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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此背景下，作者深刻剖析了当前我国人口数量及结构可能引致的养老问题、科技体制下的科研低效问题、教育体制下的人格培养缺失问题、应试教育抑制甚至伤害学子（尤其是少儿）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问题，也在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将会在“新阶段”举国上下通过创新、改革和开放实践“新理念”、打造“新格局”的进程中闪烁出耀眼的理性光芒。
2020年10月27～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于北京召开，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是在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建议》以及下一步根据该文件制定的规划纲要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起着纲领性作用。《建议》所描绘的发展图景，在新冠疫情爆发近一年并仍然在全球肆虐、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形势下，也有着提振信心的重要意义。
明确《建议》“三新”的逻辑主线
《建议》通篇贯穿的核心内容或者说逻辑主线，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即“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新阶段”是指在“两个一百年”转换之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上了大台阶、完成大手笔、实施大战略的基础上，今后需要克服哪些新矛盾，解决哪些新问题，应对哪些新挑战。“新理念”是指在十三五就提出和实施的五大发展理念，如何在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全方位贯彻，以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新格局”是指在“双循环”战略格局下，怎样经营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同时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实现这一格局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二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三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议》在十二个重要领域推出48项具体举措，可以看出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当中，我国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了“升级版”的要求和标准。
树立忧患意识，切实把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通过五年（计）规划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力量，并基于这种（计）规划制定各方面的发展进程和任务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领导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规划是蓝图，用于定方向、定目标，而无论是在创新、改革还是在发展中，如何实施规划，将预先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在现实工作中干在实处，“一锤接一锤地敲”。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所有的成就和胜利，都是在对困难的克服和风险的应对中取得的。按照《建议》提出的目标，有学者测算得出，2021～2035年间中国经济每年实际增长率须保持在4.8%左右，这一假设只有实现两大非常重要的假定才能达成。一个假定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并且能够成功解决。另一个假定是，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国家统一和安全等问题，还是新冠疫情类的突发冲击，我们都能成功应对和处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会突然被迫中断和发生重大转折。从这個层面上看，展望未来，在我们坚定信心、下定决心的同时，不妨多一些应有的“当心”，甚至应当“高估”某些困难和风险，以忧患意识保持警觉和冷静，才能在创新、改革和开放方面避免懈怠和麻痹，奋力向前。
在这方面，党中央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于“十四五”开启之际所面临的环境或条件，党中央提出几个“仍然”，概括起来就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
创新、改革、开放，亟待围绕重点难点寻求突破
就构建发展新格局来说，我们必须正视创新、改革和开放方面的重大风险、隐患甚至危机，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亟待实现实质性突破。这里笔者就若干问题谈一些粗浅认识。
战略性应对人口发展和养老危机
人口数量方面。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可以预测2015～2100年间，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可能将由19%降至7%，人口总量的急剧萎缩将会严重影响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次《建议》首次删除历次《建议》中有关“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表述，而修改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鉴于逐渐放开“二胎”政策并未带来预期中人口“大幅度增长”的现象，年轻一代的生育愿望持续低迷，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三率，即《建议》中提出的“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结构方面。恒大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这个比例到2019年已达到12.6%。预计中国在2022年前后将进入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则为“超级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3年左右，中国也将进入这一阶段。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1970～1994年），而中国则更为“急速”，很可能只用21年。而从深度老龄化再过渡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而根据预测，中国也将用11年。此外，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来的十五年内，中国的“六零后”“七零后”将纷纷结束职业生涯，我们如何提高生产率，才能足够的“剩余”供养他们，养老体系如何构建，才能使这些人体面地度过晚年生活，同时在职的下一代不至于因上一辈老人的养老金“累死”或“缠死”，需要我们采取策略正确应对。尽管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是否犯过“颠覆性错误”久争难定，但长期的低出生率使得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伴随着的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的终结，这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来看，人口增长、人口结构这一局，我们实在不敢输。从某种意义上讲，贯彻五大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单单是更高的愿望和更新的要求，也是把握住我国当前客观发展形势的关键。
