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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伦理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影响深远。学界有关“实践哲学”的研究和对“实践”范畴的探讨莫衷一是。厘清“实践”范畴的来龙去脉和内在思想理路需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去，彰显“实践”的原初理论语境，澄明“实践”概念，进而确立“实践”的坐标。
关键词：实践；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8/09-0036－04
任何概念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浮现其含义。“实践”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之一，它的内涵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概念，如果不加任何规定，结果只能在“实践”的外围兜圈子，而不会对“实践”有任何的深刻洞见。
选择这一问题，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哲学界悄然兴起的两种实践哲学话语：一种是西方哲学学科的实践话语，“实践”主要是被理解为一种伦理性活动。其中，伽达默尔的“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以及麦金太尔的被誉为“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的《德性之后》一书中都提出了一种实践观念，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寻找理论资源；另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话语，“实践”主要被理解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两种实践哲学话语都讲实践，强调其重要性，虽然各自的意指和内涵迥然不同，但是，“两套话语，一个传统”，它们都脱胎于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其二，也是最直接的动因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启示。当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1］37时，换言之，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怎样，我们就是怎样的。无独有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类似的论断：“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显然，二者有方法论上的异曲同工之妙，但其间的奥妙一时难以厘清，随聚焦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范畴上。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思想来看，《尼各马可伦理学》总体上是基于对人的活动的特殊性质的说明这样一种伦理学，而且亚里士多德本人就将伦理学界定为一门关于“实践”的科学，这里的“实践”即指具有特殊性质的人的活动。
一、“实践”的渊源疏义
“实践”范畴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确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而出现在汉语语境中作为专门术语的“实践”，“主要是上个世纪通过翻译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苏联的思想家的著作而先是在思想界，之后也在人们的一般意义中变得通用了的哲学概念”。至于为什么将西方哲学中的这一术语翻译为“实践”，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语言中‘践’这个字具有某种与之相对应的意义”，这里的“实践”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同自身的和同他人的相互关系上的行为活动”［3］。目前，实践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并未达成对这一概念完全一致的理解，可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人们如何以及为实践赋予何等意义，“就其最具公共性的含义来讲，其所指应该是人的活动，并且是人的有别于观念的活动的实际行动。”［4］如果对于一般而言的“实践”作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最具公共性”的了，而对于亚里士多德语境中的“实践”范畴我们还需进一步限定在追求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如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就的的确确成了“实践”的“最具公共性”、最具普适性的言说了。
如果说通常我们理解的“实践哲学”包含两种含义，即“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和“关于实践的哲学”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就是一种“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实践”在他那里只是作为一个伦理学范畴而存在。在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两种“实践哲学”的区别：前者包括了伦理学、道德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各种行为学科，后者则是把“实践”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的。当然，这种划分也只是基于一种论述和逻辑的需要。即使如此定位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也毫不遮挡或者说遮挡不了他的“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耀眼光芒。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实践”才真正进入了人类思维的视域。
按照哲学史家的看法，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为分水岭，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前苏格拉底哲学”主要是自然哲学，而自苏格拉底始，哲学便转向了人的哲学。这也是希腊哲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不是以神或自然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苏格拉底也因此受到特别的尊崇，正如西塞罗所言，是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使哲学立足城邦，关注生活。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实践哲学”的传统没有诞生于苏格拉底，而是开端于亚里士多德呢？
依笔者之见，当苏格拉底开创了希腊哲学的以人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潮流、开启了希腊哲学的转向之后，他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在其身后的一个转折点发生于“柏拉图对‘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作出一种全新意义的解释之时，这种解释引出了一个不仅不同于前苏格拉底思想，而且也远远超出苏格拉底方法之局限的问题”。苏格拉底转述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神谕其实也是他本人对其后哲学发出的一道“指令”，但是，苏格拉底“专事探讨个体的人”，柏拉图有针对性地宣称：“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平面图上去，……不应当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而应当在人的政治和社会的生活中去研究人。”［5］柏拉图这一新的阐释所引导的方向，“在人的政治和社会的生活中去研究人”为亚里士多德所遵循和继承。因而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的是“从自然哲学的遮蔽中所绽露出来的不同于自然哲学问题的人的问题，又从柏拉图的新的解释中再次绽露出来”。“实践便是从这种特殊的人的问题的再次绽露中所萌生出来的概念。”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并给予充分的说明。他所建构的历史上第一套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归根到底，就是“要给这个由人做主的领域（即实践领域）从学理上加以说明”［4］。
