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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载有近千名中国陆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遭遇日本海军。沟通无果后，日舰不顾中日尚未宣战和该船悬挂英国国旗、由英国水手驾驶，悍然发射鱼雷及大炮，击沉该船，船上950名清军只有246人逃生，74名船员中仅12人得救。中、日、英三国为此事件随后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外交和法律角力，上演了更为波澜壮阔的新版三国演义。这就是国际战争史和国际司法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小个子把天捅破了
小个子的东乡平八郎知道，他只要一挥手，就能立马把头顶的天捅开一个大窟窿来。
此时，他指挥的巡洋舰浪速号（Naniwa），已经升起了即将攻击的红旗，所有的右舷炮和鱼雷发射管都对准了不远处的目标。而那个被日本人舰炮牢牢锁定的猎物高升号(Kowshing)，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惧和恐慌，桅杆上依然骄傲地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国旗。
已经很久了，除了交战国和冒失的海盗之外，还没有任何船只敢于在西太平洋拦截大英帝国的船只——即使是像高升号这样的毫无武装的商船。任何加诸于英国国旗的炮火，都有可能遭到日不落帝国强大海军的残酷报复。
这就是东乡平八郎犹豫的原因。
在那面大英帝国国旗下，由英国船员驾驶的高升号却装载了近千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淮军和大量的军饷，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用步枪对抗军舰显然是徒劳的，但这些李鸿章的嫡系子弟兵，照样骄傲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投降命令，并将吓得试图弃船的英国船员们牢牢地看管了起来。
这是1894年7月25日，一个即将引爆历史的日子，尽管黄海平静得波澜不惊，甚至没有一点风。从日本方向升起来的太阳已经爬到了最高点，在这片属于朝鲜的天空中，照耀着来自大清帝国的这条英国商船。
对峙已经在这个名叫丰岛的黄海要冲持续了四个小时，日本人、英国人和中国人都陷入了僵局。面对面的沟通进行了两轮：日本人要求俘获这条船，英国人先是表示抗议，然后表示服从，但被满船的中国人愤怒地否决了；英国人和中国人随后要求返回出发的大沽港口，理由是出发的时候，中日并未宣战。
但是，日本人显然不想放过这个聚歼中国精锐部队的好机会。
都说小个子胆大，东乡就是其中之一，他日后能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同列日本军神，靠的就是令世界军事界瞠目结舌的大胆。日后在日俄战争中令俄国人胆战心惊的旅顺港偷袭战，也是他的杰作。
作为日本的首批“海归”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曾在英国留学八年。返回日本后，他在日本海军内逐渐升职，并曾率领军舰至上海、福州和基隆等地观察中法战争情况。在1891年北洋舰队对日访问中，一个未经证实却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说东乡平八郎到北洋军舰上参观，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由此得出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
浪速舰与高升号相持不下，这时，远处又出现了几艘军舰的烟柱，敌友难辨。
东乡下令开火，天终于被捅破了！
步枪对抗军舰
继元朝军队远征日本失败后，中国军队对外作战史上最大的海难开始在黄海上演。
浪速舰上早已上膛的鱼雷被发射出膛，右舷炮也迅疾开始轰鸣，毫无抵抗能力的高升号立时被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
一发炮弹命中船中央煤库，煤粒和各种碎片随着烟雾一起纷飞，四处弥漫。英国籍的轮机长高登（William Gordon）面部中弹当场身亡。几发炮弹击中了机舱，导致锅炉爆炸，舱内不少人被活活烫死。
英国船长高惠悌（Thomas Ryder Galsworthy）赶紧跑到机轮间，拿得最后一个救生圈，就由船边直接跳下，跳下时，听得“可怕的爆发声”，当他浮出水面时，天空中漆黑一片，全是被炸上天的炉灰煤粉。
正在的当班的英国大副田泼林（Lewis Henry Tamplin）跑离驾驶台，抓住一条备用的救生带从船的前头跳海，带下一铁链，有许多船员从这条铁链拥挤而下。
西班牙舵手欧利爱脱（Pedro Oriate）看见日本人开火了，就伏在船桅下以避子弹。当他觉得船慢慢地沉下去的时候，便立刻爬到船最前的桅上。另一名西班牙舵手伊万杰利斯特（Lucas Evangelista）则抱着甲板上的消防水桶跳入水中。
清军前营哨长张玉林一直在船舱里，所在的舱房被炮弹命中后，只好跑出来，但又不会游泳，当船下沉时，他抓到船上的绳索，也爬到了船桅上。
