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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必须通过刮骨疗法，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着力促进制度改革，加快破解体制障碍，为制造业营造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让制造业轻装上阵，切实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33%、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研发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发展实力不断增强。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存在质量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品牌影响力不足等核心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制造业本身的问题，有发展阶段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社会文化等发展环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外制造业发展环境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找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症结和出路。
从顶层设计看，产业规划地位不突出，针对性不强
中国产业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规划政策体系，对促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与国外相比，中国产业政策地位不突出，针对性不强。
从产业政策的地位看，目前中国的产业规划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部门编制的规划效力层次偏低，产业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得不到保障，产业规划的实施机制不完善、约束性不强、随意性较大。而国外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法律。比如日本1956 年颁布了《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83年颁布了《特定产业结构改革临时措施法》、1985年颁布了《促进信息处理法》等众多的产业政策立法。
从产业政策的针对性来看，部分地方在编制产业政策时不考虑地方优势和特色，部分地方在编制产业政策时不考虑地方优势和特色，对上级规划不加选择地全部复制，造成同质竞争和重复建设。比如各省市编制的“十三五”制造业发展规划中，有超过半数的省市提出发展集成电路、高档数控机床、增材制造、工业机器人、纳米材料、石墨烯等，出现了一哄而起、遍地开花的局面。而国外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比如加拿大从东岸到西岸形成了多样化、特色化的产业空间格局——安大略省的汽车、生命科学和信息通讯技术集群，魁北克省的航空航天和信息通讯技术集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的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和数字媒体集群，大西洋各省的食品加工和海洋技术集群等。如图1所示。
从要素投入看，制造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制造业传统的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企业生产经营逐步进入高成本时代。
以下以中美为例予以比较。
税费成本方面，中国总税率约为美国的1.5倍。总税率是世界银行用来反映企业全部税费成本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总税率基本保持平稳，约为43.8%左右；中国总税率从2013年的68.8%降至2017年的67.3%。呈缓慢下降态势，但总体仍高于美国，约为美国的1.5倍左右。如图2所示。
物流成本方面，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约为美国的2倍。根据《2017年美国物流年报》，2016年美国维持商业物流系统的总成本为13926.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5%。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2017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显示，2017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为14.6%，比2016年下降0.3个百分点，约为美国的2倍。如图3所示。
工业用地方面，中国工业用地价格约为美国的3倍。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工业地价约合120美元/平方米，而美国工业用地价格大多低于46.5美元/平方米，远低于中国水平。
能源成本方面，美国汽油、柴油价格分为中国的64%和74%，工业用天然气成本仅为中国的22%，工业用电成本仅为中国的一半左右。如表1所示。
从资本环境看，制造业融资渠道单一，成本偏高
受制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中国制造业资本环境仍不乐观。以中小企业为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总量中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占到了50%以上，融资渠道比较单一。而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和风险投资制度，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比如美国有大量的地区性小型银行，也有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比如硅谷银行），还有极度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机构，为中小企业以及早期创业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选择。
此外，中国融资成本也较国外偏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2017年美国平均贷款利率基本维持在3.25%左右的较低水平。而中国企业高度依赖间接融资，2008-2017年中国平均贷款利率约为5.36%，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如图4所示。
