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新中国的外交史,要注意到民族主义外交,但简单将中共领袖(尤其是毛泽东)视为民族主义者,无视他们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思维看待中国外部世界的事实,注定会误导读者。
　　早在1922 年,中国共产党人就相信,今日世界已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此观念造成中共长期奉行“反帝”政策,坚持不和任何“帝国主义”政府妥协。1931 年以前,中共几乎从不使用外交一词。1936 年以后,中共开始真正的“外交”工作,但此外交,更多指对非党、党外的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共亦长期存在将“统战”、“外交”混用的情况。然而,外交和统战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妥协的艺术,中心在以和求利;后者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统战工作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上。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既然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革命外交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它所关注的不是国际间的缓和与交往,而是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
　　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思考国家关系问题,给新中国对外关系带来最初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一边倒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革命与外交的关系问题。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它认同的首先是超民族、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关系及利益。中共早年创立和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如今革命成功,领导人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国际革命学说,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国革命刚一胜利,领导人首先想到的不可能是如何争取外交承认和拓展国际交往问题,而是推广中国的革命经验,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兄弟党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
　　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于是就出现1950 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1960 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烧英国大使馆以及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但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式,往往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上与各国反动派始终是敌人。结果,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其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对于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我们理当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摘自《史学月刊》 2010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