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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战结束后，东盟在区域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安全防务一体化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是由于东南亚是一个发展不平衡、存在多样性的地区，东盟要想实现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一体化，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文章主要运用了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公共物品理论、理性人假设和大集团理论对冷战后东盟一体化的困境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这为解释东盟一体化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东盟一体化;困境;集体行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 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1-00-02
南亚国家联盟是世界上众多区域组织之一。冷战结束后，东盟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背景下大力深化经济合作，成为了影响世界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成立东盟的初衷是缘于政治安全因素，但是受当时美苏两极格局对峙的影响其一体化发展相当缓慢，冷战结束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但是这也只是区域组织发展的一个最初级阶段。在东南亚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存在多样性的地区，东盟要想实现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一体化，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许多学者纷纷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东盟一体化发展的困境。目前，对冷战后东盟一体化困境的原因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解释：一是认为东盟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导致一体化进程艰难。二是从机制上分析东盟一体化难以前进的原因，特别是认为“东盟方式”是阻碍东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三是认为东盟对区外的经济依赖削弱了其区内追求一体化的动力。这些原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但是很少有从集体行动理论这一视角出发来研究东盟一体化困境的文章。因此，文章主要想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这一视角来解释冷战后东盟一体化困境的原因。
一、东盟一体化的理性人假设困境
奥尔森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采取行为，均假定其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实现他具有的某种‘利益’，即使慈善行为也不例外。”①[P71]奥尔森所认为的理性是指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他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或集团的利益。”②[P2]也就是说假如个体成员是理性自利的，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搭便车的机会来坐享公共物品。
根据奥尔森的理性人假设，将东盟各成员国看成是理性行为体，他们必将为了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行动。东盟各成员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意赋予东盟能够确保集体行动得以进行的法律制度与权威，一些成员国甚至更乐意绕过东盟这个多边机构以寻求双边的联合，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第45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各国就如何处理中国与菲律宾以及越南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纠纷产生了严重分歧。菲越两国一直要求在联合公报中提及菲律宾和中国最近在黄岩岛上的争端，意图将南海主权问题扩大化，给中国施加压力。但是这却遭到了柬埔寨等成员国的反对，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贺南洪明认为，“南海问题是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问题，而此次东盟会议并不是裁决这一纠纷的法庭，某些国家坚持将黄岩岛争端写入联合公报，是将联合公报变成双边纠纷的人质。”③因柬埔寨反对将黄岩岛事件写入联合公报，此次东盟外长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在2015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菲律宾又企图搭上东盟这辆便车，将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变成对中国南海政策的“批斗会”，让南海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菲律宾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深深受到美国这一霸权国家的影响，美国希望把涉及南海的所有问题都借助东盟外长会议提出来，挑动东盟国家集体与中国对立，这立马得到了东盟成员国之一的菲律宾的响应与支持。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东盟确定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南海岛礁的主权问题由当事国彼此间谈判解决，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而且，当前东盟所面临的最大主题是一体化建设，南海问题被美菲再一次鼓动，活跃于东盟外长会议之上，无疑又分散了东盟各成员国对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注意力，菲律宾只注重本国的领海问题，而完全忽略了东盟的集体利益，其行为严重阻碍了东盟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二、东盟一体化的公共物品困境
奥尔森定义的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是指，“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 X1，…，Xi，…，Xn 中的任何个人 X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换句话说，那些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而对于非集团物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④[P13]这也就意味着，集体利益是集团的公共物品，因而它具有非排他性，任何集团成员为集体利益这一公共物品做贡献时所获得的收益将由集团中所有成员共享，而无论集团成员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
