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鲁迅的评价客观而中肯。论其中国文学的发展，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同一，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性尚未呈现。魏晋是一个文的自觉的时代，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出现了专门的作家群体，开始从事自觉的、富有个性的诗歌创作，从而促成了中国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黄金阶段。曹丕功不可没，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文学的个性与审美性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呈现了鲜明的“文的自觉”的倾向，对魏晋文学以及后世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领军人物，曹丕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成绩斐然，他的《典论·论文》更是在理论上触及了魏晋时期具有时代性和开拓性的文学问题，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发生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典论》是曹丕一部重要的政治、学术著作，共5卷20篇。“典”有“常”“法”之意，“典论”主要是指讨論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论文》是其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其他各篇都已散佚。曹丕的《典论·论文》是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开山之作，而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理论探究，《典论·论文》在魏晋文论的发展中可谓功不可没。笔者发现，《典论·论文》具有极为明显的魏晋“文的自觉”的时代特征，曹丕对文体、文气、文章等多方面的论述都是魏晋“文的自觉”的突出表现。
　　一、文体之“自觉 —四科八体说
　　关于文体的分类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西汉刘歆所著《七略》将文体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辑略是六略之前的概括性的总论，所以《七略》对文体的划分实为六类。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最早的、最权威的文体分类方法。真正兴起对文体的研究是在魏晋时期，此时期文章写作繁荣，各种文体创作在先秦两汉创作积淀的基础之上趋于成熟和完善。曹丕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文体的分类方法—“四科八体”说，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不仅对文体进行了分类，并且精确地概述了每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方法。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曹丕指出，文章可以选用不同的文体去表达。但是不同的文体遵循着各自不同的写作方法。他把文体分为四科：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即八种不同的文体。曹丕不仅对文体进行了分类，而且概述了每种文体的特点：奏议注重典雅，书论注重说理，铭诔崇尚真实，诗赋讲究语言的华丽。评述精准，而“诗赋欲丽”说是曹丕“四科八体”说中值得关注的部分。在曹丕之前，先秦两汉的诗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诗赋的特殊性尚未被提及，人们往往将诗赋看作与其他应用性文体大体相同的文章写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不仅把诗赋同其他应用性文体区分开来，并且指出诗赋应该注重语言的华美，辞藻的华丽，这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创新，也是魏晋“文的自觉”的重要标志。两汉时期，诗赋创作虽然兴盛，但诗赋提倡的是“讽谏之美”，十分重视诗赋的政治教化作用，形式的工巧反而被称为“雕虫小技”，遭到批判和质疑。曹丕一改前人对诗赋的看法，他看到了诗赋同其他应用文体的差别，并且高度重视诗赋的独立性和审美性，这是对魏晋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为后来陆机在《文赋》中“诗缘情”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的自觉”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
　　二、文气之“自觉”—文以气为主
　　“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范畴，最初是作为哲学范畴而出现的。中国朴素的唯物观认为，在天地未分之前，物质世界是由宇宙的元气构成，后来阳气上升形成天，阴气下沉形成地，这是中国早期唯物主义的“宇宙元气”观。后来“气”被儒家引用到“道德修养”的层面，孟子提倡“浩然之气”，指的是人通过一定的道德修养所达到的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
　　在中国古代，与“气”相关的审美范畴颇为常见，如气韵、气象、神气、风气、阳光之气、阴柔之气等等。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将“气”的概念引入到了文学理论领域。“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何为曹丕笔下的“文气”？所谓“文气”大体指的是由作家的个性气质所决定的，作家的禀赋、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在文学作品中的整体呈现。而且曹丕认为，这种个性气质就作家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学习培养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此说法偏颇之处显而易见，但却充分重视作家的个性气质，这也是曹丕文论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在先秦两汉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作家的创作个性尚未被提及，文章的写作要么与史学、哲学融汇，要么承载“诗言志”的政治教化作用，虽然作家的创作也各有其特征，但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始终未被提及，文论中也鲜有对作家个性气质的强调。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反映了汉魏之交文学创作的发展实际和文学思想的重要转变，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新思潮的理论概括。魏晋时期是一个“文的自觉”的时代，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强调更是“文的自觉”的重要表现。魏晋时期确实也出现了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家，正如曹丕评价建安七子，“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强调必然带来诗歌风格的多姿多彩，呈现绚烂多姿的整体风貌，这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无疑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文章不朽之“自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文章写作由来已久，然而在曹丕之前，人们对文章、文学似乎不是十分重视。儒家有“三不朽”的学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虽为不朽之事，但是在立德与立功之后。
　　曹丕重视文章的写作，高度评价了文章的地位和作用。他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其对文章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将文章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追其原因，无依据的大体有两种：第一，曹丕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他想借助文学成就一家之言。第二，大力鼓吹文章的重要作用，就是想让才华出众的弟弟曹植专心从事于写诗作赋，不要和他争夺王位。此两种说法无依据而言。笔者认为，曹丕之所以给予了文章很高的评价，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魏晋时期文学自身的繁荣和其对文学的喜爱。魏晋时期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黄金阶段，三曹的文学贡献显而易见，而曹丕作为魏文帝大力鼓吹文章的作品和价值，这之于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曹丕突破传统观念，鼓励文人创作，文章地位空前被提高，必然会带动人们对文章写作进行专门且深入的研究，文学理论的重心也从探讨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转向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和关注，这不仅是文人文学意识的觉醒，也是魏晋时期“文的自觉”的时代标志。
　　综上所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具有鲜明的魏晋时期“文的自觉”的时代特征，是一篇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文学理论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