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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根生并没有真的离开他的圈子，离开乳业，甚至并没有真正离开蒙牛。
“改变，正在发生”
9月20日，这是蒙牛乳业（2319.HK）新品牌形象发布会开场VCR的第一句话。当晚，蒙牛发布了全新的主视觉、品牌广告及产品包装。创立至今13年来，这是蒙牛首次大规模形象切换。
“我们希望，以一滴奶的形象，回归牛奶的本质。”由中粮集团委派、5个月前刚刚出任蒙牛乳业总裁一职的孙伊萍在发布会上表示，“蒙牛发布的新形象、新理念，不是单纯外在的视觉转变，而是蒙牛对企业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的回归和重温。”
从1999年开始，这家由牛根生领导创立的乳业公司，以让业界为之侧目的增长速度快速崛起，其创始团队和投资方亦从资本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与其高速增长始终相伴的，却是不断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即便是在2009年7月央企中粮集团入主蒙牛之后，情况依然未能发生明显的改观。
如今，这场由大股东中粮主导的“形象切换”显然意味着，它正在努力摆脱“旧蒙牛”的种种阴影。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称，蒙牛可以不赚钱，但必须把好质量关。当然，这注定将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而对于以牛根生为代表的创业团队来说，蒙牛乳业已经成为过去时，不管是作为荣耀，还是原罪。
两个月前的7月31日，蒙牛乳业宣布，前总裁杨文俊“因个人事业发展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职务”。作为最后一个留守在蒙牛的创业元老，杨的离去，宣告了蒙牛彻底告别了“牛根生时代”。
更早的2011年6月，牛根生已辞去蒙牛乳业“董事会主席”一职，仅保留非执行董事身份，不再参与蒙牛的管理。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中粮入主之后，牛根生就已经逐渐隐退幕后。一位在2009年左右加入蒙牛的中层员工回忆称，自他来到蒙牛，就从没在公司内部见到过牛根生。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是蒙牛乳业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在那之前，无论是蒙牛还是牛根生本人，都曾以“公益”形象高调示人，但这起席卷整个中国乳业的特大食品安全事故，以及蒙牛之后不断爆出的、或大或小的其它食品问题，对蒙牛和牛根生个人，均造成了巨大的、持续的负面影响。
从那时起，围绕牛根生的不再只有正面评价，质疑声渐渐增多。而牛根生2008年的那份“万言书”，甚至被评价为一个作秀过头的失败案例。在外界看来，让牛根生痛哭流涕的“外资恶意收购”风险，只不过是蒙牛对增速的过度追求，以及管理层不断出售股权套现的必然恶果。
之后，牛根生变得谨慎而低调。2011年辞去在蒙牛乳业的职务后，他更是深居简出。当被问及“牛根生现在在做什么”，一位蒙牛人士脱口而出：“伪装。”言下之意是，他希望脱离公众的视野。
但牛根生并没有真的离开他的圈子，离开乳业，甚至并没有真正离开蒙牛。凭借从蒙牛乳业攫取的第一桶金，他和蒙牛的创业元老们，依旧活跃在蒙牛的上下游，活跃于实业和资本市场，以慈善、投资或者再创业的名义。
牛根生混圈子
杨文俊离开蒙牛乳业之时，牛根生刚刚结束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组织的访英之旅。
这次访问是受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围绕“工商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中国企业家与英国政商学界展开对话。访问团成员，除了牛根生，还包括了柳传志、俞敏洪、朱新礼、马蔚华、曹国伟等近30名国内知名企业家。
显然，牛根生的心情并没有受到老部下辞职的影响。7月27日晚，他甚至和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们身着中国奥运队队服，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提出“统一着装”建议的，正式牛根生。
搜索牛根生去年一年的行迹，他参与的仅有的几次公开活动，均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有关。在访英之前，他出席了在广州举办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高峰论坛、在武汉举办的绿公司年会。2010年，他还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了美国。