二、亚里士多德视域中的“实践”
亚里士多德是如何从学理上对“实践”加以阐发的呢？就亚里士多德本人而言，他也在不止一种意义上多次使用过“实践”一词，但是，比较系统并且被认为是最确定的用法体现在他对人类活动的“三分法”，即“实践、制作与理论沉思是人的活动的三种形式”［1］21的划分上。正是基于“三分法”，亚里士多德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伦理学是一种关于“实践”的研究，并且是一种非思辨的研究。他指出：“既然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解德性，而是为使自己有德性，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我们就必须研究实践的性质，研究我们应当怎样实践。”［1］37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人类活动的“三分法”相对应，亚里士多德也将人类思想划分为实践的、创制的（又译为制作）与理论的三种，进而对人的知识类型和目的等也作了一定的区分和充分的阐述。［6］1025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活动、人类思想以及人类的知识类型及其要达到的目的等的“三分法”思想影响深远，对于我们全面地解开“实践”之谜也是一把锁钥。
可见，要研究“实践”以及“实践”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都离不开人类的“制作与理论沉思”活动，因为只有在人类活动三种形式的关系中，也即在“实践、制作与理论沉思”三者的互动中才能使“实践”向我们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这种类似于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更有助于吸收、消化、转换、开新作者本人的思想资源。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活动三种形式的关系中，我们对“实践”作简要分析：
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来看。二者的相同点表现在：实践与理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以别的东西为目的。理论本身也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用以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而且这两种活动，即实践与理论的活动也是古希腊人观念中真正值得从事的活动，且被认为是真正符合人的价值尺度的活动。而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区别则表现在：“理论的本性是求知，实践的本性是求好（good,即善）；理论的特点是沉思，实践的特点是行动。”［4］就它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言，亚里士多德指出：理论追求的是幸福，“幸福与沉思同在……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并且认为“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1］310-311，实践追求的是伦理德性，就是追求一种合德性的生活，也即一种“恰当的生活”；同时，二者的追求目标在价值上有高低之别、优劣之分，理论活动所追求的合于奴斯的（即爱智慧的生活）幸福是最高的、最好的，而实践追求的属人的“合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1］308居于第二位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题材也不同：“理论沉思是对不变的、必然的事物或事物的本性的思考的活动，它是不行动的活动”［1］21，也就是一种消极行动，仅停留在沉思状态。与之相反，实践则是以“可变、不必然、不确定的事物”，且只是以那些“可实践”的，即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而改变其状态的事物为题材的，同时，它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注重“做”和“行”；两种活动所包含的知识类型及科学类型也不同：理论科学包括了形而上学、神学、数学和各自然科学，而被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所容纳的学科包括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
总体上看，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依然具有优先的地位，实践只是第二位的。如果说理论的活动是最高的，只有少数的有一定地位的人的活动，那么，实践活动就是最重要的，它是生活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的活动。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实践就是积极追求合德性的生活，做合德性的人的直接以善为指向的属人活动，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领域还需要认真的研究。
从实践与创制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共同点体现在它们有与理论沉思相对的共同的题材上，即“实践和创制的题材均是可变、不必然、不确定的事物”，且是那些“可实践、可制作的事物，即可以通过人的实践与制作活动而改变其状态的事物”［1］22。很明显的是，并非所有的可变事物都可以进入实践和创制的视野，成为它们的共同题材。我们并不考虑那些变化无常，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或者说完全与我们自身的原因无关的事物。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虽然“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但是，制作不同于实践（我们甚至从普通讨论中也能看出这种区别）”［1］171。具体而言，实践与创制的区别表现如下：实践主要是指人类的伦理与政治行为，创制主要是指生产和技艺活动，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从这里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出，后来马克思所指的“实践”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创制”，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实践的目的和理论活动一样都在于其活动本身的好，而创制的目的在于其产品的好［6］3-4（从这里的区别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实践”活动的优越性所在，可以说，它兼有理论活动和创制活动的双重特点，但是又有所区别，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类的这样一种活动，即“实践”无法被理论或者创制活动所兼容，因而单独列出来）；显然，创制活动是以某种活动以外的事物为目的的，不是以活动本身为目的，而是以作为活动结果的某种产品为目的。在这里，目的显得比活动重要，活动因此而打折扣，而实践虽然也以某种外在的事物为目的，但是，由于实践本身也是目的，所以实践不因它的外在目的——如果它有——而令自身的善打折扣。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创制活动本身不是善，而只是作为手段为达到外在善的目的是才是善，而当一种活动其目的是活动之外的成果时，其成果自然比活动更高贵。［7］1而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善，它不屈从于外在的善，所以说，善作为目的是内在于实践活动之中的，所谓“良好的实践自身即是目的”［7］127。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说，实践是无须结果的花，开花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创制则必须是结出果实的花，开花只是手段。