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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时代，体力是战场搏杀的主要因素。此时经济落后却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对阵文明先进的农耕民族占有军事优势。中国的汉族政权一再败亡于游牧民族军队，西罗马帝国灭亡于北方“蛮族”，是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
以火药发明为标志的热兵器出现后，化学能、机械能产生了千万倍于体能的打击力，武士再强的肌肉，穿戴再坚硬的盔甲都不可能挡住枪炮。热兵器的产业基础，又是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产能，以及研制新武器的科技水平。工业化的国家对付农业国，在武器方面会有绝对的优势，经济和科技上“落后就要挨打”就成为了基本规律。
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科技落伍和军事衰败，造成中国近代陷入100多年落后挨打的局面，追溯其根本原因是中华大地同西欧相比落后了几百年。自15世纪开始，欧洲走向资本主义后，明帝国便开始落后。清朝入主中原后以落后封閉的理念治国，导致国家愈贫、军队愈弱。
谈论清朝时，有人总愿意说起“康乾盛世”，其实那只是社会相对稳定的回光返照。在此期间，中国同西欧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近年来国内有些人经常引用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和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说法，称“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国内总产值）占世界1/3”，这完全是出自臆想。最早提出此数据的麦迪森，面对国外一些严肃学者的质疑，也承认这是靠“猜测”。他依据的是1840年中国人口达4亿，占人类总人口的1/3，其生产力虽落后于欧洲，却优于亚、非、拉等其他地区，因而取全球的人均中间数值。这种估算法有最明显的经济学错误，就是忽略了工业化的产能和农耕生产力水平的巨大“代差”。当时靠人类手工生产的产品，同西欧主要靠蒸汽机驱动的工业生产创造的价值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西方资本主义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就大大超过了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东方。据统计，以18世纪70年代蒸汽机问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生产能力在70年间增长了20倍。1840年的英国人口总数虽只有2000万，只相当中国的1/20，但其生产总值大大超过中国。当时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根本无法进行国内总产值的计算，只有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的统计。1840年英帝国的财政收入为5200万英镑，按当时的贸易汇率折合白银3.46亿两。换句话说，鸦片战争时白金汉宫掌握的钱财是紫禁城的8倍多。1840年的美国刚刚崛起，政府税收很低，但年财政收入也达到了26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比中国多一半，法国、普鲁士、俄国当年的财政收入也都超过了中国。
西方人正是靠雄厚财力、先进的工业化时代的科技生产能力，才能制造出标准化的枪炮和军舰，这与清朝靠手工工匠的经验打造的抬枪、前膛炮和刀矛等武器相比有着根本性的“代差”。因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同英军以及后来加入的法军根本不能对等交锋，遇到对手后挨上一顿枪炮射击就会溃败而逃，“夷人”以“坚船利炮”轻易打开了贫弱“天朝”的大门。
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搞起了“洋务”，国内却没有近代工业基础，设厂自制的兵船也不过是靠买来外国的发动机和航海设备来组装，质次价高，李鸿章等人就此才感叹“造船不如买船”。此时国家极其贫困，洋务运动中花费最大的北洋海军，在10年间购置装备费不过2000万两白银，如“定远”“镇远”这种单价160万两白银的铁甲舰只能买2艘。此时的英、法、俄等国各自却都保持着几十艘铁甲舰，连新兴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前的购舰、购枪炮费都超过了中国。1895年，清朝对日作战陆海两方面均大败而求和，日本勒索了2.3亿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两白银，入不敷出，只有借外债付赔款，从此背上了近代始终还不清的高利贷，想搞工业和增强军备就更感缺钱。然而，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大败的法国，其境遇则和中国完全不同。德法签订的《法兰克福条约》中规定法国对德国的赔款数相当于7亿两白银，法国仅用5年便还清了战争赔款，并且保持了经济的恢复和稳步的发展。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的贫富相差之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中国，祸乱交兴、四方离乱，除外国人在沿海地区建有少量企业外，当权者根本无力搞经济建设。民国年间不仅没有统计过国内总产值，就连国内有几亿人都搞不清。抗战时所说的“四万万同胞齐奋起”，都是根据清末统计人数以及民国时期卖盐量进行推断的，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首次人口普查才知道国内人口已超过6亿。国家当权者思想守旧，经济上穷困不堪，又没有工业基础，甚至买武器还要看洋大人的态度，这样的社会基础又怎搞军事变革呢？