冷战后，东盟各国由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巨大的差异性，共同利益很难达到完全一致，也很难提供让各成员国都满意的公共物品。在2015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对于“东盟使用同一时区”的提案，最后还是以不通过为结果。东盟只有10个成员国，却跨越了3个时区，共有4种标准时间。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文莱以东八区时间为标准时间;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以东七区为标准时间;缅甸的标准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快6个半小时;而“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更是覆盖从东七区到东九区3个时区。在此次会议上，柬埔寨、泰国、老挝等东七区国家是极力反对“东盟使用同一时区”这一提案的，理由是这些国家认为更改标准时间会影响国民的生活方式。“泰国曾在更改时区上作出过不止一次的努力。1993年，为了能与‘东八时区集团’股市同时开市，就有人提出调整时区，最后不了了之。2003年，时任总理他信再次将更改时区作为其工作内容之一，试图通过调快一个小时，让本国股市投资者更具竞争力。但这一‘让整个国家都提前一小时工作’的‘恶行’，遭到了从上到下的一致反对。”⑤此外，泰国、老挝、柬埔寨和缅甸都是佛教国家，每天早上出去化缘是各寺庙和尚的必修课，和尚们必须在7点之前返回寺庙吃早饭，如果实行“东盟统一时间”，这些宗教传统仪式将被迫改变，会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带来多大的沖击，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柬埔寨方面甚至还认为，以东八区为标准时间不见得比东七区优越，东盟国家时间不统一并不奇怪，欧盟成员国、美国东、中、西部时间也不统一。由此可见，东盟连公共物品都难以提供，更别说不付出任何成本、搭便车地去享用了。 东盟一体化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与健全的法律保障，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协调国际合作过程中的政治壁垒，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公共设施，但是这些公共物品都是东盟所欠缺的。一些学者认为，东盟实际上是一个关系联盟，是建立在各成员国应该友好合作的关系共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联盟，东盟的维系是一种类似“清谈机制”的朋友聚会，各成员国约定定期举行会议，谈话内容不受限制，但不一定会达成协议。由此可见，东盟不谋求建立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他强调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各成员国之间的绝对平等，这就使得东盟在组织上和决策上具有非正式性、非强制性的特点。面对东盟各国存在的巨大差异性，这样一种“东盟方式”似乎有利于东盟各国之间求同存异地更好地进行合作，但是他同时也使得东盟各国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因为在决策过程中不存在强迫某个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的情况，这样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就会导致成员国对推进东盟一体化的动力不足。而且没有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来约束各国行为、处理各国遇到的矛盾与问题，各成员国必然会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使公共物品的供给陷入困境，从而制约东盟一体化的推进。
三、东盟一体化的大集团困境
奥尔森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行动的一项关键因素。“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⑥[P42]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的个人所获得的份额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是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会使得集体行动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它包括有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等。因此，不仅仅是收益分享问题阻碍了大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而且组织成本也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使得大集团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东盟成员国由六国扩展为十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入盟进一步增加了各成员国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而各成员国的付出对供给集体物品的影响又较小。新成员国对不同领域公共物品的关切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固有的结构矛盾等因素不利于集体行动的有效开展。各种成本的增加虽无法用数据来衡量，却可以用事实来说明。东盟扩大对东盟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规范带来了挑战，如没有解决的海洋边界以及重叠的专属经济区所引起的领土争端。“一家泰国报纸通过引证缅甸对湄公河中一个由争端的小岛的占领，对缅甸是否会尊重东盟不使用武力的规范提出了疑问。”⑦越南卷入到了与一些国家的边界争端中，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这种领土争端对东盟地区主义造成了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同时，东盟成员国的增加也给东盟的对外关系增添了新的压力。“由于欧盟强烈反对把缅甸包括到其余东盟的合作协议中，造成了东盟与欧盟关系的紧张状态。”⑧而且，自缅甸入盟以来，东盟一直因缅甸的人权问题而遭受西方的舆论压力。这会使得东盟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东盟的集体利益。柬埔寨加入东盟后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争端的问题。由于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密切，柬埔寨难以同一个东盟成员国或整个东盟站在一起，坚决反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可见，集团的扩大所形成的大集团对集体行动造成了不可避免地困境。
四、结语
总的来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就是围绕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这一主线展开的。而文章从公共物品理论、理性人假设、大集团理论这几个典型方面分析了冷战后东盟一体化困境的原因，将理論运用于现实中，这不仅丰富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扩大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还为解释东盟一体化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2][4][6]（美）曼瑟尔·奥尔森著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薛洪涛.东盟一体化渐现困境[N].法治周末，2012-7-25
