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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动荡、起伏的时代，当时中日两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分别处于走向衰落或兴盛的关键期。这段时期也是日本人“文化优越感”的生成期，通过这种“文化优越感”形成前后日本纪行文学中的广东记述，初步勾勒出清末民初广东地区的风貌、人情、街道、港口、租界及妇女儿童的具象和特点，同时考察日本人视野下作为“文化他者”的广东形象如何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发展及演变。
关键词：纪行文学;清末民初;广东形象
随着《中日修好条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日关系逐渐在各个方面发生变化。日本为谋求更多在华利益，派遣众多官员、学者、军人、实业家、学生等各类人员前来中国参观、游历，这些人留下了大量游记、散文、报告等纪行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日本人中国纪行文学中所描述的交通地理、人物风情、风土环境、地方情势、贸易特产，以及对当地进行过交流的官员、平民等的相关记录，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大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征。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日本人中国游记尤其是关于广东的记述内容进行深入的整理和归纳，力求呈现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广东地区形象，重构清末民初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一、清末民初时期有关广东的日本人游记介绍
本文主要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公开版权的1860-1926年间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为素材进行整理归纳，包括《支那通商必携》（满川成种，醉轩书屋，1873年）、《漫游见闻录》（黑田清隆，农商务省，1888年）、《东亚各港志》（参谋部，1893年）、《支那的金融》（东亚实进社，1918年），《支那漫游实记》（安东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1年）、《支那时事》（高桥谦，日清协会，1894年）、《南国记》（竹越与三郎，1910年）、《图南游记》（梶尾保人，1913年）、《粤射陇游》（东亚同文社第8期，1920年）、《彩云光霞》（东亚同文社第21期，1924年）、《金声玉振》（东亚同文社第20期，1922年）、《黄尘行》（东亚同文社第23期，1926年）。这些游记不仅属于文学范畴，更涉及历史、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等领域，是研究十九世纪后叶二十世纪前叶中日两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清末民初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根据作者身份及出游目的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官员和军人，他们的游历主要以政治、军事为考察目的;第二类为商人，游历中国的目的主要是实业考察;第三类为作家、学生，其纪行文学作品以怀古思今、歌情咏志为主要目的。本文涉及的纪行文学作品以第一类和第二类为主，其中《漫游见闻录》的作者黑田清隆曾位居内阁总理大臣，在游记中对广东地区大至地理概况、气候特点、风土人情，细至街市的演变、行船数量种类、乃至本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等均有详细的记录和描述。《支那时事》的作者高桥谦是东亚同文社前身“乐善堂”的一位商人，但实际其为被日本派到中国进行调查的间谍。无论是官员抑或间谍，其游记作品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书中记述了江西至广东沿途水文、地理、社会等各方面大量细节，尤以对广东居屋、风土逸事、广东商人、广东妇幼等的记述最为细致详尽。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一系列中国游学报告中，涉及对广东这一华南要地的记述为数不少。安东不二雄在《支那漫游实记》中提到：“在崇拜西方的浪潮下，希望日人能够着眼于重要邻邦。希望日本未来的国民应利用海洋的优势，在南北东西处扩张商业线、航海线，做锐意进取的远征型国民”，因此需要完备“支那、朝鲜、南洋等重要邻邦的地理情况”[1]，对当时日本人游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目的给出明确的说明，而此类纪行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提供了情报支持。
二、交通地理：水路四通八达铁路方便快捷
纪行文学一般都包含交通地理方面的记述，从清末民初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中提及进入广东的路线看出近代广东交通的演变历程。十九世纪末日本人进入广东主要经由两条水路，一是自香港沿海进入，一是从江西沿江进入。二十世纪初，广九铁路、粤汉铁路相继通车后，一部分日本人经由铁路进出广东。由此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广州交通近代化的演变历程。
广州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即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点在日本人游记中也有所体现，几乎所有来华南地区游历的日本人，不论停留时间长短，都会踏足广东省城广州。黑田清隆于1885年3月12日自长崎乘船前往中国，其日记中记录经由香港到达广东的过程，“3月23日上午八点出发”，“十二点到达虎门”，行至“下午三点半进入广东省城”。[2]由此可见当时广东的交通十分便捷，经由香港进入广东是当时主流交通路线之一。除了介绍进入广东的交通路线，这些游记中不少专门介绍了广东港（广州港）（注：清末民初时期日本人游记中提到的“广东”多指“广州”）。安东不二雄在1891年的《支那漫游实记》中写道“广东港是清朝最兴旺的开放港口”，并介绍“该港口距离香港950哩，每天有固定航班来往两地”，[3]他认为广东港在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广东港应该是支那开放港口中最早开放之地。从10世纪起，阿拉伯人就往返此地，在东亚西亚间通商，1519年葡萄牙人来到此地，百年后荷兰人也来到此处，1639年英国人开通了往来此地的航路”。因此“支那进口货物时，自该港口逐渐分散至各地，鸦片、棉花、金器等西方杂货进入支那均以此港为先”。[4]
