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我离开家乡湖北随县，走进上海复旦大学，开始新的生活，视野由此拓展开来。
　　就在这一年5月，家乡传来一个重大新闻：在城区郊外的擂鼓墩施工时，意外发现一个古墓，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曾侯乙编钟”出土，惊艳整个考古界，2000年之前的这套编钟，音色之美，从而改变世界乐器的格局！
　　重大的考古发现，作为一个家乡人，为此感到自豪！

震惊中外的世纪考古

　　擂鼓墩对于我当然不陌生，它与城区一河相隔，半个多小时可以走到。之所以被称作“擂鼓墩”，应该与古代战争相关，可以遥想当年击鼓迎战，鼓声隆隆。
　　高考离开家乡，因为雷达修理厂要修建一个车间，忽然发现一个大墓，震惊中外的、堪称20世纪重大考古由此拉开帷幕。暑假回家，我迫不及待地走进考古现场，然后，又到随县展览馆参观出土文物。
　　幸好当年回到母校，写了一篇随笔，详细记叙当年的参观印象记，诸多细节才又一一呈现。文章开篇我写道：

　　“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湖泊星罗棋布，江河交叉纵横，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是楚国、随国、曾国等诸侯国的领地。我们家乡湖北省随县就是当时随国的所在地。1978年5月，在离城关西北五里的擂鼓墩，发现了一个战国早期古墓。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现已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考古资料。现在考证此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33年（即楚惠王五十六年），墓主人还未最后确定，但据说最小是个诸侯。这个古墓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是同期墓葬所罕见的，尤其是墓中出土的文物说明了当时的冶金铸造、纺织、漆器、玉器等方面的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

两千年前的古代乐器

　　那年暑假期间，我先后参观了墓址和文物展览。
　　令人感叹的是，古墓里的棺木漆彩。依旧鲜艳：古墓面积达220平方米，是发现同期古墓中最大的，墓内共有木棺23具。其中主棺1具、中棺21具、小棺1具。我来到墓址，主棺还放在墓旁的一间旁子里。一进旁子，棺木宛如一个庞然大物躺在那里。此棺长3.2米，宽2.1米，高1.8米。为了避免棺木干燥发裂，棺木用泡沫和薄膜包着，有专人负责浇水。
　　据介绍人说，此棺非常重，从墓坑往上弄时，用了8吨的吊车才吊起。我掀起泡沫薄膜一看，嗬，好家伙！2000多年的油漆，今天竟还光泽如新，有的地方甚至隐隐约约地可看出自己的影子。
　　最令人震撼的，2000多年前的古代乐器，尤其是第一次呈现我们面前的青铜器编钟，依然能演奏乐曲。这次出土的文物中，较完整的是古代乐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乐器，在这个墓中几乎样样都有。展览室里展出的有漆木鼓、琴、瑟、笙、簧、笛、编磬、编钟。

　　编钟是这些乐器中最有价值的。其中钮钟19件、甬钟45件、镈1件。这钮、甬、镈共64件，按照不同的音阶编在一起，可以演奏乐曲，称为编钟。编钟最大的200多斤。编钟在墓中分三层挂着，钟架为曲尺形，木质横梁上饰彩绘花纹，两端有浮雕蟠蜊纹的青铜套，兼起装潢和加固作用。
　　第一层横梁分做三段，各由立于第二层横梁上的两根圆柱支托;第二层和第三层横梁各由三个青铜佩剑武士用双手托举和头顶着。底层铜人下面为一直径80厘米的雕圆铜座，结构十分牢固。
　　所以2000多年来，特别是挖掘古墓之间，虽屡经放炮，但1万多斤的编钟挂在上面，丝毫不动，真可谓古代之杰作！
　　编钟上都有错金铭文。大多文字在50个以上。据初步考证，文字里有“十二律”、“五声”等名称，大概是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编钟等乐器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有的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是文字资料更是为研究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新资料。

一批珍贵的器物浮出

　　除了编钟，出土文物里还有大量竹简、各式各样的青铜器等。我最欣赏的是铜鹿角飞鸟，造型奇特而优美。后来，随县改为随州市，街头耸立一个巨大雕塑，就是以此作为随州的历史符号。 　　竹简是春秋战国时期写字的“纸张”。这次古墓出土的竹简，有200多枚，保存的情况基本完好。字为黑字，大都清晰可辨。字体是象形文字，有的一枚上的字多达70多个。竹简长72到75公分，宽约为1公分。
　　据介绍，竹简内容有“遗册”。无论就竹简的数量说，还是就保存情况说，这在战国早期墓中都不曾见过。这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无疑是一批极为珍贵的资料。
　　展览的青铜器很多，最为珍贵的是铜鹿角飞鸟和铜熏炉。铜鹿角飞鸟，高大颈长，达1米多。头两侧，鹿角高高地翘起，翅膀凌空舒展，尾巴垂着，立在一个铜方座上，好像在展翅欲飞的刹那间，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鹿鸟通身饰错金彩绘花纹，在银灯下，熠熠闪光，是一件很精致的工艺品。
　　铜熏炉由炉身和炉盘两部分构成。炉身似尊。炉身和炉盘口沿均为蟠蜊纹形的镂孔花纹，有四只兽和龙分别附于炉身并盘沿作上爬状，盘底另有四条龙为足支柱。
　　兽和龙镌刻细致，姿态奇异，图案上龙兽缠绕一起，恍如翻江倒海，好一幅龙兽相斗的奇观！整个铜熏炉的造型庄重奇特，特别是镂孔花纹精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代艺术珍品！

