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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观察世界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角度。打个比方，位于中心、代表权威的“高楼大厦”总要保持无比坚固，才能承担责任之重，因此关注点难免总在自己身上，唯恐不堪重压而倒塌。在这样的情况下，创新就变得困难。在传播方式变革的时代，大企业还在花着大钱调研、试图规避风险时，一些小作坊、小工作室已经走在创新和实践的路上了。这些心怀热忱的“局外人”（outsiders）正在不惧风险地追逐创新，而一个重要的成功原因是，他们的创新不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也同样基于“边缘的”视角。
生活如此，艺术更是如此。传统的学院派和如今的艺术市场在获取新鲜灵感的方法上有所不同，艺术学院派更为慎重求稳，而艺术市场则更看重金钱和利益。但艺术不只是美学规则或奢侈商品，艺术也是一种我们与自己对话的方式。我们通过想象力，创造出新的比喻和叙述方式，这些都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生活。
奥克兰位于太平洋南缘，奥克兰摄影节（Auckland Festival of Photography）正得益于它的“边缘”视野。奥克兰摄影节着眼于个体的人，鼓励人们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以多种表达形式参与其中。作为新西兰最重要的摄影节，它囊括了很多在社会、文化和民族环境中有突出“地域代表性”的影像作品，这些创作者多为国内外初露头角和已有所成的艺术家。然而，奥克兰摄影节希望能打破艺术家和普通公众的界限，鼓励每个普通人都开拓自己创作的能力，用属于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创作。
为了更多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摄影节，我采访了茱莉亚·德金（Julia Durkin），她在2004年创立了奥克兰摄影节，此后一直担任摄影节的总监。我还采访了与她合作很久的助手伊
莲·史密斯（Elaine Smith）（本刊在2015年与茱莉亚·德金与伊莲·史密斯合作了“新西兰当代摄影师”栏目，介绍及专访了6位新西兰当代摄影师——编者注）。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是策展人、作家和文化研究者，现居于悉尼，工作范围遍及全球各地，你可以在www.culturaldevelopmentconsulting.com上了解更多。）
与茱莉亚·德金（奥克兰摄影节公共参与总监）与伊莲·史密斯（讲座文化/组委会/项目负责人）对谈
我对你的职位很好奇，一般摄影节的创始人都会称自己为“艺术总监”或者“创意总监”等，你的职位是“公共参与总监”（Public Participation Director），这个职位是怎么来的？
茱莉亚：是特意这么设置的。奥克兰摄影节一直非常看重公众参与度，因为摄影的本质是一种开放的、民主的媒介。如果没有人来看艺术家的作品或讲座——没有公众参与——那就没有摄影节这么一说了。我的职位就是专门为了开拓摄影节的观众参与度而设置的。
伊莲，你的职位描述甚至把自己负责的项目都标注出来了，而没有用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职位，比如“副总监”什么的。
伊莲：我负责管理和协调很多摄影节的关键项目，包括年度组委会和“讲座文化”系列（图03）。除我之外，还和摄影节相关赞助方和投资方一起合作项目工作。但如果把我和其他共事伙伴都称为“策展人”或者“副总监”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所以用“讲座文化/组委会/项目负责人”描述我的职位比较恰当。
奥克兰摄影节为什么如此强调摄影节的公众参与度呢？
茱莉亚：奥克兰摄影节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展示自己的舞台，我们尽可能力求用多种多样的资源来开办展览。
伊莲：以往传统的“学院派”总是和艺术领域的“阶级”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来回回总是同样的一些人在展出自己的作品。奥克兰摄影节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在积极地寻找那些“边缘”的创作者，努力回避同质化的、主流题材的作品。
策展人应该是对文化现状有着独特洞察的人，如果策展人把足够多的艺术家聚起来，也会形成一种潮流，因为这些人正反映着当下的趋势。
茱莉亚：是的。摄影节有很多策展人，这是一个基于民主参与的摄影节，而不是基于艺术“阶级”的摄影节。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摄影节的权利，无论是观看，创作抑或成为影像中的拍摄对象。我们希望营造一个为所有参与者拥有和创造的摄影节，并希望他们可以通过摄影节发声。当我们在2004年创立摄影节的时候，在这个地区没有其他摄影节是对公众开放的，相关活动都是由某一个策展人和组织者说了算的。