进入广东的另一条线路是由水路或陆路行至赣州，由赣州逆章江（赣江）而上，中间转接陆路，再沿江至广州。高桥谦在《支那时事》中详细记述了由赣州至广州的沿江两岸风光及途径市镇的风貌。他首先是从“赣州逆章江而上”，经“谭口司，到达南康县”，见到这座临江城市“商业甚是发达，居民颇殷实”。行到新镇，这是距离南康县60里的小街市，因江水浅而流水湍急，因此“行舟颇艰难”。附近有一长达二百年之久的村落——青龙集。有数十群童“各驱水牛，在江滨放牧”。此集以西为山脉，“夹江两立，山水景致明媚”。至南安府约60里。南安府是南五岭之险要，为楚粤门户。“夹章江没南北两域，丘陵起伏，田野连接四方，南北二城之间有桥梁架于章江之上以利往来。桥上有店铺相接，行人置身桥上而不自知”。此地位置险要，因此“与广东往来频繁，据说舶来品之类概由广东经梅岭输入”。自南安处沿陆路向南行进，“道路宽约一丈内外，颇适宜步行，往来南安与南雄之间搬运货物者络绎不绝”。行至30里渐入梅岭脚下。进而向西行进，“竹木翠色袭人，溪水淙淙，风景绝佳。向北回望南安，渺渺如在烟云之中，丘陵之纵横如在万顷碧波之中。由山脚下道路屈曲峻急，一步比一步高。路拥数千株梅樹，是以‘梅岭’为名”。虽岭路峻急，“但搬运货物之人以及游客往来如织”。其运货方式“多以人肩，甚少使用马骡，只因南地缺少马骡”。运货费用较低廉，“从南安至南雄，百二十里搬运货物重一斤的运费仅约六厘”。自南雄起，因其位于浈水上游，其水路直达韶州府，地理位置便利，因此“人烟稠密，市街繁华”。浈水又名北江，源自梅岭，一路南流至三水县，会流于西江。“河中船舶不下二百余艘，此地河水犹浅，不能通大船，故皆是长十间许小舟，再由小舟载至韶州上大船”。高桥谦从此地乘坐小舟顺浈水而下，沿途经始兴江口。始兴县此处“富豪甚多，其家屋极其坚固宏大，望之如小城堡。原因其一是为了防盗贼”。历史上，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曾有“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除了人多势众以外，广东一带盗匪活动范围广，除了海港和州府以外，偏僻的乡村和山区也都收到他们的烦扰，在这里也从侧面印证了清末民初时盗贼之猖獗，确实所言非虚。至韶州府沿途经桂原山，其“全山俱由怪岩奇石而成，呈千态万状，瑰奇无比”，认为此山比徽州的齐云山尤胜。自韶州府再换乘大船，从浈水南下，有山峰、村落散在平原之中，“土地肥沃，风景秀丽怡人，总之广东一省山水最胜”。[5]经此地后至清远、大塘进入广州。 20世纪初随着粤汉铁路、广九铁路等铁路的陆续开通，连接广州与外界的交通途径更加多样且便利。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学生来华南地区游学时，多数从香港进入，当时香港与广州之间已有广九铁路及虎门水道相通，日本学生多选择来时汽船，去时铁路的交通方式。1917年《黄尘行》中有记录“广州是距离香港向北八十余哩，位于珠江北岸。因广九铁路及虎门水道与香港相通，河川小蒸汽船以及民船等行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及其流域，十分便利”，同时认为广东的发展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因为其“先不说依靠东江、北江的水运，通省内附近的名邑。溯流西江，可远至广西省内。陆地上有粤汉铁路，三水铁路，以及广九铁路的铺设，使其向各城市的交通运输都极其自由便利”。[6]
以上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关于广东交通方面的记述，静态体现出广州向内沿陆路水路辐射境内各中小城镇，向外经由水路铁路连接香港和内陆地区的交通运输核心地位，动态则通过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时间轴上各种交通要素的记录，串联出广东近代交通发展演变的过程。
三、城区风貌：新旧两市与租界沙面
广州是华南地区久负盛名的商都，这一点在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亦多有体现。这些游记均有较大篇幅介绍当时广州的经济情况，描述了广州城内商业分布和店铺经营情况，其中一些还详细记录了相应年份广东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和货物种类等具体数据。
1892年安东不二雄在其见闻录中这样写到：“重要的出口货物有生丝、茶叶、竹席、丝绸、砂糖、陶器、香烟、蜜饯、大麦、米、药材、木材、石材、琥珀、玛瑙、铜、煤及各种制品、海产等，种类繁多。”“进口货物为鸦片、棉花、金器等。”“1885、1889、1890、1891年的出口总额分别为28804228、39573117、28482592、45957092关两”。[7]在东亚同文会1917年刊发的《支那省别全志》中对全国和广东1913、1914、1915年的出口总额分别记录，“支那输出总额分别为403305546、356226629、418861164关两，而其中广东出口总额分别为85622216、70750872、74183594关两”。[8]当时广东口岸出口货物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左右，彰显当时广东口岸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
因为商贸往来频繁，广东街市商业兴盛。清末民初时的广州街市在日本人游记中多有具体描述。对广州城的初印象，1873年满川成种认为广东“成为繁荣之地，现今稍有颓势，但也仅次于上海，其贸易余威犹在”，进入城中考察时发现“此地拥有坚固的城郭，有城门十二座，街道数百，市中沟渠相通，小船通行便利。”“各处架有石桥，各色店面齐全，市内山陵连绵，于江中眺望最佳”。[9]1885年黑田清隆记述，“沿珠江绵延四里，宽三里左右都是街市。珠江以南称为河南，有大片土地。广州城街市周围的城墙约有6里，高平均25尺，宽15～25尺，用石头与砖瓦筑造。由此将街市一分为二，一曰新市，一曰旧市。围绕此街市的城墙于1100年始建，1380年建成。”“两广总督、文武诸官及广州诸吏皆居于此”。对于新市，他特别记录到“新市多商贾聚集，是买卖热闹之地”。对街市上的店面也有例举，“打铜街上银行、丝绸店最多，酱栏街多药材及丸药店，西荣巷多银行，双门底多有书店，商况不甚大，唯有陈李济丸药店被称为粤东第一。十一甫、十三甫，宝华坊多为大绅豪户聚集之地。连新街虽不在富盛之地，但机器厂工之多实际以此地为最”。[10]由此可以一窥当时广州市内商贸之繁华。
