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中的“神童”在概念上显然不仅是指天禀，还是一种社会期望。换言之，他们的天禀既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等集体，甚至要属于公共利益——被寄望给亲属带来向上流动的利益或高人一等的荣耀，向社会做出非凡的贡献。而一旦他们后来學习或仕途不如意，遭到的却是嘲讽。
　　从《伤仲永》到《天才少女》
　　四十年前，21位“神童”曾经让国人陷入了集体疯狂，对他们的一点一滴津津乐道。贫穷落后的中国，似乎等待这一批神童超常规成长，等待他们拯救。
　　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超常规教学，是有一定的教育理念支撑的。社会的行话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落实在这批“神童”身上，则是为了中国的早日腾飞，全力培养少部分天才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把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天才身上。
　　所谓“神童”，并不像字面上所显示的仅指其天赋，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怎么成功的？”正如王安石《伤仲永》这样的名篇所强调的，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其实一贯更偏向强调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后天因素，否则再好的天赋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因而人们本能的反应会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别的教育方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更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样偏重让孩子自由成长，师长则仅仅从旁进行引导。或许正是因此，当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这样介绍“成功经验”的书才能成为超级畅销书。
　　赢在起跑线上的人，未必能笑到最后。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调查了210名极具天赋的儿童，但最终发现其中仅有6人（3%）“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与王安石在《伤仲永》中的结论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后天教育方式上的过失，而归结为神童们常会因为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天赋而分心，但伤害最大的则是“神童”这一身份本身带来的负担，她说，“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们面临特殊挑战，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她强调：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创造力是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
　　去年春天，上映了一部美国电影《天才少女》，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黛安是个数学天才，因此，母亲对她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把她禁锢在家里研究数学，没有娱乐，没有玩伴，也没体会过体育、夏令营或派对带来的欢乐，最终她不幸自杀，留下了一个名叫玛丽的七岁女孩。偏偏，玛丽又是一个数学神童。鉴于黛安的悲惨结局，抚养她的舅舅弗兰克坚持不肯将她送去那种天才少年班，因为他认定，如果玛丽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长大，就会像她母亲黛安那样无法得到自己的幸福。
　　与之相反，争夺抚养权的外婆伊芙琳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天才是十亿人里才出一个的稀有物种，人类的进步就靠他们推动，因而让他们过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费了他们的才华，这是不可容忍的。在弗兰克看来，“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确实是特殊的人，但如果过于强调这种特殊性，那么这种天赋带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幸。
　　如果由中国人来选择，那大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伊芙琳这样的思路。像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职工，但为了照顾儿子的学习生活，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母亲把工作调到了河北廊坊，父亲则在天津全程陪同他开始大学生活。然而张炘炀在心智上显然只是个任性的孩子，他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说，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他就不答辩，也不考博士。
　　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是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的明星，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实话实说》节目中却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四年后，38岁的宁铂突然宣布出家为僧。14岁考入大学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却仅有一门英语及格，被学校责令退学；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也遭到退学。
　　这未必是他们“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环给了他们远远超出常人的压力，因为周围人常常都会忘了一个事实：“神童也是人”。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恐怕还是要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我们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人们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而“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于是，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今天，我们再来反思这群当年的天才少年，至少应该发现：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情商、创造力、行为力、意志品质也超级强大，而成功，更青睐情商、创造力、意志品质。
　　我们常常看不起默默地恒久地做着笨事的人，以为他们愚蠢，其实，这种人更易于接近成功，愚公移山，虽然是个励志寓言，满满的都是“正能量”，但很有道理。在金庸笔下，有个叫郭靖的傻小子，算得上成功学里的典范人物。他的成功之道，就四个字：持之以恒。一遍不会来两遍，两遍不会来三遍，只要不是白痴，总有会的时候。
　　而且，我们也将成功之道看窄了。
　　什么是成功？在通常人看来，当然是仕途飞黄腾达，最好成为全天下的统治者，像华盛顿、林肯、成吉思汗一样叱咤风云，名垂青史。经商要像马云，做商业界的帝王；唱歌要像帕瓦罗蒂，成为艺术界的泰山北斗；写作要像屈原李白曹霑鲁迅，名字永远在大学中学课本里闪闪发光。总之，所谓成功，就是万众仰望。
　　这些都叫成功，但最伟大的成功不是这些，而是求得内心的完满、宁静、欢喜、快乐。如果一个人能时刻置身平安喜乐之中，他就是毫无疑问的成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