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城市化刚刚完成50%,工业化更没有真正地完成。高速增长的潜力犹存,但为何经济却出现了严重萎缩迹象?
在去年第三季度,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高达近3个百分点。至今年1~2月份,顺差更创造了历史纪录(1206亿美元)。然而,从今年1~2月开局数据来看,经济将比2014年更加下滑。其原因便是内需疲软造成的产业过剩,进而导致经济下滑。
中国经济的快速回落,其实是超乎一般规律的。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30个国家的经验研究,人均GDP达16000美元时,经济的高增长才告结束。而中国经济不到一半就出现萎缩。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是哪些因素遏制了中国的经济?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学家公认的日本经济崩溃的大背景,中国经济提前结束高增长,首先就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红利提前结束,人口负债提前到来,劳动力提前10年到达顶点。
其次是金融市场的垄断。过去三年是民企的一个漫长的冬天。2010年中國工业企业总数为45.3万个,2013年为35.3万个,10万个工业企业消失。2010年私营工业企业为27.3万个,2013年下降到19.5万个,7.8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消失。民营制造业死亡率达26%。中国民营企业的大规模死亡,直接原因是高成本的绳索越勒越紧。而高成本有三方面因素:一是税费等政务成本;二是土地成本和劳工成本的上升;三是金融成本。
其中,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是导致金融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亿元人民币,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则从1995年最高的31.93%被逼退到了2014年的6.74%。我国国有银行的年利率近10%,影子银行的利率近20%,民间借贷的利率超过30%,过高的资金成本,使产业资本窒息。
三是“先富群体”的流失。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2011年,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
国内投资不足,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资本的外逃。中国的先富群体支撑了中国前些年的城市化以及房车消费,而中国的贫穷群体虽然数量众多却无法接续当前的房车消费,这是中国当前产业过剩进而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的出路何在?关键就在于从根本上促进消费进而提振内需:变革计生政策继续释放人口红利,调整金融、证券体系,使政务更公开公正,让先富回流带动共富。中国的城市化刚刚完成50%,工业化更没有真正地完成,高速增长的潜力犹存,产能过剩也只是相对过剩而已。“新常态”下更应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在去年第三季度,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高达近3个百分点。至今年1~2月份,顺差更创造了历史纪录(1206亿美元)。然而,从今年1~2月开局数据来看,经济将比2014年更加下滑。其原因便是内需疲软造成的产业过剩,进而导致经济下滑。
中国经济的快速回落,其实是超乎一般规律的。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30个国家的经验研究,人均GDP达16000美元时,经济的高增长才告结束。而中国经济不到一半就出现萎缩。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是哪些因素遏制了中国的经济?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学家公认的日本经济崩溃的大背景,中国经济提前结束高增长,首先就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红利提前结束,人口负债提前到来,劳动力提前10年到达顶点。
其次是金融市场的垄断。过去三年是民企的一个漫长的冬天。2010年中國工业企业总数为45.3万个,2013年为35.3万个,10万个工业企业消失。2010年私营工业企业为27.3万个,2013年下降到19.5万个,7.8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消失。民营制造业死亡率达26%。中国民营企业的大规模死亡,直接原因是高成本的绳索越勒越紧。而高成本有三方面因素:一是税费等政务成本;二是土地成本和劳工成本的上升;三是金融成本。
其中,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是导致金融成本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亿元人民币,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则从1995年最高的31.93%被逼退到了2014年的6.74%。我国国有银行的年利率近10%,影子银行的利率近20%,民间借贷的利率超过30%,过高的资金成本,使产业资本窒息。
三是“先富群体”的流失。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2011年,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
国内投资不足,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资本的外逃。中国的先富群体支撑了中国前些年的城市化以及房车消费,而中国的贫穷群体虽然数量众多却无法接续当前的房车消费,这是中国当前产业过剩进而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的出路何在?关键就在于从根本上促进消费进而提振内需:变革计生政策继续释放人口红利,调整金融、证券体系,使政务更公开公正,让先富回流带动共富。中国的城市化刚刚完成50%,工业化更没有真正地完成,高速增长的潜力犹存,产能过剩也只是相对过剩而已。“新常态”下更应直面问题,解决问题。