日本人访粤游记中，必然会提及一处特殊的小岛——沙面。沙面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建立的据点。皆因沙面地处广州珠江岔口的白鹅潭旁，三江汇集之地，既利于军事防御，又便于与西关商人群体联系贸易。沙面环境整洁、优美宁静，成为日本人来粤必游之地。黑田清隆在游记中着重描述了沙面，说其是“汽船往来澳门的通路”，“与沙面隔岸相对的是各国军舰以及往返于沿海的汽船抛锚之处”。“因位置佳，成为了欧美人居住之所”“自英法開筑以来成为居所，造有铁门，有看门人见着洋服之人便迅速打开铁门，而支那人便皆由小门进出”“这些支那人不是洋人的仆从便是有要事之人，绝对不许闲杂人等进出”。[11]东亚同文会的学生1917年访粤游记的描述则更具体。“沙面以渠为界，与支那街道分隔开来”“只有这里像另一个世界一样漂亮非常。整齐划一的洋楼在榕树间时隐时现，令人心情舒畅”。看到围在租界周边的铁丝网时，感慨其“作为第二次革命的见证，现在依旧还围着租界，让人百感交集”。在之后的十年，沙面依旧作为租界被英法把持，呈现完全异于一河之隔对岸的样貌。东亚同文会的学生“只要有闲暇，常常会去沙面散步”，1925年之后因香港政厅与广东政厅的经济断交，“沙面已经不允许支那人出入，商社大都将办公室迁往市中心，现下已全然变为闲静的住宅地了”，上岛通道戒备森严，“在桥头有纠察队冷眼视之，如不向看守铁门的印度人说恭维话，就无法穿过铁丝条过桥。”尽管如此，但走上步道，只见“一排排房屋掩映在高大茂密的树丛中，中间是设有网球场的草地。树间微风吹过，小鸟飞来跃去。柳树沙沙作响，静下来时，能看到阳光透过茂密树叶投射下来”。周末来到沙面，有时会听到“教堂响起的圣洁的钟声”，夜晚在河岸边，能看到“金发孩童笑闹而过，可爱的法国水兵，容貌端丽的英国海军陆续上岸”，酒吧里传出“爵士乐队呐喊宣泄”。从明亮的窗户里传来“轻快的钢琴曲”。[12]游记描绘与广州主城一渠之隔的沙面干净优美，歌舞升平，侧面勾勒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州的魔幻情景。
四、广东群体形象：广东商人与广东女人
广东具有非常优越的地理优势，自汉代开始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始点之一。广东海上贸易兴盛的传统，造就了广东商人敢于冒险的精神和开放的思维。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广东商帮放眼于整个中国商业史也可谓举足轻重，在海内外均具有很高知名度。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对广东商人印象有专门的记录和分析。其中既有正面的评价“机敏活泼、吃苦耐劳，毫不因循守旧”，也有诸如“狡猾、言行反复、巧弄虚言”的负面评价。虽然评价属于主观感受的范畴，又因不同作者之间的评价标准各有差异，但综合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可以构建出“他者”眼中的广东商人形象。 安东不二雄在1892年的游记中，提到广东商人“机敏活泼、有耐力、吃苦耐劳，且对商机把握快，毫无因循守旧之劣处”。而且“因开放港口的关系，去往南洋、印度、日本、美国等地经营贸易，勤俭耐劳者以该港口之人最多”。安东不二雄还认为广东人“也许是支那人中最优秀的人种，其风俗也有其特点”，文中特别提到广东“妇人无缠足陋习”，认为广东人喜洁，“其街巷陋杂之状不多，居屋也较清洁”。同时提醒日本商人需要注意“广东商人颇狡猾、言行反复、巧弄虚言，欺诈之事尤为擅长”，因此建议若来此港开展业务“需居留此地多年，尽量通晓其语言，了解其风俗，否则无法与其竞争，占得先机”。[13]两年之后，高桥谦在其游记中也对广东商人做了专门的记录，以备日本商人知晓，“支那商人与我国商人相似，不会以一生独守故土，安坐于店头”。特别关注粤商在异乡建立同乡会，以便守望相助的习惯。“因锱铢必较为商之根本，因此不远万里而牟利者不在少数”，其“有居于客地，同乡人相会，多设有俱乐部，以相互团结，亲睦友善，缓急相援，共御外侮之习惯”，其俱乐部被称之为“会馆”，并推举有威望者为会首。他认为“支那商人实擅独立自治，借由设立各自适宜的规约，诚信经营”，因此连“慧眼敏腕的西洋人在商场上也往往略逊一筹”。[14]
如果广东商人是日本人游记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话，那么广东女人无疑就是另一个重点。日本人游记中对于广东人普遍印象是“性格活泼”，特别是劳工杂役之人“动作敏捷”，认为“在支那人中可以位居第一、第二位”。因水路发达，港内小艇众多，其中“多为妇女劳动，完全与男子一样”，在人数上也“与男子几乎相同”，衣着与住所方面“也都较洁净，如上海、厦门等支那街巷简陋杂亂者不多”。广东的妇女儿童也非“胆小怯懦”，且无“裹脚之陋习”，而是“令人惊奇的是此处女子孩童行为大方，买卖、舟船往来等商贸事务皆同男子，能通外情，尤有擅英语之人”。[15]“在此种自古开放往之地，市民大都通晓外事，长于外语，虽是妇孺，亦懂外语，能接待外国人”，[16]“此省又与他省相异，妇人女子与男人一样从事劳动，如行舟摆渡，也无裹脚之陋习，无忌讳出头露面之风习”。[17]在中国历史上男权一直占据主导，女性地位普遍较低。虽在社会风气较开放、礼法约束较少的唐朝，女性在日常外出、结识异性方面受限不多，但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出现后，束缚女性的礼教兴起，女性缠足也开始盛行起来，到明清时期，对女性的压迫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谓中国女性地位的历史最低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在见到了广东女人的言行举止时都十分惊讶，感叹广东女子“也有勇妇”。东亚同文会学生在乘船来到广东之时，所乘坐的舢板船老大是位老妇人，“令人惊讶的是穿着红色兜裆布的船老大，她以健硕的筋骨手执浆立于船头”，显得非常矍铄，有“英姿飒爽、威震四方之态”。[18]当然，游记中也有对广东女人负面印象的表述，认为广东“淫风颇盛，贫民之女大抵以卖淫为生，出嫁至各省或为外国人之妾者甚多，恬然安之，不以为愧，多认为这只是通常职业之一种”。多篇游记提到居民“大都能通外情，会英语者为数不少”，妇女儿童也都能“通晓外语并与外人接触，但嫌恶外人反比北方民众更甚”。[19]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广州民众一方面积极接受外部新鲜事物，敢闯敢干，另一方面身处半殖民地社会，他们作为“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屈辱意识是深植于心而显于外的。
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对于广东群体的表述，投射出广东人特别是广东商人和广东妇女的时代剪影，虽因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部分评价有失偏颇，但对于清末民初广东人群体形象解读提供了来自异域的独特视角。
