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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要指望经济繁荣带来持久稳定和发展，繁荣也可能引发深度变革;不要指望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摧毁所有社会积弊，现代化绝非一朝一夕可成;不要指望文人政治的理性设计和诗性情怀能够集所有智慧之大成，理想主义与激进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不要指望民主制度必然带来自由与秩序，必须防范“多数暴政”，以法治精神引导民主进程。
【关键词】托克维尔 法国大革命 文人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革命会在何种背景和条件下爆发？受一般意义的进步史观的影响，人们倾向于认为，革命大多发生在权力行使最专断、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论却迥然不同：革命并未发生在专制最强、压迫最重的动荡期，恰恰发生在长期专制和高压政治后的繁荣期;腐败不堪的旧制度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反过来又加速了革命的到来，结果是：繁荣成了大革命的催产婆。
在详细对比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时期的政治形态后，托克维尔发现，“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这表明，大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变革已经发生。法国的国力开始强大，人口和财富不断增加，国人越来越勤奋和富有。这些新变化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源于两股力量的发展和变化：一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那么专制和任性的政府，二是堪称当时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上层阶级，每个阶级成员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同时又能确保已有财富的安全。
一切似乎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然而，人们生活处境的改善，并未阻止革命的步伐。换句话说，处境越来越坏，革命并未如期而至，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托克维尔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公众的不满不降反升，对旧制度的仇恨不断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感觉法律的压力减轻，往往会奋起抗争。当人们身处苦难时，往往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压迫减轻或消除，之前和当下的苦难突然会变得忍无可忍。被消除的流弊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一方面，人们所受的痛苦的确在减轻;一方面，人们的感觉也的确越来越敏锐。因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往往并不是最坏的，甚至总是比它前面的政权更好。换言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对于法国来说，一个在整个欧洲还不算最专制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期，却爆发了最激进、最血腥的大革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社会有机体能够承受的最高限度，一场革命的浩劫已不可避免。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托克维尔的结论告诫世人，改革如推石上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对于谋求变革和发展的现代国家来说，清除流弊的改革进程一旦启动，改掉的部分会使未改的部分分外显眼，格外令人无法忍受。如果此时维持原状、得过且过或过早宣称改革失败甚至中止改革，那就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危险。
托克维尔旗帜鲜明地赞扬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开宗明义：“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结尾处他更不吝笔墨舒发这种情感。但托克维尔知道，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残暴也是世间罕见。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来说，源自法国重平等、轻自由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又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旧制度的个性与特点，已经注定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格与气质。
因此，他毫不掩饰对旧制度的痛恨和憎恶。在他看来，作为旧制度的产物，王权专制与封建官僚长期堆积催生出一种变态的政治文化，“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更可怕的是，这种专制文化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法兰西，以至于直接形塑了后来法国政治的基本逻辑：“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大革命已经结束60多年，自由仍不见踪影。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在法国，只有一件事情办不到，那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而唯一破坏不了的制度，则是中央集权制”。大革命无论多浪漫激越，无论多声势浩大，仍不能摧毁旧制度的所有顽疾，更不能摒弃传统文化的专制元素。
不仅如此，托克维尔还发现了更糟糕的后果。大革命虽然取缔了旧制度的很多陈规陋习，解散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却继承了中央集权的实质内容，甚至不断再建，不断巩固，不断升级。这意味着，革命不仅没有打断中央集权这一进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实质重建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它。
人们往往惊异于这一变故，托克维尔却显得无比冷静。他分析道：看到中央集权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人们不应该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封建堡垒，但它的基础却深深留在了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正因为有这个基础，它才能突然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前更加坚固。这个基础即是法兰西民族对国家、国家权力的无限依赖和无条件服从。这种依赖和服从已渗进所有人的精神，与风尚融为一体，与习俗合二为一，直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因此，这个民族离自由已十分遥远，“再没有人关心什么自由”。他们不能理解自由，自然更谈不上追求自由。
