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屋子里是昏暗的，妹妹靠在竹椅上，嘴角噼啪吐了两片瓜子壳：奇怪，回家的路都不记得，却晓得去机修车间的路。
　　请师傅们去车间再找下吧。我说。
　　妹妹嘴一歪，又飞出两片瓜子壳：找遍了。那早就废了，成了鬼城。
　　可我们总不能傻坐着？我说。
　　妹妹抬起头，捋了下前额的乱发，眼睛瞪着我说：
　　没办法！只能登报。叫你回来就是办这事。你路子多，有人脉，常上电视吹牛。说实话，老头子已不见两天。我要是有办法，也懒得喊你回来。
　　一年前，医生诊断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如今的失踪，说明已到空间辨识有障碍的程度。父亲住在长江南岸的郊区，这里曾是一家军工厂的所在地。工厂三面环水，分布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只有一路公交车通往市区。
　　父亲住的宿舍是平房，红砖灰瓦，还是苏联援建时期的产物。红砖既是支撑物，也是外墙，行人路过，一眼便可瞧见它赤裸的坚韧和残缺。
　　母亲去世后，我曾劝父亲搬来和我一起住，却被父亲拒绝。我搬新家时，父亲来过一次。他背着手，颇有兴致地在小洋楼上下里外兜了一圈，本以为他会夸我两句，却没料，他看罢发出一声长长的嗟叹，就不再来了。
　　父亲在病前就粘上了妹妹。也许他已察觉有痴呆症的先兆，便搁下话：将来丫头管我。妹妹不悦道：你一个男人，帮你揩屁股不方便。父亲冲妹妹吹胡子瞪眼道：你擦你儿子屁股擦得蛮好，你就当老子是你儿子好了。不会让你吃亏，这房子归你。妹妹嘴虽硬，心肠却是柔软的。我每次回来，父亲都是一身利落，只是腿脚愈来愈不方便了。
　　一列厂里的小火车从父亲屋子旁边轰隆而过，震得屋顶瑟瑟作响。妹妹抬头看了看，起身抖了抖工作服上的瓜子壳说：我走了，请假出来的，想好了，就快点联系。
　　你等下。我厉声叫住了妹妹：爸爸最近有什么反常吗？
　　妹妹站在门口，看了看我，低头寻思了会说：倒真是有件奇怪的事。老头子这几日在床上总是唉声叹气，不停地骂一个叫施少中的人，说这个狗日的，就是个畜牲，为了一口食，把命给丢了。我问他施少中是谁，他便不出声了。
　　听到施少中的名字，我忙叫妹妹留步，说我知道此人。他是父亲的堂弟。解放后不久，被枪毙了。
　　不得了哦。妹妹夸张地双手一摊：我们亲戚有被枪毙的？施家还出了英雄好汉。
　　你说什么哪！我不悦地看着妹妹：要不是他，爸爸当年也不会参加造反派。
　　父亲本是一个雇农的儿子，东家是他的大伯，也就是施少中的父亲。父亲祖辈几个兄弟原本闯关东开荒种地，虽勉强度日，却算和睦。可偏偏他大伯那支从地里刨出了块玉玺，官府竟说是高句丽年代宫廷之物。兄弟间顿时有了天地之别。父亲和施少中一起长大，却不叫施少中弟弟而称之为少爷。哪晓得风水流转，东北解放，我爷爷做了农会主席，施少中家却划为大地主。
　　施少中被枪毙的那一年，父亲正在中等技术专业学校读书。当时东北遭遇旱灾，施少中饿得眼睛发绿，半夜偷了生产队一头瘦牛，牵到集市上换回一担玉米，没想路上被巡逻的民兵逮住。爷爷托人带信把此事告诉了父亲，本想让父亲心里舒坦，没料想父亲为了表忠诚，向组织坦白了这件事。系总支书记原是抗联一个团长，没听完父亲的交待，就朝父亲的屁股狠狠踹了一脚：操你大爷，刚讨论你的入党申请，你这不是叫老子作难吗。
　　没待我说完，妹妹早就没了兴致，哼了一声，说：难怪从小就听别人喊他“是苕货”。
　　父亲名叫施少霍。在江城人的方言中，傻子被称为“苕货”。
　　二
　　电视台寻人启事播出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江北区派出所的电话。说父亲找到了。我忙问在哪发现的。警察说，是在洞庭街一号楼前。据住一号楼的人说，这几日父亲天天坐在一号楼的台阶上。我不相信警察所言，反复让他确定父亲的身份，警察有些不耐烦了，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何不相信人民警察。
　　妹妹说父亲只记得去机修车间的路，这我相信。他在那做过支部书记，一辈子最辉煌的日子就是在轰隆隆的车间里度過。可洞庭街一号楼和他有什么关系？那里过去是英租界，房子不是哥特式的尖顶就是巴洛克猩红色的墙壁。现在是江城有名的酒吧街，灯红酒绿，粉气熏人。
　　妹妹听说父亲去了洞庭街，很不高兴。她说我住的小区离洞庭街就隔两条马路，她断定父亲是去找我了，酸不拉唧地说，对他再好都没用，心里还是装着儿子。
　　父亲只去过我家一次，如今他连回自己家的路都不记得，哪会是去找我。从工厂到洞庭街，要转几道公交，这对于痴呆的父亲有点不可想象。