五、结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可谓各自处于走向衰败或兴盛两个不同方向的关键期，这个时期也是日本人所谓“文化优越感”的生成期。通过这种“文化优越感”形成前后，日本人游记中有关广东记述的勾勒和介绍，初步展现了清末民初广东地区的地理、交通、街市、港口、租界及人情的具体形象和特点，考察了日本人视野下作为“文化他者”的广东形象，演示了其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
对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广东形象的研究结果并不能颠覆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实际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上经历了几次变迁。这些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机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建”，简言之，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其变迁的各个阶段“尤其表现为‘实力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20]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将中国作为“圣人君子之国”，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以及这一时期访清热带来的众多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中国的见闻录等，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感不断增加，既感叹清朝的衰落使大国之威荡然无存，又对本国未来的命运抱有绝望和不安。最终，一直秉持“实力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对外秩序调整和重建政策的日本选择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而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人游记，特别是访粤游记中依然体现了上述的价值观，虽然有对当时民众生活困苦的慨叹，但其中充斥着很多以学习西洋文明优等生的姿态居高临下的评价，这种将清末民初的中国置于近代化的对立面，以未开化的对应文明的，落后对应进步，狡猾对应正直，肮脏对应清洁的近代“中国观”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是在梳理日本人游记的广东记述中，可以发现一些异于其他地区的表达，比如“机敏”、“整洁”、“不因循守旧”“多出勇士”等关键词能够反映当时广东地区鲜明独特的地域特点和群体特征。这些正向元素的补充对于丰富清末民初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自身反观地域文化和重构对外民族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同样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支那通商必携 满川成种 【M】醉轩书屋 1873年
2. 漫游见闻录 黑田清隆【M】农商务省 1888年 3. 东亚各港志【M】 参谋部1893年
4. 支那的金融【M】东亚实进社1918年
5. 支那漫游实记 安东不二雄【M】东京博文馆 1891年
6. 支那时事 高桥谦【M】日清协会 1894年
7. 南国记 竹越与三郎【M】二酉社 1910年
8. 图南游记 梶尾保人【M】梶尾保人1913年
9. 粤射陇游 东亚同文社第八期【M】东亚同文书院 1920年
10.彩云光霞 东亚同文社第21期【M】东亚同文书院1924年
11. 金声玉振 东亚同文社第20期【M】东亚同文书院1922年
12.黄尘行 东亚同文社第23期【M】东亚同文书院1926年
13.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游记解题 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M】东洋文库 1980年
14.清代広州港の繁栄――日本人の広東省漂着記録を中心に 【J】或问 15期 2004年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度一般项目成果（编号：GD17CWW08）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303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29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0页。
高桥谦：『支那時事』，日清协會，1894年，第82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3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1页。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別全誌』，东亚同文会，1917-1920年，第134页。
满川成种：『支那通称必携下』 ，醉轩书屋，1885年，第15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181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8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9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0页。
高桥谦：『支那時事』，日清协会，1894年，第90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303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0页。
高桥谦：『支那時事』，日清协会，1894年，第90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6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303页。
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J】日本学刊，2003年3月，第1页。