1925年，蒋介石等建立了国民政府，却将绝大部分财力用来打仗，只是在其控制的部分地区进行工业建设，然而公路、铁路的数量少，修建的工厂规模更是小得可怜，建材和机器绝大多数还要靠进口。对比二战前，1936年各国工业建设的基础冶金业钢材的生产总量，中国关内只有4万吨（关外已沦亡于日本），日本则为580万吨，苏联为1500万吨，美国则超过6000万吨。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税收最高的1936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7亿法币，按当时汇率1法币折合0.33美元计算，仅相当于3.8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年国民产值超过800亿美元，政府年财政收入接近200亿美元。中国之穷和美国之富，相差又是何等悬殊！
民国年间的中国，依然处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期，也是极其贫困的灾难期，只是个别城市和租界里的极少数洋人和“高等华人”过着奢华生活。国民党方面还曾自吹什么全面抗战前有“十年黄金期”的建设，真是可悲的荒诞吹嘘，而近些年，国内网络上一些敌对势力的应声虫，所谓的“国粉”“蒋粉”，还重复这些谰言以图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直至腐朽无能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国内连铁钉、镐头、水泥这些最基本的工业品大多都依靠进口，那时社会上对此的称号就是“洋钉”“洋镐”“洋灰”等，就更不用说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当局的兵工厂只能仿造少量机枪和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且因钢材质量差导致其性能远逊于原装。即使到了二战期间，中国造不出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艘军舰，步枪、机枪和子弹等轻武器也都主要靠进口，而此时美国生产了29万架飞机、10.2万辆坦克和142艘航空母舰，苏联生产了13万架飞机、10.8万辆坦克，日本也生产了6万架飞机、2500辆坦克和15艘航空母舰，落后的农业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饱受工业化日本的欺凌。 中国的经济科技落后已成灾难，但僵化的军事观念将中国拖入了可怕的深渊。在清末民初时，中国陆军搞过“小站练兵”这种仿西式的建军模式，北洋军阀也曾模仿德国、日本的军制建立新军，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实施严格的新法训练。但是当时封建社会结构和军阀制度却没有变化，建成的军队非驴非马。手中拿的是近代武器，遵循的却是旧思想观念、旧人事制度、旧养兵之法的封建买办武装，打仗则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高唱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苏联在1945年出兵东北靠的是机械化作战，一举投入5500辆坦克和3900架战机，以装甲洪流向鬼子们的身上碾去。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依靠美国援助也实行了一些军事变革。然而军事指导思想追随美国，武器装备依赖美制，军队编制学习美军，完全成为美國的附庸。由于国家贫困和缺乏工业基础，无法生产现代化装备，加之美国援助有限，至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的285个师中只有39个师实现全美械化（同美军师的装备相差甚远），空军总共只有500多架飞机，装备保养还要靠美国。这样的军事改革，只能形成一支“半殖民地”军队，对外不会强大，对内被人民唾弃。孙中山讲过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世界工业、科技和军事变革日新月异的大潮中，中国因从明末、清朝到民国的当权者都思想落伍和受腐朽旧体制的束缚，日益落在后面，中华大地便成了列强竞相宰割的角力场。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出的结论。不过有些人仅仅把落后视为武器装备的落后，却忽视了思想观念的落后和军队体制的落后。若仔细研究一下甲午战争，中国陆海军武器总体水平同日军基本相当，此战是中国对外战争中武器装备同对手差距最小的一仗，却输得极其惨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近代以来武器装备同外敌差距最大的一仗，但战果极为辉煌。虽然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苏联的装备技术援助，但远远比不上美军，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是在战火中进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锻造出一支军事思想先进、战斗精神旺盛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找回了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丧失的民族自尊、军事自信。