“我们全年要组织20多个活动，理事长柳传志出席率接近100%，牛总虽然没有这么多，但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于2006年由《中国企业家》前社长刘东华发起、20位知名企业家共同创立的一个独立的民间非营利机构，当时的创始人包括了柳传志、宁高宁、马云、牛根生等人，他们也成了俱乐部最早的理事成员。
程虹称，俱乐部成立的初衷和使命便是“推动商业正气”。由于理事均是拥有20至30年的创业经历，有创业积累和经验，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去找到其共同价值，做系统的总结梳理，并推进这个群体的对外交流和国际化。
当然，俱乐部对于入会者的条件，也有相当严格的标准。程虹介绍称，“硬”条件包括对会员所处的行业位置以及企业体量的规定，一般来说，单体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当然，很多企业都在500亿元以上，千亿以上的都好几个”，并处于细分行业的前三位；而“软”条件则有，会员为企业第一代创始人，有思考和分享的能力，在圈里有良好的口碑，有慈善公益的记录，等等。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前的牛根生，无疑符合所有的条件。而如此的高门槛，也使得该组织从诞生之日，便被看作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俱乐部。
程虹表示，俱乐部每年会举行一次国际访问，例如去年的美国，今年的英国，以及绿公司年会、“世界地球日”的活动，同时每年还有理事企业间的互访、理事间的餐会等。“过去5年，我们走访了20多个企业。”
同时，俱乐部还成立了高尔夫球队，并由牛根生出任队长。“他（牛根生）其实更喜欢打网球，但是他也愿意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力量，所以才当了队长。”柳传志在不久前的媒体采访时谈到自己的高尔夫爱好时称，“我跟宁高宁、牛根生他们，都这么来来回回地打过，这种方式让我对打球更有兴趣。”
在多次这样的互访和活动中，企业家们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并在日后让包括牛根生在内的成员们受益匪浅。
2008年10月，牛根生那封“万言书”，致信对象正是这些理事。在万言书中，牛根生公开称，得知蒙牛当时所处的窘境（面临“外资恶意并购”风险），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而“新东方俞敏洪董事长闻讯后，二话没说，火速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江南春董事长也为老牛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 而宁高宁与牛根生，不仅同为俱乐部创始人和理事，还是球友。这样的一层关系，也直接助推了2009年的“中粮入股蒙牛”。宁高宁直言，中粮入股蒙牛，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老外赶跑”。这样的逻辑，与众理事之前的“集体救火”之举一脉相承。用宁高宁的话说：“我和牛总见面的时候已经有了框架了，再见面有了细节，再见面就签字了。”
类似的情形，最近还发生在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身上。据称，浑水在美国做空新东方事件刚一爆发，俞敏洪当天就打电话给程虹求助，之后，多位理事第一时间把俞敏洪约了出来，听他谈事情的经过，替他出谋划策。
当时，距离俱乐部英国之行只有四天，俞敏洪申请延后两天与大家会合。就在这两天，俞敏洪又接到很多电话，其中有很多来自俱乐部的其他理事，“传递的都是支持和安慰的声音”。
而在危机解除之后，俞敏洪赶到英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大巴上的话筒感谢在座的每一个人，“（股价）连续跳水的那几天，我知道还有这么一群兄弟在我身边，很温暖”。
这样的事件，常常让很多人感叹牛根生、俞敏洪的幸运，同时也感叹企业家俱乐部这个圈子内部的互助力量。
或许，这也解释了，在告别蒙牛之后的一年多，处于“隐居”状态的牛根生，为什么仍会坚持公开出席企业家俱乐部的各种活动。这里不仅仅是他曾经的庇护所，还可能是他未来商业机会的发源地。“他非常重视这个圈子和平台。”程虹说。
老牛的“慈善”
当然，相比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牛根生更愿意将自己的“退休”生活归于“慈善”二字。此前，蒙牛乳业公告对牛根生辞任的解释也是，他“拟将大部分时间投入慈善事业，实现数年来的夙愿”。
而日前，老牛基金会方面明确对本刊记者表示，老牛基金会是牛根生从事慈善事业的唯一平台。成立于2004年12月28日的老牛基金会，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机关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目前，老牛基金会持有的现金和股权，总资金应该在35亿元至40亿元人民币之间。”8月底，老牛基金会向记者确认，并称其与蒙牛乳业并无关系。
