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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知识的生产模式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20世纪初，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变化。GLNSST在《知识的新生产》一书中提出了异于科学知识生产模式1的模式2，并在7年后发表《再看科学》，使其知识生产模式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模式2的特点有应用的语境、跨学科的语境、异质性、自反性和观点多样等。模式2将知识生产置于社会的语境中，填补了社会和科学、学院科学和应用科学分离的鸿沟，使得政府、科研、学校等机构形成一个网络并发挥最大功能，模式2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后学院科学；模式1；模式2
Abstract：The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issues in the debat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turn from academic science to post-academic science，there was a change of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group，GLNSST，brought forth Mode 2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ode 1 in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and seven years later，Mode 2 was perfected further in Re-Thinking Scien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de 2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context of application，trans-disciplinary context，heterogeneity of sites and practitioners，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lexivity，and various considerations. It takes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to the context of society，which fills up the gap between society and science，academy science and applied science，thus promotes the government，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universities，etc. to form a net so that they can play their maximal functions. In a word，Mode 2 is significan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 words：knowledge production；post-academic science；Mode 1；Mode 2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8)03-0021-05
一、新知识生产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认知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和工业试验室等)都发生了变化，每个层次以及其他社会环节相关方面，科学都得到了重新的定义，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发生变化，齐曼称之为在科学世界里发生了“一场悄然的革命”[1]83，出现了与发展了200年左右的学院科学相区别的后学院科学。
学院科学是个与应用科学相对的概念，这与默顿将科学与技术严格区分有关。学院科学首先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和德国，是指在大学里进行的科学研究，同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大量的学院设置中可以找到。默顿认为学院科学由“默顿规范”亦“科学的精神气质”所统摄。第一，从学院科学中科学研究者看，他们是“所有赞同理性和客观性的某种普遍原理的人，他们有很高的专业技能和信赖感，能够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1]37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学院科学作为整体是一种建制。本质上他是严重依赖于个人信任和机构信任的既定关系的一种社会秩序”[1]39，学院科学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组织对他们进行控制，没有被正式地系统化。学院科学最好被看作一种文化，而非是有组织的机构，其得益于私人的资助。