　　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璧、环、块、璜和配饰等共上百件。金器有小金鼎、金杯、金器盖等。金鼎重4.3斤，内有镂孔小金勺1件，重1两。鼎有盖，环耳，高10.7公分，口径15公分。盖上有圈纽，纽周有几圈云雷纹、蟠蛇纹，口沿有一圈蟠蜊纹。三足为倒置的凤首，式样和花纹都很美观。用赤金做的金鼎、金杯出于战国的古墓，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批金容器。
　　一个美好的暑假！擂鼓墩出土的编钟等文物，足以改变音乐史的叙述。家乡出土“国家之宝”而感到高兴。将这些文物称为“国家之宝”的，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治秋所说。

再次走进擂鼓墩现场

　　1982年我分配到《北京晚报》，成为一名记者和编辑。1983年10月，我随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调查组，回到故乡，再次走进擂鼓墩现场。同行的有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等专家。
　　1983年距擂鼓墩约500米的地方，又发现一座古墓，后来被称作“擂鼓墩二号墓”。该墓同样出土一套编钟，比“曾侯乙编钟”小。“曾侯乙编钟”送到湖北省博物馆，新出土的这套编钟留存在随州市博物馆。
　　1983年，靠近“曾侯乙墓”附近的地方又发现一个古墓群。可见，擂鼓墩的墓葬之多，出土文物之多。回到北京，我连写两篇报道。一是报道随州新发现“擂鼓墩二号墓”，一是专家呼吁曾侯乙编钟出土地亟待保护。1983年11月1日，我在《北京晚报》发表全国政协委员呼吁保护擂鼓墩。
　　第一篇报道如下：
　　湖北发现一战国古墓群。出土古编钟的湖北随州市（原随县）擂鼓墩墓区，最近又发现一个战国晚期的古墓群，初步查明为24座，到10月底已发掘18座，出土文物二百余件。
　　这个墓群，距曾侯乙墓约500米，出土的随葬器主要是铜器、仿铜陶礼器和兵器，尤以青铜剑为多。这些剑制作精细，保存良好，至今仍很锋利。这批古墓葬式相同，方向一致，大小有别，彼此紧邻，经考证，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公族墓，即古文献所说的“族坟墓”。
　　第二篇报道放在比较醒目的位置：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考古》杂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一文）
　　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调查组呼吁 曾侯乙编钟出土地亟待保护 曾侯乙编钟一经出土，即轰动国内外，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一大奇迹。可它的“故土”——湖北随州市（原随县）擂鼓墩古墓区的保护工作，问题愈来愈大。为此，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调查组专程前住，进行调查。全国政协调查组呼吁有关部门领导要尽快采取措施，保护擂鼓墩墓区。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之后，考古人员查明，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擂鼓墩一公里直径范围内，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古墓区。

为擂鼓墩找到一个家

　　1981年，曾侯墓（一号墓）西仅100米的地方发掘出二号墓，也出土地套36个的中型编钟。随后又发现四五处墓葬。1983年4月，曾侯乙墓以南约500米的地方发现一古墓群。可见，擂鼓墩墓区是一个发掘前景甚为可观的地下宝库。
　　现在，擂鼓墩古墓区范围基本由三个单位占据。政协调查组充分肯定这些单位对发掘曾侯乙墓和二号墓作出的重大贡献;但他们也有一些做法值得研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调查组，紧邻二号墓并与曾侯乙墓相对处曾查明有座较大规模的墓，尚未发掘，就被占地单位抢先铺上混凝土，盖起车间。
　　1987年秋天，我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我所熟悉的徐放先生，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曾被打成“胡风分子”，平反后重回报社工作。他在群工部工作。我找到他，谈到擂鼓墩由部队转交地方一事，移交费用却非常高，地方恐怕无力承担。我说可否写个内参，请中央军委领导看一看，有无可能妥善解决。
　　徐先生当场要我写一个内参。这也是我到报社所写的唯一内参。高兴的是，这一内参得到批示，曾侯乙墓顺利移交随州地方管理。
　　后来，随国、曾国等一系列的考古文物，都保存在随州市……（注：本文作者系著名作家、《人民日报》原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