但从资金来源上说，老牛基金会从成立伊始，便与蒙牛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据老牛基金会网站介绍，2005年1月，牛根生携家人捐赠了蒙牛乳业全部股份，并约定：在他有生之年，该等股份红利所得的51%归老牛基金会，49%归个人支配（而实际执行比例为，红利的67%归老牛基金会，33%归个人支配）；而待他天年之后，该等股份的红利100%归老牛基金会，家人只领取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生活费。
老牛基金会告诉本刊记者，基金会的现金来源分为三部分，一是牛根生未变现股份的红利；二是2009年出售股份所得资金；三则是原蒙牛乳业管理层的捐款，即在与外资股东“对赌”中获利的股票变现的一半现金。
这三部分中，第二部分的资金最多，达9亿多元；其次为管理层捐款，其中也包括了牛根生本人，他的捐款在14位管理层中占比近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0月，牛根生的“万言书”的主要背景，正是老牛基金会将牛根生所捐献的其中一部分蒙牛股权（占蒙牛香港上市公司4.5%）抵押给了摩根士丹利。据牛根生此后称，抵押股权，源于老牛基金会出现了资金困难。
基金会事后也对记者表示，当时基金会有扩大业务、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对资金的需求较大，仅依靠每年红利，没有大规模的变现交易是不行的。
2009年7月，中粮入主蒙牛时，其所获得股权，除了新股增发，一部分还来自于牛根生旗下的老牛基金会以及管理层的套现，总计金额达11.58亿港元，其中，老牛基金会卖出了其持有的全部蒙牛乳业股权，收回现金9.55亿港元。
2010年7月19日，根据老牛基金会网站信息，经有关部门批复，牛根生名下最后持有的内蒙古蒙牛（蒙牛乳业旗下核心公司）2.63%的股份，也与老牛基金会办理完捐赠法律手续。至此，牛根生名下持有的内蒙古蒙牛股份，已全部履行完法律手续，归于老牛基金会。
2010年12月28日，蒙牛乳业在香港宣布，牛根生已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Hengxin信托，以贡献公益慈善事业。至此，牛根生所有蒙牛乳业股权，捐赠完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蒙牛乳业的介绍，Hengxin信托为一个不可撤销的信托，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会及与其合作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内蒙古慈善总会等公益慈善组织。
也就是说，这最后一部分的股权，并没有完全给予老牛基金会。但老牛基金会对记者解释称，老牛基金会应该算是该信托最主要的受益方，而且，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目前也是Hengxin信托三个保护人之一。一位律师分析称，这个信托是牛根生授权瑞士银行设立的，信托未来发展的方向，肯定与牛根生的意愿有很大的关联。
“其实，老牛基金会也对一些慈善组织进行捐赠，以及合作。”老牛基金会告诉记者，以2011年1月11日成立的深圳壹基金为例，老牛基金会便曾对其进行捐赠，而牛根生也是其11人的理事会成员之一。
目前，老牛基金会的主要业务活动包括，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救灾帮困等其他公益慈善事业。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基金会的捐款总额为3.05亿元。“相比而言，环保和文化教育是我们更加重视的领域。”老牛基金会对记者表示。
2009年，中粮入主蒙牛时，中粮董事长宁高宁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朋友牛根生：“我去了蒙牛，他没有带我看任何工厂，带我去了两个地方，很远的地方，一个是他治理的河，第二个是河两边种的菜和树苗，种的西瓜，这就是他现在干的事。”
老牛基金会目前为何以“环保公益”为主要方向，牛根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牛总在基金会中没有决策权，不参与项目的具体定夺和操作。”按照老牛基金会此前给记者的说法，牛根生在基金会中实则为两个身份，一是主要捐赠人，二是基金会的名誉会长。而牛根生的捐赠一旦完成，“双方的法律义务就固定下来了”。 据介绍，牛根生通过四种方式对基金会“施加影响”。首先，牛根生会为基金会的发展规划、构想提供建议。其次，牛根生作为社会名人，拥有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关系，能提供一些行业信息。比如，与李连杰的壹基金的合作，就由他牵线而成。其三，牛根生会出席一些慈善活动，做公益宣传。例如，他曾亲自参加地震灾区的援助项目。此外，牛根生还会参加基金会的年会，听取秘书处的工作报告，交流意见。
在牛根生从蒙牛乳业辞职之后，他在老牛基金会的角色是否会发生转变？“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调整。牛总在此之前已经投入很大的精力在慈善事业上，这是一贯的。今后，应该是会更频繁地做这些事情吧。”老牛基金会对本刊记者称。
绕不开的生意
当然，没有人会把老牛基金会的“慈善”动机设想得过于纯粹。