20世纪中期，随着二战后世界政局的改变，经济危机出现，大科学时代到来(大科学具有大规模、高投人、组织复杂化、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特点)，科学的生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学院科学正让位于后学院科学。科学已成为一个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体系，科学工作者分布在这个体系的高度职业化的位置上，从事着外行难于理解的知识生产。在这里，科学工作者领取薪俸，从事着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因此，原来的业余爱好者就难有立锥之地，科学成了一种高度建制化的行业，也成了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后学院科学是对紧迫的实际问题的无数及时解决的结果；是权宜之计的产物，而不是设计的结果。然而它建立了一种或多或少连贯的文化，不是因为它被规划成这样，而是因为科学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的自组织社会系统，它机会主义般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1]83齐曼认为，后学院科学并不像许多科学家仍期望的那样，只是短暂地偏离我们熟知的科学前进的轨道。它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它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是对直接实际问题的无数即时解决的结果。
二、新知识生产模式及其特点
1.新模式的提出
齐曼意识到了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过渡时期的混乱情境，但是“不太愿意推测从目前的混乱中最后会浮现出什么。但是现在有六个著名的科学学家——让我简称其为GLNSST小组——对科学的未来大胆地提出了一些可信的预测”[2]。这个可信的预测就是知识生产方式的“模式2”。
1994年GLNSST(注：GLNSST指Michael Gibbons，Camille Limoges，Helga Nowotny，Simon Schwartzman，Peter Scott，Martin Trow这六个著名的科学学家合著了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一书，在书中提出知识生产的新模式，故把此六人合称为“GLNSST”。)发表了《知识的新生产》(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后文简称为NPK)一书，说“大量的现象表明科学生产的方式正在发生着转变……在这本书中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些趋势，他们不是单独的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以一种知识生产的模式”[3]1。他们预言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提出了与科学知识生产“模式1”相区别的“模式2”。模式1和模式2代表了学院科学和后学院科学中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
2.新旧模式的比较
模式1 是指经典科学的牛顿模型。模式1中“科学”与“研究”同义，学院科学研究的是纯科学。获得知识的普遍的方法论用来确定所有研究者的活动，在有组织的安排下工作，很多研究者与制度条件和学术规则的认知结构没有关系，他们受到的是默顿规范的约束，即默顿于1942年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提出的“默顿规范”或“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公有主义、普遍主义、非谋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科学是“非常理性的”和“现代的”，并且只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西方社会有关，与科学共同体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有关，把解决问题的技术看作是全社会通用的[4]。
GLNSST称作的模式2与在学院科学语境中的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不同，学术活动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发生转化。模式2中知识是在更广的跨学科和社会经济语境中创造，最初发生在本地社会网络中；它是应用推动机制，解决问题是与成果的某些特定应用有关；问题解决的细节没有通过非组织化的媒体公开而成为知识；只有通过人们将它们在不同语境中应用得以传播；它的地方性和组织性都是暂时的，研究团体聚集—解散—分散到其他地方；模式2，科学项目可以在很多不同背景中进行，知识生产可以同时在大学、公共机构、研究中心和工业实验室，都由电子交流媒介所连接。这些就是模式2的特点：网络化、应用化、公开化、非组织化等。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通过模式1和模式2特征的对比，有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模式2(见表1)。
对比说明：①模式1中科学问题是由学院团体的喜好所决定的，模式2中与应用的各种语境相关，是根据社会用途的需要决定，“知识只有在各种行为者的喜好都考虑到时才能生产”[3]4；②模式1中问题的解决很重要的是依赖科学的学科资源，在模式2中他们重视在跨学科背景下各种能力和知识的结合，从而学科不再是“科学家必需的归属”[3]30；③模式2中实践者的经验和场所(非学院机构、政府的部门、咨询公司等)不同于模式1。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模式2中社会的组织愿意在平等和暂时的情况下出现在非正式的交流网络中，而在模式1中出现在更加同质和制度化的组织中工作；④与模式1的相对自治相反，模式2被赋予更强的社会责任，渗透在从部门设定到研究结果发布的整个过程，并在兴趣组织的代表和研究者的密切联系中很好地管理自己。要求所有参与者能够有对社会和人类贡献的意识，远不只是技术上的考虑，而在模式1中则仅要是技术上的考虑；⑤两种模式基于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模式1是群体观点，模式2增加了智力、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因素。