大革命爆发前，在绝对主权的不断挤压下，这个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占据核心地位的高贵阶层越来越尴尬：一方面，他们早已脱离群众，风光不再，威信全无;一方面，他们仍然竭力把持着封建特权，拼命维系着高贵身份。这就引发了第三阶层的强烈不满，成为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法国独有的文人政治是导致革命浪漫情怀和激进色彩的又一关键因素。与同时代英国和德国不谙世事、埋首书斋的文人相比，法国的文人却是另一番风貌：“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18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法国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过。”他们关心政治，批判政府，推崇理性，坚信普遍真理，更相信“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基于作家的悲天悯人和诗人的浪漫情怀，他们本能地厌恶旧事物和老传统，自然而然地趋向以理性为唯一的依据，勾画蓝图，重构社会。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政治阅历和实践经验;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不仅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牢牢控制着舆论阵地，占据着在自由国家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每种公众激情者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托克维尔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学政治”。
对这种“文学政治”，托克维尔一直心存怀疑和戒备。他没有被文人政治的表面激情所迷惑，反而冷静而全面地审视了“文学政治”的风格与特点：第一，这群不懂政治又极具煽动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开始充当“广场政治的第一提琴手”，直接造成普通民众非理性的过度参与。第二，文人掌权严重冲击了制衡王权的贵族势力，使革命阵营分崩离析：一边是文人政治泛滥，自身权力无节制扩张，一边是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第三，法兰西民族生性浪漫，重修养，爱才智，但对自身事务生疏冷淡，对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务更是力不从力。
这些在旧制度下毫无政治自由和政治阅历、无知无畏又标新立异的文人们一旦掌握权柄，后果会是怎样，又能怎样？政治阅历丰富、深谙从政之道的托克维尔惊恐地发现，这些文人们要做的竟然是同时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法律和惯例，进而发动“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对此，他多次哀叹：这些知识分子乐观地相信，光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发动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他们也许忘记了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当历史成为往事，秩序成为议题，人们不得不敬佩托克维尔的明察秋毫与高屋建瓴。托克维尔所看到的，不正是当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吗？一个共同体的大多数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一旦有一天在“文人政治”的引导下“参与爆炸”，就会出现致命性的政治反弹。
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与平等便成为人们矢志追求的政治价值，也是近代四场革命的原则与理想。总体来看，英美革命更倾向于追求自由的价值，而法国革命更迷恋平等的价值，德国革命则走在两者的中间。
托克维尔首先承认平等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爱平等甚过爱自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平等带来的好处能够被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诸如权利相同，身份平等，没有等级，没有压迫。比较而言，自由的好处没有那么直接和强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为热烈，更为持久。他们当然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如果不能，那就宁愿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
然而，托克维尔最为珍视的却是自由。在他看来，“他们（指有些民族）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了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他在《回忆录》中坦承：“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爱：“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当整个法兰西民族已经为平等、为物质的满足而甘愿受奴役时，托克维尔对自己的热爱显得那么卓尔不群。他为自由呐喊，他为自由歌唱，但这些声音如同空谷足音。对此，他并不气馁，“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受到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
在托克维尔眼中，民主和自由本身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完全可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平等是自由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自由不应以不平等为基础，这也是自法国启蒙时代以来许多思想家的共识。那么，如何让平等与自由共存，如何在一个追求平等的民主社会里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以确保自由的实现与维系，这才是托克维尔思考的重点。