如果说，实践是“无果之花”，那么，创制则必须是“无花之果”。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曾明确指出：“生命属于实践而非创制。”［8］对此，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和创制，其实质在于强调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目的性活动和手段性活动的分离，在肯定实践是生命活动时，无疑是将创制排除在生命活动之外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从事创制活动，尤其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直接关乎人的肉体生命的、受自然必然性限制的活动，这类活动都被认为是从事政治的、精神的生活手段，而创制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奴隶、工匠也被认为是从事政治和精神活动的主人和雇主的手段，一言以蔽之，奴隶是“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主人是“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实践就是一种以活动本身为指向的目的性活动。而且亚里士多德褒实践而贬创制，虽然充分反映了当时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及其意识形态，但这也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所在。他不可能看到的现实是：自近代以来，不是高贵的“实践”而是亚里士多德眼中卑贱的“创制”改变了历史。这也为后来的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关于“三分法”，需要补充的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进入“实践”，即伦理的政治的活动才算是进入了真正属人的活动领域，而创制作为最低贱的活动只能被认为是还未进入属人领域的“前于人”的活动。［9］如是，理论就属于“超于人”而“近于神”的活动，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而也被认为是最高贵的活动。
至此，“实践”的原初理论语境已经呈现出来，我们似乎找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坐标。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一源远流长的实践哲学传统，奠定了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当然，也是直到亚里士多德，一个关于人的生活领域，即伦理的和政治活动的领域问题，即实践问题，既不能纳入创制活动，也无法被理论活动完全兼容，才完全从学理上呈现出来。
三、“实践”问题的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让“实践”在学理层面上回归并得以澄明，但是适当地回溯，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人已经探讨过有关实践的问题了：比如希波克拉底就曾论述过医疗实践和医疗理论的关系，［10］991柏拉图也使用过“在实践中”、“在理论中”［11］3，并区分了技术制造的知识和教育文化的知识。［11］1009据记载，柏拉图与毕泰戈拉学派的欧多克索和阿尔基塔还就理论知识及其应用问题发生过争论。［10］385但是，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实践”还只是一个没有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的常识性概念，尚未进入人的反思领域，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用“实践”来分析和反思人类行为。是对“实践”的充分认识，从而开拓了一个人自己做主的领域，形成了系统的实践理论，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还只是一个伦理学范畴。
亚里士多德之后有关“实践”问题的理论更可谓浩若烟海，但无一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尤其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三分法”紧密相连。无论是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休谟的从“是”中推不出“应当”，康德对“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所作的区分，还是黑格尔用辩证法破除僵区，打通界限，用“绝对精神”一统天下，抑或是马克思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现人类活动和人类知识的统一，都是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资源的继承、开掘、解读和转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提出了亚里士多德的“三块模板”理论，即“理论模板、实践模板和创制模板”，并认为，“后世的西方实践哲学都可以解释为对这三块模板的修补、剖分、拆解、拼装和改铸”［4］。也有人强调：“在哲学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思想都根源于亚氏的实践哲学，是对其实践哲学的不同方面的阐释和发展；在现实中，亚氏的实践哲学也以观念的形式支配着西方社会人们的实践方式。”［12］而且，在马克思之后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西方实践哲学的主流表现，无论是海德格尔对艺术和技术这两种技艺的区分，还是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三分法”的重申，也不论是阿伦特把人类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还是哈贝马斯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和“相互作用”［13］，都表明了一个从马克思回归亚里士多德的趋势。
这一切研究迹象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经久不衰的价值，它对整个现代实践哲学的深远影响可窥一斑，以至于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我们时代挥之不去的“幽灵”。所以，当“实践”成为一个点击频率颇高的词汇的时候，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语境中的“实践”的敞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当然，本文只是浮光掠影，只为抛砖引玉，并未作透彻的分析，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起步。《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人类自主活动的“实践”领域的开创和阐发，意味悠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还需要深深地体会和慢慢地玩味，为什么呢？在开篇亚里士多德就似乎已经告诉我们了：“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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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长福.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兼及与马克思实践的关联［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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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汪子嵩.希腊哲学史：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汪子嵩.希腊哲学史：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12］丁立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现代效应［J］.哲学研究,2005(1):76-81.
