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
　　熊培云著
　　新星出版社2010.1
　　定价:36.00元
　　
　　《重新发现社会》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大脉络,既条分缕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至于作者为什么对中国未来有信心,读者当能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首先,这个书名就好,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及过去30年变化的要点。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政府无所不能,人民则无所逃于天地间。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今天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听摇滚,也可以崇拜周杰伦,因为国家不管了。毕业之后,政府不再为你分配工作;独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处;生病入院,你发现公立医院要先跟你算钱;甚至报案申诉,有时候也得花钱才能买到你以为不用钱买的服务。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还要退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你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此外,我们还要仔细思考这种种“该”与“不该”:要依据何等标准,何种原则,我们才能够判断国家在与不在的范围和义务?又要用什么模型和方法去解释它的在与不在?更不要忘记,这30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这30年它且进且退,反反复复,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有些地方它却一去不回。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几乎30年来的所有争论都离不开这国家退与不退,何处该退何处不该退的大主题。有人认为国家退得不够彻底,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自由派”;有人认为国家退得太过分,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新左派”。为了理解这种种混淆晦暗的现象,我们又曾经历不同的重大典范。如果不嫌过简的话,我会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主题是“个人”,大家直接把改革开放看成个人抬头、人性复归的契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至本世纪初,主题变成了“市场”,改革开放被视做国家和市场两造之间的探戈与博弈。无论是谈个人还是谈市场,我们都能画出一道轴线去安放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把它们粗略分为左右两大阵营。
　　走过个人和市场,今天我们该谈什么呢?培云兄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兹在兹的课题: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社会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不能忘记还有社会这一大块。既然培云兄已经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去谈社会的再发现,而且说得极为精彩,我就不用赘言了。我们知道社会曾经是西方右翼重点招呼的对象,哈耶克固然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等词汇的滥用,前英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公开说道“社会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其中一句口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化的社会”,似乎又在证明“社会”那左的嫌疑。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度陈仓的小通道呢?
　　对于这个问题,培云兄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它具体得不得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说“言论自由”这4个字,就被认定是自由派,仿佛言论自由是右翼自由主义的专用名词。可是,难道新左派就用不着言论自由?就用不着无所顾忌地表达心中所想吗?当然不是。可见言论自由实在是任何立场都应共同预设共同捍卫的基本底线。而培云兄所说的“社会”,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线所划出的界域。没有这个界域,没有这一系列基本底线和共同价值,就什么都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