从而，模式2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是知识的社会传播的一个例子。模式2并不是排挤和替代模式1，而是对它进行补充。这些变化不仅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也在人类学中出现[3]3。正如GLNSST小组所概括的那样，模式2即使不完全，也在很大程度上在科学世界范围内超越模式1。
3.新模式的不足和发展
在NPK出版之前，虽然已经有对知识生产条件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经典自治的科学是有偏见存在的，自治总是相对的，科学家们焦虑于自己在社会地位中的判定标准。但是NPK是第一个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地对后学院科学中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政策性理由作详细的描述和标准化表述的著作。
但是，GLNSST的模式2也是存在不足的。首先，NPK中缺乏详尽的现实证据，对历史的考察缺乏全面性，看到了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但是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忽略了地域性的差异。其次，NPK表述了模式2的5个特点，并与模式1做了清晰的划分和比较，值得追究和质疑。Benoit Godin认为这5个特点中只有两个是它所特有的，即异质性和更多的社会复杂性[5]。他承认当今新的研究体系与70年前比确实是异质的，但GLNSST对于模式1中学术研究的异质性本身没有任何说明，他为1945年前研究真的是自治而惊讶，他认为那时科学家也不得不筹集资金。模式1也是异质的，只不过模式2具有更宽的异质性范围。他还反对GLNSST把模式1界定为群体观的特点，他认为模式1也有各个研究者的凸现，当每位研究者提交资金申请时，不是事实而是言辞：“成功获得研究资金依赖于满足了科学外的标准的复杂体，关系到社会优先权、适当性和责任感”[3]145。最后，NPK的模式2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察知识的传播，从而社会和科学有更多的融合，但是缺乏社会动力学的方法论，社会动力仿佛被看作是未加工而被给予的。Terry Shinn就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批评，他说：“NPK几乎没有提及科学和技术的进化问题、科学和技术与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问题。然而，它提供了关于科学从哪儿而来的很多预设暗示以及它将往哪儿发展。没有问题，却有很多答案……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来证明他的宣称，并且没有为未来经验的、历史的或社会学的工作制定规定……在书中，材料选择的维度上是十分小心控制的，定义了广泛普遍化力量的限制条件。这本书缺少能够推动研究进一步进行的方法论动力”[6]。
GLNSST在2001年又发表了《再看科学》一书(Re-Thinking Science，后简称RTS)，对知识发展的新模式做了再阐述和完善。RTS中表述的内容与NPK相似，都是对学院科学和科学知识与社会区别的总结；NPK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论，RTS则发展了这个主题，并将之确定为模式2的核心；RTS基于了更宽的社会条件，即在那个时代的后现代框架中审视科学，细化NPK称作模式2的东西，科学在异质的社会和经济语境中朝向在跨学科潮流中解决问题。
作为对NPK出版后诸多批评的回应和对自身思想的完善而产生的RTS，作者采用了自我批判的方式来做回答，也介绍了很多新的术语，或将现有的术语用于新的用法。通过这些术语细化改进了他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下面列举几个重要术语来分析RTS是如何将新模式进一步完善的。
第一，通过“颠倒的交流”强化社会动力学。RTS的第一部分强调了现代性晚期主要的社会和历史变化。作者提到科学和社会的共同进化，而不是寻求技术的或社会的决定论，或者一个隐藏着的形而上的角色。给出了社会转变的全球化途径，还严格地考虑了一些修辞上通常使用的观念。作者引入了体现后现代社会特点的概念“颠倒的交流”，即从社会到知识生产者的交流。社会决定了知识是什么，知识生产者接受并且随从之。知识是与社会相关的学习，并且通过国家、市场和工业之间流动的关系得到继承，知识生产是作为传递的工具。从而，在社会语境中，赋予知识产生以创新性和冒险性，审视和发展了“知识社会”。 通过“颠倒的交流”这一术语，RTS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定义了科学和知识的关系，不是科学决定知识，而改变了作用的方向，看到了社会对科学的作用，并且对科学持积极的态度。
第二，“语境化”对“异质性”做了说明，并将“语境化”细分为3个层次。RTS用“语境化”来将科学和社会“去区分化”。现代性已经被赋予了自然和文化、科学和社会的区分，后现代要求“异质的”并且异质性不拒绝区分。“语境化”并不代表“语境”，它表示一个过程。同时，RTS还通过很多现实中具体的例子来确定和分析了语境化的3个阶段：“弱语境化”、“中语境化”和“强语境化”。这是根据与语境联系的强弱和充分程度划分的：在强语境化中以国家利益和官方限制为重；中语境化是因为与相关语境的联系不充分，知识生产没有计划，或者没有模式2的客体；在弱语境化中知识产生并且做决定的时候是全民参与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RTS认为NPK揭示了一个新的认识论，他们称为“社会活力的知识”，它是指科学家对明确表达有前途的研究的偏好假设，通过它们可能造出的“新鲜的事物”得以表现。“社会活力的知识”包括应用指向的系统化、目标驱动的研究和学习。这弥补了NPK关于制度化建设的不足。作者认为在复杂变动的语境(如：不断需求科学带来财富、使用者期望的升高、意识到伦理的重要性、环境的关怀、社会公正的要求等等，这些都是语境化之激烈化的表现)中，我们通过社会活力特别应该理解5点：①观点不是相对的，而是理性的，因为社会活力只能够通过某种特定的语境来评判；②要获得社会活力和稳定性，就必须忍受不断的处理和反复；③在社会活力和知识宣言的可接受性之间有区别，即便他们是不可分的；④当科学被社会知识渗透和得到提高的时候，研究活力也就获得了；⑤知识是社会活力，当经验地被认为并且证实，便服从于频繁的测试和提高。