年仅24岁的士兵牟庆新，也从舱中逃出，船将沉下去的时候，他抓到一个漂浮的梯子，借着它爬到船桅上。
宁波人厨师王荣舟看见船旁有一索，由索而上，至水手卧处，取一蓝色凳当救生漂浮物，复跃入水，泅至岛上……
东乡的日记表明，轰击仅半小时后，高升号就迅速沉没。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道：“轮船已经沉没，清兵全部葬身鱼腹，海面上只留下长时间的凄惨的喊叫声……”
在高升号的所有乘客和船员中，最引起日本、中国和英国三国关注的，就是以“私人乘客”名义搭乘该船的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汉纳根是日耳曼贵族，出身于德国赫森军人世家。1879年，24岁的汉纳根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父亲的好友、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牵线，中国驻柏林公使李凤苞将他聘请来华，先在天津充任淮军教练。天津武备学堂成立后，又出任学堂的教官。后来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就是武备学堂的学生，二人由此结下情谊。不久，他因不满清军战术陈旧且不思变革，遂离开军队，转而“从事于测算之役”，改行当工程师了。
来华不久，汉纳根被德璀琳招为女婿。德璀琳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汉纳根在李鸿章眼中遂地位日重。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并主持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两处炮台。
汉纳根事后解释他搭乘高升号的理由是:“我以私事重至中华，并非受中国官方敦聘。行抵上海，听说中日两国即将失和，到了天津，局势更为紧张，但我仍不愿意卷入。不久我有事要去朝鲜，并顺道搭乘高升号。高升号本来就是商船，我作为乘客，十分正常。只是搭乘高升号的中国军官中有不少是我的旧友，所以就为他们与船长之间担任翻译，谊不容辞。”
但以一介平民身份，能得以搭载如此重要的运兵轮船，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实，在7月23日盛宣怀等人在致清军在朝鲜的统帅叶志超的函中，便盛赞汉纳根在华十五年，既熟悉西方的陆军韬略，又熟悉北洋情形。盛宣怀说，汉纳根“忠勇性成，自愿赴韩勘度地势，侦探敌情，是以派令附坐高升轮船先赴牙口（注：指中日两军在朝鲜对峙的牙山），并同队伍上岸，必宜神速”。又说汉纳根“见机敏捷，已切嘱其随时设法照料，与吴、骆两营官斟酌而行”，要求叶志超将军事计划与汉纳根一起商量。
在日军开始攻击后，汉纳根纵身跃进了大海，奋力向丰岛游去，并成为少数获救者之一。此后，他更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方，甚至担任了北洋舰队的副提督，协助丁汝昌指挥了世界上首场铁甲舰大战——大东沟海战。
在高升号事件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船上清军以步枪还击日本军舰的勇敢形象，通过著名电影《甲午风云》而被广为流传。
汉纳根的证词对此进行了证实：“那些可怜的人知道没有机会游水求生，勇敢地还击。”而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William H. Wilkinson）在他的报告中说： “我只能表示我对中国士兵的钦佩，他们宁死也不屈辱地为他们卑怯的攻击者俘虏”。
虽然有学者质疑这样的无谓抵抗，但在那种特殊的时刻，逃生无路的清军们射击敌人军舰，亦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只是自发的本能的个体行为，不可能是有组织的抵抗。何况，这样的抵抗毫无作用。
谁杀了落水者？
部分船员和清军落水后，这一事件中另一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般的故事开始了：日本海军是否对落水的中国官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中国绝大多数甲午战争著作中，都相沿使用日舰为“报复”高升号官兵的宁死不降，而 “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射击”的说法，并加以大量的渲染。一如日本的不少著作中异口同声认为是沉船上的清军向落水的欧洲人及同胞开枪射击一样。
获救者的证词，因为各人所处的位置、落点的不同，而充满了相互矛盾。
高升号上的26岁的司炉工董阿新是广东丰顺人，已有12年的船上经验。攻击开始的时候，他刚从机舱里出来，在船首甲板上洗脸吃饭。船沉后，他攀绳下水，先是登上了高升号的一条救生艇，艇上有40多人。日军向他们和在水中游的人射击，“子弹落在水中好像下雨”，救生艇上的人当场就被打死了8人，舵也被毁坏，救生艇沉没。后他又上了高升号的舢板飞古额号，此舢板有两三回翻覆，直到次日被法国军舰发现获救。另一获救者王桂芬说高升号一共放下去三条救生艇，都满载了人，但被日本人打沉了两只。
士兵牟庆新指证浪速舰在高升沉下去后，还向小船及水里的人开炮。落水的清军哨长张玉林则看见日本军舰的每一根桅上都有一人在发射机关枪，对高升号及水里的人放枪，扫射达一小时之久，“骆营官被炮打死，吴营官下水死”。他在获救后的调查中甚至形象地模仿了炮柄怎样转和机关枪的声音。