全面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建议》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真正使创新成为驱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就是一代一代科技人才能够不断涌现，千百万科研人员的成果能够按照《建议》提出的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纷纷面世，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全面、持续地深化我国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尽管多年来有关部门在这两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坦率地讲，从科研过程的当事人以及教育过程当事人（教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的“获得感”来看，真正扭转长期以来各方诟病的局面，起到重大改观作用的改革举措，乏善可陈。
科技体制改革。近两年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不斷增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如技术断供威胁）不断增加，产业安全、科技安全问题逐渐突出。《建议》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明确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对打造更有活力的科技体制，培育更能激发科技创新包括基础研究创新的科研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角色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很多产业链供应链都需要科技解决方案，能够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只能是奋战在一线的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和市场主体，政府要做的是为他们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要加快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可是现实是，这些年来科研申请、立项、验收的各种规则究竟催生出来多少货真价实的成果，科研管理过程的填表、报账问题究竟是缓解了、没变化还是严重了，讲来讲去，广大科研人员的“获得感”究竟提高了多少，仍缺乏明晰的评价。因此，以政府资助、政府主导的科研科技管理体制创新，远没有完成。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能因提到“举国体制”就意味着只能由政府亲自拨款、养人、上项目，不能因提到科技重要就变成科技行政管理机构很重要，继续沿袭传统行政化的“分钱、分物、定项目”。更不能一说“实现核心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就变成关门搞研究，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搞什么举市、举县之力上马科研项目。《建议》进一步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改革。首先要明确必须针对教育体制，即相关制度、规则推动实质性的改变甚至重构，而不是在现行体制下拿工作中的提升或者工作效力的强化当作改革，更不能以此固化、强化传统的体制机制。其次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回避现实中的真问题、真矛盾，将其归纳为所谓的“专业理论”，钳制改革思路。中国教育的突出问题是国家投入资金的规模越来越大，家长送孩子受教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上学难、上学贵），学生的课业负担也越来越重，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离创新型国家标准的要求却越来越远，且绝大部分孩子在成长发育最关键的阶段体质欠佳（与其他国家比）。衡量教育是否成功，无非在于两个标准。一是人格化训练是否成功，即培养有担当、有情怀、有见识的下一代。二是是否能够激发孩子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若如此衡量，当前的教育体制似乎离这两个标准都比较远。就人格训练来讲，孩子的人格培养更多的是来自课堂还是来自家庭熏陶，相信公众，包括教育当局都应该清楚。至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现行教育所起到的究竟是抑制甚至伤害，还是激发作用，相信全社会也有目共睹。舍掉这两大宗旨，任何所谓教育改革都不过是隔靴搔痒，甚至缘木求鱼。而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创新领军人才，通过不断增长的人才红利弥补消失了的人口红利，教育体制的真改革、动实招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可犹豫了。
高度重视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战略意义
切实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国资国企改革至关重要。企业改革是否成功，要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至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叫现代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绝不能变成行政科层组织，更不能办成机关衙门。出台改革方案不能将企业内部基于市场风险的决策变成外部化的行政监督事项。《建议》中曾三次提及“企业家”，即“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明确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这在之前的规划文件中并不多见，足以显现党中央对于依靠企业家创新之期待，对企业家功能认识之深刻。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叫企业家，或者企业家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一是创新，尤其是熊彼得那种“无中生有”的创新（而不仅仅是人们习惯上归为科技人员的技术发明）。经济发展史和科技发展史表明，任何技术发明成果之所以能够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企业家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企业家要克服弗兰克·奈特意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让自己游走在全社会风险的边缘，向社会输出“确定性”（把确定的税收给政府，确定的工资给员工，确定的利息给银行，确定的货款给供应商，而自己落下来的，叫做“剩余”，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即“风险报酬”）。他们之所以获得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就是因为承担了这个角色。企业家在创新、克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组织资源，这种知识、能力作为一种要素，在人群中的分布极不均匀，甚至通过MPA（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课程也难以获得（注意区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本质不同）。现代企业理论甚至主张，企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企业家要素的定价。一个社会要以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善待”企业家，必须为企业家提供丰厚的土壤。