确实，一旦知识的社会活力被智慧地讨论的时候，科学的传统范式就逆转了。科学方法由还原、正常化、样本化、控制外在因素构成，从而，好科学的名声依赖于被产生的东西，而不是社会的传播增加。如今，除了可靠性，科学评价的新的视野在于社会，并且在拓宽。
总之，虽然RTS仍然遗留一些问题，比如：语境化模型与模式1和模式2的关系如何?语境化包含了科学和社会的共同根基么?作者没有揭示和讨论语境化的结果，也没有对原先预想的语境化的结果做讨论。然而，正如人们正期待的那样，RTS通过语境化达到了它原先的目的，即解释了科学的社会制度维度。GLNSST通过RTS的完成，清楚地陈述了知识产生的主宰范式的改变。概括言之，RTS的重点在于4点：第一，知识生产的新形式是更广的社会进展的伴随；第二，虽然科学总是对社会“讲话”，但是如今传统交流渠道转换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语境回叙”；第三，语境化过程的增加驱动了科学超越其本身的最初生产可靠的知识的任务，并且描绘了新的公共竞技场，或市场、场所，在那里，新的科学规则通过“协商、和解、咨询和争论”得以实现；第四，在公共和社会的范围内，等待科学和技术的语境种类和密度挑战他们，使得他们通过另外的成为社会活力的素质来生产知识。
三、GLNSST模式2的意义
GLNSST的《知识的新生产》，希望能够对于讨论知识生产的未来有所贡献[4]，尽管如前文所述，在《知识的新生产》中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在后来的《再看科学》中，知识发展的新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他们提出的模式2在后学院科学背景中有斐然的意义：
首先，将科学政策和科学知识放在更广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去谈。GLNSST关注知识本质改变、科学的社会学习、教育系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思想的爆发是在全球化视野中，高等教育、政府或商业部门中的政策制定者，靠他们对最近社会上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的洞察力来制定、选择政策。在《再看科学》中，通过“社会活力的知识”的论述，提供了具体的应用指向的系统化方案和目标驱动。
其次，GLNSST提出的模式2，不仅仅是从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的标志，他们也填补了学院科学和应用科学分离的鸿沟，这种鸿沟根源于历史的学院科学中：大学中开展的学术科学和在工业实验室中开展的工业科学的间隙。这种间隙和两种社会体系的真实的文化差别一致，他们不能轻易地在同一屋檐下共存，但是，各自的存在却总是被理解为是对方持续有效存在的关键。在《再看科学》中进一步通过语境化来使科学和社会“去区分化”，并将语境化分为弱语境化、中语境化和强语境化，使得科学适应了各种环境，为科学社会和认知动力学提供了背景，成为科学技术政策制定的基础。从而，知识生产的新方式确实填补了科学和社会的这一鸿沟。
同时，模式2向政府提出了挑战，全国性机构需要更加透明，政府通过政策在这个方向上予以促进。似乎很讽刺的是，为了维持科学和技术的能力，政府在早先建立的机构上进行改进。 但是，与别的很显然的固定观点一样，这些机构的功能和目的需要在模式2的启发下实现。模式2将科学方法从过时的机构和组织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为社会服务。确实，为了使得模式2能够快速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潜力，阻碍其发展的残余必须清除掉。模式2在实践方面的意义是深远的。
总之，关注科学研究中那些最多产的科学精英的时候会发现，模式2是科学研究的前沿。在后学院科学中为个别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刺激的工作环境”和“能够挑战的问题”，并且“与各领域背景的专家紧密合作”。进而，在社会的层次，模式2具有适应性、时代性、社会的责任感。模式2是科学和社会学二者的需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和实现它。没有强制要求所有机构接受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的规范和价值，虽然一些机构和学校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行动了很久，但是，实现的目标、机构管理的发展规律、社会竞争和技术决定因素，都还需要更大范围地修改。
参考文献：
[1]约翰·齐曼.真科学[M].曾国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2]约翰·齐曼.后学院科学：以系统和规范建构的知识[M]//奥利卡·舍格斯特尔.超越科学大战.黄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GIBBONS M，LIMOGES C，NOWOTNY H，SCHWARTZMAN S，SCOTT P，TROW M.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London & 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1994.