英国船长的证词则指控，是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屠杀落水者。无论是在日本人面前还是后来在英国领事馆组织的海事法庭上，高惠悌都坚定地指责“清军的暴行”。
他在被浪速舰救起后，就说：“船将沉没之前，我跳入水中，清军向溺水之我开枪，我潜于水中屡避弹丸。”“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兵对我们开枪。从对我们发射的弹丸数量来看，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一部分驾驶人员、轮机人员、舵工，已经被中国兵发射的枪弹杀死了。这是极为接近事实的。”“一弹落在水里，离我耳朵很近，随后即弹如雨下，因有高升号船身遮蔽着，浪速舰上所发的弹绝不能击落到我的附近。我转过身来，看见中国兵正从船的甲板上及两甲板当中的缝里对我开枪。我尽可能以救命圈保护我头的后面，并尽力在水下游。”
这样的指控，在英国被很多人怀疑是船长因困于日本人之手，而受到了压力。但在被日本当局释放后，他在英国驻长崎总领事奎因（John J. Quin）面前宣誓作证时，还是坚持：“从浪速舰上用枪是打不到我的，因为中间有高升号隔着”，是“高升号上的许多士兵在用步枪向我瞄准开火。”而在出席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事件举行的海事审判中，他说： “我没有看到日本人朝水里的人开火，我记得他们在高升号沉没后便完全停止了射击。”但在法庭上，他的口气终于更为客观了，承认：“我在跳下船之前还没有见到有中国人受伤，但见到他们有许多人在水里被打死了。”
抱着消防水桶跳海的舵工伊万杰利斯特则说：“中国人以五、六支步枪同时从舷窗对我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我一恢复知觉就大叫：我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
而汉纳根的证词，则指控不仅是日军要对屠杀落水者负责，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也要对此负责。
他说：“我看见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兵士，我以为他们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他们向垂沉的船上的人开炮。我不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汉纳根在接受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取证时，说：“日本军舰卸下坚固的小艇，艇上士兵向高升猛烈射击，落水的清军也向高升射击。”照此说法，当时基本上是一片混战，不仅是日本人在继续扫射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还在互相射击。
汉纳根的大部分证词得到其它幸存者的支持。
大副田泼林在出席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事件举行的海事审判法庭时说：“……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曾朝水里的他们（作者注：指汉纳根和船长等）开枪，也曾朝我开枪。……但日本人没有试图去救捞中国人。救我上来的小船的日本军官告诉我，他奉命只救欧洲人。他们向坐满了中国人、有些人还抓着救生索的小船开枪扫射。”
他回忆说，跳海后，“四周被子弹打得水花飞溅。此时我离船约70或80码远，我回头望去，中国士兵正在甲板和舷梯上向我射击。我用救生带护住头部，随波逐流地游过船身。避开了船，我继续向岛上游去。但当我看到游在我前面的中国人时，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上岛跟在船上一样危险，于是我又转回来，脱光衣服向浪速游去。此时该舰离我们的船相当远了，就我的记忆，这时已不再射击。”
在日本官方对他取证时，他说：“从中国人对跳入水中的欧洲人开枪的次数来看，在欧洲人到达陆地以前，恐必定有人被射杀。我在水中游泳离开高升号时，船中的中国人向我开枪。这从浪速、高升二船对于我的相对位置来看，是显然的。从位置来看，浪速舰的子弹只会从头顶上掠过，而且我确实看到了中国人从上甲板或下甲板的舷窗开枪。” “没游多远，我发现这艘日舰放下两艘小艇，其中一条向我划过来，将我救起。我告诉了日本军官我最后见到船长和汉纳根的方向，他命令另一艘小船划向我指的方向，并没有设法去救溺水的中国人。有两条救生艇摆脱了沉船，上面满载着中国人。我所在的小艇打了两阵枪，欲将它们击沉。”也就是说，田泼林坚定地认为，不仅沉船上的中国士兵对落水同胞进行了射击，全副武装的日军小艇更是对挣扎求生的救生艇发起了冷血攻击。
当然，也有一些幸存者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水面屠杀。
舵手欧利爱脱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水里被人开枪打死，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游水逃到岛上去，并强调说没看见日本人在水面杀人。