奥克兰摄影节反响如何？
伊莲：这些年来，摄影节变成了奥克兰每年六月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然而不可避免的，某些“权威机构”也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反馈，他们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们不再是这个城市的唯一权威了。
茱莉亚：我们所做的每个文化项目都是一次冒险，这就是艺术的本质。你只需要尽可能地控制风险。有一个办法是让人们对摄影节产生“共鸣”，这样公众才会来参与。
你认为这个摄影节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吗？
茱莉亚：新西兰是一个建立在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之下的多元文化国家（怀唐伊条约签署于1840年，毛利族让出他们的土地给英国，以此换取英国的公民身份，有效保障了他们和当地的殖民者拥有平等的公民地位——编者注）。从1970年代末期，毛利民族的艺术和文化逐渐复兴，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了解。奥克兰摄影节也一直关注边缘、小众和弱势人群及社会问题，比如少数民族，女性，残疾人，失业人群，以及不同的性别取向和性别身份的人群等等。
伊莲：摄影师Vicky Thomas在摄影节展出过一张很棒的作品，我们都非常喜欢，是一张她的自拍，她用一条毛利民族风格的编织带把几乎整个头包裹起来，只能用一只眼睛向外看，另外一只眼睛被头发挡住了。这张作品暗示了人们对于毛利族的文化一直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Vicky围绕了毛利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创作了很多作品，在新西兰，这是非常重要的题材（图04）。 给我们讲讲奥克兰摄影日（Auckland Photo Day）。
茱莉亚：奥克兰摄影日是摄影节创立以来就有的环节，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比赛，时间持续24小时。在这一天中，每个参与者要去拍摄一张反映他们心中奥克兰的照片。参与者可以是团体、个人、家庭或者孩子，这个活动鼓励每个人都拿起相机，提交一张关于人、地域和生活场景的照片，反映自己这一天的经历。
伊莲：摄影日是一种交流，让在奥克兰的每个人分享关于这个城市的看法和观点。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位冠军是一位9岁的小男孩Wesley Tumai（图05）。
这个摄影日活动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茱莉亚：奥克兰摄影日着眼于文化交流，给予参与者充分的自主权利，并提供分享摄影作品的平台，以此也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凝聚力。在这个活动中，参与者能体验到快乐、爱、畏惧和挑战。它把我们生活、工作、娱乐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用影像实现交流。
伊莲：这些照片都存放在档案馆里，以供日后展览，同时也是奥克兰居民为自己所在的城市留下的影像资料。
有没有哪个作品你觉得很特别？
茱莉亚：在2009年，Mitchell Round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身穿西装、头戴圆礼帽的男士站在办公楼顶的画面。他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这张照片，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知，那是他心中的城市影像。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图01）。
伊莲：一张2012年获奖的人像作品让我印象深刻。摄影师是Lee Copas，他在Aotea广场举行的反核武器和平庆典上，拍摄了一位毛利男子。大家都很好奇这个男子是谁，于是，在2014年，我们通过一家报社的帮助找到了他，Copas还把这张肖像照送给了他（图06）。
茱莉亚：每位摄影师都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奥克兰摄影节的。我特别喜欢Bernadette Fastnedge的作品《溢出》（Overflowing）。这张照片虽然看起来有点怪，但是它用画面说明了我们在奥克兰所享受的自由程度：你真的可以把浴缸摆在屋子外面，把它灌满水，躺在里面欣赏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这就是很“新西兰”的生活态度（图07）。
