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镇五，别名维约，1880年出生，他的祖父高登云是前清秀才。其父高缨，很小就当了店员。当年高镇五出生时，全部家产只有二亩土地、三间破瓦房、二分宅基地。他父亲高缨决心节衣缩食供儿子读书，以求发家致富、光耀门庭。
　　高镇五自幼聪颖，5岁能背《百家姓》，6岁学完《三字经》，7岁进私塾，11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对书中的佳篇背诵如流。1891年，他在清丰关帝庙读私塾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冬天连棉被都没有，就睡在草堆里，饿了啃些结了冰的窝窝头。但他仍满怀信心地刻苦攻读，不肯辍学，并在书桌上刻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以此自勉。
　　由于他刻苦好学，思维敏捷，奋发向上，17岁参加全县小考就名列榜首。之后，在府里考中清朝末期最后一批秀才。高镇五就是这样在勤奋好学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1900年，高镇五从师高逢鑫，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血气方刚的高镇五。他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非常不满，对于落后贫穷的祖国受人欺侮更是忧心如焚，立志投身教育报国。1902年，他在家乡教私塾，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想指导下，他积极接受“新学”，带头抛弃“八股文”，立志“教育救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为了追求新的知识，他于1906年考入直隶省大名初级师范速成班，1908年毕业后，回到本县创办“半日小学”。1909年5月，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热情，第一次到北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新式学堂。回县之后，他将半日小学改为师范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培养新型师资力量。为了追求新的知识，他于1906年考入直隶省大名初级师范速成班，1908年毕业后，回到本县创办“半日小学”。1909年5月，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热情，第一次到北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及新式学堂。回县之后，他将半日小学改为师范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培养新型师资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高镇五受到极大鼓舞。他向往并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怀着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求，进一步深造，于同年底考入了天津单级师范讲习所。1913年毕业后，受聘于山东济南师范学校，教心理学和教学法。1914年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任班主任。他和邓颖超是前后任的教师。一年后，他离开北师大附中时，正是邓颖超接了他的班。1915年，高镇五受河南省立开封一师的邀请，任教育主任，直到“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他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反对校方以封建落后的孔孟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主张多开新学课程，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技术，提倡自由民主思想，树立新的社会道德风尚。
　　1921年3月，高镇五受聘到山西太原国民师范任班主任。当时，年仅17岁的薄一波正就读于高镇五的师范班内。建党之后的1922年，山西青年学生的觉悟迅速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青年进步学生编写红色小册子，宣传马列主义，游行集会，张贴革命标语和传单，进行革命活动。一次，薄一波等在张贴革命传单时被警方发现，遂要到学校逮捕薄一波等进步学生，但碍于学校教务总长赵戴文是阎西山的老师，未敢轻举妄动。高镇五闻讯后，马上联合五名学校的骨干教师，直面赵戴文，为薄一波等申辩。高镇五严肃地说：“学生无知，乃我之过也。彼等年纪尚轻，知之甚少，尚不能辨别世间良莠。他们踱步于街头，看见风将墙上的纸片吹落于地，遂顺手检捡起贴回原处，也许他们还以为是官方的告示呢！此举万不能列入扰乱社会之行。如其定要处置他们，那就先请处置无能的我等好了。我等情愿以辞职讨罚，您可另请高明！”
　　赵戴文听了高镇五这番软中带硬的话，沉思有顷。他深知高镇五不仅在学生中很有威信，而且治学有方，很有才干。高若离去，整个学校必会人心大乱。于是忙好言相劝，极力挽留，并说：“学生因无知而行错，鄙人也有责任。警方要是敢到学校抓人，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请高师及诸位放心，定无事可生。”当天晚上，高镇五在宿舍里看了一会儿书，便披衣出门来到薄一波的寝室，悄悄走到他的床前。薄一波因心中有事，当时正以臂代枕躺在床上，看到老师急忙坐起来。高镇五用手势示意让他躺下，然后弯下身子轻声说：“放心休息吧，没事了，以后再干什么，可要多加小心啊！”薄一波感激地点了点头，目送老师慢慢走出门去。一场风波便这样在高镇五的巧妙周旋下悄然平息了。后来，学生运动不断升级，校方也一再对进步学生横加指责和刁难，还开除了一批学生。高镇五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一怒之下毅然辞职，拒绝了校方的一再挽留，离开了山西太原国民师范。走的时候，许多师生恋恋不舍，含泪相送。
　　抗日战争前，高镇五先后在河北保定第二职业学校、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汲县（今卫辉市）第五师范学校、清丰女子师范学校、清丰简易师范学校、大名第七师范学校等校任职、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高镇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与晁哲甫、平杰三、赵纪彬等共同以清丰县为中心，联络大名、南乐、内黄、濮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成立了“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发展并组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救亡斗争。1940年4月，高镇五等又在晁哲甫的主持下，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抗战需要，在东北庄创办了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学。1940年5月，日伪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抗日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考虑到高镇五已年逾花甲，行动不便，边区抗日政府就把他安置在清丰县秦家村秦孟松家里隐蔽下来。高镇五虽然在秦家隐居，但并非消极避难。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仍然履行着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他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操守。日军盘踞清丰县城后，想利用其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让他当维持会长。当时，汉奸头子张裕元和宪兵队长郭洛亭曾几次到秦家找他，均遭其严词拒绝。
　　1946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高镇五历任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参议、行政委员，冀鲁豫第一师范副校长，并先后在冀鲁豫边区筑先师范、冀鲁豫边区建国学院、冀鲁豫边区第一师范任教。他根据党的指示，把教育同生产劳动、服务战争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开荒、纺线、慰问伤病战士、给军烈属打柴送水等，赢得师生和社会的普遍赞扬。1949年9月，他应邀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周恩来誉为“冀鲁豫边区的老教育家”。 　　1949年冬，高镇五调平原省立新乡师范学校当校长。当时，新乡是平原省省会，他除了在学校任职外，还在市里、省里兼有职务，如平原省政府委员、省教育工会主席、省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等职。他虽然身兼数职，政务系身，工作繁忙，但仍坚持亲自为学生上课。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镇五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第一个走上主席台，畅谈普及和提高教育的办法和设想。嗣后，他又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河南省人民委员会调高镇五出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他在任厅长期间，对全省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不顾年事已高和身兼多职的繁忙事务，仍挤时间到各地、市农村的各类学校视察走访。为加速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大力提倡群众办学。1956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高镇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 “让汉语拼音字母在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发言。之后又亲自领导全省推广普通话和扫除文盲的工作，取得很好成绩。
　　1956年4月，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下，他终以77岁的高龄，实现了自己几十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翌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他遭到错误批判。直到1966年病故时，尚未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60年，高镇五调任省政协副主席。这时，他已年届八旬，虽专职做政协工作，但仍念念不忘教育。他开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撰写教育方面文章，总结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他在生病之前，还不断到各地视察工作、慰问劳模和教育界的先进工作者。他常要求自己并勉励各界人士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1966年4月14日，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近60年的高镇五先生，不幸病逝于郑州。临终前，他含着眼泪留下了这样的遗嘱：
　　“我在工作和病重期间，党对我的照顾非常周到，我感谢党的关怀……我死后有两个要求：
　　一、因为我是个党员，我要响应党的号召，把我的尸体火化；
　　二、我死后渴望党组织追认我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1年7月，高镇五的冤案得到昭雪。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他自1957年5月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