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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写作称之为“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头也就扔掉了。安徽省直工委委员、宣传部长刘登富说：“这块砖对我这个小个子农村兵来说，不是用来敲门的，而是用来垫脚的。正是踩着这块砖才跨进了高高的门槛”。这些年，他又垫着这块砖走上了高高的讲台。
刚下车的任务
刘登富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入伍，90年代初从副团职岗位上转业。虽然离开部队20多年了，但对部队依然一往情深。
近年来，他写了不少回忆部队生活的文章，其中《绿色情结》《军中姐妹》《寻访老班长》《塞北的风花雪月》等系列散文，引起不少读者对塞北军营生活的向往，并前去参观旅游。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回放集》，周克玉上将为该书题写书名。
刘登富的成长经历，与上世纪70年代很多部队新闻报道员很相似。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停课闹革命”，刘登富上高中不久又赶上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在以突出政治为荣的高中阶段，他斗胆写了一篇《评空头政治》的文章，张贴在校园最显眼的位置，引起了轰动。校长为保护他，又怕得罪支持这篇文章的老师们，只好半夜偷偷将文章揭了下来。40年过去了，不少老师和同学仍记得文章中“不学无以报国，空头政治可以休矣”等辛辣词句。
1972年底，高中即将毕业的他，没有机会成为大学生，于是他便选择报名参军。北京卫戍区和塞北部队负责接兵的同志都抢着要这个“笔杆子”，最后被塞北部队争了去。当运送新兵的闷罐车停在北京永定门车站时，近半数战友兴高采烈地下車去了卫戍区，刘登富却与其他同伴继续北上，傍晚时分到达风沙弥漫的张家口市所辖的柴沟堡镇——新兵连所在地。
背包刚放下，军务参谋就来到班里看望他，同时交给他一项任务，三天后代表3000名新兵在入伍誓师大会上发言。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军务参谋又来了，要接他到团部当警卫员。新兵连指导员说：“这个刘登富懒得连水都不打，经常用别人用过的水洗脸，当警卫员不合适。”后来军务参谋得知刘登富被分到了这位指导员所在的连队，才知道上了他的当。
初登报道门槛
刘登富去了一炮连指挥班。当时部队全部投入打坑道、挖战壕等施工，唯有指挥班进行军事业务训练。到连队半年后，被指战员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染，刘登富赋诗一首，不知怎么被团里新闻干事发现，当即推荐他到师部当了报道员。
写新闻报道对刘登富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部队领导高度重视新闻报道工作，并且只认可中央主流媒体和《解放军报》以及军区的《战友报》。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对一个不知新闻为何物的报道员来说，所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当时的新闻干事以极大的耐心手把手地教他。一向不服输的刘登富为学习写作，长年累月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功夫不负苦心人，半年后，刘登富开始发表“豆腐块”。一年后，他所采写的《发生在“秋毫无犯模范连”的故事》被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在头版二条转发，19家报刊转载。这给了刘登富极大的信心，也使他入伍两年后就作为政治处书记被破格提拔。
师党委认为从战士报道员直接提为政治处书记似有“坐火箭”之嫌，建议团里先让刘登富从班长做起，又过了一年，刘登富成为一名军官。他从此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15年。他带出来的报道员，有五六个当了师团干部，有的还成为军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新闻工作者。
刘登富的写作路子比较宽，各种文体皆能熟练驾驭。他写的消息在军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发表，获得过军报好新闻一等奖。他写的通讯，被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作为范文，一位教授以《一滴水也能见太阳的光辉》为题，发表了2000多字的评论文章。他写的两个专题片，省电视台分别以近20分钟的时长播放。
刘登富写作还是个快手。在部队整党办时，要撰写的材料很多，几乎都由他包揽了。经常上午下班接受任务，下午上班他就能把几千字的稿件交到领导手中；下午下班接受任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拿着上万字的稿件等在领导的门口。他经常把饭放在炉子上烧，闻到糊味却没有时间拿下来，锅烧坏了好几个，为此没少挨夫人批评。
刘登富在塞北部队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却毅然决然地调回了家乡部队，因为他不愿意再离开家乡。他很欣赏沈从文的墓志铭：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回到故乡。
“三不带”上讲台
转业后，刘登富放弃在宣传部门当处长的优越条件，自愿到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内部刊物当主编，一干就是20年。虽是内刊，他却当正式刊物办。新闻出版局对全省四百多家内部刊物仅进行过两次评比，他所主编的刊物两次获得全省十佳内部刊物前两名。