高升号的司炉工李安，扒在桅杆上，“此时潮水又涨，风浪又大，日本人也把他们的舢板下在水里巡察，也不杀水里的中国人，也不救水里的中国人。”
事后，在高升号事件引发的中、日、英三国大角力中，各方对这些劫后幸存者的证词都各取所需，中日两国的媒体更是如此。
如，《申报》报道1894年9月8日报道：“有三菱公司之希古麦鲁船在此处行过，见高升桅杆尚透出水面四丈许，又有小艇一只，后梢已被炮击损。附近水面尸身甚多，想皆系中国兵士被日人妄施戕害者，然义魄忠魂，历久不泯，亦当化作厉鬼以杀贼矣。”
9月26日，《申报》另一篇报道说：“德国伊尔达斯炮船，在洋面捞获浮水衣一袭，知高升轮船之物，遂交回怡和洋行。细看衣内，被枪弹所击，密若蜂房，由此思之当高升轮船被击后，诸人虽凫水逃生，倭人仍用枪轰击不遗余力。此事英廷若不有以惩创，恐倭人不独藐视中国，即英国亦将为所鄙视矣。”
日本报纸则渲染中国军队射击落水的欧洲船员的“野蛮与残忍”，8月7日的《国民新闻》就说：“英人船长以下均跳入水中，中国人见之，射击舰长等人。”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创始人伏雷德•简在《日本帝国海军》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所惯于引用的日本人射杀落水者的说法，基本都根基于汉纳根的证词，但“当汉纳根泅水逃生时，他的位置很难看清当时的情况。”因此，简推测，高升号上的中国人是向浪速号派出的小艇开枪，以阻止他们营救落水的欧洲人，而浪速号则继续开枪压制高升号的火力。基于简这样的假设，得出的推论是：中日两军都没有故意射击落水者，而是相互战斗中殃及池鱼。
这段史实，其实并不复杂，根据各方公布的幸存者证词，客观公正地看，日本人和清军扫射落水者都完全有可能。
对清军来说，扫射落水者的最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汉纳根所说的“自己不能活也不让同胞活”的阴暗心理，而是要发泄对弃船跳水的欧洲船员的不满，这和清军阻止欧洲船员乘坐日军小艇离开是同一想法。在当时情境下，如此愤怒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
汉纳根事后曾指责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回想高升如果最初不遵从日船命令而逃走，隐避于岛屿之间，全船生命当可保全。可惜船长等对本国国旗忠爱之心过于纯厚而终于招此厄运。”当时日舰正在追杀撤退的北洋军舰济远舰，高升号完全有逃脱的可能，但因为船长对英国国旗的过度自信而没有实施。而当日本人要求俘获高升号，并且要求欧洲船员弃船时，作为在航行途中对乘客生命和财产负全责的船长，也从未为乘客们的安全争取任何保障，而是自己居然“欲下小艇”。即使仅仅从安抚全副武装的乘客们的角度看，这一举动十分不明智，遭致清军刀枪相向，乃至沉船后清军向跳海的船员们射击，揆之情理，也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日本人扫射落水者，存在着几种可能：一是为了压制清军对落水欧洲船员的射击火力，而殃及落水者；二是为了尽可能地杀伤清军有生力量，毕竟高升号运载的是清军精锐，多杀一个，就能多给在朝日军减轻一分压力，这和下令击沉高升号是同一考虑。
而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大多数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述中，都只部分引用汉纳根证词中所言日军杀戮落水者，而刻意回避了汉纳根对清军向落水者开枪的描述。
高升号惨案的伤亡是惊人的：
船上共计950名清军，幸存者一部分攀爬上了高升号残骸的桅杆，后被法国军舰利安门（Lion）救起42人；另一部分或泅水或乘救生艇，漂流到了丰岛上，后被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Iltis）救回112名，英国军舰播布斯号送回87人；另有漂流获救2人，漂流后又被浪速舰俘获者3人，共只有246人逃生；
74名船员中，共12人得救，其中浪速舰救起3人，法国军舰利安门救起3人。
浪速舰在开火后，放下了几条小艇，终于打捞起跳水后的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等三人。这样有选择的救援行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东乡对击沉英国商船还是心中无底，多救些欧洲船员上来，便于事后的转圜；二是日本人已经实行“脱亚入欧”多年，在心理上努力将欧洲人看作“同胞”；三是当时军情莫测，日舰担心北洋主力赶到，急于脱身。三人登上浪速舰后，船长高惠悌身上只剩下短上衣、汗衫和内裤。东乡给予了他们优待，替换了干衣服，并为他们准备了西餐等。到了日军基地及被送到日本本土后，日本官方对三人都给予了优待，这对他们日后做出对日本有利的证词影响很大。
高升号上清军遇难人数共计704人，相当于当时驻扎牙山的清军兵力（2000人）的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到这些多为李鸿章经年训练的精锐淮军，中国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这样的伤亡不仅加剧了中日两军在牙山的力量失衡，而且，根据德国海军的观察，清军因此“士气大为沮丧，而以极不可靠的制海权为满足，整个朝鲜海归于日本自由航行。”