[4] NOWOTNY H，SCOTT P，GIBBONS M.Introduction‘mode 2’revisited：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J].Minerva，2003，41：179-194.
[5]GODIN B.Writing performative history：the new atlanti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8，28(3)：465-483.
[6]SHINN T. The triple helix and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prepackaged think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2，32(4)：599-614.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后学院科学；模式1；模式2
Abstract：The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issues in the debat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turn from academic science to post-academic science，there was a change of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group，GLNSST，brought forth Mode 2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ode 1 in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and seven years later，Mode 2 was perfected further in Re-Thinking Scien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de 2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context of application，trans-disciplinary context，heterogeneity of sites and practitioners，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lexivity，and various considerations. It takes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to the context of society，which fills up the gap between society and science，academy science and applied science，thus promotes the government，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universities，etc. to form a net so that they can play their maximal functions. In a word，Mode 2 is significan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 words：knowledge production；post-academic science；Mode 1；Mode 2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8)03-0021-05
一、新知识生产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认知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和工业试验室等)都发生了变化，每个层次以及其他社会环节相关方面，科学都得到了重新的定义，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发生变化，齐曼称之为在科学世界里发生了“一场悄然的革命”[1]83，出现了与发展了200年左右的学院科学相区别的后学院科学。
学院科学是个与应用科学相对的概念，这与默顿将科学与技术严格区分有关。学院科学首先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和德国，是指在大学里进行的科学研究，同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大量的学院设置中可以找到。默顿认为学院科学由“默顿规范”亦“科学的精神气质”所统摄。第一，从学院科学中科学研究者看，他们是“所有赞同理性和客观性的某种普遍原理的人，他们有很高的专业技能和信赖感，能够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1]37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学院科学作为整体是一种建制。本质上他是严重依赖于个人信任和机构信任的既定关系的一种社会秩序”[1]39，学院科学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组织对他们进行控制，没有被正式地系统化。学院科学最好被看作一种文化，而非是有组织的机构，其得益于私人的资助。