历史证明，军事思想和体制的僵化腐朽是比武器落伍更可怕的落后，军事变革必须是全方位的。这种变革概括起来就是——军事思想要先行，武器装备做保障，体制重组当推手。
摘编自
《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葛 妍
以火药发明为标志的热兵器出现后，化学能、机械能产生了千万倍于体能的打击力，武士再强的肌肉，穿戴再坚硬的盔甲都不可能挡住枪炮。热兵器的产业基础，又是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产能，以及研制新武器的科技水平。工业化的国家对付农业国，在武器方面会有绝对的优势，经济和科技上“落后就要挨打”就成为了基本规律。
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科技落伍和军事衰败，造成中国近代陷入100多年落后挨打的局面，追溯其根本原因是中华大地同西欧相比落后了几百年。自15世纪开始，欧洲走向资本主义后，明帝国便开始落后。清朝入主中原后以落后封閉的理念治国，导致国家愈贫、军队愈弱。
谈论清朝时，有人总愿意说起“康乾盛世”，其实那只是社会相对稳定的回光返照。在此期间，中国同西欧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近年来国内有些人经常引用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和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说法，称“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国内总产值）占世界1/3”，这完全是出自臆想。最早提出此数据的麦迪森，面对国外一些严肃学者的质疑，也承认这是靠“猜测”。他依据的是1840年中国人口达4亿，占人类总人口的1/3，其生产力虽落后于欧洲，却优于亚、非、拉等其他地区，因而取全球的人均中间数值。这种估算法有最明显的经济学错误，就是忽略了工业化的产能和农耕生产力水平的巨大“代差”。当时靠人类手工生产的产品，同西欧主要靠蒸汽机驱动的工业生产创造的价值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西方资本主义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就大大超过了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东方。据统计，以18世纪70年代蒸汽机问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生产能力在70年间增长了20倍。1840年的英国人口总数虽只有2000万，只相当中国的1/20，但其生产总值大大超过中国。当时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根本无法进行国内总产值的计算，只有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的统计。1840年英帝国的财政收入为5200万英镑，按当时的贸易汇率折合白银3.46亿两。换句话说，鸦片战争时白金汉宫掌握的钱财是紫禁城的8倍多。1840年的美国刚刚崛起，政府税收很低，但年财政收入也达到了26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比中国多一半，法国、普鲁士、俄国当年的财政收入也都超过了中国。
西方人正是靠雄厚财力、先进的工业化时代的科技生产能力，才能制造出标准化的枪炮和军舰，这与清朝靠手工工匠的经验打造的抬枪、前膛炮和刀矛等武器相比有着根本性的“代差”。因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同英军以及后来加入的法军根本不能对等交锋，遇到对手后挨上一顿枪炮射击就会溃败而逃，“夷人”以“坚船利炮”轻易打开了贫弱“天朝”的大门。
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搞起了“洋务”，国内却没有近代工业基础，设厂自制的兵船也不过是靠买来外国的发动机和航海设备来组装，质次价高，李鸿章等人就此才感叹“造船不如买船”。此时国家极其贫困，洋务运动中花费最大的北洋海军，在10年间购置装备费不过2000万两白银，如“定远”“镇远”这种单价160万两白银的铁甲舰只能买2艘。此时的英、法、俄等国各自却都保持着几十艘铁甲舰，连新兴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前的购舰、购枪炮费都超过了中国。1895年，清朝对日作战陆海两方面均大败而求和，日本勒索了2.3亿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两白银，入不敷出，只有借外债付赔款，从此背上了近代始终还不清的高利贷，想搞工业和增强军备就更感缺钱。然而，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大败的法国，其境遇则和中国完全不同。德法签订的《法兰克福条约》中规定法国对德国的赔款数相当于7亿两白银，法国仅用5年便还清了战争赔款，并且保持了经济的恢复和稳步的发展。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的贫富相差之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中国，祸乱交兴、四方离乱，除外国人在沿海地区建有少量企业外，当权者根本无力搞经济建设。民国年间不仅没有统计过国内总产值，就连国内有几亿人都搞不清。抗战时所说的“四万万同胞齐奋起”，都是根据清末统计人数以及民国时期卖盐量进行推断的，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首次人口普查才知道国内人口已超过6亿。国家当权者思想守旧，经济上穷困不堪，又没有工业基础，甚至买武器还要看洋大人的态度，这样的社会基础又怎搞军事变革呢？