在朝鲜的战斗打响的同时，围绕着高升号惨案，一场长达十年的外交攻防战也在北京-东京-伦敦间展开……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作者新书《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2008年5月出版）
小个子把天捅破了
小个子的东乡平八郎知道，他只要一挥手，就能立马把头顶的天捅开一个大窟窿来。
此时，他指挥的巡洋舰浪速号（Naniwa），已经升起了即将攻击的红旗，所有的右舷炮和鱼雷发射管都对准了不远处的目标。而那个被日本人舰炮牢牢锁定的猎物高升号(Kowshing)，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惧和恐慌，桅杆上依然骄傲地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国旗。
已经很久了，除了交战国和冒失的海盗之外，还没有任何船只敢于在西太平洋拦截大英帝国的船只——即使是像高升号这样的毫无武装的商船。任何加诸于英国国旗的炮火，都有可能遭到日不落帝国强大海军的残酷报复。
这就是东乡平八郎犹豫的原因。
在那面大英帝国国旗下，由英国船员驾驶的高升号却装载了近千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淮军和大量的军饷，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用步枪对抗军舰显然是徒劳的，但这些李鸿章的嫡系子弟兵，照样骄傲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投降命令，并将吓得试图弃船的英国船员们牢牢地看管了起来。
这是1894年7月25日，一个即将引爆历史的日子，尽管黄海平静得波澜不惊，甚至没有一点风。从日本方向升起来的太阳已经爬到了最高点，在这片属于朝鲜的天空中，照耀着来自大清帝国的这条英国商船。
对峙已经在这个名叫丰岛的黄海要冲持续了四个小时，日本人、英国人和中国人都陷入了僵局。面对面的沟通进行了两轮：日本人要求俘获这条船，英国人先是表示抗议，然后表示服从，但被满船的中国人愤怒地否决了；英国人和中国人随后要求返回出发的大沽港口，理由是出发的时候，中日并未宣战。
但是，日本人显然不想放过这个聚歼中国精锐部队的好机会。
都说小个子胆大，东乡就是其中之一，他日后能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同列日本军神，靠的就是令世界军事界瞠目结舌的大胆。日后在日俄战争中令俄国人胆战心惊的旅顺港偷袭战，也是他的杰作。
作为日本的首批“海归”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曾在英国留学八年。返回日本后，他在日本海军内逐渐升职，并曾率领军舰至上海、福州和基隆等地观察中法战争情况。在1891年北洋舰队对日访问中，一个未经证实却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说东乡平八郎到北洋军舰上参观，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由此得出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
浪速舰与高升号相持不下，这时，远处又出现了几艘军舰的烟柱，敌友难辨。
东乡下令开火，天终于被捅破了！
步枪对抗军舰
继元朝军队远征日本失败后，中国军队对外作战史上最大的海难开始在黄海上演。
浪速舰上早已上膛的鱼雷被发射出膛，右舷炮也迅疾开始轰鸣，毫无抵抗能力的高升号立时被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
一发炮弹命中船中央煤库，煤粒和各种碎片随着烟雾一起纷飞，四处弥漫。英国籍的轮机长高登（William Gordon）面部中弹当场身亡。几发炮弹击中了机舱，导致锅炉爆炸，舱内不少人被活活烫死。
英国船长高惠悌（Thomas Ryder Galsworthy）赶紧跑到机轮间，拿得最后一个救生圈，就由船边直接跳下，跳下时，听得“可怕的爆发声”，当他浮出水面时，天空中漆黑一片，全是被炸上天的炉灰煤粉。
正在的当班的英国大副田泼林（Lewis Henry Tamplin）跑离驾驶台，抓住一条备用的救生带从船的前头跳海，带下一铁链，有许多船员从这条铁链拥挤而下。
西班牙舵手欧利爱脱（Pedro Oriate）看见日本人开火了，就伏在船桅下以避子弹。当他觉得船慢慢地沉下去的时候，便立刻爬到船最前的桅上。另一名西班牙舵手伊万杰利斯特（Lucas Evangelista）则抱着甲板上的消防水桶跳入水中。
清军前营哨长张玉林一直在船舱里，所在的舱房被炮弹命中后，只好跑出来，但又不会游泳，当船下沉时，他抓到船上的绳索，也爬到了船桅上。
年仅24岁的士兵牟庆新，也从舱中逃出，船将沉下去的时候，他抓到一个漂浮的梯子，借着它爬到船桅上。
宁波人厨师王荣舟看见船旁有一索，由索而上，至水手卧处，取一蓝色凳当救生漂浮物，复跃入水，泅至岛上……
东乡的日记表明，轰击仅半小时后，高升号就迅速沉没。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道：“轮船已经沉没，清兵全部葬身鱼腹，海面上只留下长时间的凄惨的喊叫声……”
