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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语区国家中，导演众星云集的当下有一位瑞士导演是难以被人忽略的，他就是米罗·劳。由他成立的戏剧、电影与社会雕塑制作公司名为“国际政治谋杀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简称IIPM）”，这仿佛是一种黑色幽默，但反观他们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名称确实恰如其分。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戏剧、政治与谋杀是紧密相连的三个元素，虽不见得在每部作品中都三者兼具，但总是有着微妙的关联。
《轻松五章》或许是近几年在国内受关注度最高的他的作品。2015年，米罗·劳在比利时根特焦点剧场CAMPO 的委约之下，根据马克·迪特鲁（Marc Dutroux）虐童案的真实采访素材改编完成了这部小剧场作品《轻松五章》。该剧一经上演便横扫了欧洲众多戏剧奖项，并受邀参加了柏林戏剧节、荷兰戏剧节和比利时戏剧节。但在收获众多荣誉的同时，这一部戏也受到了一些争议，甚至是批评以及拒演。这部主要由儿童出演的戏剧作品在新加坡被定级为R18，慕尼黑的演出场次中删掉了某些戏剧情节，在法兰克福的某些剧场更是以无法批准为由直接拒绝演出。相较于收获一致好评或一致差评的戏剧，能引发两种极端反应的作品所具有的争议性可能更加值得我们探讨，无论是该剧的剧情、戏剧手法，还有剧作人的戏剧观念以及关于社会的思考。
《轻松五章》改编自一个真实案件，该案自20世纪末发生以来便被视为比利时人心中永远的痛，这就是马克·迪特鲁连环狎童杀人案。迪特鲁于1989年因绑架和强奸5位女孩入狱，3年后被假释出狱，但又在1993年至1996年间，绑架、折磨并长期性虐待6名8至19岁的女孩，最后至其中4人不幸身亡。该案不仅性质残忍、恶劣，更是因为暴露出了政府及警方失职等众多社会性问题而成为比利时人心中的一根刺。一部关于残杀儿童的戏剧，米罗·劳决定用儿童演员来参演这一出戏剧，这听起来似乎是困难并且危险的，但是在观看之后却有别样的感受。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剧的名字以及它的形式。《轻松五章》的名字取自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同名曲目《轻松五章》（Five Easy Pieces），这一系列曲谱适用于小朋友学习钢琴。同样的是，在米罗·劳的戏剧中，也是采用导演指导7位儿童演员学习并出演戏剧的形式来呈现该剧的。该剧分为五个片段，讲述了五个与该案件或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场景。在片段被正式呈现之前，导演对孩子们进行了一番询问，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爱好以及想要饰演的角色等等信息。在这一环节，观众是容易受到误导的，一方面是因为7位小演员们自然的演技，另一方面来自儿童本身自带的模糊滤镜，我们很难分辨他们的对话究竟是当时随机发生的还是提前准备好的。在我们陷入这种虚构的真实时，似乎只有后方投影上与孩子们所说的话完全吻合的字幕能暗示我们——这一切依旧发生于戏剧的计划之下。
事实上，这部剧虽然以马克·迪特鲁案为原型，但它的核心关注点似乎并不在这一案件上，这一案件在呈现的过程中似乎更像是一个容器，暴力与谋杀发生在案件中，但米罗·劳想要突出的暴力实质上正同时发生在舞台上——在案件的遮掩之下。导演作为唯一的成年人，坐在舞台的角落，但在与孩子们交流的时候，设备会将他的脸作为面部特写投射在后方的背景中，形成巨大的压迫感。孩子们在表演的过程中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导演的打断、纠正在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对立下极易触发观众的情感。最明显的是饰演受害者的小女孩儿在需要脱去上衣的时候拒绝了导演的要求，导演先是安抚，在语气逐渐加重的过程中，小演员眼神中的恐慌与害怕令作为观众的我坐立不安——这还是戏剧计划之中的内容吗？这一刻，导演与小演员和马克·迪特鲁与受害者小女孩的身份似乎重叠了，同时，对于观众来说，观看似乎成为了一个具有羞耻感与愧疚感的行动，我们望向投影中的字幕，与演员台词吻合的字幕仿佛是我们受到煎熬的良心的唯一的稻草。