奥克兰摄影节不止展示已经完成的摄影项目，还会委托摄影师拍摄新的作品和项目，这是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种每年一度的委托征集活动从何而来？
伊莲：我们从2011年开始委托摄影师为摄影节拍摄项目，想借此支持和鼓励本土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成为新西兰的影像资源，还可以帮助艺术家发展自己的事业。与直接呈现已有的摄影作品相比，这种方式更能直接地刺激摄影师们的创作。我们委托的第一个摄影师是Roberta Thornley，当时她的作品刚引起关注。Roberta的摄影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电影的影响，既怪诞又脱俗，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图08）。
茱莉亚：委托拍摄项目意味着在每届摄影节上都有新的摄影作品可供展示。在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家，摄影圈子很小，容易没有什么新鲜感，但委托的拍摄项目总能带来新东西。
伊莲：委托拍摄项目是摄影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赢得2013年委托项目奖的摄影师Jennifer Mason，她通过改变照片中的比例和透视关系，把场景转化成一个全新的空间。她的影像装置作品被放置在Silos，一个位于奥克兰海滨区域的再生后工业园区，也是举办摄影节的主要场地。Jennifer的装置作品也为后来在Silos布展的艺术家们建立了标杆（图09～10）。另一个委托拍摄的例子，是在2012年摄影师James Lowe创作的一组有电影画面感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存在主义的理解（图11）。
2014年，塔努·加戈（Tanu Gago）以Tama’ita’i Pasifika Mao’I（毛利语中意为“真正的帕斯菲卡女人”）为主题拍摄了三幅作品，展现少数民族性别身份和认同的多样性。（图12）。
茱莉亚：在奥克兰所有探讨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作品中，塔努的作品可能是最尖锐的（我们曾在2015年月刊的“新西兰当代摄影师”栏目中对塔努·加戈进行过专访——编者注）。
摄影节结束后，这些委托作品会怎么处理？
伊莲：除了存放在摄影节档案馆外，还会巡展。比如，2015年委托摄影师PJ Paterson的作品还在中国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上进行了展出，那一届只有两个外国摄影师获奖，PJ就是其中之一（图02、图15）。今年将会委任摄影师Russ Flatt拍摄。他的作品风格独特，主题总能引人深思，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他的创作（图13）。
从地理角度看，新西兰距离欧洲以及美国等文化中心都较远，这对摄影节有什么影响吗？
茱莉亚：新西兰的地理位置确实与世界上大多国家相距较远，但我认为，正是得益于这种“隔离”，才让我们看待事情有与众不同的角度。这也意味着，如果摄影师想要使作品更“国际化”，就得尝试离开新西兰，远离自己的家乡。
在你看来，如今的奥克兰摄影节在文化层面，是继承欧洲移民文化更多，还是与亚太文化的联结更多？
茱莉亚：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新西兰的主流文化仍然是继承欧洲的移民文化，但有趣的是，我们的摄影节却主要聚焦于亚太地区文化。奥克兰摄影节是亚太摄影论坛（Asia-Pacific PhotoForum ，简称APP）的成员之一，该论坛涵盖了亚洲、大洋洲在内的环太平洋地区的摄影节。因此，相对来说，我们与环太平洋区域的艺术家和摄影节的合作更多，而比较少与纽约、巴黎或者伦敦等文化中心城市的艺术家和摄影组织合作。
事实上，如今亚太地区正涌现越来越多优秀的摄影师和作品，而亚太摄影论坛成员的合作模式也扩大了我们可展示内容的范围。这也潜移默化地改变新西兰文化交流的方式：从新西兰所在地理位置的文化视角出发，创造独特的文化交流方式。
这种文化交流有什么成果吗？
茱莉亚：就拿我们与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的合作来说，奥克兰摄影节近年来加入了许多中国摄影艺术家，这样的合作让我们受益很多。
摄影作为一种极具创造性和交流性的媒介，你认为其发展方向是什么？
茱莉亚：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今世界上，摄影可以说是最强有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数字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同时这也意味着会产生影像泛滥的可能。在我看来，未来几年这种趋势可能会有所转向，影印照片、摄影书等实体的影像载体可能会逐渐复兴，其受众也不仅限于熟悉这些旧物的老一辈人，还包括很多想重新探索这些艺术形式的年轻人。
