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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乱象何时了?这一“国问”，足以让理性和良知尚存的国人出一身汗。
中国式教育乱象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举二三要者即可窥见一斑：
其一，教育收费急遽飙升，令与官家富户、名流大腕不在同一生存线上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作为最庞大群体的农民，如牛负轭，不堪其忧。有数据表明，从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余年间，中国的大学学费上涨了25倍。我们这个并不富裕国家的大学收费是世界最富国家的3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上涨更多。历来既勤且俭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将实难承受的教育、医疗和购房费用称为“大山”。许多农家子女和寒门子弟对高等教育乃至义务教育望而却步，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在扫除昔日文盲的同时似乎又在制造着新的文盲。有人说：“国家不是有助学贷款政策吗?”殊不知，实施非易，且“杠杠”多多，“门槛”多多；更不知，此举只是暂时延缓贫困学子面对高收费的窘境，沉重的银行债务使贫困学子一出门就背上沉重的包袱，这样的“政策补丁”能成为高收费价值判断的理性支撑吗?又有人说：“现在讲的是同国际接轨，国外大学收费更高。而据媒体披露，不久前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博士专门对此作了澄清。他说：“耶鲁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昂贵。”
其二，科学文化精神流失，往日圣洁、高贵而令人崇敬的学术沦为利益的俘虏。曾开一代风气的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今日某些大学在诱人的商业利益面前似乎已俯首贴耳，华美的学府衣袍里面滋生“学术的虱子”。为评职称而买版面上论文；网上“学术成果”交易；全球范围内的“剽窃手”、“文抄公”各显其伎；非赢利性学科选题无人问津，弃之如敝屣；房地产、信息产业等热门学科成为“显学”；身价百倍的教书园丁像“明星”般忙于走穴授业；公共领域的领头学人热衷于名目繁多的各种商业策划与炒作；“学术寻租”使一些学术精英与大款高官结成利益共同体，不惜将自己矮化成为开发商眼中“给点好处召之即来的高级促销员”，和官员眼中“趋附于权势的学问美容师”。据媒体披露，上海某名牌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一位博士，一边从开发商手中得到“廉价房”大肆投机炒作，一边又以专家身份鼓吹房价继续看涨的“高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登门”对其进行采访时，竟然是在商住楼盘的开盘现场。中国顶尖级的名牌大学已非昔日人们形容的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学术文化守不住抵御金钱和权势侵扰的防线，你说我们还能敬信大学吗?
其三，信仰危机和价值观念低迷混乱，道德失范与滑坡呈危险趋势。今日校园似乎又出现了难以放一张平静书桌的现象。精神生态失衡，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各行其道；传统道德中的义利、善恶等价值观念被嗤之以鼻，“为中华复兴而读书”的进取理念与追求被视若天方夜谭。湖南中医药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一位学生讲述他的同窗的情况说：“他们睡觉、逃课、上网、打工、谈恋爱……但就是不肯认真读书。临到考试，他们便毫无羞耻地作弊，其作弊手段完全可以上吉尼斯纪录。至于学术论文，他们便四处剽窃、任意拼凑。2004年11月1日，南京大学的一个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封署名为“辛酸的父亲”给上大学儿子的信，称伤透了父亲心的儿子自从“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惟一一个大学生之后”，父亲的“心里已分不清咱们谁是谁的儿子了”。辛酸的父亲问儿子：“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长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作为国家民族希望和未来高校学子，竟然是这样一种“唯己是图”的浑噩心态，你说能让人放得下心吗?当然这只是大学学子的少数，但已足够触目惊心了，如果再联想他们的恶劣影响，那真是不堪设想。
中国式教育乱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有人说是因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这自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并非主要原因，否则无法解释过去年代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同样不足，而何以教育乱象甚少。真正酿成今日中国教育恶果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严重侵扰。教育的基本和主要的属性是其社会公益性，以实现全民教育公平、进而由教育公平推进社会公平为目标，这是人类进步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99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教育大会明确指出：“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种“泛市场化”的思潮随波掀起，其势汹涌，教育也随之滑进产业化、市场化的歧途，在所谓“深化改革”的旗号下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乎，原本教书、治学、育人的学府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逐利场，由此带来种种弊端，终于演化成了乱象环生的教育腐败，令国人侧目而视了。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论及社会的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更为可怕。塑造国民灵魂的教育的腐败当属此者。这种可怕的腐败损毁教育的社会形象与公信力，激起普遍的民怨，诚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抨击的：“如果教育产业成了盈利产业，经济效益第一；学校成了学店，利润第一；教师成了店员，创收第一；学生成了顾客，有钱第一；知识成了商品，畅销第一；那么，我们的教育将走向何方?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而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的痛切陈辞更可谓振聋发聩：“国家的安全靠国防，国家的兴旺靠教育。这是国家民族的两个命根子。我们却要把‘命根子’当买卖做。这就是事实上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老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其言凿凿，其理昭昭。莫把“命根子”当买卖做，百姓或许还有希望，民族未来或许还有希望。