其次，要明确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说到底就是对剩余索取、剩余控制权的不同安排。人类发明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有三百多年之久，诺贝尔奖不只一次授予归纳企业治理结构规律性认识理论的学者，不一定需要我们从头做起。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简单地靠限薪、问责、行政升降的方法是难以找到真正的企业家的，自然也就难以真正发挥企业承担创新主体的使命。 加快政府职能转型，为高水平市场经济提供支撑
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型的方向，应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社会治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的要求。《建议》再次重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具体内容来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基本上明确了怎样使市场“有效”运行，政府的“为”究竟是什么。
首先，应明确，既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有为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是继续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并按照当时的改革规划系统清理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数量，系统清理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职能。政府之有为，应在于环境营造、规划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而不是以各种“战略”“制度优势”的名义，继续或变相进行直接配置资源，制造一轮又一轮的资源浪费和产业折腾。近年来，有些苗头应引起警惕，各地政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产业发展基金”“技术引导基金”等，大规模介入竞争性行业，包括风险投资等。据笔者实地调查，一些地方政府本来负债累累，因隐性债务问题被一再提醒或问责，但也能设法搞到资金，上马低端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或者新能源汽车项目，如同前些年一窝蜂的光伏产业项目一样，有再度出现产能过剩之势。
其次，衡量市场是否有效，要看制度运行成本，也就是交易费用的高低。即便我们几十年来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国内市场运行的效率仍然有待提升。目前，以流通成本占制造业的成本比重来衡量，我国长期处于18%～19%的水平，2019年达到14.7%，高出发达经济体一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们需要以发达经济体为参照。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则须紧盯市场活力的激发和市场优势的发挥，不能有所游移，要对要素流动的堵点和壁垒动真格。
推动政府转型，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首先要做的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要素流动、创新创业的各种障碍。李克强总理指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近期笔者在一项计量分析中发现，2019年我国人均GDP升至480美元，其中仅因营商环境改进而升高的部分达57.11美元。优化营商环境以提高全球范围内的要素吸引力也成为发达经济体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特朗普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上推行减税、发动贸易战等措施，但其大规模削减政府管制，提高政府监管效能，力度更大。就在2017年1月就职后数天，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政府机构每制定一项新规章必须废除两项旧规章，并且必须以废除旧条例节省下来的费用来支撑新条例的运转。实际上，在其执政的前一年，美国联邦政府每制定一项新条例却废除了22个旧规章。据信息和管制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披露，在特朗普上台的前9个月，一共废除了67项管制条例，制定了三项管制条例，每年节省5.7亿美元。在一次简政放权的仪式上，特朗普誓言要把美国联邦政府多达185000页的《联邦规则汇编》缩减到不足2万页，相当于使政府监管一下回到1960年的水平。这些措施无非是要让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应许之地。
高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同样高效率的政府监管作为支撑。“有为政府”之“为”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转型，以专业化、法治化的事中、事后监管代替传统政府管理方式下的行政审批与命令控制。这意味着我们的监管部门无论是履职方式还是人员素质要终结传统机关的衙门式模式，转变为专业化、法治化监测与执法机构。《建议》提出“要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在这方面，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动员公众参与和行业组织力量，提高政府在金融、产业、生态环境、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监测能力和查处能力，精准识别、及时清除市场竞争中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是今后深化政府改革、加快職能转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努力方向。
结语