作者简介：张元（1979-）女，汉族，湖北武汉人，讲师，硕士，中日比较文学及翻译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度一般项目成果（编号：GD17CWW08）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510320）
关键词：纪行文学;清末民初;广东形象
随着《中日修好条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日关系逐渐在各个方面发生变化。日本为谋求更多在华利益，派遣众多官员、学者、军人、实业家、学生等各类人员前来中国参观、游历，这些人留下了大量游记、散文、报告等纪行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日本人中国纪行文学中所描述的交通地理、人物风情、风土环境、地方情势、贸易特产，以及对当地进行过交流的官员、平民等的相关记录，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大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征。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日本人中国游记尤其是关于广东的记述内容进行深入的整理和归纳，力求呈现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广东地区形象，重构清末民初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一、清末民初时期有关广东的日本人游记介绍
本文主要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公开版权的1860-1926年间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为素材进行整理归纳，包括《支那通商必携》（满川成种，醉轩书屋，1873年）、《漫游见闻录》（黑田清隆，农商务省，1888年）、《东亚各港志》（参谋部，1893年）、《支那的金融》（东亚实进社，1918年），《支那漫游实记》（安东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1年）、《支那时事》（高桥谦，日清协会，1894年）、《南国记》（竹越与三郎，1910年）、《图南游记》（梶尾保人，1913年）、《粤射陇游》（东亚同文社第8期，1920年）、《彩云光霞》（东亚同文社第21期，1924年）、《金声玉振》（东亚同文社第20期，1922年）、《黄尘行》（东亚同文社第23期，1926年）。这些游记不仅属于文学范畴，更涉及历史、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等领域，是研究十九世纪后叶二十世纪前叶中日两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清末民初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根据作者身份及出游目的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官员和军人，他们的游历主要以政治、军事为考察目的;第二类为商人，游历中国的目的主要是实业考察;第三类为作家、学生，其纪行文学作品以怀古思今、歌情咏志为主要目的。本文涉及的纪行文学作品以第一类和第二类为主，其中《漫游见闻录》的作者黑田清隆曾位居内阁总理大臣，在游记中对广东地区大至地理概况、气候特点、风土人情，细至街市的演变、行船数量种类、乃至本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等均有详细的记录和描述。《支那时事》的作者高桥谦是东亚同文社前身“乐善堂”的一位商人，但实际其为被日本派到中国进行调查的间谍。无论是官员抑或间谍，其游记作品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书中记述了江西至广东沿途水文、地理、社会等各方面大量细节，尤以对广东居屋、风土逸事、广东商人、广东妇幼等的记述最为细致详尽。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一系列中国游学报告中，涉及对广东这一华南要地的记述为数不少。安东不二雄在《支那漫游实记》中提到：“在崇拜西方的浪潮下，希望日人能够着眼于重要邻邦。希望日本未来的国民应利用海洋的优势，在南北东西处扩张商业线、航海线，做锐意进取的远征型国民”，因此需要完备“支那、朝鲜、南洋等重要邻邦的地理情况”[1]，对当时日本人游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目的给出明确的说明，而此类纪行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提供了情报支持。
二、交通地理：水路四通八达铁路方便快捷
纪行文学一般都包含交通地理方面的记述，从清末民初日本人的中国游记中提及进入广东的路线看出近代广东交通的演变历程。十九世纪末日本人进入广东主要经由两条水路，一是自香港沿海进入，一是从江西沿江进入。二十世纪初，广九铁路、粤汉铁路相继通车后，一部分日本人经由铁路进出广东。由此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广州交通近代化的演变历程。
广州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即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点在日本人游记中也有所体现，几乎所有来华南地区游历的日本人，不论停留时间长短，都会踏足广东省城广州。黑田清隆于1885年3月12日自长崎乘船前往中国，其日记中记录经由香港到达广东的过程，“3月23日上午八点出发”，“十二点到达虎门”，行至“下午三点半进入广东省城”。[2]由此可见当时广东的交通十分便捷，经由香港进入广东是当时主流交通路线之一。除了介绍进入广东的交通路线，这些游记中不少专门介绍了广东港（广州港）（注：清末民初时期日本人游记中提到的“广东”多指“广州”）。安东不二雄在1891年的《支那漫游实记》中写道“广东港是清朝最兴旺的开放港口”，并介绍“该港口距离香港950哩，每天有固定航班来往两地”，[3]他认为广东港在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广东港应该是支那开放港口中最早开放之地。从10世纪起，阿拉伯人就往返此地，在东亚西亚间通商，1519年葡萄牙人来到此地，百年后荷兰人也来到此处，1639年英国人开通了往来此地的航路”。因此“支那进口货物时，自该港口逐渐分散至各地，鸦片、棉花、金器等西方杂货进入支那均以此港为先”。[4]
