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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儒学史上，董仲舒和他的儒学思想对儒学的历史性转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广泛吸收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锻造了儒学的兼容能力。同时，董仲舒在对儒学的改变上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 、董仲舒对儒学的积极改变
1.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
董仲舒的建议，在历史上被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久便得到了实施。汉武帝将儒学提升为官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同时正式规定儒家典籍即六艺为经，根据儒家尚存的五经设置了五经博士，为各位博士配置弟子员，又设太学旁听生若干名，并在各地由乡里逐级建校立学。这样，儒家具有了官方认可的学术权威性。相应地，儒学及儒家博士的社会职能不再仅限于先秦时“通古今”、立一家之言的学术范围，而是提升到“作经师”的高度，扩展到定大国之法的政治领域。
2.为儒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的官学化、经学化为封建社会找到了合适而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将儒学推到了极为显要的位置，最大程度地提高和稳固了儒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儒学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规范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3.为儒家实现治国安民理想找到了可靠的依托
儒学处于显要的位置，这极大地激励儒生们以儒学经典来阐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之道，积极参政议政，为儒生们提供了更多步入仕途、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正是先秦儒家所孜孜不倦追求的。
4.实现了儒学向制度化思想的转化
一般认为儒学包括伦理道德、制度化思想和心性之学三个层面，其中，先秦儒学偏重于伦理道德;汉代儒学偏重于制度化思想，而宋明儒学则偏重于心性之学。董仲舒对制度化思想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着军权这一封建社会的政治核心问题来展开的。他既然认为德、刑等道德教化、法律制度措施体现了“天意”，那么，作为天意之代言人的君王，就必然拥有人世间不可逾越的至上权威。
5.董仲舒在新时代思想水准上发展了儒学
（1）“大一统”论。董仲舒立足于儒家学说，他从儒家经传中寻找“大一统”的根据。他利用《春秋公羊传》 “大一统”的说法大作文章，阐释微言大义。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论的中心就是服从，统一就是服从，人民服从皇帝，皇帝服从上天。“大一统”论包括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两方面，无论哪一方面的大一统，都是统一于天。而董仲舒“大一统”论的中心就在于思想的统一，思想要统一于孔子儒学。
（2）“天人感应”说。董仲舒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理论核心，外加阴阳五行学说和当时自然科学某些成果，构成天人感应的学说体系，并加以详细论证。他吸收了阴阳家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式论，这就是天有十段说，他还吸收了先秦以来五行学说对其作两方面的改造，最后形成了“天人感应”说。
（3）“性有善质”论。董仲舒吸取先秦告子的“生之谓性”的观点，首先给性正名。董仲舒认为：“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在给性正名之后，他就提出：“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
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己。不可不察也。”从善的名中寻找不到性的质，因此不能说“质善”。性又离不开质，离开质一丝一毫就不是性了，没有“质善”自然也就没有“性善”。所以董仲舒反对战国儒家代表孟子的“性善论”。董仲舒还进一步根据“心”的名来论证人性不是完全善的。
6.锻造了儒学的兼容能力和应变能力
董仲舒在新时代顺应历史潮流，也承续着儒学的传统，广泛吸取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其中特别是吸取阴阳家、法家、道家等思想，将这些学派的思想、方法有机地融于儒学，赋予儒学以新的形态，使儒学首次较自觉而成功地吸容了其他学派。这对儒学来说意义重大，儒学由此具备了较强的生存能力，能最大限地利用其他学派的思想成果，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为儒学日后经风浪而不衰、临绝地而新生创造了条件。
二、董仲舒对儒学的消极改变
1.使儒学极大地依附和受控于政治
儒学的至上地位对儒学自身也有所抑损。先秦时，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有其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其思想言论不受制于统治者，不因统治者的好恶而改变。但从汉武帝时起，儒学的官学地位也无形中给自身套上一副枷锁，使得其思想必须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和目的，为统治者服务，儒学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安民、乃至压制民众而满足当权者私欲的工具。
2.使儒学体系具有较强的惯性和同化力
这种惯性和同化力则成了儒学革命性发展、变革的屏障，它能严密防范着一切可能触动儒学理论内核的观点、思想，直接阻碍儒学的根本性变化。宋明心性之学、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以及现代新儒学的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基本宗旨，无不是应变于时代文化的产物，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儒学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局限性，未能彻底消除儒学的泛道德主义弊端。董仲舒通过吸取各学派思想提高了儒学的兼容能力和应变能力，也为儒学的根本性变革和发展设置了不易攻破的障碍。
3.使儒家的特性及儒士们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儒家本来重义轻利，倡导“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董仲舒的建议虽也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一基本原则和道义观，但也吸取了法家、墨家等学派注重功利实效的观点，董仲舒要求百官尽职并争进其功。受此影响，儒学之士逐渐从功利意义上去学习和使用儒学，尤其是以儒学为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并日益僵化、教条化和庸俗化，成了众多儒生迎合统治者、步入仕途的工具。
4.使儒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阴阳五行说既具有科学的方面，又含有宗教、迷信成分。董仲舒在吸取阴阳五行说思想时并没有作科学辨别，去伪存真，而是对阴阳五行说中科学和宗教成分一并兼容，他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自然也较为复杂。董仲舒对阴阳五行等思想不加分辨的吸融，也使儒学具有了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成了后来宗教迷信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历来人们对他及其思想众说不一，有的斥责他是封建统治者的代言人，或美其为“儒者宗”、群儒之后，或批判其神学迷信和唯心主义……因此当我们看待董仲舒对儒学的改变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加客观的分析，以便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一 、董仲舒对儒学的积极改变