基于唯物史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牢牢守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使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站在适应社会发展规律正确的一边。回顾党中央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献，无不令人振奋激动。有的话语永远可以作为评判改革成败及发展模式优劣的“硬杠杠”，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再次重申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新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切唯有通过创新、改革和开放才能实现。这些规划方向已经明确，接下来需要的则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2020年10月27～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于北京召开，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是在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建议》以及下一步根据该文件制定的规划纲要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起着纲领性作用。《建议》所描绘的发展图景，在新冠疫情爆发近一年并仍然在全球肆虐、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形势下，也有着提振信心的重要意义。
明确《建议》“三新”的逻辑主线
《建议》通篇贯穿的核心内容或者说逻辑主线，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即“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新阶段”是指在“两个一百年”转换之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上了大台阶、完成大手笔、实施大战略的基础上，今后需要克服哪些新矛盾，解决哪些新问题，应对哪些新挑战。“新理念”是指在十三五就提出和实施的五大发展理念，如何在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全方位贯彻，以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新格局”是指在“双循环”战略格局下，怎样经营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同时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实现这一格局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二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三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议》在十二个重要领域推出48项具体举措，可以看出在未来五到十五年当中，我国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了“升级版”的要求和标准。
树立忧患意识，切实把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通过五年（计）规划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力量，并基于这种（计）规划制定各方面的发展进程和任务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领导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规划是蓝图，用于定方向、定目标，而无论是在创新、改革还是在发展中，如何实施规划，将预先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在现实工作中干在实处，“一锤接一锤地敲”。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所有的成就和胜利，都是在对困难的克服和风险的应对中取得的。按照《建议》提出的目标，有学者测算得出，2021～2035年间中国经济每年实际增长率须保持在4.8%左右，这一假设只有实现两大非常重要的假定才能达成。一个假定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并且能够成功解决。另一个假定是，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国家统一和安全等问题，还是新冠疫情类的突发冲击，我们都能成功应对和处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会突然被迫中断和发生重大转折。从这個层面上看，展望未来，在我们坚定信心、下定决心的同时，不妨多一些应有的“当心”，甚至应当“高估”某些困难和风险，以忧患意识保持警觉和冷静，才能在创新、改革和开放方面避免懈怠和麻痹，奋力向前。
在这方面，党中央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于“十四五”开启之际所面临的环境或条件，党中央提出几个“仍然”，概括起来就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
创新、改革、开放，亟待围绕重点难点寻求突破
就构建发展新格局来说，我们必须正视创新、改革和开放方面的重大风险、隐患甚至危机，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亟待实现实质性突破。这里笔者就若干问题谈一些粗浅认识。
战略性应对人口发展和养老危机
人口数量方面。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可以预测2015～2100年间，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可能将由19%降至7%，人口总量的急剧萎缩将会严重影响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次《建议》首次删除历次《建议》中有关“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表述，而修改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鉴于逐渐放开“二胎”政策并未带来预期中人口“大幅度增长”的现象，年轻一代的生育愿望持续低迷，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三率，即《建议》中提出的“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结构方面。恒大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这个比例到2019年已达到12.6%。预计中国在2022年前后将进入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则为“超级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3年左右，中国也将进入这一阶段。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1970～1994年），而中国则更为“急速”，很可能只用21年。而从深度老龄化再过渡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而根据预测，中国也将用11年。此外，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来的十五年内，中国的“六零后”“七零后”将纷纷结束职业生涯，我们如何提高生产率，才能足够的“剩余”供养他们，养老体系如何构建，才能使这些人体面地度过晚年生活，同时在职的下一代不至于因上一辈老人的养老金“累死”或“缠死”，需要我们采取策略正确应对。尽管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是否犯过“颠覆性错误”久争难定，但长期的低出生率使得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伴随着的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的终结，这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来看，人口增长、人口结构这一局，我们实在不敢输。从某种意义上讲，贯彻五大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单单是更高的愿望和更新的要求，也是把握住我国当前客观发展形势的关键。