2012年9月28日，一家名为“蒙草抗旱”（300355.SZ）的公司登陆创业板，上市首日便暴涨91.1%。但相比其在低迷市况下的惊人股价表现，引发外界更多关注的却是，这家企业中闪现着众多前蒙牛高管的身影。
根据蒙草抗旱招股书，持有其11.83%股份的第二大股东为孙先红。作为蒙牛乳业创业元老的孙先红，曾在蒙牛任职10年之久，历任蒙牛集团副总裁等要职，至今仍持有蒙牛集团0.22%的股份。蒙牛乳业前CFO姚同山，则为蒙草抗旱第五大股东，持股5.25%。
此外，现任蒙草抗旱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赵燕，此前也任蒙牛乳业财务主任长达7年。蒙草抗旱董事、董秘田磊，则历任蒙牛乳业证券部部长、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新闻发言人。蒙草抗旱监事会职工监事于玲玲，也曾在蒙牛乳业任职8年。
蒙草抗旱招股说明书显示，其主营业务为“从事国内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园林景观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苗木培育”。虽然，蒙草抗旱的主营业务，与蒙牛并无交集，但却与老牛基金会的“环保公益”项目，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那么，在生态建设项目上，蒙草抗旱是否会与目前专注于环保事业的老牛基金会展开合作呢？蒙草抗旱董秘田磊，否认了这一猜测。
不过，在蒙牛旧部的其他“再创业”项目中，老牛基金会与蒙牛乳业扮演的角色，则要清晰得多。已于2010年11月在香港上市的现代牧业（1117.HK），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现代牧业前身为领先牧业，由蒙牛乳业原副董事长邓九强等前高管及其亲属等13名自然人和蒙牛马鞍山公司于2005年9月创办。除了邓九强外，现代牧业财务总监孙玉刚，之前曾出任蒙牛财务及投资部经理，而其营运副总经理陈红波、张海鹰，也均来自蒙牛。
2007年底，老牛基金会成立了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基金“老牛创投”，现代牧业就是其最广为人知的手笔。不过，“老牛创投”后来被悄无声息地注销了。在现代牧业上市之前，邓九强接连引入的投资机构中，除了KKR、鼎晖，还有Brightmoon这个陌生的名字。资料显示，Brightmoon隶属于成立于2010年7月的Hengxin信托。如前文所言，老牛基金会，是Hengxin信托的主要受益人。
在经历了四轮股权融资后，现代牧业最终由KKR、鼎晖创投和牛根生设立的慈善信托公司Brightmoon三方，通过Aquitair公司而成为控股股东，共同持有现代牧业50.5%的股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牧业的“角色定位”是蒙牛的奶源供应商。据其招股说明书，现代牧业对蒙牛集团的销售额，分别约占其2008至2011财年原料奶总销售额的98.9%、99.6%、97.6%和97.4%。
根据双方的协议，2008至2018年这10年内，现代牧业70%的奶源必须供应给蒙牛。可以说，现代牧业为蒙牛乳业填补了在奶源上的巨大短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蒙牛乳业亦扮演了现代牧业“孵化器”的角色。事实上，成立不到5年，依附蒙牛而生的现代牧业已迅速壮大，并在2010年末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
不过，让蒙牛乳业不安的是，壮大之后的现代牧业，已越来越不满足于扮演“奶源供应商”的角色。自2009年起，现代牧业就已经开始在北京及呼和浩特地区进行小规模的终端产品试水。而目前，“现代牧业”品牌的巴氏奶（低温杀菌），在市场上已经是随处可见。现代牧业2011年财报还披露，其已推出自有品牌的常温奶（超高温灭菌奶），在国内主要城市北京、合肥以及中山等地区均有销售。也就是说，曾经作为蒙牛乳业供应商存在的现代牧业，正在变成蒙牛的竞争对手。
此前有传闻称，蒙牛乳业正在洽购现代牧业。业内普遍认为，蒙牛已经意识到现代牧业对它的威胁。不过，蒙牛方面对此表示了否认。
而另一家由蒙牛原高管创立的乳企“圣牧高科”，也正复制着现代牧业的模式。资料显示，圣牧高科于2009年由蒙牛乳业前CFO姚同山创立，是一家以内蒙古为基地的奶牛养殖企业。圣牧高科的定位在“有机”二字，据其官网介绍，目前已经拥有8个牧场，并希望到2013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巴彦淖尔建成8万头的优质奶牛养殖基地。
一位圣牧高科内部员工透露，除了姚同山之外，公司的领导都是蒙牛下来的，“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挤奶往蒙牛送”，“现在，我们规模还挺大，每个牧场都有几千头牛”。
同样背靠蒙牛乳业的圣牧高科，2011年已明确提出了“三年内上市”的目标。此前，其已引入了景林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的私募投资。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7月初，圣牧高科出品的终端产品——“全程有机奶”，已经在众多一线城市和京东等电商平台同步上市。这也意味着，圣牧高科将与现代牧业一起，在高端乳品市场与蒙牛展开竞争。