奥克兰摄影节成为新西兰摄影行业的领头活动，正是得益于众多艺术家、策展人、执行者和参赛者的参与，相信在日后的展览中，他们的作品会体现出更多新的理念和价值。
生活如此，艺术更是如此。传统的学院派和如今的艺术市场在获取新鲜灵感的方法上有所不同，艺术学院派更为慎重求稳，而艺术市场则更看重金钱和利益。但艺术不只是美学规则或奢侈商品，艺术也是一种我们与自己对话的方式。我们通过想象力，创造出新的比喻和叙述方式，这些都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生活。
奥克兰位于太平洋南缘，奥克兰摄影节（Auckland Festival of Photography）正得益于它的“边缘”视野。奥克兰摄影节着眼于个体的人，鼓励人们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以多种表达形式参与其中。作为新西兰最重要的摄影节，它囊括了很多在社会、文化和民族环境中有突出“地域代表性”的影像作品，这些创作者多为国内外初露头角和已有所成的艺术家。然而，奥克兰摄影节希望能打破艺术家和普通公众的界限，鼓励每个普通人都开拓自己创作的能力，用属于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创作。
为了更多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摄影节，我采访了茱莉亚·德金（Julia Durkin），她在2004年创立了奥克兰摄影节，此后一直担任摄影节的总监。我还采访了与她合作很久的助手伊
莲·史密斯（Elaine Smith）（本刊在2015年与茱莉亚·德金与伊莲·史密斯合作了“新西兰当代摄影师”栏目，介绍及专访了6位新西兰当代摄影师——编者注）。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是策展人、作家和文化研究者，现居于悉尼，工作范围遍及全球各地，你可以在www.culturaldevelopmentconsulting.com上了解更多。）
与茱莉亚·德金（奥克兰摄影节公共参与总监）与伊莲·史密斯（讲座文化/组委会/项目负责人）对谈
我对你的职位很好奇，一般摄影节的创始人都会称自己为“艺术总监”或者“创意总监”等，你的职位是“公共参与总监”（Public Participation Director），这个职位是怎么来的？
茱莉亚：是特意这么设置的。奥克兰摄影节一直非常看重公众参与度，因为摄影的本质是一种开放的、民主的媒介。如果没有人来看艺术家的作品或讲座——没有公众参与——那就没有摄影节这么一说了。我的职位就是专门为了开拓摄影节的观众参与度而设置的。
伊莲，你的职位描述甚至把自己负责的项目都标注出来了，而没有用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职位，比如“副总监”什么的。
伊莲：我负责管理和协调很多摄影节的关键项目，包括年度组委会和“讲座文化”系列（图03）。除我之外，还和摄影节相关赞助方和投资方一起合作项目工作。但如果把我和其他共事伙伴都称为“策展人”或者“副总监”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所以用“讲座文化/组委会/项目负责人”描述我的职位比较恰当。
奥克兰摄影节为什么如此强调摄影节的公众参与度呢？
茱莉亚：奥克兰摄影节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展示自己的舞台，我们尽可能力求用多种多样的资源来开办展览。
伊莲：以往传统的“学院派”总是和艺术领域的“阶级”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来回回总是同样的一些人在展出自己的作品。奥克兰摄影节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在积极地寻找那些“边缘”的创作者，努力回避同质化的、主流题材的作品。
策展人应该是对文化现状有着独特洞察的人，如果策展人把足够多的艺术家聚起来，也会形成一种潮流，因为这些人正反映着当下的趋势。
茱莉亚：是的。摄影节有很多策展人，这是一个基于民主参与的摄影节，而不是基于艺术“阶级”的摄影节。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摄影节的权利，无论是观看，创作抑或成为影像中的拍摄对象。我们希望营造一个为所有参与者拥有和创造的摄影节，并希望他们可以通过摄影节发声。当我们在2004年创立摄影节的时候，在这个地区没有其他摄影节是对公众开放的，相关活动都是由某一个策展人和组织者说了算的。
奥克兰摄影节反响如何？