［13］俞吾金.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J］.哲学研究,2002(11):3-8.
责任编辑：戴群英
关键词：实践；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8/09-0036－04
任何概念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浮现其含义。“实践”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之一，它的内涵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概念，如果不加任何规定，结果只能在“实践”的外围兜圈子，而不会对“实践”有任何的深刻洞见。
选择这一问题，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哲学界悄然兴起的两种实践哲学话语：一种是西方哲学学科的实践话语，“实践”主要是被理解为一种伦理性活动。其中，伽达默尔的“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以及麦金太尔的被誉为“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的《德性之后》一书中都提出了一种实践观念，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寻找理论资源；另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话语，“实践”主要被理解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两种实践哲学话语都讲实践，强调其重要性，虽然各自的意指和内涵迥然不同，但是，“两套话语，一个传统”，它们都脱胎于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其二，也是最直接的动因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启示。当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1］37时，换言之，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怎样，我们就是怎样的。无独有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类似的论断：“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显然，二者有方法论上的异曲同工之妙，但其间的奥妙一时难以厘清，随聚焦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范畴上。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思想来看，《尼各马可伦理学》总体上是基于对人的活动的特殊性质的说明这样一种伦理学，而且亚里士多德本人就将伦理学界定为一门关于“实践”的科学，这里的“实践”即指具有特殊性质的人的活动。
一、“实践”的渊源疏义
“实践”范畴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确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而出现在汉语语境中作为专门术语的“实践”，“主要是上个世纪通过翻译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苏联的思想家的著作而先是在思想界，之后也在人们的一般意义中变得通用了的哲学概念”。至于为什么将西方哲学中的这一术语翻译为“实践”，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语言中‘践’这个字具有某种与之相对应的意义”，这里的“实践”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同自身的和同他人的相互关系上的行为活动”［3］。目前，实践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并未达成对这一概念完全一致的理解，可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人们如何以及为实践赋予何等意义，“就其最具公共性的含义来讲，其所指应该是人的活动，并且是人的有别于观念的活动的实际行动。”［4］如果对于一般而言的“实践”作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最具公共性”的了，而对于亚里士多德语境中的“实践”范畴我们还需进一步限定在追求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如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就的的确确成了“实践”的“最具公共性”、最具普适性的言说了。
如果说通常我们理解的“实践哲学”包含两种含义，即“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和“关于实践的哲学”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就是一种“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实践”在他那里只是作为一个伦理学范畴而存在。在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两种“实践哲学”的区别：前者包括了伦理学、道德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各种行为学科，后者则是把“实践”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的。当然，这种划分也只是基于一种论述和逻辑的需要。即使如此定位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也毫不遮挡或者说遮挡不了他的“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耀眼光芒。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实践”才真正进入了人类思维的视域。
按照哲学史家的看法，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为分水岭，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前苏格拉底哲学”主要是自然哲学，而自苏格拉底始，哲学便转向了人的哲学。这也是希腊哲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不是以神或自然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苏格拉底也因此受到特别的尊崇，正如西塞罗所言，是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使哲学立足城邦，关注生活。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实践哲学”的传统没有诞生于苏格拉底，而是开端于亚里士多德呢？
依笔者之见，当苏格拉底开创了希腊哲学的以人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潮流、开启了希腊哲学的转向之后，他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在其身后的一个转折点发生于“柏拉图对‘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作出一种全新意义的解释之时，这种解释引出了一个不仅不同于前苏格拉底思想，而且也远远超出苏格拉底方法之局限的问题”。苏格拉底转述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神谕其实也是他本人对其后哲学发出的一道“指令”，但是，苏格拉底“专事探讨个体的人”，柏拉图有针对性地宣称：“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平面图上去，……不应当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而应当在人的政治和社会的生活中去研究人。”［5］柏拉图这一新的阐释所引导的方向，“在人的政治和社会的生活中去研究人”为亚里士多德所遵循和继承。因而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的是“从自然哲学的遮蔽中所绽露出来的不同于自然哲学问题的人的问题，又从柏拉图的新的解释中再次绽露出来”。“实践便是从这种特殊的人的问题的再次绽露中所萌生出来的概念。”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并给予充分的说明。他所建构的历史上第一套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归根到底，就是“要给这个由人做主的领域（即实践领域）从学理上加以说明”［4］。