编辑：刘鹏 [email protected]
“改变，正在发生”
9月20日，这是蒙牛乳业（2319.HK）新品牌形象发布会开场VCR的第一句话。当晚，蒙牛发布了全新的主视觉、品牌广告及产品包装。创立至今13年来，这是蒙牛首次大规模形象切换。
“我们希望，以一滴奶的形象，回归牛奶的本质。”由中粮集团委派、5个月前刚刚出任蒙牛乳业总裁一职的孙伊萍在发布会上表示，“蒙牛发布的新形象、新理念，不是单纯外在的视觉转变，而是蒙牛对企业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的回归和重温。”
从1999年开始，这家由牛根生领导创立的乳业公司，以让业界为之侧目的增长速度快速崛起，其创始团队和投资方亦从资本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与其高速增长始终相伴的，却是不断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即便是在2009年7月央企中粮集团入主蒙牛之后，情况依然未能发生明显的改观。
如今，这场由大股东中粮主导的“形象切换”显然意味着，它正在努力摆脱“旧蒙牛”的种种阴影。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称，蒙牛可以不赚钱，但必须把好质量关。当然，这注定将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而对于以牛根生为代表的创业团队来说，蒙牛乳业已经成为过去时，不管是作为荣耀，还是原罪。
两个月前的7月31日，蒙牛乳业宣布，前总裁杨文俊“因个人事业发展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职务”。作为最后一个留守在蒙牛的创业元老，杨的离去，宣告了蒙牛彻底告别了“牛根生时代”。
更早的2011年6月，牛根生已辞去蒙牛乳业“董事会主席”一职，仅保留非执行董事身份，不再参与蒙牛的管理。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中粮入主之后，牛根生就已经逐渐隐退幕后。一位在2009年左右加入蒙牛的中层员工回忆称，自他来到蒙牛，就从没在公司内部见到过牛根生。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是蒙牛乳业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在那之前，无论是蒙牛还是牛根生本人，都曾以“公益”形象高调示人，但这起席卷整个中国乳业的特大食品安全事故，以及蒙牛之后不断爆出的、或大或小的其它食品问题，对蒙牛和牛根生个人，均造成了巨大的、持续的负面影响。
从那时起，围绕牛根生的不再只有正面评价，质疑声渐渐增多。而牛根生2008年的那份“万言书”，甚至被评价为一个作秀过头的失败案例。在外界看来，让牛根生痛哭流涕的“外资恶意收购”风险，只不过是蒙牛对增速的过度追求，以及管理层不断出售股权套现的必然恶果。
之后，牛根生变得谨慎而低调。2011年辞去在蒙牛乳业的职务后，他更是深居简出。当被问及“牛根生现在在做什么”，一位蒙牛人士脱口而出：“伪装。”言下之意是，他希望脱离公众的视野。
但牛根生并没有真的离开他的圈子，离开乳业，甚至并没有真正离开蒙牛。凭借从蒙牛乳业攫取的第一桶金，他和蒙牛的创业元老们，依旧活跃在蒙牛的上下游，活跃于实业和资本市场，以慈善、投资或者再创业的名义。
牛根生混圈子
杨文俊离开蒙牛乳业之时，牛根生刚刚结束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组织的访英之旅。
这次访问是受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围绕“工商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中国企业家与英国政商学界展开对话。访问团成员，除了牛根生，还包括了柳传志、俞敏洪、朱新礼、马蔚华、曹国伟等近30名国内知名企业家。
显然，牛根生的心情并没有受到老部下辞职的影响。7月27日晚，他甚至和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们身着中国奥运队队服，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提出“统一着装”建议的，正式牛根生。
搜索牛根生去年一年的行迹，他参与的仅有的几次公开活动，均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有关。在访英之前，他出席了在广州举办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高峰论坛、在武汉举办的绿公司年会。2010年，他还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了美国。
“我们全年要组织20多个活动，理事长柳传志出席率接近100%，牛总虽然没有这么多，但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于2006年由《中国企业家》前社长刘东华发起、20位知名企业家共同创立的一个独立的民间非营利机构，当时的创始人包括了柳传志、宁高宁、马云、牛根生等人，他们也成了俱乐部最早的理事成员。