这是米罗·劳的设计，暴行发生于过去，但暴行同时发生于眼前。我们难以区分真假，难以区分戏剧与现实，这便是米罗·劳的目的所在。在IIPM的官网中，米罗·劳提出了一个新的词汇Unst，这个词在德语中无法直接翻译，是由Kunst（艺术）去掉首字母K而产生的新词汇。在他的设想中，Kunst去掉了K犹如去掉了多余的包装与过度诠释。Unst赞颂生活，因为生活本就如此（GENAU SO）;Unst探索历史、癔症、快乐以及真理，因为它们本就如此;Unst也同样热爱未来，因为未来本就如此。① 如何才能达到Unst？米罗·劳认为：在任何方面，都要使其本就如此。 这也难怪一些评论家会将米罗·劳的作品划分进“政治戏剧”的范畴之内。对此，米罗·劳也并不反对，但他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一方面，它们确实大部分都是政治戏剧作品。在传统的欧洲戏剧定义中，政治戏剧作品其实是为公民服务的。另一方面，我的作品是非常亲密的……我邀请这些南斯拉夫解体和二战等等的亲历者直截了当上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并没有事先跟观众灌输过多‘政治戏剧’的理念。我希望通过‘演员’们的表达，以及他们的个体创伤，去还原欧洲大陆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历史。” ②
纵观德语区国家的当代戏剧发展，除了导演对文本原作大幅度解构这一特征外，另一重要特征便是十分强调戏剧直接作用于社会，戏剧不应该再是镜花水月或令人难以理解的精美艺术作品。皮斯卡托的政治戏剧，布莱希特的叙事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献剧以及当下盛行的纪实戏剧，德语区戏剧一步一步地将戏剧与现实社会牢牢绑定。除了米罗·劳，类似的还有成立于2000年的里米尼记录剧团（Rimini Protokoll），他们也同样擅长并热衷于在戏剧舞台上邀请真实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这一倾向似乎并不是完美的，让我们回到《轻松五章》。正如在前文中所提及过的，该剧在上演后收到评价是双面的，除了好评还有很多批评以及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比利时国内，作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带有虐童性质的恶性連环杀人案，该案件在侦破的过程中因为警方的不力，导致案情侦破的进展拖后，一些本可以获救的儿童受害者因此丧命。比利时国内很多走进剧场的观众都是案件发生时的密切关注者甚至是或远或近的亲历者。仅仅20余年后，当他们再次走进剧场，发现这样残酷的案件被导演重提，且选用儿童演员来诠释，心中受到的冲击以及反对的情绪可想而知。但我们，作为非比利时观众观看此剧时，似乎并不会感到有何不妥，我们无法产生亲历国观众的共情。那么，让我们换位思考，假设是国内某位具有先锋意味的导演将近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性儿童案件，例如：“红黄蓝”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或大连13岁男孩杀害同小区10岁女童案，以大胆的手法选用儿童演员上演时，我们是否也会在观众席上坐立不安，甚至控制不住地站起来叫停这样“荒唐的”戏剧手法？米罗·劳喜欢选用类似的社会性事件作为作品来源，但事件的亲历者往往还在世，面对这样半真实半虚构的处理方式是否能够完全接受也是需要考量的。对于如此贴近现实的作品，尤其是刑事案件之类的尖锐问题，若是作品抱有很明确的立场，戏剧很容易成为单纯的说教工具，剧场变成审判场;但如是坚定地主张二元论，也很容易成为为加害者“洗白”的缺乏正义的作品。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正如同米罗·劳提出的Unst，关键在于真实，但艺术作品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排斥艺术加工。这种立足于现实的戏剧作品既要真实，也要美以及人道的正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戏剧模仿论，当下的戏剧对于单纯的模仿与虚构似乎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有些学者会将这一戏剧现象与远古的祭祀相比较，认为这是戏剧发展的一种历史倒退，实则不然。戏剧由文本中心制转向文本、演员、导演等多元素均衡制或导演中心制都是戏剧紧跟时代脚步发展的表现。因为受制于历史，曾经拥有文化权利的少数人才拥有写作的权利，在文本中心制下，戏剧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现代人的戏剧人将曾经的、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文本解构，冠以他们当下的时代烙印，更邀请普通人走上舞台，以他们的个例故事作为时代故事的例子，在舞台上为个人以及群体发声、记录，这自然是戏剧的进步。希望在国内能够早日看见更多类似于《轻松五章》的，与我们贴近的并会让观众对于“旁观者”这个身份坐立不安的戏剧。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在读研究生）
注释：
① Was ist UNST： http：//international-institute.de/wp-content/uploads/sonstige%20bilder/was%20ist%20UNST.pdf. 2020-12-26.