从创新环境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企业创新地位不突出、创新文化尚未形成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人员队伍、世界第二的研发经费投入、全球最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是名副其实的研发大国。但是中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环境仍不完善。这有多重原因：一是对基础研究重视不足。创新型國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较高，国际主要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指标大多在15%-30%之间，而中国这一比重长期徘徊在5%左右。二是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充分发挥。在发达国家，80%的科研工作是在大企业中完成的，而中国的科技活动却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企业处于从属地位。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不完善，还未建立起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制环境，尊重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还未形成。如表2所示。
从企业层面看，管理不规范、定位不清晰等问题突出 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增加就业、贡献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受制于多方面的原因，仍存在管理不规范、定位不清晰等问题。
企业管理方面：国有企业行政色彩突出、企业组织架构及管理层级繁多、运行机制不灵活，创新力不强。而民营企业大多数采用家族制的管理模式，组织管理靠感情、人员使用靠关系、企业决策靠个人，现代管理制度严重缺失。企业规范发展能力不足，导致中国企业竞争力普遍不强，与国外相比，企业寿命不长。如图5所示。
企业定位方面：部分企业缺乏长期、持续和明确的战略规划，定位不清晰，盲目追求“大而全”，在投资管理方面的很多决策出于短期盈利目的，投机驱动与逐利特征显著，造成中国多数企业主业不振、副业不精，最终丧失核心竞争力。
相比而言，国外许多企业坚持术业专攻，在自己所专注的领域精益求精、持续创新，形成了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在各自市场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先者。以“隐形冠军”企业为例，据统计，全球2700多家“隐形冠军”企业中，德国有1307家，占总数的47%；美国有366家，位列第二；而中国只有68家。如图6所示。
从制度文化看，中國制造业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制造业认同感普遍不高
中国制造业在工匠精神、制造文明方面建设不足，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仍待加强。很多企业家对成本控制胜于对品质控制，导致中国部分产品品质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二是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有待培养。一些企业家还存在小富即安的思维，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严重制约了企业做大做强。三是重视技能人才的文化氛围仍未形成。虽然近年来技术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仍存在，从事工业生产就等同于苦、脏、累的思想仍根深蒂固。而且，现阶段技能工人在整体待遇、工作环境、个人提升空间等方面与金融、管理等行业仍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劳动力人才“脱实就虚”，不愿进入制造业。
波士顿咨询公司研究报告称，中国依据生产力调整过的制造业工资从2004年的4.35美元/每小时增加到2014年的大约12.47美元/每小时；而在美国，制造业工资达到22.32美元/每小时，几乎高出中国一倍。
针对上述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必须通过刮骨疗法，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着力促进制度改革，加快破解体制障碍，为制造业营造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让制造业轻装上阵，切实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单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33%、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研发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发展实力不断增强。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存在质量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品牌影响力不足等核心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制造业本身的问题，有发展阶段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社会文化等发展环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外制造业发展环境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找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症结和出路。
从顶层设计看，产业规划地位不突出，针对性不强
中国产业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规划政策体系，对促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与国外相比，中国产业政策地位不突出，针对性不强。
从产业政策的地位看，目前中国的产业规划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部门编制的规划效力层次偏低，产业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得不到保障，产业规划的实施机制不完善、约束性不强、随意性较大。而国外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法律。比如日本1956 年颁布了《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83年颁布了《特定产业结构改革临时措施法》、1985年颁布了《促进信息处理法》等众多的产业政策立法。
从产业政策的针对性来看，部分地方在编制产业政策时不考虑地方优势和特色，部分地方在编制产业政策时不考虑地方优势和特色，对上级规划不加选择地全部复制，造成同质竞争和重复建设。比如各省市编制的“十三五”制造业发展规划中，有超过半数的省市提出发展集成电路、高档数控机床、增材制造、工业机器人、纳米材料、石墨烯等，出现了一哄而起、遍地开花的局面。而国外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比如加拿大从东岸到西岸形成了多样化、特色化的产业空间格局——安大略省的汽车、生命科学和信息通讯技术集群，魁北克省的航空航天和信息通讯技术集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的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和数字媒体集群，大西洋各省的食品加工和海洋技术集群等。如图1所示。
从要素投入看，制造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制造业传统的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企业生产经营逐步进入高成本时代。
以下以中美为例予以比较。
税费成本方面，中国总税率约为美国的1.5倍。总税率是世界银行用来反映企业全部税费成本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总税率基本保持平稳，约为43.8%左右；中国总税率从2013年的68.8%降至2017年的67.3%。呈缓慢下降态势，但总体仍高于美国，约为美国的1.5倍左右。如图2所示。