[3]马勇幼.“东盟统一时间”再次流产[N].光明日报，2015-4-29（12）
[5]“coping with a Larger Family”，Bangkok Post（Editorial），13 June 1997
[7]（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政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
[8]区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69
关键词：东盟一体化;困境;集体行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 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1-00-02
南亚国家联盟是世界上众多区域组织之一。冷战结束后，东盟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背景下大力深化经济合作，成为了影响世界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成立东盟的初衷是缘于政治安全因素，但是受当时美苏两极格局对峙的影响其一体化发展相当缓慢，冷战结束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但是这也只是区域组织发展的一个最初级阶段。在东南亚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存在多样性的地区，东盟要想实现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一体化，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许多学者纷纷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东盟一体化发展的困境。目前，对冷战后东盟一体化困境的原因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解释：一是认为东盟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导致一体化进程艰难。二是从机制上分析东盟一体化难以前进的原因，特别是认为“东盟方式”是阻碍东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三是认为东盟对区外的经济依赖削弱了其区内追求一体化的动力。这些原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但是很少有从集体行动理论这一视角出发来研究东盟一体化困境的文章。因此，文章主要想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这一视角来解释冷战后东盟一体化困境的原因。
一、东盟一体化的理性人假设困境
奥尔森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采取行为，均假定其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实现他具有的某种‘利益’，即使慈善行为也不例外。”①[P71]奥尔森所认为的理性是指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他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或集团的利益。”②[P2]也就是说假如个体成员是理性自利的，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搭便车的机会来坐享公共物品。
根据奥尔森的理性人假设，将东盟各成员国看成是理性行为体，他们必将为了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行动。东盟各成员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意赋予东盟能够确保集体行动得以进行的法律制度与权威，一些成员国甚至更乐意绕过东盟这个多边机构以寻求双边的联合，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第45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各国就如何处理中国与菲律宾以及越南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纠纷产生了严重分歧。菲越两国一直要求在联合公报中提及菲律宾和中国最近在黄岩岛上的争端，意图将南海主权问题扩大化，给中国施加压力。但是这却遭到了柬埔寨等成员国的反对，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贺南洪明认为，“南海问题是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问题，而此次东盟会议并不是裁决这一纠纷的法庭，某些国家坚持将黄岩岛争端写入联合公报，是将联合公报变成双边纠纷的人质。”③因柬埔寨反对将黄岩岛事件写入联合公报，此次东盟外长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在2015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菲律宾又企图搭上东盟这辆便车，将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变成对中国南海政策的“批斗会”，让南海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菲律宾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深深受到美国这一霸权国家的影响，美国希望把涉及南海的所有问题都借助东盟外长会议提出来，挑动东盟国家集体与中国对立，这立马得到了东盟成员国之一的菲律宾的响应与支持。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东盟确定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南海岛礁的主权问题由当事国彼此间谈判解决，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而且，当前东盟所面临的最大主题是一体化建设，南海问题被美菲再一次鼓动，活跃于东盟外长会议之上，无疑又分散了东盟各成员国对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注意力，菲律宾只注重本国的领海问题，而完全忽略了东盟的集体利益，其行为严重阻碍了东盟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二、东盟一体化的公共物品困境
奥尔森定义的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是指，“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 X1，…，Xi，…，Xn 中的任何个人 X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换句话说，那些没有购买任何公共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之外，而对于非集团物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④[P13]这也就意味着，集体利益是集团的公共物品，因而它具有非排他性，任何集团成员为集体利益这一公共物品做贡献时所获得的收益将由集团中所有成员共享，而无论集团成员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