② Milo Rau | 米罗·劳：政治剧场、调查新闻和社会雕塑：https：//mp.weixin.qq.com/s/MvA7M0ftHVqjjXvD4UF2oA. 2020-12-26。
《轻松五章》或许是近几年在国内受关注度最高的他的作品。2015年，米罗·劳在比利时根特焦点剧场CAMPO 的委约之下，根据马克·迪特鲁（Marc Dutroux）虐童案的真实采访素材改编完成了这部小剧场作品《轻松五章》。该剧一经上演便横扫了欧洲众多戏剧奖项，并受邀参加了柏林戏剧节、荷兰戏剧节和比利时戏剧节。但在收获众多荣誉的同时，这一部戏也受到了一些争议，甚至是批评以及拒演。这部主要由儿童出演的戏剧作品在新加坡被定级为R18，慕尼黑的演出场次中删掉了某些戏剧情节，在法兰克福的某些剧场更是以无法批准为由直接拒绝演出。相较于收获一致好评或一致差评的戏剧，能引发两种极端反应的作品所具有的争议性可能更加值得我们探讨，无论是该剧的剧情、戏剧手法，还有剧作人的戏剧观念以及关于社会的思考。
《轻松五章》改编自一个真实案件，该案自20世纪末发生以来便被视为比利时人心中永远的痛，这就是马克·迪特鲁连环狎童杀人案。迪特鲁于1989年因绑架和强奸5位女孩入狱，3年后被假释出狱，但又在1993年至1996年间，绑架、折磨并长期性虐待6名8至19岁的女孩，最后至其中4人不幸身亡。该案不仅性质残忍、恶劣，更是因为暴露出了政府及警方失职等众多社会性问题而成为比利时人心中的一根刺。一部关于残杀儿童的戏剧，米罗·劳决定用儿童演员来参演这一出戏剧，这听起来似乎是困难并且危险的，但是在观看之后却有别样的感受。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剧的名字以及它的形式。《轻松五章》的名字取自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同名曲目《轻松五章》（Five Easy Pieces），这一系列曲谱适用于小朋友学习钢琴。同样的是，在米罗·劳的戏剧中，也是采用导演指导7位儿童演员学习并出演戏剧的形式来呈现该剧的。该剧分为五个片段，讲述了五个与该案件或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场景。在片段被正式呈现之前，导演对孩子们进行了一番询问，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爱好以及想要饰演的角色等等信息。在这一环节，观众是容易受到误导的，一方面是因为7位小演员们自然的演技，另一方面来自儿童本身自带的模糊滤镜，我们很难分辨他们的对话究竟是当时随机发生的还是提前准备好的。在我们陷入这种虚构的真实时，似乎只有后方投影上与孩子们所说的话完全吻合的字幕能暗示我们——这一切依旧发生于戏剧的计划之下。
事实上，这部剧虽然以马克·迪特鲁案为原型，但它的核心关注点似乎并不在这一案件上，这一案件在呈现的过程中似乎更像是一个容器，暴力与谋杀发生在案件中，但米罗·劳想要突出的暴力实质上正同时发生在舞台上——在案件的遮掩之下。导演作为唯一的成年人，坐在舞台的角落，但在与孩子们交流的时候，设备会将他的脸作为面部特写投射在后方的背景中，形成巨大的压迫感。孩子们在表演的过程中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导演的打断、纠正在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对立下极易触发观众的情感。最明显的是饰演受害者的小女孩儿在需要脱去上衣的时候拒绝了导演的要求，导演先是安抚，在语气逐渐加重的过程中，小演员眼神中的恐慌与害怕令作为观众的我坐立不安——这还是戏剧计划之中的内容吗？这一刻，导演与小演员和马克·迪特鲁与受害者小女孩的身份似乎重叠了，同时，对于观众来说，观看似乎成为了一个具有羞耻感与愧疚感的行动，我们望向投影中的字幕，与演员台词吻合的字幕仿佛是我们受到煎熬的良心的唯一的稻草。
这是米罗·劳的设计，暴行发生于过去，但暴行同时发生于眼前。我们难以区分真假，难以区分戏剧与现实，这便是米罗·劳的目的所在。在IIPM的官网中，米罗·劳提出了一个新的词汇Unst，这个词在德语中无法直接翻译，是由Kunst（艺术）去掉首字母K而产生的新词汇。在他的设想中，Kunst去掉了K犹如去掉了多余的包装与过度诠释。Unst赞颂生活，因为生活本就如此（GENAU SO）;Unst探索历史、癔症、快乐以及真理，因为它们本就如此;Unst也同样热爱未来，因为未来本就如此。① 如何才能达到Unst？米罗·劳认为：在任何方面，都要使其本就如此。 这也难怪一些评论家会将米罗·劳的作品划分进“政治戏剧”的范畴之内。对此，米罗·劳也并不反对，但他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一方面，它们确实大部分都是政治戏剧作品。在传统的欧洲戏剧定义中，政治戏剧作品其实是为公民服务的。另一方面，我的作品是非常亲密的……我邀请这些南斯拉夫解体和二战等等的亲历者直截了当上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并没有事先跟观众灌输过多‘政治戏剧’的理念。我希望通过‘演员’们的表达，以及他们的个体创伤，去还原欧洲大陆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历史。” ②