二、亚里士多德视域中的“实践”
亚里士多德是如何从学理上对“实践”加以阐发的呢？就亚里士多德本人而言，他也在不止一种意义上多次使用过“实践”一词，但是，比较系统并且被认为是最确定的用法体现在他对人类活动的“三分法”，即“实践、制作与理论沉思是人的活动的三种形式”［1］21的划分上。正是基于“三分法”，亚里士多德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伦理学是一种关于“实践”的研究，并且是一种非思辨的研究。他指出：“既然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解德性，而是为使自己有德性，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我们就必须研究实践的性质，研究我们应当怎样实践。”［1］37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人类活动的“三分法”相对应，亚里士多德也将人类思想划分为实践的、创制的（又译为制作）与理论的三种，进而对人的知识类型和目的等也作了一定的区分和充分的阐述。［6］1025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活动、人类思想以及人类的知识类型及其要达到的目的等的“三分法”思想影响深远，对于我们全面地解开“实践”之谜也是一把锁钥。
可见，要研究“实践”以及“实践”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都离不开人类的“制作与理论沉思”活动，因为只有在人类活动三种形式的关系中，也即在“实践、制作与理论沉思”三者的互动中才能使“实践”向我们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这种类似于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更有助于吸收、消化、转换、开新作者本人的思想资源。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活动三种形式的关系中，我们对“实践”作简要分析：
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来看。二者的相同点表现在：实践与理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以别的东西为目的。理论本身也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用以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而且这两种活动，即实践与理论的活动也是古希腊人观念中真正值得从事的活动，且被认为是真正符合人的价值尺度的活动。而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区别则表现在：“理论的本性是求知，实践的本性是求好（good,即善）；理论的特点是沉思，实践的特点是行动。”［4］就它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言，亚里士多德指出：理论追求的是幸福，“幸福与沉思同在……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并且认为“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1］310-311，实践追求的是伦理德性，就是追求一种合德性的生活，也即一种“恰当的生活”；同时，二者的追求目标在价值上有高低之别、优劣之分，理论活动所追求的合于奴斯的（即爱智慧的生活）幸福是最高的、最好的，而实践追求的属人的“合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1］308居于第二位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题材也不同：“理论沉思是对不变的、必然的事物或事物的本性的思考的活动，它是不行动的活动”［1］21，也就是一种消极行动，仅停留在沉思状态。与之相反，实践则是以“可变、不必然、不确定的事物”，且只是以那些“可实践”的，即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而改变其状态的事物为题材的，同时，它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注重“做”和“行”；两种活动所包含的知识类型及科学类型也不同：理论科学包括了形而上学、神学、数学和各自然科学，而被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所容纳的学科包括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
总体上看，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依然具有优先的地位，实践只是第二位的。如果说理论的活动是最高的，只有少数的有一定地位的人的活动，那么，实践活动就是最重要的，它是生活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的活动。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实践就是积极追求合德性的生活，做合德性的人的直接以善为指向的属人活动，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领域还需要认真的研究。
从实践与创制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共同点体现在它们有与理论沉思相对的共同的题材上，即“实践和创制的题材均是可变、不必然、不确定的事物”，且是那些“可实践、可制作的事物，即可以通过人的实践与制作活动而改变其状态的事物”［1］22。很明显的是，并非所有的可变事物都可以进入实践和创制的视野，成为它们的共同题材。我们并不考虑那些变化无常，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或者说完全与我们自身的原因无关的事物。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虽然“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但是，制作不同于实践（我们甚至从普通讨论中也能看出这种区别）”［1］171。具体而言，实践与创制的区别表现如下：实践主要是指人类的伦理与政治行为，创制主要是指生产和技艺活动，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从这里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出，后来马克思所指的“实践”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创制”，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实践的目的和理论活动一样都在于其活动本身的好，而创制的目的在于其产品的好［6］3-4（从这里的区别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实践”活动的优越性所在，可以说，它兼有理论活动和创制活动的双重特点，但是又有所区别，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类的这样一种活动，即“实践”无法被理论或者创制活动所兼容，因而单独列出来）；显然，创制活动是以某种活动以外的事物为目的的，不是以活动本身为目的，而是以作为活动结果的某种产品为目的。在这里，目的显得比活动重要，活动因此而打折扣，而实践虽然也以某种外在的事物为目的，但是，由于实践本身也是目的，所以实践不因它的外在目的——如果它有——而令自身的善打折扣。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创制活动本身不是善，而只是作为手段为达到外在善的目的是才是善，而当一种活动其目的是活动之外的成果时，其成果自然比活动更高贵。