1925年，蒋介石等建立了国民政府，却将绝大部分财力用来打仗，只是在其控制的部分地区进行工业建设，然而公路、铁路的数量少，修建的工厂规模更是小得可怜，建材和机器绝大多数还要靠进口。对比二战前，1936年各国工业建设的基础冶金业钢材的生产总量，中国关内只有4万吨（关外已沦亡于日本），日本则为580万吨，苏联为1500万吨，美国则超过6000万吨。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税收最高的1936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7亿法币，按当时汇率1法币折合0.33美元计算，仅相当于3.8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年国民产值超过800亿美元，政府年财政收入接近200亿美元。中国之穷和美国之富，相差又是何等悬殊！
民国年间的中国，依然处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期，也是极其贫困的灾难期，只是个别城市和租界里的极少数洋人和“高等华人”过着奢华生活。国民党方面还曾自吹什么全面抗战前有“十年黄金期”的建设，真是可悲的荒诞吹嘘，而近些年，国内网络上一些敌对势力的应声虫，所谓的“国粉”“蒋粉”，还重复这些谰言以图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直至腐朽无能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国内连铁钉、镐头、水泥这些最基本的工业品大多都依靠进口，那时社会上对此的称号就是“洋钉”“洋镐”“洋灰”等，就更不用说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当局的兵工厂只能仿造少量机枪和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且因钢材质量差导致其性能远逊于原装。即使到了二战期间，中国造不出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艘军舰，步枪、机枪和子弹等轻武器也都主要靠进口，而此时美国生产了29万架飞机、10.2万辆坦克和142艘航空母舰，苏联生产了13万架飞机、10.8万辆坦克，日本也生产了6万架飞机、2500辆坦克和15艘航空母舰，落后的农业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饱受工业化日本的欺凌。 中国的经济科技落后已成灾难，但僵化的军事观念将中国拖入了可怕的深渊。在清末民初时，中国陆军搞过“小站练兵”这种仿西式的建军模式，北洋军阀也曾模仿德国、日本的军制建立新军，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实施严格的新法训练。但是当时封建社会结构和军阀制度却没有变化，建成的军队非驴非马。手中拿的是近代武器，遵循的却是旧思想观念、旧人事制度、旧养兵之法的封建买办武装，打仗则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高唱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苏联在1945年出兵东北靠的是机械化作战，一举投入5500辆坦克和3900架战机，以装甲洪流向鬼子们的身上碾去。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依靠美国援助也实行了一些军事变革。然而军事指导思想追随美国，武器装备依赖美制，军队编制学习美军，完全成为美國的附庸。由于国家贫困和缺乏工业基础，无法生产现代化装备，加之美国援助有限，至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的285个师中只有39个师实现全美械化（同美军师的装备相差甚远），空军总共只有500多架飞机，装备保养还要靠美国。这样的军事改革，只能形成一支“半殖民地”军队，对外不会强大，对内被人民唾弃。孙中山讲过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世界工业、科技和军事变革日新月异的大潮中，中国因从明末、清朝到民国的当权者都思想落伍和受腐朽旧体制的束缚，日益落在后面，中华大地便成了列强竞相宰割的角力场。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出的结论。不过有些人仅仅把落后视为武器装备的落后，却忽视了思想观念的落后和军队体制的落后。若仔细研究一下甲午战争，中国陆海军武器总体水平同日军基本相当，此战是中国对外战争中武器装备同对手差距最小的一仗，却输得极其惨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近代以来武器装备同外敌差距最大的一仗，但战果极为辉煌。虽然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苏联的装备技术援助，但远远比不上美军，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是在战火中进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锻造出一支军事思想先进、战斗精神旺盛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找回了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丧失的民族自尊、军事自信。
历史证明，军事思想和体制的僵化腐朽是比武器落伍更可怕的落后，军事变革必须是全方位的。这种变革概括起来就是——军事思想要先行，武器装备做保障，体制重组当推手。
摘编自
《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