　　匆匆赶到江北派出所，我一眼就看到父亲笔直坐在走廊一条长椅子上。父亲的模样除了衣衫有些皱褶，看不出在外流浪几天的疲惫，也无往日的颓靡，甚至还有些亢奋。
　　警察让我掏出证件核实，顺便回头问我父亲，我是不是他儿子。父亲扭过脖颈瞥了我一眼，说不是。我忙对警察说，父亲有老年痴呆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警察没过多怀疑，他自然清楚，不是亲人，谁会自找这个麻烦。
　　不过警察说，据报案的人描述，老人并不像是患有痴呆症。老人这几日上午八点半都会准时敲他家的门，然后便说要找罗局长。报案人说这里没有罗局长。老人便说，有的，没上班罢了，说完便坐在门外台阶上等候。老人渴了，就会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一支冰棍或一瓶汽水，饿了就去附近的摊点买碗热干面。到了天黑，老人就自动离开不知去向。
　　警察看我听的错愕，便笑笑继续说：不过你别担心。在你往这边赶的路上，派出所又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轮渡公司打来的。轮渡公司说，售票员记得，老人几天前搭乘轮渡过了江。另一个电话是附近六渡桥宾馆打来的，说电视里找的那个老人，最近几日都住在他们宾馆。
　　警察说完，走到父亲的跟前，摸了摸父亲稀疏的头发说：你看，他一付老谋深算的模样，像在考虑国家大事哦。一般痴呆的老头，都是个麻木。不怕告诉你，有阵子，我都想痴呆。 　　我没理会警察的调侃，但他对父亲痴呆的怀疑不无道理。要知道，长江上已建造了六座大桥，上班族很少有搭乘轮渡过江的。如今搭乘轮渡的人多半是过去跑月票的老工人。他们退休后闲来无事，坐车搭船也免费，每天坐着轮渡从江南到江北，或从江北到江南。年轻的船员们忙得晕头晕脑。他们则吹拉弹唱，倒是快活。可让我最迷惑的是，父亲为何还识得去六渡桥宾馆的路。
　　那个宾馆过去叫六渡桥招待所，是一百多年前德国人留下的一座洋楼。父亲工厂由于保密所限，几乎与江城隔绝。所以工厂每月会用几辆大卡车，带着先进工作者去六渡桥繁华的商业街逛稀奇，看电影。晚上就安排在六渡桥招待所住宿。
　　印象中，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津津乐道，说：招待所的窗户是彩色玻璃，墙旮旯里雕有花边，睡的床安了弹簧，早上还有德国的大钟叫你起床。
　　前几日外出办事，我还路过这幢洋楼。如今它已被私人承包，大理石的罗马柱上，贴满了召嫖的“学生妹”名片，附近的街道也充斥着小五金杂货。父亲在这地方行走，没被“学生妹”哄走还真算他有本事。
　　细想来，父亲这次失踪可能是随意的游荡，他说在找那个罗局长。我仔细回忆着和父亲交谈的点滴，还真不记得他认识什么罗局长。
　　我问警察，洞庭湖一号楼的住户是不是姓罗？警察说：不是。一号楼是公房，产权是工业局的，现在成了一个高级私人会所。会所老板这几日不舒坦，说一个老头整日蹲在门口，让会所很没面子。
　　会所老板的话，让我有点不爽，本对他有感激，现在却想到他的白眼。我问警察，此老板还说了什么？警察听罢，回头瞅了瞅我父亲，凑到我耳边问：你老头过去是做大官的？我说：你看他那样，哪点像。最大官就是车间支部书记，文革后还被撤了。警察听罢，用手挠了挠头皮，长长“哦”了一声后说：看样子老头是有点问题。他对报案人说，那个罗局长是个将军。
　　三
　　我带着父亲回到了他的红砖瓦房。妹妹见到父亲，上前先捧着父亲的腮帮，随后又用力扯了下父亲的耳朵。父亲呆滞地立在那，没有任何表情。过了许久，他说了句：
　　我饿了。
　　妹妹安顿父亲躺下，自己就去厨房煮面条。我立在一边，等待妹妹开口问什么，可妹妹却一直没出声。直到面条煮好，她把父亲喂完，才说：真搞不清，这鬼老头子，怎会跑一号楼去。那楼和他有毛关系。
　　我说：是不该有关系。爸妈都不是江城人，在这没亲戚。可他硬说楼里有个罗局长，还说他是个将军。
　　妹妹说：你听他胡扯。他就是个吹吹，喜欢唠叨这些大官，来抬高自己。
　　妹妹聊起父亲，话总说得那么直接，不像我，总想给父亲留点面子。我想即使是父子，它也是一种男人和男人间的关系。我的这种想法，也许和我长时间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关。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去了东北农村老家。上大学时，我曾为此质问过父亲。父亲瞪眼道：老子那时候要超英赶美，哪有功夫搭理你。我当时心想：操，你没功夫搭理我，却晓得在床上造我。