进入广东的另一条线路是由水路或陆路行至赣州，由赣州逆章江（赣江）而上，中间转接陆路，再沿江至广州。高桥谦在《支那时事》中详细记述了由赣州至广州的沿江两岸风光及途径市镇的风貌。他首先是从“赣州逆章江而上”，经“谭口司，到达南康县”，见到这座临江城市“商业甚是发达，居民颇殷实”。行到新镇，这是距离南康县60里的小街市，因江水浅而流水湍急，因此“行舟颇艰难”。附近有一长达二百年之久的村落——青龙集。有数十群童“各驱水牛，在江滨放牧”。此集以西为山脉，“夹江两立，山水景致明媚”。至南安府约60里。南安府是南五岭之险要，为楚粤门户。“夹章江没南北两域，丘陵起伏，田野连接四方，南北二城之间有桥梁架于章江之上以利往来。桥上有店铺相接，行人置身桥上而不自知”。此地位置险要，因此“与广东往来频繁，据说舶来品之类概由广东经梅岭输入”。自南安处沿陆路向南行进，“道路宽约一丈内外，颇适宜步行，往来南安与南雄之间搬运货物者络绎不绝”。行至30里渐入梅岭脚下。进而向西行进，“竹木翠色袭人，溪水淙淙，风景绝佳。向北回望南安，渺渺如在烟云之中，丘陵之纵横如在万顷碧波之中。由山脚下道路屈曲峻急，一步比一步高。路拥数千株梅樹，是以‘梅岭’为名”。虽岭路峻急，“但搬运货物之人以及游客往来如织”。其运货方式“多以人肩，甚少使用马骡，只因南地缺少马骡”。运货费用较低廉，“从南安至南雄，百二十里搬运货物重一斤的运费仅约六厘”。自南雄起，因其位于浈水上游，其水路直达韶州府，地理位置便利，因此“人烟稠密，市街繁华”。浈水又名北江，源自梅岭，一路南流至三水县，会流于西江。“河中船舶不下二百余艘，此地河水犹浅，不能通大船，故皆是长十间许小舟，再由小舟载至韶州上大船”。高桥谦从此地乘坐小舟顺浈水而下，沿途经始兴江口。始兴县此处“富豪甚多，其家屋极其坚固宏大，望之如小城堡。原因其一是为了防盗贼”。历史上，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曾有“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除了人多势众以外，广东一带盗匪活动范围广，除了海港和州府以外，偏僻的乡村和山区也都收到他们的烦扰，在这里也从侧面印证了清末民初时盗贼之猖獗，确实所言非虚。至韶州府沿途经桂原山，其“全山俱由怪岩奇石而成，呈千态万状，瑰奇无比”，认为此山比徽州的齐云山尤胜。自韶州府再换乘大船，从浈水南下，有山峰、村落散在平原之中，“土地肥沃，风景秀丽怡人，总之广东一省山水最胜”。[5]经此地后至清远、大塘进入广州。 20世纪初随着粤汉铁路、广九铁路等铁路的陆续开通，连接广州与外界的交通途径更加多样且便利。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学生来华南地区游学时，多数从香港进入，当时香港与广州之间已有广九铁路及虎门水道相通，日本学生多选择来时汽船，去时铁路的交通方式。1917年《黄尘行》中有记录“广州是距离香港向北八十余哩，位于珠江北岸。因广九铁路及虎门水道与香港相通，河川小蒸汽船以及民船等行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及其流域，十分便利”，同时认为广东的发展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因为其“先不说依靠东江、北江的水运，通省内附近的名邑。溯流西江，可远至广西省内。陆地上有粤汉铁路，三水铁路，以及广九铁路的铺设，使其向各城市的交通运输都极其自由便利”。[6]
以上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关于广东交通方面的记述，静态体现出广州向内沿陆路水路辐射境内各中小城镇，向外经由水路铁路连接香港和内陆地区的交通运输核心地位，动态则通过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时间轴上各种交通要素的记录，串联出广东近代交通发展演变的过程。
三、城区风貌：新旧两市与租界沙面
广州是华南地区久负盛名的商都，这一点在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亦多有体现。这些游记均有较大篇幅介绍当时广州的经济情况，描述了广州城内商业分布和店铺经营情况，其中一些还详细记录了相应年份广东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和货物种类等具体数据。
1892年安东不二雄在其见闻录中这样写到：“重要的出口货物有生丝、茶叶、竹席、丝绸、砂糖、陶器、香烟、蜜饯、大麦、米、药材、木材、石材、琥珀、玛瑙、铜、煤及各种制品、海产等，种类繁多。”“进口货物为鸦片、棉花、金器等。”“1885、1889、1890、1891年的出口总额分别为28804228、39573117、28482592、45957092关两”。[7]在东亚同文会1917年刊发的《支那省别全志》中对全国和广东1913、1914、1915年的出口总额分别记录，“支那输出总额分别为403305546、356226629、418861164关两，而其中广东出口总额分别为85622216、70750872、74183594关两”。[8]当时广东口岸出口货物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左右，彰显当时广东口岸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
因为商贸往来频繁，广东街市商业兴盛。清末民初时的广州街市在日本人游记中多有具体描述。对广州城的初印象，1873年满川成种认为广东“成为繁荣之地，现今稍有颓势，但也仅次于上海，其贸易余威犹在”，进入城中考察时发现“此地拥有坚固的城郭，有城门十二座，街道数百，市中沟渠相通，小船通行便利。”“各处架有石桥，各色店面齐全，市内山陵连绵，于江中眺望最佳”。[9]1885年黑田清隆记述，“沿珠江绵延四里，宽三里左右都是街市。珠江以南称为河南，有大片土地。广州城街市周围的城墙约有6里，高平均25尺，宽15～25尺，用石头与砖瓦筑造。由此将街市一分为二，一曰新市，一曰旧市。围绕此街市的城墙于1100年始建，1380年建成。”“两广总督、文武诸官及广州诸吏皆居于此”。对于新市，他特别记录到“新市多商贾聚集，是买卖热闹之地”。对街市上的店面也有例举，“打铜街上银行、丝绸店最多，酱栏街多药材及丸药店，西荣巷多银行，双门底多有书店，商况不甚大，唯有陈李济丸药店被称为粤东第一。十一甫、十三甫，宝华坊多为大绅豪户聚集之地。连新街虽不在富盛之地，但机器厂工之多实际以此地为最”。[10]由此可以一窥当时广州市内商贸之繁华。
