向东直角拐弯10米左右处”（李金坤《“江枫”新考》，《江海学刊》2010年第6期）。那里渔船集中，也能说通。我们可以说，枫桥跨在运河河汊上。 二、 《枫桥夜泊》事发“铨选”落第与“安史之乱”之间
《备课手册·语文（五年级上册）》称“天宝十五载秋冬之际，张继由家乡襄阳乘船顺江而下……转而南下苏州，据说途中他得知自己落第的消息”（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应该是不正确的。“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末，翌年秋冬，内乱正炽，“气节”文人张继谅必不会有兴致徜徉山水，正常悲秋悯怀。将诗中之愁与“落第”硬扯到一起，大概源于强张之愁，误读《唐才子传》中的一句话“然铨选落第，归乡”，把“铨选落第”等同于进士落榜。“铨选”，是唐代官员的一种选用制度，通过礼部科举的进士不能直接当官，必须参与吏部铨选，选中者为官。铨选对读书人同样命运攸关，但与进士成败完全是两个概念。厘清《枫桥夜泊》的成诗背景与成诗时间、诗之所愁，密切相关。认为张继到吴越一带是为躲避战乱的主流观点，并无确切史料支撑。“安史之乱”战事所及，仅河北、山东、河南、关内四道，距离张继家乡襄阳最近也在350公里以上。那年代，这距离有足够的安全感。他去江南应是漫游、宦游，故《枫桥夜泊》只是一首经典的流寓感怀之作，表现愁绪难抑。这愁，是来自背井离乡的离愁，可能还有“铨选”落第，前路未卜的忧愁，当无“安史之乱”、国难当头的悲愤与哀怨。尽管此诗前两句凄清、窒闷，但通读全诗之后，我们的心情还是得到充分释放，占据内心的是平和淡远的静穆感。整体研读张继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前后期的显著差异。“安史之乱”给文人强烈冲击，张继自不能外。乱前唐处盛世，张继心中也有愁，但那是文人心里的惆怅，之后则演变为匹夫内心的喟叹。《枫桥夜泊》，应是张继一生前期即“安史之乱”前的作品。
唐天宝十二载（753）春，张继进士及第。此前，他在齐鲁、淮阳等地游历。是年和754年、755年三年的秋冬，可能是《枫桥夜泊》事发时间。如果除却参加“铨选”的可能年份，就只剩754、755年。张继进士及第后，应接着参加了是年秋至翌年（754）春吏部科目选“铨选”，但不幸落第。此时，距预备铨选恰好一年（终年），张继发些牢骚，“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合乎情理，且足可辨其行迹。他“铨选”落第“归乡”，不管真假，反正以他的秉性不会在京城西安或都城洛阳久留，也不会鸿志未酬即归隐乡里。出游、闯荡、求仕是读书人的常态，自然也是他的常态。张继“傲骨凌霜”，“颇矜气节”，既不能融入帝都诗人群，又不能获得皇帝命官，只好到地方找知音、谋前程。按唐代科举制度，铨选落败并不影响到地方使府任小吏。当年（754）秋，他前往会稽的可能性更大。唐代以前，江南文化经过东晋南朝的偏安江左而厚积（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江南是隋唐文学圣地，“江南七州”为国家赋入重心，“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对张继而言，吴越之地崇文尚学，文化繁荣，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那里不仅有可资挖掘的现实人脉，而且有他的精神归宿——以诗酬唱寄答。当年除了长安、洛阳“两都”诗人群之外，江南之地文人雅士汇聚，乃至大历年间形成蔚为大观的江南诗人群体。他羁旅吴越，就是“人往高处走”。显然，张继流寓江南，主要不是因为其有社会安定的高地，而是因为其经济繁华、文化发达，具有深厚的士子唱和的土壤，同道、知音磁吸力强。唐初苏州与会稽越中地区同属江南道。他奔会稽而来，苏州自然也留下他大量的足迹。无论如何，“安史之乱”导致玄宗逊位、年号更改的严峻形势，张继不大可能在《枫桥夜泊》中无动于衷。唐天宝十三载（754）十月，应是张继“夜宿松江”之时。
三、 《枫桥夜泊》成诗年份的参照推定