　　父亲的房间传来低声的咳嗽声。妹妹赶紧去了父亲的睡房。不一会妹妹扶着颤巍巍的父亲出来，去了厕所。待妹妹再回来時，已是满脸疑惑：这老头子，真是稀奇。刚刚蹲厕所，我问他罗局长是谁，他说他不晓得。我又说，施少中你总该记得吧。他还是说，不晓得。我说，那你晚上喊他做什么。老头子听了，屁股都不擦，腿也有劲了，搂着裤子站起来和我翻脸，说：老子哪里会喊这个杂种。
　　妹妹说完，眼睛亮亮地盯着我道：老头子是不是在装糊涂呵。说不定哪个东北旮旯里，真有个将军亲戚也说不准。
　　父亲的父亲兄弟七八个，如今后代都在农村窝着。父亲能出来混世界，还得益于他每天送施少中上学，靠在私塾窗户下听了几耳朵，识了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组织上很快就送他去读书。可自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已绝不和人谈政治，倘若他人聊起官场之事，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他现在能主动唠叨罗局长，可能拜痴呆所赐。
　　工厂宿舍离洞庭街太远，倘若再发生类似事情，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寻思再三，我对妹妹说，不能再顾及左邻右舍的碎语，把父亲送到养老院吧。
　　妹妹低头想了会后说：哥，我真没那个能力。我说：不用你出钱，你只负责常去看看他就行。妹妹听罢，乐了，可马上又补充道：送养老院可以，但房子还归我。我说：我从没想过和你分这套房。妹妹笑说：哥真好。我说：我也不容易，每天写稿写得吐血，这糊弄人也是一桩体力活。妹妹说：我更不容易，上班心里憋着火，却要低眉顺眼。凭什么土地归了农民，工厂却变成那几个王八蛋的。哪天我要是下岗，非搬走几台车床不可。哪个拦我，老子就和他拼命……
　　我打断妹妹的嚷嚷，这种唠叨我已听了多次。
　　妹妹向我推荐了一家养老院。这家养老院坐落在离工厂不远处的雁栖湖边。湖面很大，过去湖水被工厂排放的污渍弄得浑浊不堪，到处漂着死鱼。可没想现在工厂不景气，湖水倒变得清澈，岸边还有路过的候鸟歇脚，算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一块区域了。养老院是几个下岗工人在工会的帮助下，自筹资金建立。设施虽简陋，倒是弄得干净。
　　我去养老院后，接待我的是一个近六十的女人，她见我填表时写施少霍的名字，不由得一下喊了出来：是施书记呵。
　　我不解地抬头看着她，发现她原本热情的面庞，忽然变得冷漠和忿怨。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施书记的儿子。你回吧，我们不可能接受他的。
　　我问为什么？
　　女人道：他儿女双全，怎能住养老院。女人说完，仰头长叹后说：儿啊，施书记要是住这里，我心里就天天有把锥子。
　　女人没大我多少，却喊我一声儿。我纳闷地看着女人。女人也察觉到自己的突兀，忙说：施书记是好人。他的晚年，不该在我这里过。
　　我说：你刚才还说这里护理精心。难道护理的都是坏人？
　　女人眨巴着眼，一时语塞，最后有些恼怒道：那是两回事。
　　我仔细端详着女人，终于想起，这个女人叫余仙姿，过去是机修车间的，年轻时喜欢扎两个朝天辫。 　　我说：我记得你。我爸倒霉那阵，你白天在会上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是造反起家，晚上就偷偷跑到我家，搂着我母亲哭。
　　我的话，说得女人脸白一阵红一阵。她喃喃道：这日子越过，就觉得施书记越好。
　　我说：好什么？不就是有点手段，喜欢来点小恩惠，晚上加班弄碗肉丝面给你们吃。
　　余仙姿说：你这话真不中听。小手段？小恩惠？那是有人惦记你，你有价值。我现在巴不得有人给我来这套。那时候肉是要计划的，施书记是把你们家的肉票拿了出来。
　　一说肉票我想起来了。母亲那时老是抱怨肉票不够，原来肉票都被父亲拿去贿赂工人了。记得有次我馋肉急眼，和几个伙伴用铁锹拍死了一条大黄狗，没料是新来的军代表家的。父亲知道后脸煞白。把军代表叫来，当着他的面，把我绑在凳子上用皮带抽。一边抽一边说：没解放军，哪有你老子，没有你老子，哪有你这兔崽子。军代表夺过父亲的鞭子，凑到我耳边问：小子，狗肉好吃吧？那狗可是吃海鲜长大的。我说：好吃，鲜得很。急得父亲一边跺脚，一边嚷着操自己祖宗。
　　我把这事说给余仙姿听。余仙姿呵呵笑了下说：我记得，是有那么回事。嗯，前几日听说施书记走丢了，最后在哪找到的？
　　我踌躇了下，还是告诉了余仙姿。余仙姿听罢，蹙了蹙眉，自言自语道：他不是痴呆了吗，怎么又去那。
　　什么意思？我问。
　　余仙姿看了看我，迟疑了下，拍拍我肩膀说：施书记学建筑的，常说那楼气派威风，那楼里最先住的是一个英国人，后来是江城的纺织大王，江城保卫战时，蒋介石的大官也住过那里。