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托克维尔把视线投向了年轻的美国，看到了美国在争取民主、实现平等的过程中又同时保障了自由。他前往美国实地考察，深入学习、探究美国的制度设计。通过考察，他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法律体系和民情等诸多缘故，美国实行了高度的地方自治，保障了思想、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这些都对民主社会中的“多数暴政”起着积极的抵制和消解作用。在美式民主中，既保留了平等，又用自治和人权抵制了民主所内含的“多数暴政”，从而促进了自由的发展。他借美国的经验告诉世人：必须用自由来克制民主的缺陷;自由既是抵制专制出现的法宝，又是保证公民个人权利、实现更大自由的推动力。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民主就有转化成暴政的危险。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源与影响的深度探讨，对民主化进程中自由与秩序的双重追求，对处于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诸多启示。不要指望经济繁荣带来持久的稳定和发展，繁荣也可能引发深度变革;不要指望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摧毁所有社会积弊，政治现代化绝非一朝一夕可成;不要指望文人政治的理性设计和诗性情怀能够集所有政治智慧之大成，理想主义、浪漫色彩与激进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不要指望民主制度必然带来自由与秩序，必须防范“多数暴政”，以自由追求克制平等冲动，以法治精神引导民主进程。
托克维尔5《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传统自由的倡导者和现代民主的预言者，托克维尔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位避无可避的重量级人物。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才华横溢，卓而不群，所著民主“三部曲”皆为西方民主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大胆预言现代民主的必然趋势，“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更将美式民主视为理想范本。但当他意识到这种民主模式在欧陆.尤其是法国的政治环境下必将举步维艰甚至一无所获时，他的内心无比悲观、失望，甚至有些气急败坏。他借助《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写就，1893年出版），对当时的政坛人物进行了一场写实性群体素描，字里行间难掩冷嘲热讽。
在托克维尔的内心深处，对于民主.他是认可的，他坚信民主大潮必然席卷全球;对于自由，他是热爱的，他担心对社会平等的过度追求会削弱个人自由;对于法国，他是了解的，他深知在贵族传统日渐没落、中央集权根深蒂固的背景下推行民主化的艰难和后果。尤其是在目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和血腥后不久又见证了旧制度的复辟和回归，于是，他下决心要揭示两大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场革命的激进风格和暴力色彩？进一步说，在民主化的时代浪潮下，该如何既保障个人自由又维持政治秩序？具体来说，他需要解答如下問题：革命为什么率先发生在法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旧王朝最繁荣而非最动荡的时期？中央集权体制是大革命的创造还是旧制度的传承？为什么法国会出现文人政治？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这一连串的问题构成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的核心议题和逻辑主线。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2012年受到空前的关注和追捧，是学术界始料不及的事。一本出版于150多年前的旧作，讲的是发生在220多年前的故事，忽然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议题。相比之下，同年另一位西学大家卢梭诞辰300周年就冷清多了。当然，若置于后革命时代秩序反思的大背景下，理解二人迥异的命运就容易得多了。
（延伸阅读由庞金友教授撰写）
【关键词】托克维尔 法国大革命 文人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革命容易发生在后高压时代
革命会在何种背景和条件下爆发？受一般意义的进步史观的影响，人们倾向于认为，革命大多发生在权力行使最专断、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论却迥然不同：革命并未发生在专制最强、压迫最重的动荡期，恰恰发生在长期专制和高压政治后的繁荣期;腐败不堪的旧制度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反过来又加速了革命的到来，结果是：繁荣成了大革命的催产婆。
在详细对比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时期的政治形态后，托克维尔发现，“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这表明，大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变革已经发生。法国的国力开始强大，人口和财富不断增加，国人越来越勤奋和富有。这些新变化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源于两股力量的发展和变化：一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那么专制和任性的政府，二是堪称当时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上层阶级，每个阶级成员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同时又能确保已有财富的安全。
一切似乎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然而，人们生活处境的改善，并未阻止革命的步伐。换句话说，处境越来越坏，革命并未如期而至，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托克维尔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公众的不满不降反升，对旧制度的仇恨不断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感觉法律的压力减轻，往往会奋起抗争。当人们身处苦难时，往往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压迫减轻或消除，之前和当下的苦难突然会变得忍无可忍。被消除的流弊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一方面，人们所受的痛苦的确在减轻;一方面，人们的感觉也的确越来越敏锐。因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往往并不是最坏的，甚至总是比它前面的政权更好。换言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对于法国来说，一个在整个欧洲还不算最专制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期，却爆发了最激进、最血腥的大革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社会有机体能够承受的最高限度，一场革命的浩劫已不可避免。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托克维尔的结论告诫世人，改革如推石上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对于谋求变革和发展的现代国家来说，清除流弊的改革进程一旦启动，改掉的部分会使未改的部分分外显眼，格外令人无法忍受。如果此时维持原状、得过且过或过早宣称改革失败甚至中止改革，那就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危险。
革命无法彻底摧毁旧制度