在高升号的所有乘客和船员中，最引起日本、中国和英国三国关注的，就是以“私人乘客”名义搭乘该船的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汉纳根是日耳曼贵族，出身于德国赫森军人世家。1879年，24岁的汉纳根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父亲的好友、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牵线，中国驻柏林公使李凤苞将他聘请来华，先在天津充任淮军教练。天津武备学堂成立后，又出任学堂的教官。后来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就是武备学堂的学生，二人由此结下情谊。不久，他因不满清军战术陈旧且不思变革，遂离开军队，转而“从事于测算之役”，改行当工程师了。
来华不久，汉纳根被德璀琳招为女婿。德璀琳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汉纳根在李鸿章眼中遂地位日重。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并主持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两处炮台。
汉纳根事后解释他搭乘高升号的理由是:“我以私事重至中华，并非受中国官方敦聘。行抵上海，听说中日两国即将失和，到了天津，局势更为紧张，但我仍不愿意卷入。不久我有事要去朝鲜，并顺道搭乘高升号。高升号本来就是商船，我作为乘客，十分正常。只是搭乘高升号的中国军官中有不少是我的旧友，所以就为他们与船长之间担任翻译，谊不容辞。”
但以一介平民身份，能得以搭载如此重要的运兵轮船，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实，在7月23日盛宣怀等人在致清军在朝鲜的统帅叶志超的函中，便盛赞汉纳根在华十五年，既熟悉西方的陆军韬略，又熟悉北洋情形。盛宣怀说，汉纳根“忠勇性成，自愿赴韩勘度地势，侦探敌情，是以派令附坐高升轮船先赴牙口（注：指中日两军在朝鲜对峙的牙山），并同队伍上岸，必宜神速”。又说汉纳根“见机敏捷，已切嘱其随时设法照料，与吴、骆两营官斟酌而行”，要求叶志超将军事计划与汉纳根一起商量。
在日军开始攻击后，汉纳根纵身跃进了大海，奋力向丰岛游去，并成为少数获救者之一。此后，他更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方，甚至担任了北洋舰队的副提督，协助丁汝昌指挥了世界上首场铁甲舰大战——大东沟海战。
在高升号事件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船上清军以步枪还击日本军舰的勇敢形象，通过著名电影《甲午风云》而被广为流传。
汉纳根的证词对此进行了证实：“那些可怜的人知道没有机会游水求生，勇敢地还击。”而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William H. Wilkinson）在他的报告中说： “我只能表示我对中国士兵的钦佩，他们宁死也不屈辱地为他们卑怯的攻击者俘虏”。
虽然有学者质疑这样的无谓抵抗，但在那种特殊的时刻，逃生无路的清军们射击敌人军舰，亦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只是自发的本能的个体行为，不可能是有组织的抵抗。何况，这样的抵抗毫无作用。
谁杀了落水者？
部分船员和清军落水后，这一事件中另一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般的故事开始了：日本海军是否对落水的中国官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中国绝大多数甲午战争著作中，都相沿使用日舰为“报复”高升号官兵的宁死不降，而 “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射击”的说法，并加以大量的渲染。一如日本的不少著作中异口同声认为是沉船上的清军向落水的欧洲人及同胞开枪射击一样。
获救者的证词，因为各人所处的位置、落点的不同，而充满了相互矛盾。
高升号上的26岁的司炉工董阿新是广东丰顺人，已有12年的船上经验。攻击开始的时候，他刚从机舱里出来，在船首甲板上洗脸吃饭。船沉后，他攀绳下水，先是登上了高升号的一条救生艇，艇上有40多人。日军向他们和在水中游的人射击，“子弹落在水中好像下雨”，救生艇上的人当场就被打死了8人，舵也被毁坏，救生艇沉没。后他又上了高升号的舢板飞古额号，此舢板有两三回翻覆，直到次日被法国军舰发现获救。另一获救者王桂芬说高升号一共放下去三条救生艇，都满载了人，但被日本人打沉了两只。
士兵牟庆新指证浪速舰在高升沉下去后，还向小船及水里的人开炮。落水的清军哨长张玉林则看见日本军舰的每一根桅上都有一人在发射机关枪，对高升号及水里的人放枪，扫射达一小时之久，“骆营官被炮打死，吴营官下水死”。他在获救后的调查中甚至形象地模仿了炮柄怎样转和机关枪的声音。
英国船长的证词则指控，是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屠杀落水者。无论是在日本人面前还是后来在英国领事馆组织的海事法庭上，高惠悌都坚定地指责“清军的暴行”。