全面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建议》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真正使创新成为驱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就是一代一代科技人才能够不断涌现，千百万科研人员的成果能够按照《建议》提出的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纷纷面世，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全面、持续地深化我国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尽管多年来有关部门在这两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坦率地讲，从科研过程的当事人以及教育过程当事人（教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的“获得感”来看，真正扭转长期以来各方诟病的局面，起到重大改观作用的改革举措，乏善可陈。
科技体制改革。近两年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不斷增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如技术断供威胁）不断增加，产业安全、科技安全问题逐渐突出。《建议》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明确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对打造更有活力的科技体制，培育更能激发科技创新包括基础研究创新的科研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角色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很多产业链供应链都需要科技解决方案，能够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只能是奋战在一线的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和市场主体，政府要做的是为他们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要加快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可是现实是，这些年来科研申请、立项、验收的各种规则究竟催生出来多少货真价实的成果，科研管理过程的填表、报账问题究竟是缓解了、没变化还是严重了，讲来讲去，广大科研人员的“获得感”究竟提高了多少，仍缺乏明晰的评价。因此，以政府资助、政府主导的科研科技管理体制创新，远没有完成。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能因提到“举国体制”就意味着只能由政府亲自拨款、养人、上项目，不能因提到科技重要就变成科技行政管理机构很重要，继续沿袭传统行政化的“分钱、分物、定项目”。更不能一说“实现核心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就变成关门搞研究，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搞什么举市、举县之力上马科研项目。《建议》进一步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改革。首先要明确必须针对教育体制，即相关制度、规则推动实质性的改变甚至重构，而不是在现行体制下拿工作中的提升或者工作效力的强化当作改革，更不能以此固化、强化传统的体制机制。其次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回避现实中的真问题、真矛盾，将其归纳为所谓的“专业理论”，钳制改革思路。中国教育的突出问题是国家投入资金的规模越来越大，家长送孩子受教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上学难、上学贵），学生的课业负担也越来越重，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离创新型国家标准的要求却越来越远，且绝大部分孩子在成长发育最关键的阶段体质欠佳（与其他国家比）。衡量教育是否成功，无非在于两个标准。一是人格化训练是否成功，即培养有担当、有情怀、有见识的下一代。二是是否能够激发孩子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若如此衡量，当前的教育体制似乎离这两个标准都比较远。就人格训练来讲，孩子的人格培养更多的是来自课堂还是来自家庭熏陶，相信公众，包括教育当局都应该清楚。至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现行教育所起到的究竟是抑制甚至伤害，还是激发作用，相信全社会也有目共睹。舍掉这两大宗旨，任何所谓教育改革都不过是隔靴搔痒，甚至缘木求鱼。而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创新领军人才，通过不断增长的人才红利弥补消失了的人口红利，教育体制的真改革、动实招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可犹豫了。
高度重视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战略意义
切实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国资国企改革至关重要。企业改革是否成功，要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至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叫现代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绝不能变成行政科层组织，更不能办成机关衙门。出台改革方案不能将企业内部基于市场风险的决策变成外部化的行政监督事项。《建议》中曾三次提及“企业家”，即“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明确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这在之前的规划文件中并不多见，足以显现党中央对于依靠企业家创新之期待，对企业家功能认识之深刻。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叫企业家，或者企业家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一是创新，尤其是熊彼得那种“无中生有”的创新（而不仅仅是人们习惯上归为科技人员的技术发明）。经济发展史和科技发展史表明，任何技术发明成果之所以能够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企业家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企业家要克服弗兰克·奈特意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让自己游走在全社会风险的边缘，向社会输出“确定性”（把确定的税收给政府，确定的工资给员工，确定的利息给银行，确定的货款给供应商，而自己落下来的，叫做“剩余”，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即“风险报酬”）。他们之所以获得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就是因为承担了这个角色。企业家在创新、克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组织资源，这种知识、能力作为一种要素，在人群中的分布极不均匀，甚至通过MPA（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课程也难以获得（注意区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本质不同）。现代企业理论甚至主张，企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企业家要素的定价。一个社会要以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善待”企业家，必须为企业家提供丰厚的土壤。