　　那里也住过一个姓罗的将军，是吧？我忽然问。
　　余仙姿愣了一下说：施书记告诉你的？
　　我说：他这次去一号楼就是去找罗局长的。
　　余仙姿说：真见鬼了，罗局长早都死了。
　　我说：死了？
　　余仙姿说：是死了。死了几十年。
　　余仙姿的话，让我内心一沉。我问余仙姿，父亲就是个小人物，能和一个将军有多大瓜葛。
　　余仙姿张了下嘴，又合上了。她的模样有点无措，沉默半天，才说我年纪小，不知道那个年代。她说那时候，没有人物大小之分，随便一个工人，只要气不顺，就可以和党委书记拍桌子，摔椅子。哪像现在，一个班组长就敢耍老板的威风。
　　余仙姿的话未说服我，可我也无心纠结这些问题。我竭力向她陈述了我和妹妹的境况，特别描述了父亲这次搭船过江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
　　一般养老院都不愿意收留老年痴呆症患者。余仙姿还算是仗义，念旧情。她是这间养老院的股东之一，拍板决定收留了父亲。这让我释然许多。我猛然觉得，父亲所谓的那些好，似乎都是在为这天做着准备。
　　四
　　回到家后，我和妹妹郑重地将去养老院一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用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们兄妹许久，最后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起身回自己屋里去了。
　　和妹妹收拾父亲衣物时，我把余仙姿的一些话告诉了妹妹，说还真有个罗局长。妹妹忙问：我们和他是亲戚？我说：你为什么老往亲戚方面想。妹妹說：老头子一直琢磨着翻案，申诉材料写了一大堆，写完后都放在一个小木箱里。他肯定想找个包公递状子。我说：你又瞎扯，这罗局长已死了多年。
　　死了？
　　妹妹同我一样，也惊嚇得够呛。她说：咳，他没得救了，没得救了，真是糊涂了。
　　我和妹妹说话时，父亲忽然从睡房出来了。父亲看了看我们，又瞅了眼桌上的衣物，该是晓得自己离去养老院的日子不远了。他拄着拐杖定在那想了会，目光空洞地看了看四周。我以为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想和我们说说罗局长，却没想他默默走到书房，用拐杖戳了戳书柜上的一个木箱。我回头瞅了瞅妹妹，妹妹惊诧地冲我点了点头。
　　父亲回房后，我把那个木箱搬到了客厅。打开木箱，箱里装着一叠叠稿纸，我随手翻了两页，却没见一点申冤的内容，倒像是写的回忆录。可这个回忆录更像是个人档案。从儿童团开始，写到做机修车间的书记，罗列出几十年里父亲获得大大小小的荣誉。
　　送父亲去养老院的那天，余仙姿一早就候在养老院门前。我们的车刚停稳，她立刻碎步上来为父亲开门。未等父亲站牢，她就一口一个施书记的喊了起来。听见有人喊施书记，父亲的腰板一下子挺直了，可没一会又佝偻了起来。父亲已认不出余仙姿，却用一种欢喜的目光看着她。
　　余仙姿挽着父亲的胳膊，替父亲撑直了身体，头却微微靠在父亲的肩头。我们走过一片花园，来到一幢僻静的楼前。我们走进房子：房间里阳光充足，窗台上还放了一束丁香花，床头柜上，放了一艘军舰模型，那是工厂的标志。屋子里该有的医疗设施都有了，两边墙各有一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坐着一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老人。老人看我们进来，礼貌的站起身，动作很麻利。
　　两位老人面面相觑，身体和表情忽然都僵硬了。父亲的喉头开始呼呼喘着粗气，胳膊不停颤栗，只见他艰难挥起手中的拐杖，用力向对面的老人扔去，然后扭身就要走。
　　对面的老人也是满面通红，躲闪着父亲的拐杖。
　　我上前抱住父亲，连声向对面的老人道歉。老人忙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妹妹问父亲：你认识他吗？父亲看了女儿一眼，茫然摇了摇头。妹妹说：你这老头子，都八十了，还不熄火，别人和你无冤无仇的。
　　一旁的余仙姿“哎呀”一声叫了起来。她嘱咐妹妹看好两老人，拉着我的袖口便出了门。我和余仙姿走到走廊的尽头。余仙姿说：怪我，都怪我。我只想把好房子给施书记，却把这个孙老头忘了。
　　我说：有什么不妥？
　　余仙姿说：孙老头当年是你父亲专案组的组长。
　　余仙姿的话吓了我一跳。我说：不会吧，父亲刚才还说不认识他。
　　余仙姿说：这很难说。年岁大的人就是怪。他可能记不得你的人，却闻得出那个的味，辨得出他的音。