程虹称，俱乐部成立的初衷和使命便是“推动商业正气”。由于理事均是拥有20至30年的创业经历，有创业积累和经验，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去找到其共同价值，做系统的总结梳理，并推进这个群体的对外交流和国际化。
当然，俱乐部对于入会者的条件，也有相当严格的标准。程虹介绍称，“硬”条件包括对会员所处的行业位置以及企业体量的规定，一般来说，单体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当然，很多企业都在500亿元以上，千亿以上的都好几个”，并处于细分行业的前三位；而“软”条件则有，会员为企业第一代创始人，有思考和分享的能力，在圈里有良好的口碑，有慈善公益的记录，等等。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前的牛根生，无疑符合所有的条件。而如此的高门槛，也使得该组织从诞生之日，便被看作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俱乐部。
程虹表示，俱乐部每年会举行一次国际访问，例如去年的美国，今年的英国，以及绿公司年会、“世界地球日”的活动，同时每年还有理事企业间的互访、理事间的餐会等。“过去5年，我们走访了20多个企业。”
同时，俱乐部还成立了高尔夫球队，并由牛根生出任队长。“他（牛根生）其实更喜欢打网球，但是他也愿意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力量，所以才当了队长。”柳传志在不久前的媒体采访时谈到自己的高尔夫爱好时称，“我跟宁高宁、牛根生他们，都这么来来回回地打过，这种方式让我对打球更有兴趣。”
在多次这样的互访和活动中，企业家们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并在日后让包括牛根生在内的成员们受益匪浅。
2008年10月，牛根生那封“万言书”，致信对象正是这些理事。在万言书中，牛根生公开称，得知蒙牛当时所处的窘境（面临“外资恶意并购”风险），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而“新东方俞敏洪董事长闻讯后，二话没说，火速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江南春董事长也为老牛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 而宁高宁与牛根生，不仅同为俱乐部创始人和理事，还是球友。这样的一层关系，也直接助推了2009年的“中粮入股蒙牛”。宁高宁直言，中粮入股蒙牛，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老外赶跑”。这样的逻辑，与众理事之前的“集体救火”之举一脉相承。用宁高宁的话说：“我和牛总见面的时候已经有了框架了，再见面有了细节，再见面就签字了。”
类似的情形，最近还发生在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身上。据称，浑水在美国做空新东方事件刚一爆发，俞敏洪当天就打电话给程虹求助，之后，多位理事第一时间把俞敏洪约了出来，听他谈事情的经过，替他出谋划策。
当时，距离俱乐部英国之行只有四天，俞敏洪申请延后两天与大家会合。就在这两天，俞敏洪又接到很多电话，其中有很多来自俱乐部的其他理事，“传递的都是支持和安慰的声音”。
而在危机解除之后，俞敏洪赶到英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大巴上的话筒感谢在座的每一个人，“（股价）连续跳水的那几天，我知道还有这么一群兄弟在我身边，很温暖”。
这样的事件，常常让很多人感叹牛根生、俞敏洪的幸运，同时也感叹企业家俱乐部这个圈子内部的互助力量。
或许，这也解释了，在告别蒙牛之后的一年多，处于“隐居”状态的牛根生，为什么仍会坚持公开出席企业家俱乐部的各种活动。这里不仅仅是他曾经的庇护所，还可能是他未来商业机会的发源地。“他非常重视这个圈子和平台。”程虹说。
老牛的“慈善”
当然，相比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牛根生更愿意将自己的“退休”生活归于“慈善”二字。此前，蒙牛乳业公告对牛根生辞任的解释也是，他“拟将大部分时间投入慈善事业，实现数年来的夙愿”。
而日前，老牛基金会方面明确对本刊记者表示，老牛基金会是牛根生从事慈善事业的唯一平台。成立于2004年12月28日的老牛基金会，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机关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目前，老牛基金会持有的现金和股权，总资金应该在35亿元至40亿元人民币之间。”8月底，老牛基金会向记者确认，并称其与蒙牛乳业并无关系。
但从资金来源上说，老牛基金会从成立伊始，便与蒙牛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据老牛基金会网站介绍，2005年1月，牛根生携家人捐赠了蒙牛乳业全部股份，并约定：在他有生之年，该等股份红利所得的51%归老牛基金会，49%归个人支配（而实际执行比例为，红利的67%归老牛基金会，33%归个人支配）；而待他天年之后，该等股份的红利100%归老牛基金会，家人只领取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生活费。