工委讲师团团长的位置没人愿干，为了给他一个正式“户口”，就让他当团长兼主编。他还真把讲师团长当干部，开始给省直机关讲课。这一讲不可收拾，至今已讲了三百多场。从给普通干部职工讲政治、党建，到给省人大领导、厅局长讲经济、文化；从在机关讲，到去省委党校和各大院校讲；从在本省讲到去外省讲；从在地方讲到部队讲，从拿提纲讲到完全脱稿讲。有人说，刘登富讲课是“三不带”，不带讲稿，不带多媒体，不带茶杯。
有人说，刘登富讲课时舍不得上厕所，连眼珠子都舍不得眨一下。刘登富说，后一句肯定是假话。但凡请刘登富讲过一次课的，一定会请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七次、八次，有几个单位在三个月内请过三四次。他讲完课后，常有人发信息，认为是本单位史上讲得最好的一次。
刘登富说，他之所以能把课讲得人家愿意听，得力于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打下的基础。是新闻工作让他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养成了抓问题的习惯。刚开始，他在学员面前讲话还有点紧张，慢慢就练出来了。此时，部队所在地的新闻机构请他给通讯员主讲新闻写作系列讲座，一位年轻姑娘在课间告诉他，她已连续听了他五场讲座。刘登富问她，同样的内容为啥反复来听，她说：“你讲得精彩，我听了还想听。”从此，刘登富更加知道语言沟通的重要。
当了讲师团团长后，他对每一堂课都十分重视。尽管讲课时不拿稿子，但每一讲他都会认真备课，写出详细文稿，在此基础上再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正式讲课时也许不按文稿的内容讲，但这是否定之否定，从文稿跳出来后一定会有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
有人夸他课讲得好，他调侃道：“能把话说清楚是水平，能把话说不清楚是能力，能把话说得介于清楚与不清楚之间是智慧。自己既没能力，也没智慧，讲课水平承蒙夸奖及格而已。”
离开部队这么多年，刘登富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那段青春岁月。在安徽合肥，他把老战友们联系起来，每年聚会两次。去年底入伍四十周年之际，他和一起入伍的几百名战友在当年出发的地方——安徽滁州欢聚，主题是“追忆青春岁月，帮扶困难战友”。
他在四十年后继续代表战友发言：“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还深情地眷念着部队？因为我们在部队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实现了人生重大转折，形成了特有的意志、品格和价值观，真正理解了亲情、友情、和平、安宁的内涵，这是一生享受不尽的宝贵财富。”
有人把写作称之为“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头也就扔掉了。刘登富说：“这块砖对我这个小个子农村兵来说，不是用来敲门的，而是用来垫脚的。正是踩着这块砖才跨进了高高的门槛”。这些年，他又垫着这块砖走上了高高的讲台。
刚下车的任务
刘登富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入伍，90年代初从副团职岗位上转业。虽然离开部队20多年了，但对部队依然一往情深。
近年来，他写了不少回忆部队生活的文章，其中《绿色情结》《军中姐妹》《寻访老班长》《塞北的风花雪月》等系列散文，引起不少读者对塞北军营生活的向往，并前去参观旅游。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回放集》，周克玉上将为该书题写书名。
刘登富的成长经历，与上世纪70年代很多部队新闻报道员很相似。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停课闹革命”，刘登富上高中不久又赶上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在以突出政治为荣的高中阶段，他斗胆写了一篇《评空头政治》的文章，张贴在校园最显眼的位置，引起了轰动。校长为保护他，又怕得罪支持这篇文章的老师们，只好半夜偷偷将文章揭了下来。40年过去了，不少老师和同学仍记得文章中“不学无以报国，空头政治可以休矣”等辛辣词句。
1972年底，高中即将毕业的他，没有机会成为大学生，于是他便选择报名参军。北京卫戍区和塞北部队负责接兵的同志都抢着要这个“笔杆子”，最后被塞北部队争了去。当运送新兵的闷罐车停在北京永定门车站时，近半数战友兴高采烈地下車去了卫戍区，刘登富却与其他同伴继续北上，傍晚时分到达风沙弥漫的张家口市所辖的柴沟堡镇——新兵连所在地。
背包刚放下，军务参谋就来到班里看望他，同时交给他一项任务，三天后代表3000名新兵在入伍誓师大会上发言。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军务参谋又来了，要接他到团部当警卫员。新兵连指导员说：“这个刘登富懒得连水都不打，经常用别人用过的水洗脸，当警卫员不合适。”后来军务参谋得知刘登富被分到了这位指导员所在的连队，才知道上了他的当。
初登报道门槛
刘登富去了一炮连指挥班。当时部队全部投入打坑道、挖战壕等施工，唯有指挥班进行军事业务训练。到连队半年后，被指战员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染，刘登富赋诗一首，不知怎么被团里新闻干事发现，当即推荐他到师部当了报道员。