日本人访粤游记中，必然会提及一处特殊的小岛——沙面。沙面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建立的据点。皆因沙面地处广州珠江岔口的白鹅潭旁，三江汇集之地，既利于军事防御，又便于与西关商人群体联系贸易。沙面环境整洁、优美宁静，成为日本人来粤必游之地。黑田清隆在游记中着重描述了沙面，说其是“汽船往来澳门的通路”，“与沙面隔岸相对的是各国军舰以及往返于沿海的汽船抛锚之处”。“因位置佳，成为了欧美人居住之所”“自英法開筑以来成为居所，造有铁门，有看门人见着洋服之人便迅速打开铁门，而支那人便皆由小门进出”“这些支那人不是洋人的仆从便是有要事之人，绝对不许闲杂人等进出”。[11]东亚同文会的学生1917年访粤游记的描述则更具体。“沙面以渠为界，与支那街道分隔开来”“只有这里像另一个世界一样漂亮非常。整齐划一的洋楼在榕树间时隐时现，令人心情舒畅”。看到围在租界周边的铁丝网时，感慨其“作为第二次革命的见证，现在依旧还围着租界，让人百感交集”。在之后的十年，沙面依旧作为租界被英法把持，呈现完全异于一河之隔对岸的样貌。东亚同文会的学生“只要有闲暇，常常会去沙面散步”，1925年之后因香港政厅与广东政厅的经济断交，“沙面已经不允许支那人出入，商社大都将办公室迁往市中心，现下已全然变为闲静的住宅地了”，上岛通道戒备森严，“在桥头有纠察队冷眼视之，如不向看守铁门的印度人说恭维话，就无法穿过铁丝条过桥。”尽管如此，但走上步道，只见“一排排房屋掩映在高大茂密的树丛中，中间是设有网球场的草地。树间微风吹过，小鸟飞来跃去。柳树沙沙作响，静下来时，能看到阳光透过茂密树叶投射下来”。周末来到沙面，有时会听到“教堂响起的圣洁的钟声”，夜晚在河岸边，能看到“金发孩童笑闹而过，可爱的法国水兵，容貌端丽的英国海军陆续上岸”，酒吧里传出“爵士乐队呐喊宣泄”。从明亮的窗户里传来“轻快的钢琴曲”。[12]游记描绘与广州主城一渠之隔的沙面干净优美，歌舞升平，侧面勾勒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州的魔幻情景。
四、广东群体形象：广东商人与广东女人
广东具有非常优越的地理优势，自汉代开始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始点之一。广东海上贸易兴盛的传统，造就了广东商人敢于冒险的精神和开放的思维。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广东商帮放眼于整个中国商业史也可谓举足轻重，在海内外均具有很高知名度。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对广东商人印象有专门的记录和分析。其中既有正面的评价“机敏活泼、吃苦耐劳，毫不因循守旧”，也有诸如“狡猾、言行反复、巧弄虚言”的负面评价。虽然评价属于主观感受的范畴，又因不同作者之间的评价标准各有差异，但综合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可以构建出“他者”眼中的广东商人形象。 安东不二雄在1892年的游记中，提到广东商人“机敏活泼、有耐力、吃苦耐劳，且对商机把握快，毫无因循守旧之劣处”。而且“因开放港口的关系，去往南洋、印度、日本、美国等地经营贸易，勤俭耐劳者以该港口之人最多”。安东不二雄还认为广东人“也许是支那人中最优秀的人种，其风俗也有其特点”，文中特别提到广东“妇人无缠足陋习”，认为广东人喜洁，“其街巷陋杂之状不多，居屋也较清洁”。同时提醒日本商人需要注意“广东商人颇狡猾、言行反复、巧弄虚言，欺诈之事尤为擅长”，因此建议若来此港开展业务“需居留此地多年，尽量通晓其语言，了解其风俗，否则无法与其竞争，占得先机”。[13]两年之后，高桥谦在其游记中也对广东商人做了专门的记录，以备日本商人知晓，“支那商人与我国商人相似，不会以一生独守故土，安坐于店头”。特别关注粤商在异乡建立同乡会，以便守望相助的习惯。“因锱铢必较为商之根本，因此不远万里而牟利者不在少数”，其“有居于客地，同乡人相会，多设有俱乐部，以相互团结，亲睦友善，缓急相援，共御外侮之习惯”，其俱乐部被称之为“会馆”，并推举有威望者为会首。他认为“支那商人实擅独立自治，借由设立各自适宜的规约，诚信经营”，因此连“慧眼敏腕的西洋人在商场上也往往略逊一筹”。[14]
如果广东商人是日本人游记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话，那么广东女人无疑就是另一个重点。日本人游记中对于广东人普遍印象是“性格活泼”，特别是劳工杂役之人“动作敏捷”，认为“在支那人中可以位居第一、第二位”。因水路发达，港内小艇众多，其中“多为妇女劳动，完全与男子一样”，在人数上也“与男子几乎相同”，衣着与住所方面“也都较洁净，如上海、厦门等支那街巷简陋杂亂者不多”。广东的妇女儿童也非“胆小怯懦”，且无“裹脚之陋习”，而是“令人惊奇的是此处女子孩童行为大方，买卖、舟船往来等商贸事务皆同男子，能通外情，尤有擅英语之人”。[15]“在此种自古开放往之地，市民大都通晓外事，长于外语，虽是妇孺，亦懂外语，能接待外国人”，[16]“此省又与他省相异，妇人女子与男人一样从事劳动，如行舟摆渡，也无裹脚之陋习，无忌讳出头露面之风习”。[17]在中国历史上男权一直占据主导，女性地位普遍较低。虽在社会风气较开放、礼法约束较少的唐朝，女性在日常外出、结识异性方面受限不多，但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出现后，束缚女性的礼教兴起，女性缠足也开始盛行起来，到明清时期，对女性的压迫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谓中国女性地位的历史最低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在见到了广东女人的言行举止时都十分惊讶，感叹广东女子“也有勇妇”。东亚同文会学生在乘船来到广东之时，所乘坐的舢板船老大是位老妇人，“令人惊讶的是穿着红色兜裆布的船老大，她以健硕的筋骨手执浆立于船头”，显得非常矍铄，有“英姿飒爽、威震四方之态”。[18]当然，游记中也有对广东女人负面印象的表述，认为广东“淫风颇盛，贫民之女大抵以卖淫为生，出嫁至各省或为外国人之妾者甚多，恬然安之，不以为愧，多认为这只是通常职业之一种”。多篇游记提到居民“大都能通外情，会英语者为数不少”，妇女儿童也都能“通晓外语并与外人接触，但嫌恶外人反比北方民众更甚”。[19]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广州民众一方面积极接受外部新鲜事物，敢闯敢干，另一方面身处半殖民地社会，他们作为“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屈辱意识是深植于心而显于外的。
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对于广东群体的表述，投射出广东人特别是广东商人和广东妇女的时代剪影，虽因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部分评价有失偏颇，但对于清末民初广东人群体形象解读提供了来自异域的独特视角。
五、结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可谓各自处于走向衰败或兴盛两个不同方向的关键期，这个时期也是日本人所谓“文化优越感”的生成期。通过这种“文化优越感”形成前后，日本人游记中有关广东记述的勾勒和介绍，初步展现了清末民初广东地区的地理、交通、街市、港口、租界及人情的具体形象和特点，考察了日本人视野下作为“文化他者”的广东形象，演示了其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