20世纪中期，随着二战后世界政局的改变，经济危机出现，大科学时代到来(大科学具有大规模、高投人、组织复杂化、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特点)，科学的生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学院科学正让位于后学院科学。科学已成为一个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体系，科学工作者分布在这个体系的高度职业化的位置上，从事着外行难于理解的知识生产。在这里，科学工作者领取薪俸，从事着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因此，原来的业余爱好者就难有立锥之地，科学成了一种高度建制化的行业，也成了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后学院科学是对紧迫的实际问题的无数及时解决的结果；是权宜之计的产物，而不是设计的结果。然而它建立了一种或多或少连贯的文化，不是因为它被规划成这样，而是因为科学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的自组织社会系统，它机会主义般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1]83齐曼认为，后学院科学并不像许多科学家仍期望的那样，只是短暂地偏离我们熟知的科学前进的轨道。它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它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是对直接实际问题的无数即时解决的结果。
二、新知识生产模式及其特点
1.新模式的提出
齐曼意识到了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过渡时期的混乱情境，但是“不太愿意推测从目前的混乱中最后会浮现出什么。但是现在有六个著名的科学学家——让我简称其为GLNSST小组——对科学的未来大胆地提出了一些可信的预测”[2]。这个可信的预测就是知识生产方式的“模式2”。
1994年GLNSST(注：GLNSST指Michael Gibbons，Camille Limoges，Helga Nowotny，Simon Schwartzman，Peter Scott，Martin Trow这六个著名的科学学家合著了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一书，在书中提出知识生产的新模式，故把此六人合称为“GLNSST”。)发表了《知识的新生产》(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后文简称为NPK)一书，说“大量的现象表明科学生产的方式正在发生着转变……在这本书中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些趋势，他们不是单独的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以一种知识生产的模式”[3]1。他们预言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提出了与科学知识生产“模式1”相区别的“模式2”。模式1和模式2代表了学院科学和后学院科学中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
2.新旧模式的比较
模式1 是指经典科学的牛顿模型。模式1中“科学”与“研究”同义，学院科学研究的是纯科学。获得知识的普遍的方法论用来确定所有研究者的活动，在有组织的安排下工作，很多研究者与制度条件和学术规则的认知结构没有关系，他们受到的是默顿规范的约束，即默顿于1942年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提出的“默顿规范”或“科学的精神气质”，包括公有主义、普遍主义、非谋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科学是“非常理性的”和“现代的”，并且只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西方社会有关，与科学共同体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有关，把解决问题的技术看作是全社会通用的[4]。
GLNSST称作的模式2与在学院科学语境中的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不同，学术活动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发生转化。模式2中知识是在更广的跨学科和社会经济语境中创造，最初发生在本地社会网络中；它是应用推动机制，解决问题是与成果的某些特定应用有关；问题解决的细节没有通过非组织化的媒体公开而成为知识；只有通过人们将它们在不同语境中应用得以传播；它的地方性和组织性都是暂时的，研究团体聚集—解散—分散到其他地方；模式2，科学项目可以在很多不同背景中进行，知识生产可以同时在大学、公共机构、研究中心和工业实验室，都由电子交流媒介所连接。这些就是模式2的特点：网络化、应用化、公开化、非组织化等。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通过模式1和模式2特征的对比，有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模式2(见表1)。
对比说明：①模式1中科学问题是由学院团体的喜好所决定的，模式2中与应用的各种语境相关，是根据社会用途的需要决定，“知识只有在各种行为者的喜好都考虑到时才能生产”[3]4；②模式1中问题的解决很重要的是依赖科学的学科资源，在模式2中他们重视在跨学科背景下各种能力和知识的结合，从而学科不再是“科学家必需的归属”[3]30；③模式2中实践者的经验和场所(非学院机构、政府的部门、咨询公司等)不同于模式1。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模式2中社会的组织愿意在平等和暂时的情况下出现在非正式的交流网络中，而在模式1中出现在更加同质和制度化的组织中工作；④与模式1的相对自治相反，模式2被赋予更强的社会责任，渗透在从部门设定到研究结果发布的整个过程，并在兴趣组织的代表和研究者的密切联系中很好地管理自己。要求所有参与者能够有对社会和人类贡献的意识，远不只是技术上的考虑，而在模式1中则仅要是技术上的考虑；⑤两种模式基于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模式1是群体观点，模式2增加了智力、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因素。