根据诗里“月落”“霜满天”“夜半”等天文、物候、气候语言，《枫桥夜泊》事发日期可大致确定为农历十月初八。对《枫桥夜泊》成诗年份，我们还需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推定。第一，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断代的相对性。《枫桥夜泊》（《夜宿松江》）正式面世，应该说始于《中兴间气集》。依集序所云“武不揆菲陋，辄罄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起自至德元年首，终于大历暮年。……五言诗一百四十首，七言诗附之……”，《枫桥夜泊》似乎不会早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但鉴于古人文章传播缓慢与文集采撷困难等突出的限制因素，并不排除其实际写作时间显著在前。何况触发诗作事件的时间，可能更在先前。第二，张继诗《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生发年份的参照。《枫桥夜泊》当成诗在《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之前。于太守于幼卿，天宝十三载（754）始任会稽太守，至德二载（757）卸任，就是说，张继奉诗太守只能是754、755、756三年中的一年。754年秋，张继南下江南至会稽。是时，张继与太守均是初来乍到，人生地疏，素昧平生，想必不会以诗相会。太守甫任，以张继气节刚直之品性，不至于肉麻到说瞎话“寂寂讼庭幽，森森戟户秋”，至少也得在太守操劳了一年半载之后再来歌颂他的功绩。但他求仕之心迫切，不会放任755年秋的流逝。何况，756年秋北方战火纷飞，难以想象张继求仕诗中竟无半点忧国气息。按照高仲武对五言律诗的偏好，大概也不会遗漏756年的这首五言佳作。因此，《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只能作于755年秋，同样是“安史之乱”前。第三，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确知张继于至德元年二年间曾至会稽”留下的可能空间。傅說张继是在越中“盘桓过一段时期的”，756至757年肯定在会稽，而其前其后的年份并无明确的排除。张继在会稽周边游历一年后，对旅居之地已有相当了解，进而写下《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诗云“浮云将越客，岁晚共淹留”，显其尚无官职，而《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云“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应能表明张继是在其位感其怀，且诗与“李书记”酬唱，他可能已是个胥吏。刘长卿《赠张继司直适越》诗，“司直”可能就是张继在吴越地担任过的官职。《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云“凤辇栖岐下，鲸波斗洛川”，表明朝廷与安禄山叛军鏖战中，肃宗仍未班师回长安。此时应为至德二年（757）。是年，于幼卿离任，之前给张继落实个差事乃情理之事。我们完全可以推知，天宝十四载（755）秋，张继以《会稽秋晚奉呈于太守》令太守印象深刻，进而刮目相看，逐步委任其承担钱粮管理工作。大历四、五年，他任职洪州盐铁判官，分掌财务，是有历练基础的。至德二载秋，他无疑“司直”在身，国难当头，深有感触，作《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是载，张继《春夜皇甫冉宅欢宴》云“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情。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家国情怀表露无遗。显然，欢宴不欢。综上所述，张继《枫桥夜泊》成诗公元754年十月。诗中“客船”，点明了初始羁旅者的身份，其口吻绝非是作者在吴越已盘桓一段时间。彼时，张继应该是初行吴越，《枫桥夜泊》描绘的就是初八日的夜景。周义敢先生“此诗……于至德年间（756—758）客游苏州时所作”之说（《张继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应是不确切的。
《枫桥夜泊》，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绽放异彩。读它，我们能够一窥唐诗的高远意境。人们在历史的苍穹中，对其顶礼膜拜，不断去解读，希图去模仿，却总是无法超越，只能在仰望与深思之中，努力回溯文本的原义。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盐城市亭湖区教师发展中心、盐城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