冷战后，东盟各国由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巨大的差异性，共同利益很难达到完全一致，也很难提供让各成员国都满意的公共物品。在2015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对于“东盟使用同一时区”的提案，最后还是以不通过为结果。东盟只有10个成员国，却跨越了3个时区，共有4种标准时间。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文莱以东八区时间为标准时间;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以东七区为标准时间;缅甸的标准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快6个半小时;而“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更是覆盖从东七区到东九区3个时区。在此次会议上，柬埔寨、泰国、老挝等东七区国家是极力反对“东盟使用同一时区”这一提案的，理由是这些国家认为更改标准时间会影响国民的生活方式。“泰国曾在更改时区上作出过不止一次的努力。1993年，为了能与‘东八时区集团’股市同时开市，就有人提出调整时区，最后不了了之。2003年，时任总理他信再次将更改时区作为其工作内容之一，试图通过调快一个小时，让本国股市投资者更具竞争力。但这一‘让整个国家都提前一小时工作’的‘恶行’，遭到了从上到下的一致反对。”⑤此外，泰国、老挝、柬埔寨和缅甸都是佛教国家，每天早上出去化缘是各寺庙和尚的必修课，和尚们必须在7点之前返回寺庙吃早饭，如果实行“东盟统一时间”，这些宗教传统仪式将被迫改变，会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带来多大的沖击，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柬埔寨方面甚至还认为，以东八区为标准时间不见得比东七区优越，东盟国家时间不统一并不奇怪，欧盟成员国、美国东、中、西部时间也不统一。由此可见，东盟连公共物品都难以提供，更别说不付出任何成本、搭便车地去享用了。 东盟一体化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与健全的法律保障，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协调国际合作过程中的政治壁垒，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公共设施，但是这些公共物品都是东盟所欠缺的。一些学者认为，东盟实际上是一个关系联盟，是建立在各成员国应该友好合作的关系共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联盟，东盟的维系是一种类似“清谈机制”的朋友聚会，各成员国约定定期举行会议，谈话内容不受限制，但不一定会达成协议。由此可见，东盟不谋求建立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他强调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各成员国之间的绝对平等，这就使得东盟在组织上和决策上具有非正式性、非强制性的特点。面对东盟各国存在的巨大差异性，这样一种“东盟方式”似乎有利于东盟各国之间求同存异地更好地进行合作，但是他同时也使得东盟各国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因为在决策过程中不存在强迫某个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的情况，这样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就会导致成员国对推进东盟一体化的动力不足。而且没有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来约束各国行为、处理各国遇到的矛盾与问题，各成员国必然会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使公共物品的供给陷入困境，从而制约东盟一体化的推进。
三、东盟一体化的大集团困境
奥尔森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行动的一项关键因素。“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⑥[P42]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采取行动的个人所获得的份额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是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会使得集体行动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它包括有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等。因此，不仅仅是收益分享问题阻碍了大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而且组织成本也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使得大集团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东盟成员国由六国扩展为十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入盟进一步增加了各成员国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而各成员国的付出对供给集体物品的影响又较小。新成员国对不同领域公共物品的关切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固有的结构矛盾等因素不利于集体行动的有效开展。各种成本的增加虽无法用数据来衡量，却可以用事实来说明。东盟扩大对东盟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规范带来了挑战，如没有解决的海洋边界以及重叠的专属经济区所引起的领土争端。“一家泰国报纸通过引证缅甸对湄公河中一个由争端的小岛的占领，对缅甸是否会尊重东盟不使用武力的规范提出了疑问。”⑦越南卷入到了与一些国家的边界争端中，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这种领土争端对东盟地区主义造成了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同时，东盟成员国的增加也给东盟的对外关系增添了新的压力。“由于欧盟强烈反对把缅甸包括到其余东盟的合作协议中，造成了东盟与欧盟关系的紧张状态。”⑧而且，自缅甸入盟以来，东盟一直因缅甸的人权问题而遭受西方的舆论压力。这会使得东盟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东盟的集体利益。柬埔寨加入东盟后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争端的问题。由于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密切，柬埔寨难以同一个东盟成员国或整个东盟站在一起，坚决反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可见，集团的扩大所形成的大集团对集体行动造成了不可避免地困境。
四、结语
总的来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就是围绕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这一主线展开的。而文章从公共物品理论、理性人假设、大集团理论这几个典型方面分析了冷战后东盟一体化困境的原因，将理論运用于现实中，这不仅丰富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扩大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还为解释东盟一体化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2][4][6]（美）曼瑟尔·奥尔森著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薛洪涛.东盟一体化渐现困境[N].法治周末，2012-7-25
[3]马勇幼.“东盟统一时间”再次流产[N].光明日报，2015-4-29（12）
[5]“coping with a Larger Family”，Bangkok Post（Editorial），13 June 1997
[7]（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政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
[8]区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