　　听罢余仙姿的话，我心里极为懊丧。好不容易为父亲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安身处，却没想遇到这般事。 　　余仙姿有些为难地看着我，说要不算了，她怕出事。我安慰她，说都老胳膊老腿，能出什么大事。余仙姿说我不了解这帮老人。这帮老头老太，吃的地沟油，操得是中南海的心。遇到观点不同，就翻陈年旧账，出口伤人，暗地里还分着派系呢。
　　我问余仙姿，孙老头为人性格怎样。余仙姿说，孙老头是个孤老，过去为人很阴。如今人老了倒比其它人温和，也许多年在保卫部工作，言语不多，也少和人来往。我劝说余仙姿，说父亲平日为人仗义，在厂里算是有人缘。从刚刚的场面看，孙老头没什么，问题在我父亲身上，把他们俩分开就好。
　　余仙姿沉吟片刻，算是勉强认同我的观点。她说离老孙头比较远的一个区有个单人房，条件更好，就是费用贵点。我说那没关系，只要留下父亲就行。
　　父亲在余仙姿的安排下，终于安顿了下来。看到父亲边走边回头，有些惶恐的样子，我原本释然的心还是有了少许不安。
　　随后的日子里，我常和余仙姿电话联系。余仙姿总说父亲很好，养老院的人都喜欢父亲。父亲虽不记得他们，却天生彼此亲热。余仙姿特别提到了老孙头。说老孙头在养老院待人冷淡，唯独对我父亲热心，主动和父亲搭讪，还殷勤地伺候他。我问余仙姿，父亲对老孙头咋样。余仙姿说，施书记是老小孩了，看孙老头主动伺候他，就摆起了谱，像个大首长似的。有次你父亲把屎蛋拉到裤裆里，是孙老头用手拣出来的。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分彼此，在一起玩了。我笑说，孙老头没捡起屎蛋往他嘴里塞？余仙姿一听乐了，说，你这孩子心肠不好，一点都不像施书记。
　　父亲和孙老头的和好，终让我和妹妹心里轻松下来。我和妹妹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妹妹开冲床，每天掰指头算计冲出的模具数量。下班后除了抱怨，就是把外甥按在桌子上写作业。孩子一走神，上去就一巴掌，还说我就是这样打出来的。
　　我也每天奔赴大大小小的会场，做股票的分析报告。股灾刚过，股民对于我这样的人也充满了怨忿。报告时，个别股民扔个鸡蛋或皮鞋的事也有发生。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半年，父亲又突然失踪了。这回失踪的不仅是父亲，还有孙老头。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和妹妹直奔洞庭街一号楼。
　　一路上，妹妹一直唠叨，说无论父亲是为什么，可这洞庭街如今是花红柳巷，一个痴呆老头总往这跑，说出去会丢人。我怪妹妹多虑。老头当年做书记时，有小姑娘往上凑，余仙姿就是一个。可老头裤带就是搂得紧。妹妹说，她这回相信父亲和罗局长有关系。说人痴呆了，就记住两种人。一是恩人，一是仇人。我说，那罗局长是恩人还是仇人？妹妹想了想说，多半是仇人。
　　妹妹的话有几分道理。父亲不喜溜须舔痔，就好和余仙姿这类人交往，喜欢为他们出头。在出头过程中，他享受一种救世主的乐趣。要是母亲把他这层心思点破，他就说母亲是小资产阶级狭隘。
　　父亲和孙老头果然在一号楼的门前。
　　父亲坐在养老院替他准备的轮椅里，孙老头则坐在旁边一个小木凳上。一缕阳光，透过街边高大的梧桐树叶的间隙，洒在两位老人身上。偶尔的一阵风佛过，飘起两位老人几缕银发。
　　孙老头好像不断在问着父亲什么，父亲也似乎在频频作答。父亲偶尔颐指气使地伸出二指，指向一号楼，孙老头便立刻从小塑料袋里取出一些东西，塞到父亲的嘴里。
　　我和妹妹站了许久，后来怕余仙姿着急，便打电话告诉了余仙姿。电话里余仙姿气急败坏，她让我把电话给孙老头。我想劝余仙姿两句，可她却完全听不进去。
　　我和妹妹慢慢走向两位老人。孙老头发现了我们。他慌忙起身，也许是坐久了，身体竟然摇晃了下。我赶紧上前扶住他。孙老头顾不得晕眩，忙说：别怪你爸，是我答应带他来的。我没说什么，直接把电话递给了他。听得出，余仙姿火冒三丈，哇哇大叫，而孙老头则一声不出，偶尔点下头。
　　我开车载着孙老头和父亲回养老院。上车前，我特意要孙老头坐在副驾驶位，让妹妹陪父亲坐在了后面。车过了长江大桥，我听到后座传来父亲响亮的呼噜声。我侧脸看了旁边的孙老头一眼。他的表情凝重，眼睛冷峻地盯着前方。那里有发电厂正冒烟的一排烟囱。
　　我说：孙师傅，跑这么远很危险。孙老头说：没啥，我们坐轮渡过来的。我说：坐轮渡也要搭车过马路。现在的人对老人可不太客气。都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孙老头听罢，又不出声。我的话有点失礼，刚想解释点什么，就听孙老头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当年再坏，能坏过搞三聚氰胺的人？我忙说：那是，那是。当年就是有错，也是在革命道路上犯的错。孙老头呵呵笑了，说：有觉悟，这话我爱听。