从而，模式2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是知识的社会传播的一个例子。模式2并不是排挤和替代模式1，而是对它进行补充。这些变化不仅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也在人类学中出现[3]3。正如GLNSST小组所概括的那样，模式2即使不完全，也在很大程度上在科学世界范围内超越模式1。
3.新模式的不足和发展
在NPK出版之前，虽然已经有对知识生产条件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经典自治的科学是有偏见存在的，自治总是相对的，科学家们焦虑于自己在社会地位中的判定标准。但是NPK是第一个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地对后学院科学中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政策性理由作详细的描述和标准化表述的著作。
但是，GLNSST的模式2也是存在不足的。首先，NPK中缺乏详尽的现实证据，对历史的考察缺乏全面性，看到了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但是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忽略了地域性的差异。其次，NPK表述了模式2的5个特点，并与模式1做了清晰的划分和比较，值得追究和质疑。Benoit Godin认为这5个特点中只有两个是它所特有的，即异质性和更多的社会复杂性[5]。他承认当今新的研究体系与70年前比确实是异质的，但GLNSST对于模式1中学术研究的异质性本身没有任何说明，他为1945年前研究真的是自治而惊讶，他认为那时科学家也不得不筹集资金。模式1也是异质的，只不过模式2具有更宽的异质性范围。他还反对GLNSST把模式1界定为群体观的特点，他认为模式1也有各个研究者的凸现，当每位研究者提交资金申请时，不是事实而是言辞：“成功获得研究资金依赖于满足了科学外的标准的复杂体，关系到社会优先权、适当性和责任感”[3]145。最后，NPK的模式2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察知识的传播，从而社会和科学有更多的融合，但是缺乏社会动力学的方法论，社会动力仿佛被看作是未加工而被给予的。Terry Shinn就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批评，他说：“NPK几乎没有提及科学和技术的进化问题、科学和技术与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问题。然而，它提供了关于科学从哪儿而来的很多预设暗示以及它将往哪儿发展。没有问题，却有很多答案……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来证明他的宣称，并且没有为未来经验的、历史的或社会学的工作制定规定……在书中，材料选择的维度上是十分小心控制的，定义了广泛普遍化力量的限制条件。这本书缺少能够推动研究进一步进行的方法论动力”[6]。
GLNSST在2001年又发表了《再看科学》一书(Re-Thinking Science，后简称RTS)，对知识发展的新模式做了再阐述和完善。RTS中表述的内容与NPK相似，都是对学院科学和科学知识与社会区别的总结；NPK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论，RTS则发展了这个主题，并将之确定为模式2的核心；RTS基于了更宽的社会条件，即在那个时代的后现代框架中审视科学，细化NPK称作模式2的东西，科学在异质的社会和经济语境中朝向在跨学科潮流中解决问题。
作为对NPK出版后诸多批评的回应和对自身思想的完善而产生的RTS，作者采用了自我批判的方式来做回答，也介绍了很多新的术语，或将现有的术语用于新的用法。通过这些术语细化改进了他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下面列举几个重要术语来分析RTS是如何将新模式进一步完善的。
第一，通过“颠倒的交流”强化社会动力学。RTS的第一部分强调了现代性晚期主要的社会和历史变化。作者提到科学和社会的共同进化，而不是寻求技术的或社会的决定论，或者一个隐藏着的形而上的角色。给出了社会转变的全球化途径，还严格地考虑了一些修辞上通常使用的观念。作者引入了体现后现代社会特点的概念“颠倒的交流”，即从社会到知识生产者的交流。社会决定了知识是什么，知识生产者接受并且随从之。知识是与社会相关的学习，并且通过国家、市场和工业之间流动的关系得到继承，知识生产是作为传递的工具。从而，在社会语境中，赋予知识产生以创新性和冒险性，审视和发展了“知识社会”。 通过“颠倒的交流”这一术语，RTS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定义了科学和知识的关系，不是科学决定知识，而改变了作用的方向，看到了社会对科学的作用，并且对科学持积极的态度。
第二，“语境化”对“异质性”做了说明，并将“语境化”细分为3个层次。RTS用“语境化”来将科学和社会“去区分化”。现代性已经被赋予了自然和文化、科学和社会的区分，后现代要求“异质的”并且异质性不拒绝区分。“语境化”并不代表“语境”，它表示一个过程。同时，RTS还通过很多现实中具体的例子来确定和分析了语境化的3个阶段：“弱语境化”、“中语境化”和“强语境化”。这是根据与语境联系的强弱和充分程度划分的：在强语境化中以国家利益和官方限制为重；中语境化是因为与相关语境的联系不充分，知识生产没有计划，或者没有模式2的客体；在弱语境化中知识产生并且做决定的时候是全民参与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RTS认为NPK揭示了一个新的认识论，他们称为“社会活力的知识”，它是指科学家对明确表达有前途的研究的偏好假设，通过它们可能造出的“新鲜的事物”得以表现。“社会活力的知识”包括应用指向的系统化、目标驱动的研究和学习。这弥补了NPK关于制度化建设的不足。作者认为在复杂变动的语境(如：不断需求科学带来财富、使用者期望的升高、意识到伦理的重要性、环境的关怀、社会公正的要求等等，这些都是语境化之激烈化的表现)中，我们通过社会活力特别应该理解5点：①观点不是相对的，而是理性的，因为社会活力只能够通过某种特定的语境来评判；②要获得社会活力和稳定性，就必须忍受不断的处理和反复；③在社会活力和知识宣言的可接受性之间有区别，即便他们是不可分的；④当科学被社会知识渗透和得到提高的时候，研究活力也就获得了；⑤知识是社会活力，当经验地被认为并且证实，便服从于频繁的测试和提高。