（摘编自《中华魂》2007年第1期）
中国式教育乱象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举二三要者即可窥见一斑：
其一，教育收费急遽飙升，令与官家富户、名流大腕不在同一生存线上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作为最庞大群体的农民，如牛负轭，不堪其忧。有数据表明，从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余年间，中国的大学学费上涨了25倍。我们这个并不富裕国家的大学收费是世界最富国家的3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上涨更多。历来既勤且俭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将实难承受的教育、医疗和购房费用称为“大山”。许多农家子女和寒门子弟对高等教育乃至义务教育望而却步，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在扫除昔日文盲的同时似乎又在制造着新的文盲。有人说：“国家不是有助学贷款政策吗?”殊不知，实施非易，且“杠杠”多多，“门槛”多多；更不知，此举只是暂时延缓贫困学子面对高收费的窘境，沉重的银行债务使贫困学子一出门就背上沉重的包袱，这样的“政策补丁”能成为高收费价值判断的理性支撑吗?又有人说：“现在讲的是同国际接轨，国外大学收费更高。而据媒体披露，不久前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博士专门对此作了澄清。他说：“耶鲁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昂贵。”
其二，科学文化精神流失，往日圣洁、高贵而令人崇敬的学术沦为利益的俘虏。曾开一代风气的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今日某些大学在诱人的商业利益面前似乎已俯首贴耳，华美的学府衣袍里面滋生“学术的虱子”。为评职称而买版面上论文；网上“学术成果”交易；全球范围内的“剽窃手”、“文抄公”各显其伎；非赢利性学科选题无人问津，弃之如敝屣；房地产、信息产业等热门学科成为“显学”；身价百倍的教书园丁像“明星”般忙于走穴授业；公共领域的领头学人热衷于名目繁多的各种商业策划与炒作；“学术寻租”使一些学术精英与大款高官结成利益共同体，不惜将自己矮化成为开发商眼中“给点好处召之即来的高级促销员”，和官员眼中“趋附于权势的学问美容师”。据媒体披露，上海某名牌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一位博士，一边从开发商手中得到“廉价房”大肆投机炒作，一边又以专家身份鼓吹房价继续看涨的“高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登门”对其进行采访时，竟然是在商住楼盘的开盘现场。中国顶尖级的名牌大学已非昔日人们形容的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学术文化守不住抵御金钱和权势侵扰的防线，你说我们还能敬信大学吗?
其三，信仰危机和价值观念低迷混乱，道德失范与滑坡呈危险趋势。今日校园似乎又出现了难以放一张平静书桌的现象。精神生态失衡，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各行其道；传统道德中的义利、善恶等价值观念被嗤之以鼻，“为中华复兴而读书”的进取理念与追求被视若天方夜谭。湖南中医药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一位学生讲述他的同窗的情况说：“他们睡觉、逃课、上网、打工、谈恋爱……但就是不肯认真读书。临到考试，他们便毫无羞耻地作弊，其作弊手段完全可以上吉尼斯纪录。至于学术论文，他们便四处剽窃、任意拼凑。2004年11月1日，南京大学的一个公告栏上贴出了一封署名为“辛酸的父亲”给上大学儿子的信，称伤透了父亲心的儿子自从“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惟一一个大学生之后”，父亲的“心里已分不清咱们谁是谁的儿子了”。辛酸的父亲问儿子：“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长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作为国家民族希望和未来高校学子，竟然是这样一种“唯己是图”的浑噩心态，你说能让人放得下心吗?当然这只是大学学子的少数，但已足够触目惊心了，如果再联想他们的恶劣影响，那真是不堪设想。
中国式教育乱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有人说是因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这自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并非主要原因，否则无法解释过去年代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同样不足，而何以教育乱象甚少。真正酿成今日中国教育恶果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严重侵扰。教育的基本和主要的属性是其社会公益性，以实现全民教育公平、进而由教育公平推进社会公平为目标，这是人类进步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99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教育大会明确指出：“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种“泛市场化”的思潮随波掀起，其势汹涌，教育也随之滑进产业化、市场化的歧途，在所谓“深化改革”的旗号下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乎，原本教书、治学、育人的学府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逐利场，由此带来种种弊端，终于演化成了乱象环生的教育腐败，令国人侧目而视了。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论及社会的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更为可怕。塑造国民灵魂的教育的腐败当属此者。这种可怕的腐败损毁教育的社会形象与公信力，激起普遍的民怨，诚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抨击的：“如果教育产业成了盈利产业，经济效益第一；学校成了学店，利润第一；教师成了店员，创收第一；学生成了顾客，有钱第一；知识成了商品，畅销第一；那么，我们的教育将走向何方?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而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的痛切陈辞更可谓振聋发聩：“国家的安全靠国防，国家的兴旺靠教育。这是国家民族的两个命根子。我们却要把‘命根子’当买卖做。这就是事实上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老百姓在这个“买卖”中不堪重负。
其言凿凿，其理昭昭。莫把“命根子”当买卖做，百姓或许还有希望，民族未来或许还有希望。
（摘编自《中华魂》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