　　见孙老头高兴了，我忽然问孙老头为什么要带父亲出来。孙老头说：为了你父亲。他不来会憋死。我问孙老头：他都记不得多少事了，有什么事能憋他。孙老头扭头望了望窗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
　　车驶入了东湖隧道，车内一下子暗了下来。只有隧道的灯光不时从孙老头脸上划过。我又追问孙老头：一号楼和我父亲有什么瓜葛？孙老头终于回头瞅了我一眼问：余仙姿怎么说的？我说：余仙姿没说什么，她只告诉我，罗局长早就死了。
　　也许你爸爸想他了吧。孙老头若有所思地说。
　　我老头子和将军真有关系？我们是亲戚？妹妹从后座忽然凑到孙老头耳边问。
　　孙老头听了妹妹的话，又呵呵笑了，说：親戚肯定不是，我只晓得，有个叫施少中的人，肯定是你父亲的亲戚。
　　孙老头竟然提起施少中。我想。
　　孙老头继续说：我和你父亲上下铺睡了好几年。只要他放个屁，我就晓得他有几天没屙屎。可说实话，他现在这样，不能全怪施少中。
　　这话我信。妹妹凑上来说：我有个同学，爸爸是南下的，娶了地主家的小姐，过去一路升官，现在一路发财。
　　孙老头笑笑说：丫头说的没错。可你要说他苕，他还和你翻脸。孙老头说完看了看反光镜：丫头，他睡了没有？。
　　睡了，睡了。睡得屁是屁鼾是鼾的。妹妹歪了歪屁股，把头又凑到孙老头耳边，说：孙师傅，你说下我爸爸这个老苕。 　　汽车这时驶出了隧道，忽然的强光刺得孙老头不由得用手挡住视线。我伸手替他放下遮阳板，他才缓过劲了。孙老头对我说，他想抽支烟。我说随便他。然后将他那边的挡风玻璃放下一半。我告诉孙老头扶手的杂物箱里有烟。孙老头打开杂物箱，拿出一包烟，将烟盒在手里轻巧地转了转，连声说：好烟好烟呵。过去中央首长才能抽这种烟。咳，还是现在好，现在好呵。
　　我说：孙师傅，你都拿去抽吧。孙老头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孙师傅，我也来一支。妹妹从后面伸过来两只手指。
　　孙师傅递烟时，瞥了妹妹手一眼，回头对我说：你是哥哥，就一个妹妹，要多关照她。妹妹抢着说：孙师傅，我哥够关照我了。孙师傅又抬眼瞥了下反光镜后说：丫头，你看你的指甲都是黄的，烟抽的小气，还抽的凶，烟屁股都舍不得丢。你看你哥哥的手，他是男人，手却是白嫩嫩的，肯定是烟抽到一半就甩了的人。如今好是好呵，可没得钱的人，活得更不容易。
　　我说：孙师傅，你真行，不愧是搞保卫工作的，观察力牛逼。
　　孙老头摇摇头说：牛逼二字我是听不得的，现在十三四岁的姑娘，大庭广众之下，都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真不怕丑。
　　我和妹妹捧腹大笑。我说：孙师傅，这个字和你脑袋里的字不相干。
　　孙老头说：我看没什么不同。说到这里，我就说你爸爸一件苕事。他眼睛不大，却老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有一次开团委会，我和他坐在一起。散会后，你父亲很生气，对我说他要告状，他看到党委书记的手，在桌子下挠一个女支委的裤裆。其实我也看到了，他一开口，我忙捂住他的嘴巴，告诉他不要说，要说也不要和我说。可施少霍扯开我的手，非说不可。
　　那后来呢？我侧脸看了看孙老头。
　　后来？没有证据能怎样？孙老头说。
　　你不是人证啊。妹妹在后排说。
　　你闭嘴。我截住妹妹的话。
　　孙老头回头看了看妹妹，拍了拍妹妹扶靠背的手，说：看样子丫头像父亲，儿子像母亲。你们猜猜，施少霍厂里告不赢，最后去哪告状了？我说：该不会去找一号楼里的罗局长吧。孙老头说：你小子不是一般机灵。可你肯定想不到，施少霍后来威风了，也成了一号楼的主人，有一帮子人围他转呢。
　　老头子有过这牛逼？没听他说过耶。妹妹大声道。
　　孙老头又拍了拍妹妹扶靠背的手，说：很短暂，很短暂，和巴黎公社时间差不多。
　　五
　　父亲和孙老头回到养老院后，余仙姿没说什么，两个老人照样还是按过去的样子生活。可我知道，余仙姿越是不说，越说明她还没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果然没过几天，余仙姿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同我聊起了养老院的现状。她说这个养老院至今还是黑户，没有拿到经营许可，没有资格替老人买意外保险。工会虽然大力支持，可真出了事，也不会出面负责。
