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目前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进入城镇化中后期阶段，会有更多的人口选择转移到城镇。伴随着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垃圾也呈急剧增加的态势。而我国垃圾处理方式主要为填埋和焚烧，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垃圾急剧增加带来的种种问题。作为“放错了的资源”，实行垃圾分类对解决城市污染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居民垃圾分类设施改善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垃圾分类；设施改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
　　一、我国居民垃圾分类的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例如成都主城区生活垃圾日产量约8000吨。我国许多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已经超过了1kg/（人·d）这个标志性的水平线。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过亿吨，占世界垃圾总产生量的26.5%，且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2010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52亿t，居世界首位。生活垃圾处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我国许多城市都加大了对垃圾处理的投资力度，采取了多种处理方式，比如焚烧、填埋等，但这类方法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垃圾堆放问题，但同时造成了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和水污染等危害。正所谓“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根据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的调查，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率不低于33%，并且垃圾资源化的潜力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增长。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对垃圾处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仅能减少垃圾处理的数量还能变废为宝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但是由于垃圾分类处理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在垃圾处理环节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成本是巨大且效率低下的，因此若能从源头进行并优化垃圾分类则可以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率。改善垃圾分类设施有利于居民从源头进行垃圾分类，从而有利加快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的进程。居民垃圾分类设施改善成本巨大，需要对居民进行费用的征收。分析居民垃圾分类设施改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利于为政府部门制定合适的收费标准提供参照，促进垃圾分类的有效实施。
　　二、居民垃圾分类设施改善的支付意愿测算及影响因素
　　迄今为止，有关居民垃圾分类支付意愿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在支付意愿测算方面，主要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进行估测。占绍文等（2012）以山西省为例运用cvm法研究发现，居民对于5年内将西安市垃圾产量降低50%的平均支付意愿是11.56元/户·月。梁增芳等（2014）运用cvm法测算出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平均支付意愿为48元/月。在研究方法选择方面，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测算垃圾分类支付意愿金额和通过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支付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占绍文等（2012），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对城市垃圾分类回收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发现家庭月收入，年龄与职业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梁增芳等（2014）运用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三峡库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对环境是否关心对当地农户处理生活垃圾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響。邹彦（2010）等通过以河南省淅川县15个村庄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纯收入以及家庭目前在学人数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影响，户主健康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显著负影响。何可等（2013）采用binaryqogistic回归模型，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为性别、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价值认同、农业收入所占比、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有益于农村发展的价值认同、农业经济规模、对环境状况的评价和环境知识了解程度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虽然现有对垃圾分类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都各有特色，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大部分只对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对支付意愿金额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二是将平均支付意愿表示为整个调查涉及的总人数的平均支付意愿，不能表现出实际支付群体的意愿支付水平。三是将数据直接回归再根据显著性挑选变量的方法虽然能避免多重共线性，但也丢失了许多有用信息，导致拟合结果偏离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