其次，要明确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说到底就是对剩余索取、剩余控制权的不同安排。人类发明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有三百多年之久，诺贝尔奖不只一次授予归纳企业治理结构规律性认识理论的学者，不一定需要我们从头做起。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简单地靠限薪、问责、行政升降的方法是难以找到真正的企业家的，自然也就难以真正发挥企业承担创新主体的使命。 加快政府职能转型，为高水平市场经济提供支撑
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型的方向，应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社会治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的要求。《建议》再次重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具体内容来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基本上明确了怎样使市场“有效”运行，政府的“为”究竟是什么。
首先，应明确，既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有为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是继续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并按照当时的改革规划系统清理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数量，系统清理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职能。政府之有为，应在于环境营造、规划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而不是以各种“战略”“制度优势”的名义，继续或变相进行直接配置资源，制造一轮又一轮的资源浪费和产业折腾。近年来，有些苗头应引起警惕，各地政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产业发展基金”“技术引导基金”等，大规模介入竞争性行业，包括风险投资等。据笔者实地调查，一些地方政府本来负债累累，因隐性债务问题被一再提醒或问责，但也能设法搞到资金，上马低端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或者新能源汽车项目，如同前些年一窝蜂的光伏产业项目一样，有再度出现产能过剩之势。
其次，衡量市场是否有效，要看制度运行成本，也就是交易费用的高低。即便我们几十年来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国内市场运行的效率仍然有待提升。目前，以流通成本占制造业的成本比重来衡量，我国长期处于18%～19%的水平，2019年达到14.7%，高出发达经济体一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们需要以发达经济体为参照。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则须紧盯市场活力的激发和市场优势的发挥，不能有所游移，要对要素流动的堵点和壁垒动真格。
推动政府转型，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首先要做的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要素流动、创新创业的各种障碍。李克强总理指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近期笔者在一项计量分析中发现，2019年我国人均GDP升至480美元，其中仅因营商环境改进而升高的部分达57.11美元。优化营商环境以提高全球范围内的要素吸引力也成为发达经济体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特朗普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上推行减税、发动贸易战等措施，但其大规模削减政府管制，提高政府监管效能，力度更大。就在2017年1月就职后数天，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政府机构每制定一项新规章必须废除两项旧规章，并且必须以废除旧条例节省下来的费用来支撑新条例的运转。实际上，在其执政的前一年，美国联邦政府每制定一项新条例却废除了22个旧规章。据信息和管制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披露，在特朗普上台的前9个月，一共废除了67项管制条例，制定了三项管制条例，每年节省5.7亿美元。在一次简政放权的仪式上，特朗普誓言要把美国联邦政府多达185000页的《联邦规则汇编》缩减到不足2万页，相当于使政府监管一下回到1960年的水平。这些措施无非是要让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应许之地。
高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同样高效率的政府监管作为支撑。“有为政府”之“为”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转型，以专业化、法治化的事中、事后监管代替传统政府管理方式下的行政审批与命令控制。这意味着我们的监管部门无论是履职方式还是人员素质要终结传统机关的衙门式模式，转变为专业化、法治化监测与执法机构。《建议》提出“要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在这方面，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动员公众参与和行业组织力量，提高政府在金融、产业、生态环境、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监测能力和查处能力，精准识别、及时清除市场竞争中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是今后深化政府改革、加快職能转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努力方向。
结语
基于唯物史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牢牢守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使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站在适应社会发展规律正确的一边。回顾党中央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献，无不令人振奋激动。有的话语永远可以作为评判改革成败及发展模式优劣的“硬杠杠”，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再次重申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新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切唯有通过创新、改革和开放才能实现。这些规划方向已经明确，接下来需要的则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