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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距今119年了，到2014年整整两个甲子。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块不愿触摸的伤疤。
119个年头，119个纪念日。如同每年“五三”，济南上空回旋的一声声笛鸣，凄楚哀沉，伤悲难尽。或许我们不愿回首，或许我们有些麻木，这样的日子总在提醒我们，历史并未走远。诸如钓鱼岛争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历史和现实无可回避地糅合在一起，搅动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情绪和关乎历史与未来的切身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力克先生的大型油画作品《甲午·一八九四》一经推出，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赞誉。他以“海战”为聚焦点，向我们展现了现实语境下一个不一样的“甲午”。
重大的历史题材，宏大的叙事场景，生动的细节描述，独特的艺术创新使人耳目一新，震聋发聩：那爆炸的火光如飞舞的礼花在升腾，仿佛对生命的礼赞；下沉中的锈迹斑驳的军舰和推不进炮膛的炮弹忠实了历史的陈述；那些死去的士兵因力锉炮弹磨破的手和活着的等待死亡的士兵的拳头，呈现出生死相依的悲壮；还有一张张流淌着鲜血的面孔表达着一个将要消失的群体对生命的无尽眷恋。
最让人难忘的是一个年轻士兵敞开的军衣里露出鲜艳的红肚兜，这是个新婚不久的战士，站在即将沉没的军舰上，面对死亡，他想什么呢？远方的家乡，老母的牵挂，妻子的不舍？
这是一部史诗，充满现实的考量和浪漫的色彩。它切开了历史的一角，用丰富的绘画语言表达着历史的双向性和多视角的对视。
这是一座艺术的里程碑，它突破了过往的历史题材格式化的复述，开辟了现实视角下的思想语境。
这是绘画中的散文和诗歌，让我们不仅读到了惨烈的战争描述，还感受到丰满的人文关怀，它把一场失败的战争场景上升到人类灵魂的安放。
从认识这幅画到反复读解，我经常在一个个失眠的晚上，想象着那片不远的海域，想象着当年的战争炮火和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两个甲子的轮回，我们是怎样地活着？谁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在《甲午·一八九四》的创作手记中，作者有这样的描述：“傍晚时分，我坐在水师衙门的台阶上遥望着远处的海面，耳边仿佛想起了那沉重的炮声，耳畔回旋着《北洋水师》的主题曲：东方有一片海，吹来童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请带我飘向那天边；东方有一片海，海风吹过五千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再也不愿见那海，再也不想看那只船，却回头又向它走来……
此景此情，无疑表达了我们当下的文化心态——既不能忘却，又不愿回忆，既痛又恨又无奈。如果说，是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而谁又决定了我们的制度？
再让我们回到100多年前。那时，我们的海军是亚洲第一，我们的GDP是亚洲第一，据各种版本的数据统计是日本的2-9倍。大清的帝国梦做得风生水起，香香甜甜。全世界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是甲午海战的失败者。
且不说，海战前夕，我们的慈禧老佛爷怎样挪用军款50万两筹办寿宴，李鸿章受内外干扰走遍欧洲购不进一艘坚船利炮，“来远”与“威远”号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居然在大敌当前还从容地上岸嫖妓，就连邓世昌上军舰也牵着他心爱的大狼狗。
紫禁城内，有谁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是关键，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据说，甲午海战结束之后，北洋水师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本人一时无法攻击，给了当地农民一点儿钱，只是为了一点儿钱，农民就把敌人引入他们的家园，造成了新一轮沦陷。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事不关己的战争。
不能不这样说，千百年来，国民性和民族性一直在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应了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150年前，几乎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乡村律师当上了美国总统，在获得连任之后，他做了一件大事，以宪法的形式废除奴隶制，践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之本，使美国成为美国。在推动这一提案中，国会各党也有利益博弈，也有拉票贿选，尽管吵得一塌糊涂，但最终，上帝的微笑绽放了，改变美国国运的第十三修正案通过了。几个月后，一个林肯倒下了，一个伟大的合众国站立起来。美国的国民们一劳永逸地享用着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即使奥巴马政府关门了，国家体系照常运转。
自近代以后，我们已不可逆转的被拖进了以西方文明为坐标的现代世界，日本利用大清朝甲午海战两亿白银的赔款启动了全方位的进步，迈入了世界强国之列。因此，对于日本，我们生出了太多的情绪纠结和利益无奈。
在王力克先生的画室里，谈到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周围，从奔跑的汽车，到家用电器，甚至一块小小的乒乓球拍，也来自日本。我们往往是一边谴责，一边“沦陷”。
王力克先生出生在威海，从小生长在那片曾经沦陷的家园里，对于“甲午”，有着更多的心理情结。为了创作这幅油画，他几次回到家乡搜寻史料，启动灵感。在刘公岛的一个公园里有一座雕塑，是邓世昌和他的狗。他说，每当画起那些死去的战士，心口便泛起一阵阵冰凉。
今天，当我们走到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不由得发出千年之问：近代以后，百年之中，相对于世界的进步和发展，我们改变了什么？我们进步了多少？是什么拖了我们的后腿？也许我们可以说，2012年，我们的GDP达到50万亿，赶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什么外媒嘲笑我们是臃肿的胖子而非强人？我们的精神脊梁并没有支撑起庞大的躯体。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以自省的态度，文化的自觉，更加开放的心态改造我们的国民性，构建文化的软实力应该更为重要，如同英国用英语“控制”世界，美国向世界输出“苹果”。
认识历史，正视历史，是为了走出历史，让我们真正强大起来，否则，就连我们的历史什么也不是，在未来的竞争中沉没的可能是你，是我，还有我们的梦。