写新闻报道对刘登富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部队领导高度重视新闻报道工作，并且只认可中央主流媒体和《解放军报》以及军区的《战友报》。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对一个不知新闻为何物的报道员来说，所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当时的新闻干事以极大的耐心手把手地教他。一向不服输的刘登富为学习写作，长年累月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功夫不负苦心人，半年后，刘登富开始发表“豆腐块”。一年后，他所采写的《发生在“秋毫无犯模范连”的故事》被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在头版二条转发，19家报刊转载。这给了刘登富极大的信心，也使他入伍两年后就作为政治处书记被破格提拔。
师党委认为从战士报道员直接提为政治处书记似有“坐火箭”之嫌，建议团里先让刘登富从班长做起，又过了一年，刘登富成为一名军官。他从此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15年。他带出来的报道员，有五六个当了师团干部，有的还成为军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新闻工作者。
刘登富的写作路子比较宽，各种文体皆能熟练驾驭。他写的消息在军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发表，获得过军报好新闻一等奖。他写的通讯，被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作为范文，一位教授以《一滴水也能见太阳的光辉》为题，发表了2000多字的评论文章。他写的两个专题片，省电视台分别以近20分钟的时长播放。
刘登富写作还是个快手。在部队整党办时，要撰写的材料很多，几乎都由他包揽了。经常上午下班接受任务，下午上班他就能把几千字的稿件交到领导手中；下午下班接受任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拿着上万字的稿件等在领导的门口。他经常把饭放在炉子上烧，闻到糊味却没有时间拿下来，锅烧坏了好几个，为此没少挨夫人批评。
刘登富在塞北部队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却毅然决然地调回了家乡部队，因为他不愿意再离开家乡。他很欣赏沈从文的墓志铭：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回到故乡。
“三不带”上讲台
转业后，刘登富放弃在宣传部门当处长的优越条件，自愿到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内部刊物当主编，一干就是20年。虽是内刊，他却当正式刊物办。新闻出版局对全省四百多家内部刊物仅进行过两次评比，他所主编的刊物两次获得全省十佳内部刊物前两名。
工委讲师团团长的位置没人愿干，为了给他一个正式“户口”，就让他当团长兼主编。他还真把讲师团长当干部，开始给省直机关讲课。这一讲不可收拾，至今已讲了三百多场。从给普通干部职工讲政治、党建，到给省人大领导、厅局长讲经济、文化；从在机关讲，到去省委党校和各大院校讲；从在本省讲到去外省讲；从在地方讲到部队讲，从拿提纲讲到完全脱稿讲。有人说，刘登富讲课是“三不带”，不带讲稿，不带多媒体，不带茶杯。
有人说，刘登富讲课时舍不得上厕所，连眼珠子都舍不得眨一下。刘登富说，后一句肯定是假话。但凡请刘登富讲过一次课的，一定会请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七次、八次，有几个单位在三个月内请过三四次。他讲完课后，常有人发信息，认为是本单位史上讲得最好的一次。
刘登富说，他之所以能把课讲得人家愿意听，得力于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打下的基础。是新闻工作让他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养成了抓问题的习惯。刚开始，他在学员面前讲话还有点紧张，慢慢就练出来了。此时，部队所在地的新闻机构请他给通讯员主讲新闻写作系列讲座，一位年轻姑娘在课间告诉他，她已连续听了他五场讲座。刘登富问她，同样的内容为啥反复来听，她说：“你讲得精彩，我听了还想听。”从此，刘登富更加知道语言沟通的重要。
当了讲师团团长后，他对每一堂课都十分重视。尽管讲课时不拿稿子，但每一讲他都会认真备课，写出详细文稿，在此基础上再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正式讲课时也许不按文稿的内容讲，但这是否定之否定，从文稿跳出来后一定会有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
有人夸他课讲得好，他调侃道：“能把话说清楚是水平，能把话说不清楚是能力，能把话说得介于清楚与不清楚之间是智慧。自己既没能力，也没智慧，讲课水平承蒙夸奖及格而已。”
离开部队这么多年，刘登富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那段青春岁月。在安徽合肥，他把老战友们联系起来，每年聚会两次。去年底入伍四十周年之际，他和一起入伍的几百名战友在当年出发的地方——安徽滁州欢聚，主题是“追忆青春岁月，帮扶困难战友”。
他在四十年后继续代表战友发言：“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还深情地眷念着部队？因为我们在部队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实现了人生重大转折，形成了特有的意志、品格和价值观，真正理解了亲情、友情、和平、安宁的内涵，这是一生享受不尽的宝贵财富。”
有人把写作称之为“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头也就扔掉了。刘登富说：“这块砖对我这个小个子农村兵来说，不是用来敲门的，而是用来垫脚的。正是踩着这块砖才跨进了高高的门槛”。这些年，他又垫着这块砖走上了高高的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