　　余仙姿还想继续说下去，我打断了她的话头。我说：孙老头是个明事理的人，他答应过我，不再带父亲去一号楼。余仙姿不悦地说：他也曾答应过我。孙老头这种人不可信。我说：孙老头人挺好，你不要这样说他。
　　余仙姿冲我很有玩味地笑了笑。
　　我说的不对？我说。
　　余仙姿说：你了解他多少？施书记为什么要拿拐杖扔他？我说：他不就是专案组的嘛，那也是身不由己。
　　余仙姿略带悲戚地说：我一直不明白一件事。施书记到底知不知道，眼前陪他的老头叫孙连中。我问：这很重要？余仙姿没理会我，继续说：如果他晓得，我的心就宽了。如果不晓得，养老院就有风险，施书记也蛮悲哀的。
　　我没太听明白余仙姿的话，疑惑地看着她。
　　余仙姿继续说：他们两人原本好得像兄弟。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施书记得势时，打断过孙连中两根肋骨。文革结束，他案子又落到孙连中手里，孙连中就逼着他喝自己的尿，寒冬腊月，用消防水管冲他。
　　有这事？我不由得问。
　　余仙姿说：厂里老一辈人都知道，这两个人是冤家。
　　余仙姿的话，让我大为惊骇。我有点坐不住了，胸口有点堵，觉得屋子里弥散着一股陈味。我对余仙姿说：我想出去转转。余仙姿说：你去吧，今天天气很好，你是该替施书记好好想想。
　　门外的阳光确实灿烂，天空也很蓝。办公楼对面的老槐树挂满了白花，满院子飘着槐花的香味。槐树下有个老头在来回踱步。老头见我出来，便匆匆向我走来。走进一看，原来是孙老头。
　　她要赶走你父亲？孙老头问。你不能答应。
　　我定睛看着孙老头。孙老头和其它工厂老人有些不同。他面颊白皙，看不到胡须，干干净净，更像个文人。我在想他逼父亲喝尿的样子。
　　你就是孙连中。我说。
　　孙老头一听我喊孙连中的名字，原本焦虑的神情一下子散了。他身体有点软，晃了晃。我上前扶住他。孙老头的手冰凉，还不停地战噤。那一刻，我有点后悔说话这么直接。
　　我和妹妹思虑再三，还是准备替父亲寻找另一家养老院。我到访了江城市许多养老院，终于选定一家名叫“延年”的老人会所。虽说价格不菲，但离我上班地点较近。会所内环境幽静，设备完备，服务人员说话都似吴侬软语。自从听了余仙姿的话，我就有股强烈的愿望，希望父亲的晚年能多享受生活。
　　我把想法告诉妹妹，妹妹忽然不高興了，说我糟蹋钱，也是个苕货。妹妹说，爸爸都糊涂了，他就是整天吃鲍鱼龙虾也尝不出味；就是找个十八岁的姑娘伢整天和他亲热，他也没得感觉。何必呢。
　　妹妹见我不言语，暗忖片刻后继续说：既然哥哥这样孝顺，不如你就把这钱给我。我办离岗，整日陪着爸爸。这是一箭三雕。一是除了离岗基本工资，加上你给的钱，我的收入增加了，也不用再看那些人的脸色；二是你也放心，好专心忽悠别人赚大钱；三是爸爸也不受罪。自己的姑娘再差也不会差过外人。
　　妹妹的话出乎我意料，但确说的是实情。
　　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余仙姿。余仙姿听了边笑边抹眼泪。我对她那点怨气，也全都没了。 　　父亲的屋子很久没住人，墙壁发了霉，屋顶都挂了蜘蛛网。妹妹自己动手把屋子粉刷了一遍，还为自己腾出了一间小屋，安了空调，把屋子弄得花花绿绿的。待妹妹把屋子收拾妥当后，妹妹和我就高高兴兴来到养老院。
　　妹妹一进屋，喊了声爸，就开始收拾父亲的衣物。父亲木然地看着她。我对父亲说，爸，我们要回家了。父亲也没有反应。直到妹妹准备把行李搬出房间时，父亲好像终于明白过来。他在房间叽哩哇啦乱叫，扯住我和妹妹搬行李的胳膊，不让我们出门。我告诉他，我们是回家，是回他和我母亲的家。父亲听了依然攥紧我的胳膊摇头，眼眶里竟巴巴掉出眼泪。
　　父亲弄出的声响，整个养老院都听得见。我看了眼屋外，许多老人都围在门口看热闹。人群中，我看到了孙老头：他的脸色苍白，表情艰涩。站在他旁边的余仙姿也面露不安。见此情景，我只好对父亲说：爸，我带你去一号楼。父亲听到一号楼，拉扯我的手稍微松了下，可马上又攥紧了。
　　我和父亲相持不下的时候，余仙姿悄悄在我耳边耳语了几句。我随余仙姿走出屋子，只见孙老头站在槐树下等我们。孙老头忿忿瞥了余仙姿一眼，又不满地看了看我，说：我们都在忘记，你们却要捡起。你们自以为是，你们晓得个狗屁。
　　余仙姿说：孙师傅，你说话嘴巴干净点，过去的也都是事实。
　　孙老头说：算了，我不跟你扯。再扯老子要骂人了。我问儿子，你真决定带你父亲回家？我说：是，妹妹离岗专门照顾他。孙老头说：丫头人虽好，就不太心细。你要知道，拗着痴呆症老人，是会出大事的。我说：肯定要出养老院，屋子都收拾好了，妹妹工作也辞了。
　　听了我的话，孙老头的目光一下子黯淡，气也松了下来。他低头沉默了会，说：你们是他子女，有权这样做。再僵持下去也不好。你叫周围的人都离开，我可以劝他跟你走。