老牛基金会告诉本刊记者，基金会的现金来源分为三部分，一是牛根生未变现股份的红利；二是2009年出售股份所得资金；三则是原蒙牛乳业管理层的捐款，即在与外资股东“对赌”中获利的股票变现的一半现金。
这三部分中，第二部分的资金最多，达9亿多元；其次为管理层捐款，其中也包括了牛根生本人，他的捐款在14位管理层中占比近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10月，牛根生的“万言书”的主要背景，正是老牛基金会将牛根生所捐献的其中一部分蒙牛股权（占蒙牛香港上市公司4.5%）抵押给了摩根士丹利。据牛根生此后称，抵押股权，源于老牛基金会出现了资金困难。
基金会事后也对记者表示，当时基金会有扩大业务、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对资金的需求较大，仅依靠每年红利，没有大规模的变现交易是不行的。
2009年7月，中粮入主蒙牛时，其所获得股权，除了新股增发，一部分还来自于牛根生旗下的老牛基金会以及管理层的套现，总计金额达11.58亿港元，其中，老牛基金会卖出了其持有的全部蒙牛乳业股权，收回现金9.55亿港元。
2010年7月19日，根据老牛基金会网站信息，经有关部门批复，牛根生名下最后持有的内蒙古蒙牛（蒙牛乳业旗下核心公司）2.63%的股份，也与老牛基金会办理完捐赠法律手续。至此，牛根生名下持有的内蒙古蒙牛股份，已全部履行完法律手续，归于老牛基金会。
2010年12月28日，蒙牛乳业在香港宣布，牛根生已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Hengxin信托，以贡献公益慈善事业。至此，牛根生所有蒙牛乳业股权，捐赠完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蒙牛乳业的介绍，Hengxin信托为一个不可撤销的信托，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会及与其合作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内蒙古慈善总会等公益慈善组织。
也就是说，这最后一部分的股权，并没有完全给予老牛基金会。但老牛基金会对记者解释称，老牛基金会应该算是该信托最主要的受益方，而且，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目前也是Hengxin信托三个保护人之一。一位律师分析称，这个信托是牛根生授权瑞士银行设立的，信托未来发展的方向，肯定与牛根生的意愿有很大的关联。
“其实，老牛基金会也对一些慈善组织进行捐赠，以及合作。”老牛基金会告诉记者，以2011年1月11日成立的深圳壹基金为例，老牛基金会便曾对其进行捐赠，而牛根生也是其11人的理事会成员之一。
目前，老牛基金会的主要业务活动包括，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救灾帮困等其他公益慈善事业。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基金会的捐款总额为3.05亿元。“相比而言，环保和文化教育是我们更加重视的领域。”老牛基金会对记者表示。
2009年，中粮入主蒙牛时，中粮董事长宁高宁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朋友牛根生：“我去了蒙牛，他没有带我看任何工厂，带我去了两个地方，很远的地方，一个是他治理的河，第二个是河两边种的菜和树苗，种的西瓜，这就是他现在干的事。”
老牛基金会目前为何以“环保公益”为主要方向，牛根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牛总在基金会中没有决策权，不参与项目的具体定夺和操作。”按照老牛基金会此前给记者的说法，牛根生在基金会中实则为两个身份，一是主要捐赠人，二是基金会的名誉会长。而牛根生的捐赠一旦完成，“双方的法律义务就固定下来了”。 据介绍，牛根生通过四种方式对基金会“施加影响”。首先，牛根生会为基金会的发展规划、构想提供建议。其次，牛根生作为社会名人，拥有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关系，能提供一些行业信息。比如，与李连杰的壹基金的合作，就由他牵线而成。其三，牛根生会出席一些慈善活动，做公益宣传。例如，他曾亲自参加地震灾区的援助项目。此外，牛根生还会参加基金会的年会，听取秘书处的工作报告，交流意见。
在牛根生从蒙牛乳业辞职之后，他在老牛基金会的角色是否会发生转变？“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调整。牛总在此之前已经投入很大的精力在慈善事业上，这是一贯的。今后，应该是会更频繁地做这些事情吧。”老牛基金会对本刊记者称。
绕不开的生意
当然，没有人会把老牛基金会的“慈善”动机设想得过于纯粹。
2012年9月28日，一家名为“蒙草抗旱”（300355.SZ）的公司登陆创业板，上市首日便暴涨91.1%。但相比其在低迷市况下的惊人股价表现，引发外界更多关注的却是，这家企业中闪现着众多前蒙牛高管的身影。