——这正是王力克先生《甲午·一八九四》的创作初衷和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作者系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
119个年头，119个纪念日。如同每年“五三”，济南上空回旋的一声声笛鸣，凄楚哀沉，伤悲难尽。或许我们不愿回首，或许我们有些麻木，这样的日子总在提醒我们，历史并未走远。诸如钓鱼岛争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历史和现实无可回避地糅合在一起，搅动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情绪和关乎历史与未来的切身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力克先生的大型油画作品《甲午·一八九四》一经推出，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赞誉。他以“海战”为聚焦点，向我们展现了现实语境下一个不一样的“甲午”。
重大的历史题材，宏大的叙事场景，生动的细节描述，独特的艺术创新使人耳目一新，震聋发聩：那爆炸的火光如飞舞的礼花在升腾，仿佛对生命的礼赞；下沉中的锈迹斑驳的军舰和推不进炮膛的炮弹忠实了历史的陈述；那些死去的士兵因力锉炮弹磨破的手和活着的等待死亡的士兵的拳头，呈现出生死相依的悲壮；还有一张张流淌着鲜血的面孔表达着一个将要消失的群体对生命的无尽眷恋。
最让人难忘的是一个年轻士兵敞开的军衣里露出鲜艳的红肚兜，这是个新婚不久的战士，站在即将沉没的军舰上，面对死亡，他想什么呢？远方的家乡，老母的牵挂，妻子的不舍？
这是一部史诗，充满现实的考量和浪漫的色彩。它切开了历史的一角，用丰富的绘画语言表达着历史的双向性和多视角的对视。
这是一座艺术的里程碑，它突破了过往的历史题材格式化的复述，开辟了现实视角下的思想语境。
这是绘画中的散文和诗歌，让我们不仅读到了惨烈的战争描述，还感受到丰满的人文关怀，它把一场失败的战争场景上升到人类灵魂的安放。
从认识这幅画到反复读解，我经常在一个个失眠的晚上，想象着那片不远的海域，想象着当年的战争炮火和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两个甲子的轮回，我们是怎样地活着？谁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在《甲午·一八九四》的创作手记中，作者有这样的描述：“傍晚时分，我坐在水师衙门的台阶上遥望着远处的海面，耳边仿佛想起了那沉重的炮声，耳畔回旋着《北洋水师》的主题曲：东方有一片海，吹来童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请带我飘向那天边；东方有一片海，海风吹过五千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再也不愿见那海，再也不想看那只船，却回头又向它走来……
此景此情，无疑表达了我们当下的文化心态——既不能忘却，又不愿回忆，既痛又恨又无奈。如果说，是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而谁又决定了我们的制度？
再让我们回到100多年前。那时，我们的海军是亚洲第一，我们的GDP是亚洲第一，据各种版本的数据统计是日本的2-9倍。大清的帝国梦做得风生水起，香香甜甜。全世界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是甲午海战的失败者。
且不说，海战前夕，我们的慈禧老佛爷怎样挪用军款50万两筹办寿宴，李鸿章受内外干扰走遍欧洲购不进一艘坚船利炮，“来远”与“威远”号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居然在大敌当前还从容地上岸嫖妓，就连邓世昌上军舰也牵着他心爱的大狼狗。
紫禁城内，有谁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是关键，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据说，甲午海战结束之后，北洋水师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本人一时无法攻击，给了当地农民一点儿钱，只是为了一点儿钱，农民就把敌人引入他们的家园，造成了新一轮沦陷。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事不关己的战争。
不能不这样说，千百年来，国民性和民族性一直在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应了那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150年前，几乎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乡村律师当上了美国总统，在获得连任之后，他做了一件大事，以宪法的形式废除奴隶制，践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之本，使美国成为美国。在推动这一提案中，国会各党也有利益博弈，也有拉票贿选，尽管吵得一塌糊涂，但最终，上帝的微笑绽放了，改变美国国运的第十三修正案通过了。几个月后，一个林肯倒下了，一个伟大的合众国站立起来。美国的国民们一劳永逸地享用着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即使奥巴马政府关门了，国家体系照常运转。
自近代以后，我们已不可逆转的被拖进了以西方文明为坐标的现代世界，日本利用大清朝甲午海战两亿白银的赔款启动了全方位的进步，迈入了世界强国之列。因此，对于日本，我们生出了太多的情绪纠结和利益无奈。
在王力克先生的画室里，谈到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周围，从奔跑的汽车，到家用电器，甚至一块小小的乒乓球拍，也来自日本。我们往往是一边谴责，一边“沦陷”。
王力克先生出生在威海，从小生长在那片曾经沦陷的家园里，对于“甲午”，有着更多的心理情结。为了创作这幅油画，他几次回到家乡搜寻史料，启动灵感。在刘公岛的一个公园里有一座雕塑，是邓世昌和他的狗。他说，每当画起那些死去的战士，心口便泛起一阵阵冰凉。
今天，当我们走到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不由得发出千年之问：近代以后，百年之中，相对于世界的进步和发展，我们改变了什么？我们进步了多少？是什么拖了我们的后腿？也许我们可以说，2012年，我们的GDP达到50万亿，赶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什么外媒嘲笑我们是臃肿的胖子而非强人？我们的精神脊梁并没有支撑起庞大的躯体。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以自省的态度，文化的自觉，更加开放的心态改造我们的国民性，构建文化的软实力应该更为重要，如同英国用英语“控制”世界，美国向世界输出“苹果”。
认识历史，正视历史，是为了走出历史，让我们真正强大起来，否则，就连我们的历史什么也不是，在未来的竞争中沉没的可能是你，是我，还有我们的梦。
——这正是王力克先生《甲午·一八九四》的创作初衷和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作者系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