［7］1而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善，它不屈从于外在的善，所以说，善作为目的是内在于实践活动之中的，所谓“良好的实践自身即是目的”［7］127。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说，实践是无须结果的花，开花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创制则必须是结出果实的花，开花只是手段。如果说，实践是“无果之花”，那么，创制则必须是“无花之果”。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曾明确指出：“生命属于实践而非创制。”［8］对此，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和创制，其实质在于强调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目的性活动和手段性活动的分离，在肯定实践是生命活动时，无疑是将创制排除在生命活动之外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从事创制活动，尤其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直接关乎人的肉体生命的、受自然必然性限制的活动，这类活动都被认为是从事政治的、精神的生活手段，而创制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奴隶、工匠也被认为是从事政治和精神活动的主人和雇主的手段，一言以蔽之，奴隶是“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主人是“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实践就是一种以活动本身为指向的目的性活动。而且亚里士多德褒实践而贬创制，虽然充分反映了当时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及其意识形态，但这也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所在。他不可能看到的现实是：自近代以来，不是高贵的“实践”而是亚里士多德眼中卑贱的“创制”改变了历史。这也为后来的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关于“三分法”，需要补充的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进入“实践”，即伦理的政治的活动才算是进入了真正属人的活动领域，而创制作为最低贱的活动只能被认为是还未进入属人领域的“前于人”的活动。［9］如是，理论就属于“超于人”而“近于神”的活动，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而也被认为是最高贵的活动。
至此，“实践”的原初理论语境已经呈现出来，我们似乎找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坐标。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一源远流长的实践哲学传统，奠定了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当然，也是直到亚里士多德，一个关于人的生活领域，即伦理的和政治活动的领域问题，即实践问题，既不能纳入创制活动，也无法被理论活动完全兼容，才完全从学理上呈现出来。
三、“实践”问题的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让“实践”在学理层面上回归并得以澄明，但是适当地回溯，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人已经探讨过有关实践的问题了：比如希波克拉底就曾论述过医疗实践和医疗理论的关系，［10］991柏拉图也使用过“在实践中”、“在理论中”［11］3，并区分了技术制造的知识和教育文化的知识。［11］1009据记载，柏拉图与毕泰戈拉学派的欧多克索和阿尔基塔还就理论知识及其应用问题发生过争论。［10］385但是，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实践”还只是一个没有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的常识性概念，尚未进入人的反思领域，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用“实践”来分析和反思人类行为。是对“实践”的充分认识，从而开拓了一个人自己做主的领域，形成了系统的实践理论，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还只是一个伦理学范畴。
亚里士多德之后有关“实践”问题的理论更可谓浩若烟海，但无一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尤其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三分法”紧密相连。无论是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休谟的从“是”中推不出“应当”，康德对“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所作的区分，还是黑格尔用辩证法破除僵区，打通界限，用“绝对精神”一统天下，抑或是马克思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现人类活动和人类知识的统一，都是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资源的继承、开掘、解读和转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提出了亚里士多德的“三块模板”理论，即“理论模板、实践模板和创制模板”，并认为，“后世的西方实践哲学都可以解释为对这三块模板的修补、剖分、拆解、拼装和改铸”［4］。也有人强调：“在哲学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思想都根源于亚氏的实践哲学，是对其实践哲学的不同方面的阐释和发展；在现实中，亚氏的实践哲学也以观念的形式支配着西方社会人们的实践方式。”［12］而且，在马克思之后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西方实践哲学的主流表现，无论是海德格尔对艺术和技术这两种技艺的区分，还是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三分法”的重申，也不论是阿伦特把人类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还是哈贝马斯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和“相互作用”［13］，都表明了一个从马克思回归亚里士多德的趋势。
这一切研究迹象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经久不衰的价值，它对整个现代实践哲学的深远影响可窥一斑，以至于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我们时代挥之不去的“幽灵”。所以，当“实践”成为一个点击频率颇高的词汇的时候，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语境中的“实践”的敞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当然，本文只是浮光掠影，只为抛砖引玉，并未作透彻的分析，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起步。《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人类自主活动的“实践”领域的开创和阐发，意味悠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还需要深深地体会和慢慢地玩味，为什么呢？在开篇亚里士多德就似乎已经告诉我们了：“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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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