物流成本方面，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约为美国的2倍。根据《2017年美国物流年报》，2016年美国维持商业物流系统的总成本为13926.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7.5%。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2017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显示，2017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为14.6%，比2016年下降0.3个百分点，约为美国的2倍。如图3所示。
工业用地方面，中国工业用地价格约为美国的3倍。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工业地价约合120美元/平方米，而美国工业用地价格大多低于46.5美元/平方米，远低于中国水平。
能源成本方面，美国汽油、柴油价格分为中国的64%和74%，工业用天然气成本仅为中国的22%，工业用电成本仅为中国的一半左右。如表1所示。
从资本环境看，制造业融资渠道单一，成本偏高
受制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中国制造业资本环境仍不乐观。以中小企业为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总量中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占到了50%以上，融资渠道比较单一。而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和风险投资制度，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比如美国有大量的地区性小型银行，也有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比如硅谷银行），还有极度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机构，为中小企业以及早期创业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选择。
此外，中国融资成本也较国外偏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2017年美国平均贷款利率基本维持在3.25%左右的较低水平。而中国企业高度依赖间接融资，2008-2017年中国平均贷款利率约为5.36%，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如图4所示。
从创新环境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企业创新地位不突出、创新文化尚未形成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人员队伍、世界第二的研发经费投入、全球最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是名副其实的研发大国。但是中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环境仍不完善。这有多重原因：一是对基础研究重视不足。创新型國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较高，国际主要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指标大多在15%-30%之间，而中国这一比重长期徘徊在5%左右。二是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充分发挥。在发达国家，80%的科研工作是在大企业中完成的，而中国的科技活动却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企业处于从属地位。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不完善，还未建立起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制环境，尊重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还未形成。如表2所示。
从企业层面看，管理不规范、定位不清晰等问题突出 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增加就业、贡献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受制于多方面的原因，仍存在管理不规范、定位不清晰等问题。
企业管理方面：国有企业行政色彩突出、企业组织架构及管理层级繁多、运行机制不灵活，创新力不强。而民营企业大多数采用家族制的管理模式，组织管理靠感情、人员使用靠关系、企业决策靠个人，现代管理制度严重缺失。企业规范发展能力不足，导致中国企业竞争力普遍不强，与国外相比，企业寿命不长。如图5所示。
企业定位方面：部分企业缺乏长期、持续和明确的战略规划，定位不清晰，盲目追求“大而全”，在投资管理方面的很多决策出于短期盈利目的，投机驱动与逐利特征显著，造成中国多数企业主业不振、副业不精，最终丧失核心竞争力。
相比而言，国外许多企业坚持术业专攻，在自己所专注的领域精益求精、持续创新，形成了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在各自市场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先者。以“隐形冠军”企业为例，据统计，全球2700多家“隐形冠军”企业中，德国有1307家，占总数的47%；美国有366家，位列第二；而中国只有68家。如图6所示。
从制度文化看，中國制造业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制造业认同感普遍不高
中国制造业在工匠精神、制造文明方面建设不足，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仍待加强。很多企业家对成本控制胜于对品质控制，导致中国部分产品品质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二是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有待培养。一些企业家还存在小富即安的思维，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严重制约了企业做大做强。三是重视技能人才的文化氛围仍未形成。虽然近年来技术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仍存在，从事工业生产就等同于苦、脏、累的思想仍根深蒂固。而且，现阶段技能工人在整体待遇、工作环境、个人提升空间等方面与金融、管理等行业仍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劳动力人才“脱实就虚”，不愿进入制造业。
波士顿咨询公司研究报告称，中国依据生产力调整过的制造业工资从2004年的4.35美元/每小时增加到2014年的大约12.47美元/每小时；而在美国，制造业工资达到22.32美元/每小时，几乎高出中国一倍。
针对上述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必须通过刮骨疗法，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着力促进制度改革，加快破解体制障碍，为制造业营造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让制造业轻装上阵，切实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单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