1.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
董仲舒的建议，在历史上被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久便得到了实施。汉武帝将儒学提升为官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同时正式规定儒家典籍即六艺为经，根据儒家尚存的五经设置了五经博士，为各位博士配置弟子员，又设太学旁听生若干名，并在各地由乡里逐级建校立学。这样，儒家具有了官方认可的学术权威性。相应地，儒学及儒家博士的社会职能不再仅限于先秦时“通古今”、立一家之言的学术范围，而是提升到“作经师”的高度，扩展到定大国之法的政治领域。
2.为儒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的官学化、经学化为封建社会找到了合适而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将儒学推到了极为显要的位置，最大程度地提高和稳固了儒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儒学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规范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3.为儒家实现治国安民理想找到了可靠的依托
儒学处于显要的位置，这极大地激励儒生们以儒学经典来阐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之道，积极参政议政，为儒生们提供了更多步入仕途、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正是先秦儒家所孜孜不倦追求的。
4.实现了儒学向制度化思想的转化
一般认为儒学包括伦理道德、制度化思想和心性之学三个层面，其中，先秦儒学偏重于伦理道德;汉代儒学偏重于制度化思想，而宋明儒学则偏重于心性之学。董仲舒对制度化思想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着军权这一封建社会的政治核心问题来展开的。他既然认为德、刑等道德教化、法律制度措施体现了“天意”，那么，作为天意之代言人的君王，就必然拥有人世间不可逾越的至上权威。
5.董仲舒在新时代思想水准上发展了儒学
（1）“大一统”论。董仲舒立足于儒家学说，他从儒家经传中寻找“大一统”的根据。他利用《春秋公羊传》 “大一统”的说法大作文章，阐释微言大义。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论的中心就是服从，统一就是服从，人民服从皇帝，皇帝服从上天。“大一统”论包括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两方面，无论哪一方面的大一统，都是统一于天。而董仲舒“大一统”论的中心就在于思想的统一，思想要统一于孔子儒学。
（2）“天人感应”说。董仲舒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理论核心，外加阴阳五行学说和当时自然科学某些成果，构成天人感应的学说体系，并加以详细论证。他吸收了阴阳家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式论，这就是天有十段说，他还吸收了先秦以来五行学说对其作两方面的改造，最后形成了“天人感应”说。
（3）“性有善质”论。董仲舒吸取先秦告子的“生之谓性”的观点，首先给性正名。董仲舒认为：“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在给性正名之后，他就提出：“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
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己。不可不察也。”从善的名中寻找不到性的质，因此不能说“质善”。性又离不开质，离开质一丝一毫就不是性了，没有“质善”自然也就没有“性善”。所以董仲舒反对战国儒家代表孟子的“性善论”。董仲舒还进一步根据“心”的名来论证人性不是完全善的。
6.锻造了儒学的兼容能力和应变能力
董仲舒在新时代顺应历史潮流，也承续着儒学的传统，广泛吸取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其中特别是吸取阴阳家、法家、道家等思想，将这些学派的思想、方法有机地融于儒学，赋予儒学以新的形态，使儒学首次较自觉而成功地吸容了其他学派。这对儒学来说意义重大，儒学由此具备了较强的生存能力，能最大限地利用其他学派的思想成果，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为儒学日后经风浪而不衰、临绝地而新生创造了条件。
二、董仲舒对儒学的消极改变
1.使儒学极大地依附和受控于政治
儒学的至上地位对儒学自身也有所抑损。先秦时，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有其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其思想言论不受制于统治者，不因统治者的好恶而改变。但从汉武帝时起，儒学的官学地位也无形中给自身套上一副枷锁，使得其思想必须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和目的，为统治者服务，儒学一定程度上蜕变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安民、乃至压制民众而满足当权者私欲的工具。
2.使儒学体系具有较强的惯性和同化力
这种惯性和同化力则成了儒学革命性发展、变革的屏障，它能严密防范着一切可能触动儒学理论内核的观点、思想，直接阻碍儒学的根本性变化。宋明心性之学、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以及现代新儒学的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基本宗旨，无不是应变于时代文化的产物，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儒学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局限性，未能彻底消除儒学的泛道德主义弊端。董仲舒通过吸取各学派思想提高了儒学的兼容能力和应变能力，也为儒学的根本性变革和发展设置了不易攻破的障碍。
3.使儒家的特性及儒士们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儒家本来重义轻利，倡导“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董仲舒的建议虽也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一基本原则和道义观，但也吸取了法家、墨家等学派注重功利实效的观点，董仲舒要求百官尽职并争进其功。受此影响，儒学之士逐渐从功利意义上去学习和使用儒学，尤其是以儒学为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并日益僵化、教条化和庸俗化，成了众多儒生迎合统治者、步入仕途的工具。
4.使儒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阴阳五行说既具有科学的方面，又含有宗教、迷信成分。董仲舒在吸取阴阳五行说思想时并没有作科学辨别，去伪存真，而是对阴阳五行说中科学和宗教成分一并兼容，他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自然也较为复杂。董仲舒对阴阳五行等思想不加分辨的吸融，也使儒学具有了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成了后来宗教迷信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历来人们对他及其思想众说不一，有的斥责他是封建统治者的代言人，或美其为“儒者宗”、群儒之后，或批判其神学迷信和唯心主义……因此当我们看待董仲舒对儒学的改变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加客观的分析，以便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