伊莲：这些年来，摄影节变成了奥克兰每年六月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然而不可避免的，某些“权威机构”也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反馈，他们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们不再是这个城市的唯一权威了。
茱莉亚：我们所做的每个文化项目都是一次冒险，这就是艺术的本质。你只需要尽可能地控制风险。有一个办法是让人们对摄影节产生“共鸣”，这样公众才会来参与。
你认为这个摄影节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吗？
茱莉亚：新西兰是一个建立在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之下的多元文化国家（怀唐伊条约签署于1840年，毛利族让出他们的土地给英国，以此换取英国的公民身份，有效保障了他们和当地的殖民者拥有平等的公民地位——编者注）。从1970年代末期，毛利民族的艺术和文化逐渐复兴，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了解。奥克兰摄影节也一直关注边缘、小众和弱势人群及社会问题，比如少数民族，女性，残疾人，失业人群，以及不同的性别取向和性别身份的人群等等。
伊莲：摄影师Vicky Thomas在摄影节展出过一张很棒的作品，我们都非常喜欢，是一张她的自拍，她用一条毛利民族风格的编织带把几乎整个头包裹起来，只能用一只眼睛向外看，另外一只眼睛被头发挡住了。这张作品暗示了人们对于毛利族的文化一直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Vicky围绕了毛利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创作了很多作品，在新西兰，这是非常重要的题材（图04）。 给我们讲讲奥克兰摄影日（Auckland Photo Day）。
茱莉亚：奥克兰摄影日是摄影节创立以来就有的环节，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比赛，时间持续24小时。在这一天中，每个参与者要去拍摄一张反映他们心中奥克兰的照片。参与者可以是团体、个人、家庭或者孩子，这个活动鼓励每个人都拿起相机，提交一张关于人、地域和生活场景的照片，反映自己这一天的经历。
伊莲：摄影日是一种交流，让在奥克兰的每个人分享关于这个城市的看法和观点。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位冠军是一位9岁的小男孩Wesley Tumai（图05）。
这个摄影日活动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茱莉亚：奥克兰摄影日着眼于文化交流，给予参与者充分的自主权利，并提供分享摄影作品的平台，以此也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凝聚力。在这个活动中，参与者能体验到快乐、爱、畏惧和挑战。它把我们生活、工作、娱乐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用影像实现交流。
伊莲：这些照片都存放在档案馆里，以供日后展览，同时也是奥克兰居民为自己所在的城市留下的影像资料。
有没有哪个作品你觉得很特别？
茱莉亚：在2009年，Mitchell Round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身穿西装、头戴圆礼帽的男士站在办公楼顶的画面。他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这张照片，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知，那是他心中的城市影像。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图01）。
伊莲：一张2012年获奖的人像作品让我印象深刻。摄影师是Lee Copas，他在Aotea广场举行的反核武器和平庆典上，拍摄了一位毛利男子。大家都很好奇这个男子是谁，于是，在2014年，我们通过一家报社的帮助找到了他，Copas还把这张肖像照送给了他（图06）。
茱莉亚：每位摄影师都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奥克兰摄影节的。我特别喜欢Bernadette Fastnedge的作品《溢出》（Overflowing）。这张照片虽然看起来有点怪，但是它用画面说明了我们在奥克兰所享受的自由程度：你真的可以把浴缸摆在屋子外面，把它灌满水，躺在里面欣赏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这就是很“新西兰”的生活态度（图07）。
奥克兰摄影节不止展示已经完成的摄影项目，还会委托摄影师拍摄新的作品和项目，这是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种每年一度的委托征集活动从何而来？