对清末民初日本人游记中广东形象的研究结果并不能颠覆这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实际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上经历了几次变迁。这些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机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建”，简言之，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其变迁的各个阶段“尤其表现为‘实力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20]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将中国作为“圣人君子之国”，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以及这一时期访清热带来的众多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中国的见闻录等，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感不断增加，既感叹清朝的衰落使大国之威荡然无存，又对本国未来的命运抱有绝望和不安。最终，一直秉持“实力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对外秩序调整和重建政策的日本选择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而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人游记，特别是访粤游记中依然体现了上述的价值观，虽然有对当时民众生活困苦的慨叹，但其中充斥着很多以学习西洋文明优等生的姿态居高临下的评价，这种将清末民初的中国置于近代化的对立面，以未开化的对应文明的，落后对应进步，狡猾对应正直，肮脏对应清洁的近代“中国观”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是在梳理日本人游记的广东记述中，可以发现一些异于其他地区的表达，比如“机敏”、“整洁”、“不因循守旧”“多出勇士”等关键词能够反映当时广东地区鲜明独特的地域特点和群体特征。这些正向元素的补充对于丰富清末民初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自身反观地域文化和重构对外民族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同样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支那通商必携 满川成种 【M】醉轩书屋 1873年
2. 漫游见闻录 黑田清隆【M】农商务省 1888年 3. 东亚各港志【M】 参谋部1893年
4. 支那的金融【M】东亚实进社1918年
5. 支那漫游实记 安东不二雄【M】东京博文馆 1891年
6. 支那时事 高桥谦【M】日清协会 1894年
7. 南国记 竹越与三郎【M】二酉社 1910年
8. 图南游记 梶尾保人【M】梶尾保人1913年
9. 粤射陇游 东亚同文社第八期【M】东亚同文书院 1920年
10.彩云光霞 东亚同文社第21期【M】东亚同文书院1924年
11. 金声玉振 东亚同文社第20期【M】东亚同文书院1922年
12.黄尘行 东亚同文社第23期【M】东亚同文书院1926年
13.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游记解题 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M】东洋文库 1980年
14.清代広州港の繁栄――日本人の広東省漂着記録を中心に 【J】或问 15期 2004年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度一般项目成果（编号：GD17CWW08）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303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29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0页。
高桥谦：『支那時事』，日清协會，1894年，第82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3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1页。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別全誌』，东亚同文会，1917-1920年，第134页。
满川成种：『支那通称必携下』 ，醉轩书屋，1885年，第15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181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8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9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0页。
高桥谦：『支那時事』，日清协会，1894年，第90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303页。
安东不二雄：『支那漫遊実記』，安東不二雄，东京博文馆，1892年版，第130页。
高桥谦：『支那時事』，日清协会，1894年，第90页。
东亚同文会：《黄尘行》，东亚同文书院第23期生，支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刊行会，1927年，第36页。
黑田清隆：『漫遊見聞録』，农商务省，明治21年（1888年）4月，第303页。
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J】日本学刊，2003年3月，第1页。
作者简介：张元（1979-）女，汉族，湖北武汉人，讲师，硕士，中日比较文学及翻译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度一般项目成果（编号：GD17CWW08）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51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