　　我和余仙姿对孙老头有些半信半疑。余仙姿将围观的老人都吆喝回宿舍后，孙老头缓缓地走进了父亲的屋子。他站在门口，向我们挥了挥手，大声嚷着：滚远点，便将门窗都关上。约莫过了十几分钟，孙老头满脸愁容，浊泪簌簌地走了出来，他边走边呜咽道：快去，快去。他肯定跟你们走。
　　我和妹妹慌忙推门而入，只见父亲脸色煞白，蜷缩在屋角，浑身抖个不停。见我们进来，挣扎着站起来，晃晃悠悠地扑到我怀里，说：快走，快走。孙连中来了。
　　六
　　父亲跨进家门后，神情依旧惶恐。他对收拾一新的家里完全没感觉，只是一直紧拽我的手，上床后也不愿松开。
　　在妹妹的悉心照料下，父亲虽能吃，能睡，却不见精神好起来。他整天茫然坐在床边，盯着从天窗射进来的那道光斑，眼睛慢慢随着光斑移动。而一到了夜里，他就会变得神神秘秘，一本正经告诉妹妹，说屋子里有鬼。有时半夜三更会大声狂喊，那喊声连邻居们都听得悚然。我曾担心，父亲回家后会嚷着找孙老头，可父亲从未提及，甚至也没有提及一号楼。
　　妹妹很能体谅我。她照顾父亲肯定不容易，却很少在我面前表露。只有一次没忍住，哭哭啼啼地说，父亲吃饭时把桌子掀翻，一碗汤泼到她儿子身上，把孩子烫伤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天蒸了碗汽水肉，父亲要吃独食，孩子忍不住，夹了一筷子，父亲就发脾气了。妹妹说，父亲变了。每次开饭，他是不会吃的。非等我们每个菜都吃一遍后才动筷子。一旦吃起来，就不顾他人，狼吞虎咽，饭量特别大。
　　父亲虽然如此，我还是轻松许多。在我看来，能吃能睡，就无大碍。由于前阶段父亲事情的分心，我的粉丝圈人数在减少，有些基本的经济数据我都会弄错。我开始逐渐调整自己的状态。按妹妹的说法，集中精力，努力忽悠赚大钱。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有次我正在做期货市场走势的分析报告，忽然接到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里哇哇大哭，说父亲又不见了。我看着台下无数期待的眼睛，狠心把电话挂了。
　　报告结束，我立刻拨通了妹妹的电话。妹妹没有怪我，只是着急地要求我快去洞庭街一号楼看看，说厂子周围她已经找遍了。我问妹妹父亲是怎么丢的。妹妹说，她上午十点左右带着父亲去菜场买菜，刚付完钱，转身父亲就不见了。
　　我估计了下父亲走失的时间，如果正常的话，他早该在一号楼了。想罢，我立刻开车去了洞庭街。我沿着洞庭街兜了好几圈，都未见父亲的影子。我拨通了六渡桥宾馆的电话。宾馆告诉我，父亲没去那。我犹豫再三，还是走上一号楼台阶敲了门。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把门打开。我先表示歉意，然后问今天是否看过一個老人在门前守候。我看管家还在疑虑，便说数月前这个老人曾敲过一号楼的门。管家仔细看了看我笑了，说：你是他儿子吧，你和你爸爸还真像。怎么？老人又不见了。
　　我说：是。
　　管家挠了挠头想了会，说他可以肯定我父亲没来这。他说今天这里有一个活动，他一直守在门口。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告辞。刚下完楼梯，就听管家喊：这个罗局长是你家什么人？我回头不解地看着管家。管家继续喊：找他的可不止你老头一个呢。我没空琢磨管家的话，转身走了。
　　离开一号楼，我忽然想起了孙老头，我想这是父亲唯一可能去的地方了。我拨通了余仙姿的电话。余仙姿已知道父亲失踪的消息。她说她早就寻遍了养老院。我问余仙姿孙老头在哪？余仙姿说，他就在自己屋里。我拜托余仙姿去孙老头处打听下。余仙姿说可不敢这样做，孙老头要是知道此事，更要骂她了。
　　此时的天空已现黛色。街道两边的路灯亮了。酒吧里有人影开始窜动，巷子的深处不时飘出萨克斯管的声音。我吸着烟，坐在路边椅子上，不知去哪好。这次父亲可能不会有好运了，有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想到此，我心里不由得悲戚起来。
　　父亲在四十五岁前是不怎么关心我的。可是从看守所出来后，父亲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比母亲更细心，更知道我们兄妹的凉热。我读的是本市的大学。无论刮风下雪，每周末我从学校回来时，他都推个破自行车在车站接我。我当时已是十八岁的男人，应该骑车带他才对。可父亲硬让我坐在后座。父亲将自行车踏得飞快，身体紧贴着车把，动作像个小伙子。可坐在后座的我却满脸臊热。我同母亲说了我的感受，希望她劝父亲不要这样。母亲反过来劝我，说她听到父亲在工友面前炫耀，说我上的大学，是千里挑一，放在清朝，不是状元也是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