托克维尔旗帜鲜明地赞扬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开宗明义：“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结尾处他更不吝笔墨舒发这种情感。但托克维尔知道，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残暴也是世间罕见。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来说，源自法国重平等、轻自由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又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旧制度的个性与特点，已经注定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格与气质。
因此，他毫不掩饰对旧制度的痛恨和憎恶。在他看来，作为旧制度的产物，王权专制与封建官僚长期堆积催生出一种变态的政治文化，“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更可怕的是，这种专制文化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法兰西，以至于直接形塑了后来法国政治的基本逻辑：“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大革命已经结束60多年，自由仍不见踪影。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在法国，只有一件事情办不到，那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而唯一破坏不了的制度，则是中央集权制”。大革命无论多浪漫激越，无论多声势浩大，仍不能摧毁旧制度的所有顽疾，更不能摒弃传统文化的专制元素。
不仅如此，托克维尔还发现了更糟糕的后果。大革命虽然取缔了旧制度的很多陈规陋习，解散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却继承了中央集权的实质内容，甚至不断再建，不断巩固，不断升级。这意味着，革命不仅没有打断中央集权这一进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实质重建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它。
人们往往惊异于这一变故，托克维尔却显得无比冷静。他分析道：看到中央集权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人们不应该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封建堡垒，但它的基础却深深留在了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正因为有这个基础，它才能突然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前更加坚固。这个基础即是法兰西民族对国家、国家权力的无限依赖和无条件服从。这种依赖和服从已渗进所有人的精神，与风尚融为一体，与习俗合二为一，直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因此，这个民族离自由已十分遥远，“再没有人关心什么自由”。他们不能理解自由，自然更谈不上追求自由。
文人政治存在致命缺陷
近代西方四场革命，可谓各具特色。英国最温和，美国最独特，德国最保守，与之相比，法国最浪漫、最激进、最血腥。究其原因，除统治阶层极度腐败、社会矛盾普遍激化外，法国贵族的没落是一个重要原因。贵族政治是英法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然而，制度背景与运行逻辑却相差甚远。英国革命是一个渐进的、局部变革的过程，革命只触及政体层面，远未涉及社会结构、风俗与习惯，最终是贵族与第三等级联手击败了王权，贵族更多时候是以政权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存在;法国革命则是一场彻底的、全面变革的过程，革命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是王权与第三等级结盟共同摧毁了贵族阶层及其依附的封建制度。大革命爆发前，在绝对主权的不断挤压下，这个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占据核心地位的高贵阶层越来越尴尬：一方面，他们早已脱离群众，风光不再，威信全无;一方面，他们仍然竭力把持着封建特权，拼命维系着高贵身份。这就引发了第三阶层的强烈不满，成为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法国独有的文人政治是导致革命浪漫情怀和激进色彩的又一关键因素。与同时代英国和德国不谙世事、埋首书斋的文人相比，法国的文人却是另一番风貌：“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18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法国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过。”他们关心政治，批判政府，推崇理性，坚信普遍真理，更相信“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基于作家的悲天悯人和诗人的浪漫情怀，他们本能地厌恶旧事物和老传统，自然而然地趋向以理性为唯一的依据，勾画蓝图，重构社会。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政治阅历和实践经验;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不仅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牢牢控制着舆论阵地，占据着在自由国家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每种公众激情者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托克维尔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学政治”。
对这种“文学政治”，托克维尔一直心存怀疑和戒备。他没有被文人政治的表面激情所迷惑，反而冷静而全面地审视了“文学政治”的风格与特点：第一，这群不懂政治又极具煽动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开始充当“广场政治的第一提琴手”，直接造成普通民众非理性的过度参与。第二，文人掌权严重冲击了制衡王权的贵族势力，使革命阵营分崩离析：一边是文人政治泛滥，自身权力无节制扩张，一边是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第三，法兰西民族生性浪漫，重修养，爱才智，但对自身事务生疏冷淡，对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务更是力不从力。
这些在旧制度下毫无政治自由和政治阅历、无知无畏又标新立异的文人们一旦掌握权柄，后果会是怎样，又能怎样？政治阅历丰富、深谙从政之道的托克维尔惊恐地发现，这些文人们要做的竟然是同时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法律和惯例，进而发动“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对此，他多次哀叹：这些知识分子乐观地相信，光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发动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他们也许忘记了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当历史成为往事，秩序成为议题，人们不得不敬佩托克维尔的明察秋毫与高屋建瓴。托克维尔所看到的，不正是当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吗？一个共同体的大多数若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一旦有一天在“文人政治”的引导下“参与爆炸”，就会出现致命性的政治反弹。