他在被浪速舰救起后，就说：“船将沉没之前，我跳入水中，清军向溺水之我开枪，我潜于水中屡避弹丸。”“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兵对我们开枪。从对我们发射的弹丸数量来看，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一部分驾驶人员、轮机人员、舵工，已经被中国兵发射的枪弹杀死了。这是极为接近事实的。”“一弹落在水里，离我耳朵很近，随后即弹如雨下，因有高升号船身遮蔽着，浪速舰上所发的弹绝不能击落到我的附近。我转过身来，看见中国兵正从船的甲板上及两甲板当中的缝里对我开枪。我尽可能以救命圈保护我头的后面，并尽力在水下游。”
这样的指控，在英国被很多人怀疑是船长因困于日本人之手，而受到了压力。但在被日本当局释放后，他在英国驻长崎总领事奎因（John J. Quin）面前宣誓作证时，还是坚持：“从浪速舰上用枪是打不到我的，因为中间有高升号隔着”，是“高升号上的许多士兵在用步枪向我瞄准开火。”而在出席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事件举行的海事审判中，他说： “我没有看到日本人朝水里的人开火，我记得他们在高升号沉没后便完全停止了射击。”但在法庭上，他的口气终于更为客观了，承认：“我在跳下船之前还没有见到有中国人受伤，但见到他们有许多人在水里被打死了。”
抱着消防水桶跳海的舵工伊万杰利斯特则说：“中国人以五、六支步枪同时从舷窗对我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我一恢复知觉就大叫：我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
而汉纳根的证词，则指控不仅是日军要对屠杀落水者负责，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也要对此负责。
他说：“我看见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兵士，我以为他们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他们向垂沉的船上的人开炮。我不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汉纳根在接受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取证时，说：“日本军舰卸下坚固的小艇，艇上士兵向高升猛烈射击，落水的清军也向高升射击。”照此说法，当时基本上是一片混战，不仅是日本人在继续扫射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还在互相射击。
汉纳根的大部分证词得到其它幸存者的支持。
大副田泼林在出席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事件举行的海事审判法庭时说：“……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曾朝水里的他们（作者注：指汉纳根和船长等）开枪，也曾朝我开枪。……但日本人没有试图去救捞中国人。救我上来的小船的日本军官告诉我，他奉命只救欧洲人。他们向坐满了中国人、有些人还抓着救生索的小船开枪扫射。”
他回忆说，跳海后，“四周被子弹打得水花飞溅。此时我离船约70或80码远，我回头望去，中国士兵正在甲板和舷梯上向我射击。我用救生带护住头部，随波逐流地游过船身。避开了船，我继续向岛上游去。但当我看到游在我前面的中国人时，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上岛跟在船上一样危险，于是我又转回来，脱光衣服向浪速游去。此时该舰离我们的船相当远了，就我的记忆，这时已不再射击。”
在日本官方对他取证时，他说：“从中国人对跳入水中的欧洲人开枪的次数来看，在欧洲人到达陆地以前，恐必定有人被射杀。我在水中游泳离开高升号时，船中的中国人向我开枪。这从浪速、高升二船对于我的相对位置来看，是显然的。从位置来看，浪速舰的子弹只会从头顶上掠过，而且我确实看到了中国人从上甲板或下甲板的舷窗开枪。” “没游多远，我发现这艘日舰放下两艘小艇，其中一条向我划过来，将我救起。我告诉了日本军官我最后见到船长和汉纳根的方向，他命令另一艘小船划向我指的方向，并没有设法去救溺水的中国人。有两条救生艇摆脱了沉船，上面满载着中国人。我所在的小艇打了两阵枪，欲将它们击沉。”也就是说，田泼林坚定地认为，不仅沉船上的中国士兵对落水同胞进行了射击，全副武装的日军小艇更是对挣扎求生的救生艇发起了冷血攻击。
当然，也有一些幸存者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水面屠杀。
舵手欧利爱脱说，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水里被人开枪打死，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游水逃到岛上去，并强调说没看见日本人在水面杀人。
高升号的司炉工李安，扒在桅杆上，“此时潮水又涨，风浪又大，日本人也把他们的舢板下在水里巡察，也不杀水里的中国人，也不救水里的中国人。”
事后，在高升号事件引发的中、日、英三国大角力中，各方对这些劫后幸存者的证词都各取所需，中日两国的媒体更是如此。