根据蒙草抗旱招股书，持有其11.83%股份的第二大股东为孙先红。作为蒙牛乳业创业元老的孙先红，曾在蒙牛任职10年之久，历任蒙牛集团副总裁等要职，至今仍持有蒙牛集团0.22%的股份。蒙牛乳业前CFO姚同山，则为蒙草抗旱第五大股东，持股5.25%。
此外，现任蒙草抗旱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赵燕，此前也任蒙牛乳业财务主任长达7年。蒙草抗旱董事、董秘田磊，则历任蒙牛乳业证券部部长、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新闻发言人。蒙草抗旱监事会职工监事于玲玲，也曾在蒙牛乳业任职8年。
蒙草抗旱招股说明书显示，其主营业务为“从事国内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园林景观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苗木培育”。虽然，蒙草抗旱的主营业务，与蒙牛并无交集，但却与老牛基金会的“环保公益”项目，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那么，在生态建设项目上，蒙草抗旱是否会与目前专注于环保事业的老牛基金会展开合作呢？蒙草抗旱董秘田磊，否认了这一猜测。
不过，在蒙牛旧部的其他“再创业”项目中，老牛基金会与蒙牛乳业扮演的角色，则要清晰得多。已于2010年11月在香港上市的现代牧业（1117.HK），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现代牧业前身为领先牧业，由蒙牛乳业原副董事长邓九强等前高管及其亲属等13名自然人和蒙牛马鞍山公司于2005年9月创办。除了邓九强外，现代牧业财务总监孙玉刚，之前曾出任蒙牛财务及投资部经理，而其营运副总经理陈红波、张海鹰，也均来自蒙牛。
2007年底，老牛基金会成立了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基金“老牛创投”，现代牧业就是其最广为人知的手笔。不过，“老牛创投”后来被悄无声息地注销了。在现代牧业上市之前，邓九强接连引入的投资机构中，除了KKR、鼎晖，还有Brightmoon这个陌生的名字。资料显示，Brightmoon隶属于成立于2010年7月的Hengxin信托。如前文所言，老牛基金会，是Hengxin信托的主要受益人。
在经历了四轮股权融资后，现代牧业最终由KKR、鼎晖创投和牛根生设立的慈善信托公司Brightmoon三方，通过Aquitair公司而成为控股股东，共同持有现代牧业50.5%的股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牧业的“角色定位”是蒙牛的奶源供应商。据其招股说明书，现代牧业对蒙牛集团的销售额，分别约占其2008至2011财年原料奶总销售额的98.9%、99.6%、97.6%和97.4%。
根据双方的协议，2008至2018年这10年内，现代牧业70%的奶源必须供应给蒙牛。可以说，现代牧业为蒙牛乳业填补了在奶源上的巨大短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蒙牛乳业亦扮演了现代牧业“孵化器”的角色。事实上，成立不到5年，依附蒙牛而生的现代牧业已迅速壮大，并在2010年末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
不过，让蒙牛乳业不安的是，壮大之后的现代牧业，已越来越不满足于扮演“奶源供应商”的角色。自2009年起，现代牧业就已经开始在北京及呼和浩特地区进行小规模的终端产品试水。而目前，“现代牧业”品牌的巴氏奶（低温杀菌），在市场上已经是随处可见。现代牧业2011年财报还披露，其已推出自有品牌的常温奶（超高温灭菌奶），在国内主要城市北京、合肥以及中山等地区均有销售。也就是说，曾经作为蒙牛乳业供应商存在的现代牧业，正在变成蒙牛的竞争对手。
此前有传闻称，蒙牛乳业正在洽购现代牧业。业内普遍认为，蒙牛已经意识到现代牧业对它的威胁。不过，蒙牛方面对此表示了否认。
而另一家由蒙牛原高管创立的乳企“圣牧高科”，也正复制着现代牧业的模式。资料显示，圣牧高科于2009年由蒙牛乳业前CFO姚同山创立，是一家以内蒙古为基地的奶牛养殖企业。圣牧高科的定位在“有机”二字，据其官网介绍，目前已经拥有8个牧场，并希望到2013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巴彦淖尔建成8万头的优质奶牛养殖基地。
一位圣牧高科内部员工透露，除了姚同山之外，公司的领导都是蒙牛下来的，“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挤奶往蒙牛送”，“现在，我们规模还挺大，每个牧场都有几千头牛”。
同样背靠蒙牛乳业的圣牧高科，2011年已明确提出了“三年内上市”的目标。此前，其已引入了景林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的私募投资。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7月初，圣牧高科出品的终端产品——“全程有机奶”，已经在众多一线城市和京东等电商平台同步上市。这也意味着，圣牧高科将与现代牧业一起，在高端乳品市场与蒙牛展开竞争。
编辑：刘鹏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