纵观德语区国家的当代戏剧发展，除了导演对文本原作大幅度解构这一特征外，另一重要特征便是十分强调戏剧直接作用于社会，戏剧不应该再是镜花水月或令人难以理解的精美艺术作品。皮斯卡托的政治戏剧，布莱希特的叙事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献剧以及当下盛行的纪实戏剧，德语区戏剧一步一步地将戏剧与现实社会牢牢绑定。除了米罗·劳，类似的还有成立于2000年的里米尼记录剧团（Rimini Protokoll），他们也同样擅长并热衷于在戏剧舞台上邀请真实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这一倾向似乎并不是完美的，让我们回到《轻松五章》。正如在前文中所提及过的，该剧在上演后收到评价是双面的，除了好评还有很多批评以及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比利时国内，作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带有虐童性质的恶性連环杀人案，该案件在侦破的过程中因为警方的不力，导致案情侦破的进展拖后，一些本可以获救的儿童受害者因此丧命。比利时国内很多走进剧场的观众都是案件发生时的密切关注者甚至是或远或近的亲历者。仅仅20余年后，当他们再次走进剧场，发现这样残酷的案件被导演重提，且选用儿童演员来诠释，心中受到的冲击以及反对的情绪可想而知。但我们，作为非比利时观众观看此剧时，似乎并不会感到有何不妥，我们无法产生亲历国观众的共情。那么，让我们换位思考，假设是国内某位具有先锋意味的导演将近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恶性儿童案件，例如：“红黄蓝”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或大连13岁男孩杀害同小区10岁女童案，以大胆的手法选用儿童演员上演时，我们是否也会在观众席上坐立不安，甚至控制不住地站起来叫停这样“荒唐的”戏剧手法？米罗·劳喜欢选用类似的社会性事件作为作品来源，但事件的亲历者往往还在世，面对这样半真实半虚构的处理方式是否能够完全接受也是需要考量的。对于如此贴近现实的作品，尤其是刑事案件之类的尖锐问题，若是作品抱有很明确的立场，戏剧很容易成为单纯的说教工具，剧场变成审判场;但如是坚定地主张二元论，也很容易成为为加害者“洗白”的缺乏正义的作品。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正如同米罗·劳提出的Unst，关键在于真实，但艺术作品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排斥艺术加工。这种立足于现实的戏剧作品既要真实，也要美以及人道的正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戏剧模仿论，当下的戏剧对于单纯的模仿与虚构似乎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有些学者会将这一戏剧现象与远古的祭祀相比较，认为这是戏剧发展的一种历史倒退，实则不然。戏剧由文本中心制转向文本、演员、导演等多元素均衡制或导演中心制都是戏剧紧跟时代脚步发展的表现。因为受制于历史，曾经拥有文化权利的少数人才拥有写作的权利，在文本中心制下，戏剧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现代人的戏剧人将曾经的、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文本解构，冠以他们当下的时代烙印，更邀请普通人走上舞台，以他们的个例故事作为时代故事的例子，在舞台上为个人以及群体发声、记录，这自然是戏剧的进步。希望在国内能够早日看见更多类似于《轻松五章》的，与我们贴近的并会让观众对于“旁观者”这个身份坐立不安的戏剧。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在读研究生）
注释：
① Was ist UNST： http：//international-institute.de/wp-content/uploads/sonstige%20bilder/was%20ist%20UNST.pdf. 2020-12-26.
② Milo Rau | 米罗·劳：政治剧场、调查新闻和社会雕塑：https：//mp.weixin.qq.com/s/MvA7M0ftHVqjjXvD4UF2oA. 202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