如，《申报》报道1894年9月8日报道：“有三菱公司之希古麦鲁船在此处行过，见高升桅杆尚透出水面四丈许，又有小艇一只，后梢已被炮击损。附近水面尸身甚多，想皆系中国兵士被日人妄施戕害者，然义魄忠魂，历久不泯，亦当化作厉鬼以杀贼矣。”
9月26日，《申报》另一篇报道说：“德国伊尔达斯炮船，在洋面捞获浮水衣一袭，知高升轮船之物，遂交回怡和洋行。细看衣内，被枪弹所击，密若蜂房，由此思之当高升轮船被击后，诸人虽凫水逃生，倭人仍用枪轰击不遗余力。此事英廷若不有以惩创，恐倭人不独藐视中国，即英国亦将为所鄙视矣。”
日本报纸则渲染中国军队射击落水的欧洲船员的“野蛮与残忍”，8月7日的《国民新闻》就说：“英人船长以下均跳入水中，中国人见之，射击舰长等人。”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创始人伏雷德•简在《日本帝国海军》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所惯于引用的日本人射杀落水者的说法，基本都根基于汉纳根的证词，但“当汉纳根泅水逃生时，他的位置很难看清当时的情况。”因此，简推测，高升号上的中国人是向浪速号派出的小艇开枪，以阻止他们营救落水的欧洲人，而浪速号则继续开枪压制高升号的火力。基于简这样的假设，得出的推论是：中日两军都没有故意射击落水者，而是相互战斗中殃及池鱼。
这段史实，其实并不复杂，根据各方公布的幸存者证词，客观公正地看，日本人和清军扫射落水者都完全有可能。
对清军来说，扫射落水者的最主要原因，恐怕不是汉纳根所说的“自己不能活也不让同胞活”的阴暗心理，而是要发泄对弃船跳水的欧洲船员的不满，这和清军阻止欧洲船员乘坐日军小艇离开是同一想法。在当时情境下，如此愤怒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
汉纳根事后曾指责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回想高升如果最初不遵从日船命令而逃走，隐避于岛屿之间，全船生命当可保全。可惜船长等对本国国旗忠爱之心过于纯厚而终于招此厄运。”当时日舰正在追杀撤退的北洋军舰济远舰，高升号完全有逃脱的可能，但因为船长对英国国旗的过度自信而没有实施。而当日本人要求俘获高升号，并且要求欧洲船员弃船时，作为在航行途中对乘客生命和财产负全责的船长，也从未为乘客们的安全争取任何保障，而是自己居然“欲下小艇”。即使仅仅从安抚全副武装的乘客们的角度看，这一举动十分不明智，遭致清军刀枪相向，乃至沉船后清军向跳海的船员们射击，揆之情理，也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日本人扫射落水者，存在着几种可能：一是为了压制清军对落水欧洲船员的射击火力，而殃及落水者；二是为了尽可能地杀伤清军有生力量，毕竟高升号运载的是清军精锐，多杀一个，就能多给在朝日军减轻一分压力，这和下令击沉高升号是同一考虑。
而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大多数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述中，都只部分引用汉纳根证词中所言日军杀戮落水者，而刻意回避了汉纳根对清军向落水者开枪的描述。
高升号惨案的伤亡是惊人的：
船上共计950名清军，幸存者一部分攀爬上了高升号残骸的桅杆，后被法国军舰利安门（Lion）救起42人；另一部分或泅水或乘救生艇，漂流到了丰岛上，后被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Iltis）救回112名，英国军舰播布斯号送回87人；另有漂流获救2人，漂流后又被浪速舰俘获者3人，共只有246人逃生；
74名船员中，共12人得救，其中浪速舰救起3人，法国军舰利安门救起3人。
浪速舰在开火后，放下了几条小艇，终于打捞起跳水后的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等三人。这样有选择的救援行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东乡对击沉英国商船还是心中无底，多救些欧洲船员上来，便于事后的转圜；二是日本人已经实行“脱亚入欧”多年，在心理上努力将欧洲人看作“同胞”；三是当时军情莫测，日舰担心北洋主力赶到，急于脱身。三人登上浪速舰后，船长高惠悌身上只剩下短上衣、汗衫和内裤。东乡给予了他们优待，替换了干衣服，并为他们准备了西餐等。到了日军基地及被送到日本本土后，日本官方对三人都给予了优待，这对他们日后做出对日本有利的证词影响很大。
高升号上清军遇难人数共计704人，相当于当时驻扎牙山的清军兵力（2000人）的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到这些多为李鸿章经年训练的精锐淮军，中国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这样的伤亡不仅加剧了中日两军在牙山的力量失衡，而且，根据德国海军的观察，清军因此“士气大为沮丧，而以极不可靠的制海权为满足，整个朝鲜海归于日本自由航行。”
在朝鲜的战斗打响的同时，围绕着高升号惨案，一场长达十年的外交攻防战也在北京-东京-伦敦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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