后革命时代必须平衡自由与平等
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与平等便成为人们矢志追求的政治价值，也是近代四场革命的原则与理想。总体来看，英美革命更倾向于追求自由的价值，而法国革命更迷恋平等的价值，德国革命则走在两者的中间。
托克维尔首先承认平等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爱平等甚过爱自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平等带来的好处能够被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诸如权利相同，身份平等，没有等级，没有压迫。比较而言，自由的好处没有那么直接和强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为热烈，更为持久。他们当然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如果不能，那就宁愿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
然而，托克维尔最为珍视的却是自由。在他看来，“他们（指有些民族）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了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他在《回忆录》中坦承：“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爱：“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当整个法兰西民族已经为平等、为物质的满足而甘愿受奴役时，托克维尔对自己的热爱显得那么卓尔不群。他为自由呐喊，他为自由歌唱，但这些声音如同空谷足音。对此，他并不气馁，“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受到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
在托克维尔眼中，民主和自由本身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完全可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平等是自由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自由不应以不平等为基础，这也是自法国启蒙时代以来许多思想家的共识。那么，如何让平等与自由共存，如何在一个追求平等的民主社会里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以确保自由的实现与维系，这才是托克维尔思考的重点。
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托克维尔把视线投向了年轻的美国，看到了美国在争取民主、实现平等的过程中又同时保障了自由。他前往美国实地考察，深入学习、探究美国的制度设计。通过考察，他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法律体系和民情等诸多缘故，美国实行了高度的地方自治，保障了思想、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这些都对民主社会中的“多数暴政”起着积极的抵制和消解作用。在美式民主中，既保留了平等，又用自治和人权抵制了民主所内含的“多数暴政”，从而促进了自由的发展。他借美国的经验告诉世人：必须用自由来克制民主的缺陷;自由既是抵制专制出现的法宝，又是保证公民个人权利、实现更大自由的推动力。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民主就有转化成暴政的危险。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源与影响的深度探讨，对民主化进程中自由与秩序的双重追求，对处于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诸多启示。不要指望经济繁荣带来持久的稳定和发展，繁荣也可能引发深度变革;不要指望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摧毁所有社会积弊，政治现代化绝非一朝一夕可成;不要指望文人政治的理性设计和诗性情怀能够集所有政治智慧之大成，理想主义、浪漫色彩与激进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不要指望民主制度必然带来自由与秩序，必须防范“多数暴政”，以自由追求克制平等冲动，以法治精神引导民主进程。
【延伸阅读】
托克维尔5《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传统自由的倡导者和现代民主的预言者，托克维尔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位避无可避的重量级人物。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才华横溢，卓而不群，所著民主“三部曲”皆为西方民主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大胆预言现代民主的必然趋势，“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更将美式民主视为理想范本。但当他意识到这种民主模式在欧陆.尤其是法国的政治环境下必将举步维艰甚至一无所获时，他的内心无比悲观、失望，甚至有些气急败坏。他借助《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写就，1893年出版），对当时的政坛人物进行了一场写实性群体素描，字里行间难掩冷嘲热讽。
在托克维尔的内心深处，对于民主.他是认可的，他坚信民主大潮必然席卷全球;对于自由，他是热爱的，他担心对社会平等的过度追求会削弱个人自由;对于法国，他是了解的，他深知在贵族传统日渐没落、中央集权根深蒂固的背景下推行民主化的艰难和后果。尤其是在目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和血腥后不久又见证了旧制度的复辟和回归，于是，他下决心要揭示两大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场革命的激进风格和暴力色彩？进一步说，在民主化的时代浪潮下，该如何既保障个人自由又维持政治秩序？具体来说，他需要解答如下問题：革命为什么率先发生在法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旧王朝最繁荣而非最动荡的时期？中央集权体制是大革命的创造还是旧制度的传承？为什么法国会出现文人政治？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这一连串的问题构成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的核心议题和逻辑主线。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2012年受到空前的关注和追捧，是学术界始料不及的事。一本出版于150多年前的旧作，讲的是发生在220多年前的故事，忽然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议题。相比之下，同年另一位西学大家卢梭诞辰300周年就冷清多了。当然，若置于后革命时代秩序反思的大背景下，理解二人迥异的命运就容易得多了。
（延伸阅读由庞金友教授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