伊莲：我们从2011年开始委托摄影师为摄影节拍摄项目，想借此支持和鼓励本土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成为新西兰的影像资源，还可以帮助艺术家发展自己的事业。与直接呈现已有的摄影作品相比，这种方式更能直接地刺激摄影师们的创作。我们委托的第一个摄影师是Roberta Thornley，当时她的作品刚引起关注。Roberta的摄影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电影的影响，既怪诞又脱俗，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图08）。
茱莉亚：委托拍摄项目意味着在每届摄影节上都有新的摄影作品可供展示。在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家，摄影圈子很小，容易没有什么新鲜感，但委托的拍摄项目总能带来新东西。
伊莲：委托拍摄项目是摄影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赢得2013年委托项目奖的摄影师Jennifer Mason，她通过改变照片中的比例和透视关系，把场景转化成一个全新的空间。她的影像装置作品被放置在Silos，一个位于奥克兰海滨区域的再生后工业园区，也是举办摄影节的主要场地。Jennifer的装置作品也为后来在Silos布展的艺术家们建立了标杆（图09～10）。另一个委托拍摄的例子，是在2012年摄影师James Lowe创作的一组有电影画面感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存在主义的理解（图11）。
2014年，塔努·加戈（Tanu Gago）以Tama’ita’i Pasifika Mao’I（毛利语中意为“真正的帕斯菲卡女人”）为主题拍摄了三幅作品，展现少数民族性别身份和认同的多样性。（图12）。
茱莉亚：在奥克兰所有探讨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作品中，塔努的作品可能是最尖锐的（我们曾在2015年月刊的“新西兰当代摄影师”栏目中对塔努·加戈进行过专访——编者注）。
摄影节结束后，这些委托作品会怎么处理？
伊莲：除了存放在摄影节档案馆外，还会巡展。比如，2015年委托摄影师PJ Paterson的作品还在中国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上进行了展出，那一届只有两个外国摄影师获奖，PJ就是其中之一（图02、图15）。今年将会委任摄影师Russ Flatt拍摄。他的作品风格独特，主题总能引人深思，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他的创作（图13）。
从地理角度看，新西兰距离欧洲以及美国等文化中心都较远，这对摄影节有什么影响吗？
茱莉亚：新西兰的地理位置确实与世界上大多国家相距较远，但我认为，正是得益于这种“隔离”，才让我们看待事情有与众不同的角度。这也意味着，如果摄影师想要使作品更“国际化”，就得尝试离开新西兰，远离自己的家乡。
在你看来，如今的奥克兰摄影节在文化层面，是继承欧洲移民文化更多，还是与亚太文化的联结更多？
茱莉亚：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新西兰的主流文化仍然是继承欧洲的移民文化，但有趣的是，我们的摄影节却主要聚焦于亚太地区文化。奥克兰摄影节是亚太摄影论坛（Asia-Pacific PhotoForum ，简称APP）的成员之一，该论坛涵盖了亚洲、大洋洲在内的环太平洋地区的摄影节。因此，相对来说，我们与环太平洋区域的艺术家和摄影节的合作更多，而比较少与纽约、巴黎或者伦敦等文化中心城市的艺术家和摄影组织合作。
事实上，如今亚太地区正涌现越来越多优秀的摄影师和作品，而亚太摄影论坛成员的合作模式也扩大了我们可展示内容的范围。这也潜移默化地改变新西兰文化交流的方式：从新西兰所在地理位置的文化视角出发，创造独特的文化交流方式。
这种文化交流有什么成果吗？
茱莉亚：就拿我们与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的合作来说，奥克兰摄影节近年来加入了许多中国摄影艺术家，这样的合作让我们受益很多。
摄影作为一种极具创造性和交流性的媒介，你认为其发展方向是什么？
茱莉亚：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今世界上，摄影可以说是最强有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数字革命”正在席卷全球，同时这也意味着会产生影像泛滥的可能。在我看来，未来几年这种趋势可能会有所转向，影印照片、摄影书等实体的影像载体可能会逐渐复兴，其受众也不仅限于熟悉这些旧物的老一辈人，还包括很多想重新探索这些艺术形式的年轻人。
奥克兰摄影节成为新西兰摄影行业的领头活动，正是得益于众多艺术家、策展人、执行者和参赛者的参与，相信在日后的展览中，他们的作品会体现出更多新的理念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