确实，一旦知识的社会活力被智慧地讨论的时候，科学的传统范式就逆转了。科学方法由还原、正常化、样本化、控制外在因素构成，从而，好科学的名声依赖于被产生的东西，而不是社会的传播增加。如今，除了可靠性，科学评价的新的视野在于社会，并且在拓宽。
总之，虽然RTS仍然遗留一些问题，比如：语境化模型与模式1和模式2的关系如何?语境化包含了科学和社会的共同根基么?作者没有揭示和讨论语境化的结果，也没有对原先预想的语境化的结果做讨论。然而，正如人们正期待的那样，RTS通过语境化达到了它原先的目的，即解释了科学的社会制度维度。GLNSST通过RTS的完成，清楚地陈述了知识产生的主宰范式的改变。概括言之，RTS的重点在于4点：第一，知识生产的新形式是更广的社会进展的伴随；第二，虽然科学总是对社会“讲话”，但是如今传统交流渠道转换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语境回叙”；第三，语境化过程的增加驱动了科学超越其本身的最初生产可靠的知识的任务，并且描绘了新的公共竞技场，或市场、场所，在那里，新的科学规则通过“协商、和解、咨询和争论”得以实现；第四，在公共和社会的范围内，等待科学和技术的语境种类和密度挑战他们，使得他们通过另外的成为社会活力的素质来生产知识。
三、GLNSST模式2的意义
GLNSST的《知识的新生产》，希望能够对于讨论知识生产的未来有所贡献[4]，尽管如前文所述，在《知识的新生产》中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在后来的《再看科学》中，知识发展的新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他们提出的模式2在后学院科学背景中有斐然的意义：
首先，将科学政策和科学知识放在更广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去谈。GLNSST关注知识本质改变、科学的社会学习、教育系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思想的爆发是在全球化视野中，高等教育、政府或商业部门中的政策制定者，靠他们对最近社会上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的洞察力来制定、选择政策。在《再看科学》中，通过“社会活力的知识”的论述，提供了具体的应用指向的系统化方案和目标驱动。
其次，GLNSST提出的模式2，不仅仅是从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的标志，他们也填补了学院科学和应用科学分离的鸿沟，这种鸿沟根源于历史的学院科学中：大学中开展的学术科学和在工业实验室中开展的工业科学的间隙。这种间隙和两种社会体系的真实的文化差别一致，他们不能轻易地在同一屋檐下共存，但是，各自的存在却总是被理解为是对方持续有效存在的关键。在《再看科学》中进一步通过语境化来使科学和社会“去区分化”，并将语境化分为弱语境化、中语境化和强语境化，使得科学适应了各种环境，为科学社会和认知动力学提供了背景，成为科学技术政策制定的基础。从而，知识生产的新方式确实填补了科学和社会的这一鸿沟。
同时，模式2向政府提出了挑战，全国性机构需要更加透明，政府通过政策在这个方向上予以促进。似乎很讽刺的是，为了维持科学和技术的能力，政府在早先建立的机构上进行改进。 但是，与别的很显然的固定观点一样，这些机构的功能和目的需要在模式2的启发下实现。模式2将科学方法从过时的机构和组织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为社会服务。确实，为了使得模式2能够快速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潜力，阻碍其发展的残余必须清除掉。模式2在实践方面的意义是深远的。
总之，关注科学研究中那些最多产的科学精英的时候会发现，模式2是科学研究的前沿。在后学院科学中为个别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刺激的工作环境”和“能够挑战的问题”，并且“与各领域背景的专家紧密合作”。进而，在社会的层次，模式2具有适应性、时代性、社会的责任感。模式2是科学和社会学二者的需要，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和实现它。没有强制要求所有机构接受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的规范和价值，虽然一些机构和学校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行动了很久，但是，实现的目标、机构管理的发展规律、社会竞争和技术决定因素，都还需要更大范围地修改。
参考文献：
[1]约翰·齐曼.真科学[M].曾国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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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WOTNY H，SCOTT P，GIBBONS M.Introduction‘mode 2’revisited：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J].Minerva，2003，41：179-194.
[5]GODIN B.Writing performative history：the new atlanti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8，28(3)：46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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